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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思想领域造成的最大伤害在于，它损害了进步的理念。1914年之前，已有一百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冲突，西方世界的人均寿命显著延长，许多疾病已被攻克，儿童死亡率也显著下降，基督教传播到了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属于进步—约瑟夫·康拉德提请人们关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埃米尔·左拉则关注道德败坏。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世纪是一个充满道德进步、物质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纪元。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举颠覆了这一切。
但战争真的颠覆了这一切吗？进步的概念是出了名的难以捉摸。人类没有取得任何道德进步，人类残酷和不公正的能力与技术发展并驾齐驱，这么说是一回事，但不会有什么人质疑技术进步的存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J. B.伯里（J. B. Bury）着手开展了一项关于进步理念的研究，审视其发展历程，探寻其最佳理解方式，以及从中所能吸取的教训。《进步史观》一书于1920年面世，其中包含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甚至可以说颠覆性的思想。 1 伯里发现进步的理念本身就在进步。起初，它大体上是源自法国的理念，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都只是非正式地使用它。这是因为在当时，宗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己在来世的救赎，因而（相对而言）不太关心自己今生的命运。人们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世界组织方式的想法，但多半都是凭直觉获知的。比方说，17世纪时的法国作家伯纳德·德·丰特奈尔认为，任何美学进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认为文学已经随着西塞罗和李维达到了极致。 2 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孔多塞认为文明曾经历过十个周期，而奥古斯特·孔德则认为只有三个文明周期。 3 让—雅克·卢梭则另辟蹊径，他认为文明实际上是一种退化，也就是倒退的过程。 4 伯里发掘了两本出版于18世纪晚期的法语书，即《2000年》和《2440年》，书中预测未来完美的进步社会将不再有赊欠现象，只有现金交易，而关于过去的历史和文学档案都将被付之一炬，历史将被视为“人类的耻辱，每一页……都写满了罪恶和愚蠢”。 5 伯里的第二个周期从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开始，直到1859年，包括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他认为这段时期是一个几乎完全乐观的时期，人们相信科学能够改造社会、缓解贫困、减少不平等，甚至如上帝般无所不能。然而，从1859年开始，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伯里认为进步的概念变得模棱两可：人们可以从进化论的算法中解读出乐观和悲观两种结局。 6 他将进步理念的强化视为宗教情感衰退的结果，这种衰退将人们的思想指向现实世界，而非虚无缥缈的来世；它指向科学发展，给予人类更多控制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带来更多的改变；
它指向民主发展，借由这一正式的政治实施方案，实现促进自由和平等的目的。他将社会学视为进步的科学，或是旨在定义进步并衡量变化的科学。 7 他接着补充了这样的想法，即或许进步的理念本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残酷有着某种联系。进步暗示着物质和精神条件将在未来会变得更好，如果当下做出了牺牲，就会造福子孙后代。因此，进步值得我们为之舍命献身。 8
伯里作品的最后一章概括了“进步”是如何演变成进化的思想。 9 正如伯里所见，这是一种关乎哲学的变革，因为进化是非目的论的，它不具有任何政治、社会或宗教意义。它从理论上阐明了进步并不需要明确的方向。此外，进化的对立面（灭绝）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换句话说，此时的进步理念已经夹杂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有旧观念、种族理论和退化。 10 这个想法很诱人，而由此产生的直接而实际的结果是各种学科（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呈现出了历史维度：从此以后，所有的发现，无论自身价值大小，都将被我们用来填补对进化（进步）的理解。