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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优生学者和科学种族主义者尤为顽固。他们的主要思想来自一本名为《美国智力研究》（1923）的书，作者是C. C.布里格姆。布里格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也是罗伯特·耶基斯的弟子。他在书中运用了耶基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材料（耶基斯为布里格姆的书作了序）。尽管有证据表明，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他们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就越好，但布里格姆的目的是要证明，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以及黑人移民在智力上都属下等。为支撑其论断，他采用了很早以前（诸如乔治·瓦谢·德·拉普热伯爵等人）提出的概念，即根据头骨的形状可以将欧洲人分为三个种族类型。鉴于这样的处心积虑，布里格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智力的衰退来自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个国家移民种族构成的变化，加之每个种族输送的移民代表素质都一降再降。……与这些欧洲民族的移民运动并驾齐驱的是，我们还面临这片大陆历史上最险恶的发展，即黑人的移入。……美国智力的衰退将比欧洲国家的智力衰退更为迅速，因为这里有黑人的存在。”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种族隔离的思想一直都蠢蠢欲动。科妮莉亚·坎农指出，89％的黑人经测试都是“痴愚者”。她在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写道：“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小学的发展上，放在对活动、习惯和职业等不需要更高级能力的培训上，尤其是在南方……让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在不同的学校分开接受教育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么说并不是基于种族偏见。” 2 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兼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认为：“如果这些智力测试能够以完全不涉及种族偏见的方式，清楚地向我们的人民表明我们国家的智力匮乏，以及不同种族移民的智力水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即使这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认识到黑人与我们截然不同。” 3
优生学者成功地让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获得通过，但生物学领域的战斗并未因此偃旗息鼓。次年，由于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判，生物学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早在1910年，基督教长老大会就起草了一份“五个基本信条”的清单，并将其视为基督教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基督的神迹、童贞女之子、耶稣复活、耶稣受难（理解为赎人类的罪）以及《圣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传达。而最后一条正是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的焦点所在。本案的事实并无争议。 4 田纳西州代顿市的约翰·斯科普斯在讲授生物课时，使用了乔治·威廉·亨特编写的《公民生物学》作为教科书，这本书已于1919年由美国国家教材委员会采纳为标准教材。（实际上从1909年起，它就已经在一些学校投入使用了，因此在它被认为具有危险性之前已经在市面上存在了十五年。） 5 斯科普斯所使用的亨特教材将进化论描述为事实。控方认为，这违反了田纳西州的法律。进化论只是违背《圣经》的一种理论，不应该被断言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庭审变成了马戏团。控方的领袖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曾三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也是前任国务卿。在审判开始前他曾告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场审判将决定进化论和基督教的你死我活。他还说：“讲授进化论是美国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源头。最好能够销毁所有进化论的相关书籍，只保留《创世记》的前三节。” 6 辩方领袖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履历同样不遑多让。他是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也是一位传奇的刑事律师。布莱恩一心想要让审判变成达尔文与《圣经》的较量，而达罗的战术则是借助著名科学家和神学家的帮助让他的对手陷入困境。