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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算是友军暂别分头进击，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从他的来信得知，他下乡不到一年就被某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革命家庭的优势。好在他所在工厂与我的插队地隔山为邻，不算太远，他偶尔会翻过山来，送给我一些粮票或者猪油，与我继续交流艺术经验。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军官和武将，还是夹着鸡巴的奔马一类，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大有青年人的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和痞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以至我的知青朋友发现猪油吃光了，就会说：“你那个哑巴朋友呢？怎么不来了？”
但我还是感谢他沉闷的来访，感谢他沉闷的有情有义，包括他偷来哥哥的破手风琴，让我玩了几个月。他的粮票使我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饥荒。
每次回城过年探亲，我的第一件事都是去戥子桥找他。几年下来，我发现他家一步步在发生变化：先是院墙已经粉刷，然后是两间板房改成了砖房，大门刷上了绿油漆，门上还装了个罕见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汉国的手笔？作为劳模子弟，他享受政策优待，没有下农村当知青，进了一家国营工厂，算是父母身边可留一人的安排。他跨上了上海产的自行车，穿上了折线挺括的毛料裤，还勤奋地改变着家居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逐步接轨。他母亲有次吮着铜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等公交车时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小弟，嘴上多出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只脚一踮一踮的。
“请！”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
“你学会了抽烟？”
“玩么。”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玩么。”
“你哪来的钱买烟？”
“报告领导，在下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搞来了担把水。”他是指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我就是下乡的苦命，没办法。但我在农村实在吃不消，饿得眼睛珠子都绿了。我懒得出工，米吃完了就去偷点，油吃完了就去偷点，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根本不管我们了。”
“只做了这么些坏事？”
“爷哎，我表现这么好，汉军那个老鳖还把我当劳改犯，我还能做什么坏事？他一副卖煮蚕豆的样子，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呵，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抡皮砣。”他是指用拳头打人。
他说这些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女子捂嘴暗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介绍介绍，这是谁呵？”
“报告领导，他是神经婆。”话未落音，被那女子擂了一拳。
公交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匆匆向他们告别。他抓住最后的机会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说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好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做什么？用太阳光取火？”
“对呵。”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哪知道呢？”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上了车。被乘客们挤得东偏西倒，挤到一个角落去了。越过一些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嘴张合，继续他莫名其妙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不知道他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莫非他正准备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什么历险游记里入了迷？但我没料到的是，公交车走到下一站时，我听到车窗外有人大声叫我，原来是气喘吁吁的汉民用自行车搭着神经婆又赶上了我。他冲着车窗大喊：“要不要带地图？……”
我回答要，当然要。
但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