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对文明进步和进化的理解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虽然T. 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和阿道夫·希特勒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却有着一点相同之处：他们都热爱古典世界。在1922年，艾略特和乔伊斯出版了他们的巨著，而希特勒则受邀在柏林的国家俱乐部发表演讲，该俱乐部主要由军官、高级公务员和行业领袖组成。就在同一年，一支探险队离开伦敦前往埃及，希望能够找到古典时期最伟大帝王的遗踪。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开罗以南约300公里的帝王谷中，考古学家曾进行过三次煞费苦心的发掘。在每次发掘过程中，图坦卡蒙（Tutankhamen）这个名字都不断出现：它被刻在一个彩陶杯上，一些金箔上，以及一些黏土印章上。 11 因此，图坦卡蒙被认为是一位重要人物，但大多数埃及古物学者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遗体将会重见天日。尽管帝王谷此前已经被发掘过许多次，但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和他的资助人乔治·赫伯特·卡纳封（George Herbert Carnarvon）勋爵下决心再次开挖。他们已经为此尝试了数年，一度因为战争不得不中断。但他们俩都不愿就此放弃。卡特身材修长，有着黑色的眼睛和浓密的胡子。他是位一丝不苟的科学家，耐心而细致，自1899年以来一直在中东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在停战协定签署后，卡特和卡纳封终于获得了在横跨尼罗河两岸的卡尔纳克和卢克索进行发掘的许可。
卡特独自率队离开了伦敦。一开始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发现，直到11月4日这天早晨。 12 当时太阳刚刚开始照耀发掘地点周围的山坡，一位工作人员刮到了一级雕刻在石头上的台阶。经过仔细发掘，十二级台阶显露出来，通往一扇密封且布满灰泥的大门。 13 “整个过程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辨认封印，卡特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处王室墓地。他恨不得立即破门而入，但当天晚上他在现场留下守卫，骑着毛驴回到营地之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等待。卡纳封为这次发掘提供了资金支持，所以陵墓开启时他应当在场。第二天，卡特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卡纳封这一喜讯并邀请他前来见证历史。 14
卡纳封勋爵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射击手，也是一位著名的帆船运动员，年仅23岁时便完成了环球航行。他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收藏家，同时也是英国第三辆合法汽车的拥有者。正是他对速度的热爱间接引发了帝王谷的发掘。一场车祸对他的肺部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从而让他在冬日的英格兰倍感煎熬。他在埃及享受温和的气候时，也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
卡纳封于11月23日抵达卢克索。第一道墓门打开后，门后面是一个充满碎石的房间。清理掉这些碎石后，他们发现了第二道门。他们先在门上钻了个小孔，每个人都退后以防有任何有毒气体逸出。接着他们将小孔凿大，卡特借助手电筒的光亮透过门上的洞向第二个房间里看去。
“你能看见什么吗？”卡纳封急切地问道。
卡特暂时没有回答。他回答时声音因激动而嘶哑。“看见了。”又停了一下。“美妙的东西。” 15 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历史上没有哪位考古学家曾借助手电筒的光芒看到过卡特所见的一切。” 16 他们终于进入第二个房间时，发现这座陵墓塞满了奇珍异宝— 一座镀金王座、两张金色躺椅、若干雪花石膏花瓶，墙上刻着异国情调的动物头像，还有一条金色的蛇。 17 两尊王室雕像对面而立，“宛如哨兵”，它们身穿金色短裙，脚穿金色凉鞋，头上饰有象征保护的眼镜蛇，两人都一手握着权杖，另一手握着棍棒。卡纳封和卡特领略着这令人惊异的壮丽场景，却渐渐明白还缺了些什么：没有石棺。是被人偷走了吗？卡特这时才意识到还存在第三道门。鉴于他们已经发现了如许的奇珍异宝，里面的房间肯定更令人叹为观止。但卡特是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他决定在打开里面的房间之前，先对外面的房间进行适当的考古研究，以免丢失珍贵的信息。因此这间后来被称为前厅的房间被重新密封起来（当然戒备森严），而卡特则召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合作开展学术研究。需要研究的不只是铭文和封印，甚至还包括已发现的植物残余。 18