而这些人专程赶来代顿市就是为了确保布莱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不能得逞。有一次，布莱恩坚持要以圣经学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却不愿或无法回答关于地球年龄或著名考古遗址的问题。他自我辩护道：“我从不去想我不想的事情。”达罗冷冷地反诘道：“那你会想你想的事么？”然而结果是布莱恩在技术层面打赢了这场官司。法官认为审判的焦点并不在于达尔文到底是对是错，而在于斯科普斯到底有没有讲授进化论。既然斯科普斯对自己曾讲授进化论的行为供认不讳，判决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他被罚款100美元，但这一判决随后也被上诉推翻，因为做出罚款判决的是法官而非陪审团。但除开技术层面的胜利，布莱恩一败涂地。不仅在美国，全世界的媒体都对他大加羞辱和嘲笑。审判结束后的第五天，他就郁郁而终了。 7
然而，宗教只解释了人们对斯科普斯审判的一部分反应。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认为，尤其是在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们将基督教/进化论的斗争作为反抗现代性的工具。当时针对禁酒令的大规模抵制也反映了该问题的另一面。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带着几分同情地引用了三K党帝国巫师海勒姆·W.埃文斯的话，后者将当时的主要问题总结为“‘大多数具有拓荒者血统的美国人’与‘信奉自由主义的智力杂种’之间的斗争”。“我们面临着一场运动，”埃文斯写道，“一场老百姓的运动。我们在文化、智力支持和领导能力的培养方面都非常薄弱。我们有诉求，也希望取胜，将权力交还给寻常百姓手中。不是任由文化水平很高、过度聪明的人们摆布，而是由完全纯正、没有被去美国化、具有拓荒者血统的普通公民掌权。……这样的诉求无疑是一个弱点。它让我们有着变成‘乡巴佬’、‘土包子’和‘开二手福特的人’之嫌。我们对此毫不避讳。” 8 三K党巫师的话凸显出当时美国的气氛与欧洲大相径庭，因为在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现代主义正蒸蒸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摇身一变，因为只有她独自走上强大的道路，毫发无伤。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仍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独立于旧世界各种伟大的主义之外。“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沃伦·哈丁在1920年如是说，而卡尔文·柯立芝发表于1922年的著名言论则回应了哈丁的观点：“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所有这些不同流派—反智主义、商业，以及对欧洲（或者至少是对欧洲民族）的怀疑—都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小说作品中济济一堂。其中最出色的《巴比特》同样诞生在那个非凡的年份，1922年。
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小说人物能像乔治·F.巴比特（George F.Babbitt）一样，与迪达勒斯、忒瑞西阿斯、雅各或是斯万等著名人物迥异。他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来自俄亥俄州的泽尼斯（Zenith，一个美国中西部中等大小的城镇）。巴比特勤劳、富有，深得同胞的爱戴。但巴比特的成功和走红只是他所有问题的开始。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R. H.托尼和T. S.艾略特都对物欲横流的贪婪社会厌恶有加，刘易斯也对这样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艾略特和乔伊斯强调古代神话的力量，以此来接近现代世界，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的流逝，刘易斯则剖析了许多现代美国神话。巴比特本人就像刘易斯其他作品中的“英雄”一样，虽然并不自知，但也是一个受害者。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生于1885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小城镇索克森特长大。他后来评价自己的家乡是个“心胸狭隘、民风粗犷之地”。刘易斯的众多作品中有一个中心思想，美国的小城镇远不及普遍的传言所说的那样友好或宜人。对刘易斯来说，小城镇的美国人对所有持不同意见或与自己不同的人都疑心重重。 9 刘易斯自己的成长过程得益于他继母的帮助，而继母是个芝加哥人（虽然在当时芝加哥也不是最发达的城市，但至少不是小城镇）。他的继母鼓励年轻的哈里阅读“外国”书籍，也鼓励他出门旅行。他就读于奥伯林学院，毕业后继续向东赴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学习诗歌和外语，结识了许多阅历远胜于他继母的人。从耶鲁毕业后，时年25岁的他去了纽约，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审稿和新闻广告员的差事。这让他有机会了解美国公众的阅读品位。他随后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稍微颠覆了美国的自我形象，但这些短篇小说不能承载他所希望表达的含义。当他于1920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街》时，才堪称“让美国人跌破眼镜”。 