直到12月16日，陵墓才被重新打开。里面的藏品质量之高，堪称惊世骇俗。 19 一具木质棺木，饰有埃及艺术中从未见过的狩猎场面。还有三张侧面饰有动物图案的躺椅，卡特意识到，在其他发掘中也曾见过类似的图案—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即使在古埃及也非常有名。 20 还有四辆战车，完全被黄金包裹，其体积之庞大，以至于战车的车轴在装上之前不得不先分成两段。不下34个沉甸甸的货箱装满了来自前厅的物品，它们被运到尼罗河上的一艘蒸汽货船上，经过七天的航行顺流而下去往开罗。直到运走这些物品，通往内室的路才得以清理出来。卡特在门上凿了一个足够大的洞，像上次一样借助手电筒的光向洞内张望。“除了一道闪闪发光的墙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拿着手电东张西望，仍然无法找到这道墙的外部边界。显然它封锁了通向门后房间的入口。卡特又一次目睹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物。他的面前是一道纯金打造的墙壁。”门被拆除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道金墙是神殿的一部分，这座神殿占满了第三间墓室。后来进行的测量表明该神殿长17英尺，宽11英尺，高9英尺，除了镶嵌亮蓝彩陶的面板上绘有未知符号以保护死者外，整座神殿完全由黄金包裹。 21 卡纳封、卡特和工人们都震惊得哑口无言。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在正殿之中还有一个房间。内殿已经是第三个房间了，而其中的则是第四个房间。
移除这些层层装饰耗时84天。 22 他们必须设计一台特殊的滑车来抬起石棺的盖子。随着石棺盖子的打开，压轴大戏上演了。里层棺材的盖子上摆放着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头像：“金子闪闪发光，仿佛刚刚出自工匠之手。” 23 “从来没有什么宝物能媲美法老的头像，他的脸由纯金打造，他的眉毛和眼睑由天青石色的蓝玻璃制成，双目则分别由黑曜石和霰石制成。”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小花圈的残骸，“是未亡人少女王后为丈夫送上的最后告别”。 24 在这一切惊世骇俗的发现之后，法老的遗体本身也许不可避免地令人略感失望。少年法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在“药膏和其他油类”中憋闷，这些化学品混合形成了漆黑的沉淀物，并渗透进木乃伊的裹尸布之中。裹尸布之间填满了一层层的珠宝，它们与沉淀物发生反应并导致了自燃，使得遗骸和周围的亚麻裹尸布都碳化了。尽管如此，法老的年龄可以被确定在17岁左右，不满18岁。 25
在历史上，图坦卡蒙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法老王。但他的宝藏和华丽的陵墓令公众对考古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甚至比发现马丘比丘时更为强烈。然而，这次戏剧性的发掘隐藏着一个谜团。如果古埃及人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安葬年仅17岁的图坦卡蒙，他们又是如何埋葬更年长、更贤明的法老呢？如果更高规格的陵墓没有被发现（也确实没被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已经沦落于盗墓贼之手？而这又会对知识造成怎样的损害？如果它们仍深埋地下，在将来又可能给我们理解文明的发展方式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中东地区考古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寻找黄金，而在于从神话中梳理出事实成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圣经》所记载的人类起源已经一再受到质疑。虽然《圣经》的一些部分显然是基于事实，但这本经典在许多地方的极不准确也同样显而易见。调查的领域自然是《圣经》的诞生，探寻过去最古老的记录。但这里同样存有一个谜团。
谜团源于楔形文字的复杂性，这种在黏土上刻出楔形凹槽的书写系统存在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楔形文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并逐渐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开来。问题在于，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和当时不可能出现的字母文字的混合体，这些文字形态自发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混杂在一起，从而形成楔形文字。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楔形文字一定是从另一种更早的实体文字演化而来的，那么这种早期文字是什么呢？使用它的又是谁呢？通过对语言、过去常用词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交易记录的分析，语言学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不是闪米特巴比伦人或亚述人，而是出自另一个从高原迁移到东方的民族之手。这一观点将“证据”推到了更久远的过去，他们甚至还给这一理论上存在的祖先族群起了个名字。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已知最早的统治者被称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因此这一祖先族群被称为“苏美尔人”（Sumerians）。 2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伊拉克巴士拉以北，乌尔和乌鲁克（Ur and Uruk）附近的铁罗，法国人欧内斯特·德·萨尔泽克（Ernest de Sarzec）对一个坟堆展开了发掘，并发现了一尊世人从未见过的雕像。 27 这自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苏美尔人”的关注，其他的发掘随即跟进，主要由美国人和德国人发起。这些出土文物包括巨大的金字形神塔，它证实了这里的古代文明（当时称为拉加什文明）非常复杂。年代推定也同样颇有争议：“看起来好像它的开端正好与《创世记》中描述的时代相符。有人认为，天罚大洪水摧毁了除诺亚及其亲属之外的所有人类，在此之后地球上居住的人类有可能与苏美尔人是同一批人。”这些发掘所揭示的，不仅是早期文明的发展方式，还包括早期人类的思考方式。而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开始在《圣经》中提到的迦勒底王国（Chaldea）的乌尔（即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传说中的故乡）进行发掘工作，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伍利出生于1880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他是T. 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同事兼朋友。他俩一起发掘了卡尔基米什，幼发拉底河正是在那里从现代的土耳其流入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利在埃及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土耳其度过了两年战俘生涯。他在乌尔取得了三大重要发现：第一，他发现了几处王室墓葬，其中包括舒伯—亚德女王（Queen Shub-ad）的陵墓，从中出土的金银器皿堪与图坦卡蒙陵墓中的发现相媲美。第二，他出土了乌尔的标准镶嵌画，上面绘有战车集群，表明苏美尔人在公元前四千年末期就已在战争中使用战车这种装备。第三，他发现乌尔王室成员的遗骸并不孤单。 28 在同一间墓室内，除了国王和王后，还埋葬着一队士兵（他们的遗骨旁发现了铜制头盔和长矛）。另一间墓室内则发现了九位宫女的遗骨，戴着精心制作的金色头饰。 29 不仅这些仪式非常可怕，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文字曾经暗示过这种集体献祭。因此，伍利得出结论，这场献祭发生在文字发明之前，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通过这种方式，献祭证实了苏美尔人是那个阶段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在作出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之后，伍利来到了地下40英尺的深度。在这里他什么也没挖到。 30 8英尺深度之下只有黏土，完全没有陶器碎片、垃圾或者任何文物的踪迹。既然能够形成厚达8英尺的黏土沉积，一场滔天洪水一定在某段时间内彻底淹没了苏美尔的土地。那么，这是不是《圣经》中提到的大洪水呢？ 31 和所有的古典考古学家一样，伍利熟知中东地区关于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传说。他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经历了许多考验和冒险，其中就包括一场滔天洪水（“死亡之水”）。 32 苏美尔人与早期的《圣经》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相似之处？伍利仔细检视后，发现了许多相似点。最吸引人的是《创世记》中的描述，在亚当和大洪水之间存在着十位“强大的祖先长者”。苏美尔文献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先祖之王”，一共有八位成员。此外，以色列人还吹嘘他们祖先难以置信的长寿。比如亚当在130岁时迎来了第一个儿子，据说他的寿命长达800岁。伍利发现，古代苏美尔人的寿命可能比这还要长。 33 根据一种说法，八位先祖之王的统治绵延超过241200年，平均每位国王的统治长达30150年。 34 重点在于：伍利的调查越深入，他就越是发现苏美尔人与《创世记》的描述有着诸多重叠之处，说明苏美尔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5 例如，他们创建了第一批学校，首创通过建造花园来遮荫避暑。他们还拥有第一座图书馆，早在《圣经》之前就有了“复活”的概念。他们的律法令人难忘，在某些方面甚至出奇的现代。 36 “从现代观点看来，这部法典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依照明确而一致的罪行概念进行管理的方式。” 37 任何时候法律途径都得以强调，对宗教因素加以有意的压制。例如，仇杀在苏美尔被完全废止，国家取代个人成了正义的仲裁。这种正义非常严苛，却尽可能地实现了客观。医学和数学等行业在苏美尔也得到了高度重视，苏美尔人似乎已经发明了拱形结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吃苹果前擦拭苹果的表皮，而黑猫象征着不幸的想法也来自苏美尔人，他们甚至还将钟面分成了12小时。 38 苏美尔似乎就是文明演化过程中缺失的那一环。伍利由此推断，苏美尔人不是闪族人，而是美索不达米亚三角洲地区一个取代了另外两个闪米特族的黑发民族。 39