10 《大街》发表之时正值深秋，正好赶上圣诞节高峰期，它造成了罕见的现象，即通过口口相传的评价造就了畅销书的地位。故事发生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小镇很自然地与刘易斯的家乡索克森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格菲尔居民的偏见和瑕疵都难逃刘易斯的法眼，他们的弱点和自吹自擂都被抓个正着，所以这本书不但在美国中部颇受欢迎，更发达地区的人们虽然绝对不会在中西部的“乡下”出现，也同样对它青睐有加。这本书大受欢迎，以至于有时候出版商找不到足够的纸张来进行重印。它甚至还在东部引发了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据悉，普利策奖评委会投票选出了《大街》作为获奖作品，但出人意料的是，该奖的管理方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却推翻了评委会的决定，把奖改颁给了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刘易斯对此并不介意，至少不那么介意。他本身也是华顿的粉丝，还把自己的下一本书《阿罗史密斯》献给了她。 11
在《巴比特》中，刘易斯从美国小镇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等城市。这使得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更具典型性。故事的发生地泽尼斯不仅展现出美国的优势，也暴露了它的问题所在。截至1922年，已经出现了许多反映美国商人的小说，比如迪恩·豪威尔斯（Dean Howells）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金融家》（1912）。但它们都不具备《巴比特》式的悲剧性结构。刘易斯怀着对“外国”文学的热情，效仿了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左拉曾在19世纪末期乘坐矿车，沿铁轨深入地下矿井，为他伟大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进行调研。同样，刘易斯也搭乘火车前往中西部的几个城镇，在扶轮社团与房地产经纪人、市长和商会主席共进午餐。和左拉一样，他记下了大量笔记，他灰色的笔记本中包含了典型的商界短语和修辞手法，收集了各种合适的人名和地名。所有的这一切孕育出了巴比特，一个处在美国物质主义文化“心脏地带”的人。 12 刘易斯赋予巴比特的核心素质是他的成功，对他来说以下三方面缺一不可：物质享受，受同胞爱戴（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近）以及相较不成功者的一种优越感。巴比特得意洋洋却不自知，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是：效率、推销和“动产”（即商品、物质财产）。刘易斯对此的观点类似艾略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在巴比特的世界里，艺术和宗教都被歪曲了，成了永远为生意服务的道具。刘易斯用一幕剧情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即朱姆·弗林克向“促进者俱乐部”（Booster’s Club）发表的演说。弗林克讲话的主题是为什么泽尼斯应该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如今，文化像柏油马路或者银行支付能力一样，已经成为城市必须具备的装饰和广告。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访问的是剧院、美术馆等场所体现的文化……［所以］我请各位会员为文化、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交响乐团捧场！” 13
这种自鸣得意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刘易斯并未让其长久。随着巴比特最亲密的朋友杀妻，阴影开始在这个完美世界里逐渐延伸。这位朋友之妻的死并无神秘之处，是过失杀人而非谋杀。即便如此，这位朋友也被送进了监狱。这一连串事件让巴比特彻底陷入混乱，并引发了他身上的许多变化。对读者来说，这些只是很小的变化和微不足道的反叛，但每次巴比特试图反抗，想过一种他认为更“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总是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做：因循守旧主宰了他一直以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也依赖于因循守旧。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代价，刘易斯将它作为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呈现出来。对于巴比特和他的同侪来说，天堂和地狱都在同一个地方。
刘易斯对物质主义和贪婪社会的控诉并不逊色于托尼，但他塑造的人物更加令人难忘，也少了许多野蛮的气息。 14 他将巴比特的儿子泰德塑造得比父亲更有头脑，这也许暗示着美国中部地区可能会逐渐进化。刘易斯这种轻微的乐观情绪也许是帮助这本书大获成功的明智之举。1922年9月14日，该书刚一问世，“巴比特”或“巴比特式”立即成了美语词汇中因循守旧的缩写。更有甚者，书中的“促进主义”一词也被广泛用来描述众所周知的美国式自我推销。厄普顿·辛克莱认为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美国杰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它“跟20世纪的任何英文小说相比都不相上下”。 15 让巴比特从同时期的欧洲文学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正在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缺乏悲剧中经典人物的洞察力。对于刘易斯来说，这种自鸣得意，这种无法被救赎的状态，就是美国中部地区根深蒂固的恶习。 16