虽然伍利的探索止步于此，但来自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的发现却为希伯来人的起源和文字的演化提供了更多线索。拉斯沙姆拉位于叙利亚西北部，靠近亚历山大勒塔的地中海海湾，处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夹角上。在当地一个小港口旁的一座小山上，克劳德·舍费尔（Claude Schaeffer）率领的法国考古队于1929年发掘出一处古代小村落的遗址。他们成功构建了该地的完整年表，其中包含可追溯至公元前15和前14世纪时拉斯沙姆拉的书写记录。这一成果表明当时该地已改名为乌加里特，居住人口是来自亚摩利—迦南阶级的一支闪米特部落。 40 根据《圣经》记载，这一时期以色列人正从南部进入巴勒斯坦，开始在迦南人，即乌加里特居民的同族人中间开枝散叶。在巴尔和大衮的寺庙之间的建筑中发现了一座图书馆，它属于大祭司所有，主要藏有许多刻着文字的泥版，这些文字风格上属于楔形文字，但写法上偏向字母文字，由29个字符组成。这使其成为已知最早的字母系统。 41
研究表明，泥版上的文本内容有法律文件、价目表、医学和兽医专著，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宗教典籍。这些文本表明乌加里特的主神是厄勒（El），这是《旧约》记载的以色列诸神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在《创世记》（33：20）中，雅各为“以色列之神厄勒”建造了祭坛。在拉斯沙姆拉的泥版上则记载着“厄勒是国王，是最高裁决，是岁月之父”，以及“他统治着其他众神”。 42 迦南地也被称为“厄勒的全地”。厄勒有一个妻子，名叫阿瑟拉，他们的儿子叫作巴尔。厄勒通常呈现出公牛的形态，在一个文本中，克里特岛被描述为厄勒的居所。因此共同点不仅存在于拉斯沙姆拉和苏美尔之间、亚述和克里特思想之间，它们还与希伯来思想有关。许多文本描述了巴尔的冒险，比如他与“蜿蜒而强力的七头大蛇”罗滕之间的战斗。罗滕的形象让人想起希伯来神话中的海怪利维坦，它的七个脑袋也让我们想起《启示录》和《约伯记》中记载的七头怪兽。 43 在另一组文本中，厄勒命凯雷特统领一支大军，名唤“内盖夫的军队”。这一名字现在属于巴勒斯坦最南端的内盖夫沙漠地区。凯雷特受命征服一些被称为特拉西忒斯的入侵者，这些人被直接认定为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的后代，换句话说，就是在他们四十年漂泊生涯中占据当时（根据当时公认的年表）沙漠地区的以色列人。 44 拉斯沙姆拉/乌加里特文本包含其他与《旧约》的相似之处，为追溯到大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整个中东地区的公牛崇拜与我们今天认可的宗教之间提供了即便不是完全清晰、也堪称强有力的联系。
拉斯沙姆拉的发现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同一个国家的先后存在突出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拉斯沙姆拉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表明了犹太教是如何从迦南宗教中产生，或由迦南宗教演化而来，而这一自然演化过程证明了这一小块区域上的古老民族，即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同根同源的。第二，文字（以及字母）在如此久远的年代就已存在，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圣经》的看法。在乌加里特发掘之前，公认的看法是：希伯来人在公元前9世纪之前没有接触过文字，而希腊人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第一次接触了文字。这意味着《圣经》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通过口述的方式流传下来，这使其中的传说不甚可靠，有虚构之虞。实际上，文字的出现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早五百年。
在古典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中，年代测定的传统方法借助于地层学知识。常识表明，地层越深，年代越久。然而，这只能给出相对年代，仅仅有助于区分年代先后。对于绝对年代的测定，还需要一些独立证据，比如带有书写日期的君主列表，或是印有日期的硬币，或是在文本中提及一些天文事件，比如日蚀，它们的时间可以通过现代天文知识计算得出。这些信息可以与地层的水平进行匹配。当然这无法完全令人满意。遗址可能遭到人为或自然、有意或无意的破坏，陵墓也可能被重复使用。因此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其他的年代测定方法。20世纪在这一领域提供了若干解决方案，其中的第一种年代测定法出现在1929年。
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本里，有一个简短的段落，认为干湿年份可以通过树木年轮进行追溯。1837年，查尔斯·巴贝奇得出了同样的观察结论（巴贝奇还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即计算机的祖先，他更多地因此而得名），但他补充了一个概念，即年轮可能也与其他形式的年代测定有关。一连好几代人都没有重视这一观点，但随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斯图尔德天文台主任、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安德鲁·埃利科特·道格拉斯（Andrew Ellicott Douglass）博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的研究方向是太阳黑子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像其他天文学家和气候学家一样，他知道大致说来，每隔十一年左右，太阳黑子活动达到最高峰，地球就会受到风暴和暴雨的摧残。其后果之一就是植物和树木会受到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影响。 45 为证明其中的关联性，道格拉斯需要表明这种气候模式在远古历史上就已反复出现。对于这样的项目，人类历史上不完备和偶然的气候观测记录是远远不够的。就在那时，道格拉斯想起了他少年时代就注意到的现象，所有在农村长大的人都对这一经验司空见惯：将一棵树锯断并将树干运走，只留下树桩，我们会看到一圈圈的同心环。作为行业知识的一部分，所有的樵夫、园丁和木匠都知道这些环是年轮。但道格拉斯的观察结果却没有人思考过，他发现这些年轮的宽度不是均等的。有些年份的年轮较窄，而其他年份则更宽。道格拉斯因此猜想，莫非宽轮代表着“丰年”（即多雨的年份），而窄轮代表着“荒年”（换句话说，干旱的年份）？ 46
这是个简单但极富灵感的想法，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测试。道格拉斯开始将一棵新砍的树的外圈年轮与近几年的天气报告进行比较。令他满意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假设与事实吻合。接着他更进一步。在他生活的亚利桑那州，一些树木的树龄有三百岁之久。如果他沿着这些树木的年轮一直数到树干中心，他应该能够重建该地区过去几个世纪的气候波动。如果结果与太阳黑子活动相吻合，每隔十一年就会出现一个“丰年”，从而产生一些宽轮。道格拉斯由此证明了他的观点，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气候有关。但现在他看到了自己新技术的其他用途。在亚利桑那州，大部分树木都是松树，无法追溯到公元1450年以前，即欧洲人入侵美洲之前。 47 一开始，道格拉斯设法获得了一些树木样本，这些树木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砍伐以建造教堂之用的。在研究期间，道格拉斯给许多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家去信，希望他们提供当地树木的木芯样本。在新墨西哥州普韦布洛波尼托史前遗址以北50英里的一处阿兹特克遗迹从事研究的厄尔·莫里斯，以及发掘普韦布洛波尼托遗址的尼尔·贾德都给他寄回了样本。 48 从建筑风格和发掘出的物品来看，这些阿兹特克“大房子”似乎是同时建成的，但北美不存在手写记录，因此没人能确定普韦布洛遗址的确切年代。道格拉斯在收到莫里斯和贾德给他寄来的样本后，过了一段时间，便用回信带给了他们一个重磅炸弹作为答谢。“您也许有兴趣知道，”他在信中说，“阿兹特克遗迹最新的房梁的砍伐时间恰好是在波尼托遗址最新的房梁砍伐之前九年。” 49
一门崭新的科学—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诞生了，而普韦布洛波尼托遗址的年代是这门科学解决的第一个经典问题。道格拉斯的研究开始于1913年，但直到1928至1929年他才觉得可以向世界公布他的发现。在当时，通过重叠在不同时期砍伐的不同年龄的树木，他获得了美国西南地区完整的年轮序列，一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1300年，后来进一步推进到公元700年。 50 这些序列显示该地区在公元1276至1299年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干旱，从而解释了一个困扰了考古学家几个世纪的难题，即为什么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当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迁徙。