巴比特既是一个经典的美国中部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庸”（middlebrow）之人。这个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词准确地概括了BBC所宣扬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却更适应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一大批新媒体在20世纪20年代营造了一种新文化，让巴比特和他的“促进者”好友如鱼得水。在20世纪末，人们通常认为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但也包括广播）要比平面媒体更强大，受众面也更为宽广。但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却并非如此。无线电的原理早在1873年就已为人所知，当时苏格兰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人海因里希·赫兹开展了第一批实验。古列尔莫·马可尼于1900年创办了第一家无线电报公司，雷金纳德·费森登于1906年从匹兹堡发出了第一次“广播”（这在当时是个新词）。然而直到1912年，无线电才在搜救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时起到了关键的指引作用，这项技术才真正大放异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各方都将无线电广泛应用于战时宣传，而在战后，这种媒体似乎已为席卷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无线电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传播媒介。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萨尔诺夫曾设想过这样的将来，即美国可能会拥有一整套广播系统，它不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一套公共服务体系，将教育和娱乐一网打尽。不幸的是，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在2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收音机潮”（radio boom），其势头之汹涌，以至于1924年已建成了不下1105个广播台。许多都规模很小，超过一半的广播台都以倒闭告终。其结果是美国的电台从来没抱有过什么雄心壮志，它们从一开始就受控于广告和广告商的利益。实际上，甚至还出现了在同一时间内没有足够的波长可供这么多的广播台分配的情况，从而导致了“苍穹中的混乱”（chaos in the ether）。 17
这一混乱的结果是，新的平面媒体占领了两代人的市场，直到电视的出现为止。平面媒体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快速扩张，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例如在1922年，美国在校学生人数几乎比1918年翻了一番。 18 这样的变化迟早会反映在对新媒体的需求上。撇开广播不谈，四种新的传媒实体应运而生。它们是《读者文摘》、《时代周刊》、“每月读书会”和《纽约客》。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曾发生，如果陆军中士德威特·华莱士（De Witt Wallace）不曾在默兹—阿尔贡战役中被弹片击伤，那么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拥有“空闲时间”，将自己筹划已久的创办一种新杂志的想法付诸实践。 19 华莱士逐渐确信，大多数人都太过忙碌，没时间阅读所有读物。出版物的数量太过庞杂，甚至重要的文章都往往太过啰唆，而它们其实很容易简化。因此在法国医院养伤的过程中，他就开始在后方送来前线的大量杂志上收集剪报。伤愈出院之后，他回到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花了几个月完善自己的想法，从剪报中精选出31篇他认为具有长期价值的文章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然后他将这些文章统一字体，以杂志的形式排版，并称之为《读者文摘》。他印制了200本，并将它们分送到十来家纽约出版商手中。但每一家都拒绝了他。 20