这些发现为进化阶梯增添了更多人类的历史，也配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具体的时间框架。文字、宗教、法律甚至建筑的演化史都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初露端倪，让历史和史前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连《圣经》中耳熟能详的事件似乎也在新出现的事件顺序中找到了位置。当然，这种观点具有其危险性。顺序也许并不存在，而是被强加的，而复杂的过程也可能被过度简化。许多人陶醉于科学发现，觉得这种新的故事令人满意，但另一些人则备受困扰，因为他们关于世界的幻梦因谜团的破解而进一步“破灭”。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一本1931年出版的篇幅很短的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身为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一位年轻讲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在年仅26岁时便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51 虽然备受争议，虽然他本人并不真正关心进化论，但他的观点事关“进步的朋友和敌人”，因此仍然是对新近涌现的社会共识的一次有用矫正。巴特菲尔德推翻了目的论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一条贯穿过去与现在的直线）。对巴特菲尔德来说，“进步”的观念很可疑，同样可疑的还有如下概念，即在任何冲突中总是好人获胜坏人失败。他所使用的具体例子是文艺复兴引发宗教改革，并接着产生了当代世界。普遍的看法（即他所谓的辉格观点）认为，从开始的天主教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现代世界，这条直线式的发展一帆风顺，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路德促进人类更大自由的意图。 52 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观点假定了“事件虚假的连续性”：辉格史学家“喜欢想象宗教自由是从新教中美好地产生，但实际上它是从完全不同的事物中痛苦而勉强地产生的，那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悲惨的世界”。 53 巴特菲尔德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言，这种习惯的动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源自当代政治。现代历史学家对民主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传统的热情使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人们也在朝着这些目标努力。 54 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趋势的一大后果，就是辉格史学家过分喜爱对过去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来说，子孙后代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而史学家就是子孙后代的声音。他们的特点就是往往自视为法官，但实际上单凭他们的方法和才能只适合担任侦探。” 55 这种道德判断的流行导致辉格史学家犯了另一个错误，认为有意识的罪过比无意识的错误更邪恶。 56 巴特菲尔德为这样的立场感到不安。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历史所能做的就是以越来越多的细节和越来越少的删节来接近其主题。对他来说，所有的道德判断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年代人们的思想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重大争论并不在“正邪”两派之间展开，而是在对立群体之间（不一定只有两个）展开，而他们持有关于事件和社会走向的对立思想。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这为过去的事件强加了现代的心态，而这些事件本不能用这种方式加以理解。 57
巴特菲尔德的观点是对进化思想的一种抑制，但也只是抑制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结果不断产生，为这种叙述添砖加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进步这个词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但进化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开始渗透历史本身。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推动了这样的观点，即对人类完整历史的呈现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可能。物理学领域类似的发展则进一步助长了这个愿景的不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