《读者文摘》于1922年推出后，华莱士为使其牢牢站稳脚跟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都堪称一则绝佳的美国冒险故事，而且这故事还有着圆满的结局。布雷顿·哈登（Briton Hadden）和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时代周刊》所做的努力也与之类似。创刊于1912年3月的《时代周刊》直到1928年才扭亏为盈。加拿大人哈里·谢尔曼（Harry Scherman）于1926年4月创立的“每月读书会”（Book-of-the-Month-Club）也有着类似的坎坷开端，其首批推荐的图书，包括西尔维亚·汤森·沃纳的《洛莉·威洛艾斯》、T. S.斯特里布林的《提夫塔罗》以及布利斯·佩里编辑的《爱默生日记精华》惨遭“成批”的退货。 21 但华莱士的直觉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的爆炸性增长改变了美国人的知识品位，虽然这种改变的方向并不总能得到普遍认可。围绕“每月读书会”的争论尤为激烈。这个组织的委员会决定着人们的阅读内容，这尤为引人关注。有人说这会使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面临“标准化”的威胁。 22 “标准化”的担忧在当时各行各业的许多人心中都广泛存在，这主要是由于1913年装配流水线的发明引发了工业的“福特化”。辛克莱·刘易斯曾在《巴比特》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1926年在拒绝接受为他的小说《阿罗史密斯》所颁发的普利策奖时，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推选“年度最佳作品”的做法是荒谬的。大多数人反对每月读书会是因为他们提供的书籍良莠不齐。他们声称，由此哺育出的新思维方式，会在严肃的“高雅文化”和“单纯娱乐”作品间摇摆不定。这场辩论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和一个新词，在20年代中期首次使用：中庸。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建立的教授职位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大学扩张有助于彰显“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区别一样。在20年代中期和末期，尤其是美国杂志，人们反复讨论中庸品位，以其它是否对年轻人的思想造成了伤害。
辛克莱·刘易斯虽然谴责推选“最佳作品”的想法，但他无法阻止自己的作品对他人产生影响。他也赢得了比普利策奖更经久不衰的荣誉：20年代中期的社会学家觉得《巴比特》的现象如此迷人，他们甚至决定亲自研究一个美国中部的中型城镇。
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Lynd）夫妇便以此决定研究一座普通的美国城镇，描述小镇生活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细节。正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拉克·威斯勒在他为林德夫妇的作品《米德尔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样：“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学就是关于野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资料。不错，人类学很多时候确在研究愚昧人群。”这是反讽？还是无礼？ 23 该项目的实地调查由社会和宗教研究所资助，于1925年完成，研究团队中的一些成员在“米德尔敦”生活了一年半之久，其他人也至少生活了五个月。研究目的是选择一个中西部的“典型”小镇，但该小镇需要带有某些特质，以便观察社会变革的过程。课题组选择了一个人口约三万人的镇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美国拥有143个人口在两万五到五万之间的城镇）。被选中的小镇应当拥有单一的种族成分，只有一小部分黑人群体—林德夫妇认为不包含种族变化的成分可以让研究文化变迁变得容易些。他们还规定，这个镇子应当拥有现代工业文化和充实的艺术生活，但他们不想要一个有着不稳定学生人数的大学城。最后，米德尔敦应当有着温和的气候。（作者特别重视这一点，并在《米德尔敦》第一页的一个脚注引用了J.拉塞尔·史密斯在《北美》中写过的一句话：“身上没有落过雪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24 后来人们知道，他们选择的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东北部60英里处。
没人会把《米德尔敦》称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作为社会学专著，它自有令人钦佩的清醒头脑和理智的优点。林德夫妇发现，这个典型小镇里的生活可以简单地分为六大类别：谋生、成家、生儿育女、戏剧和艺术之类的休闲娱乐、宗教活动，以及社区活动。但林德夫妇对研究结果以及对观察到的变化的分析让《米德尔敦》绽放出了迷人的光芒。比如传统上来说，许多观察家（尤其在欧洲）将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林德夫妇在米德尔敦只发现了两个阶级：经营阶级和生产阶级。他们发现男人和女人保守（对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方式各不相同。举例来说，与家里相比，工作场所有更多的变化，也有较多的变化得到接纳。林德夫妇得出结论，米德尔敦采用的“大体上是19世纪的心理学来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而在劝说居民从商店中购买物品时采用的又是20世纪的心理学”。 25 米德尔敦的工种数量有四百余种，阶级差别显著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平常早晨的六点半：一 26 “个人如果在冬季清晨六点钟走在米德尔敦的大街上，他会发现两种家庭：一种是黑灯的家庭，人们还沉睡在梦乡；另一种家庭的厨房里已亮起灯，隐隐约约地晃动着成年人的身影，他们准备着开始新一天的忙碌。”林德夫妇发现，生产阶级开始工作的时间在6点15分至7点30分之间，“大部分是7点”。经营阶级开始工作的时间范围则在7点45分至9点之间，“但主要是8点30分”。悖论比比皆是，因为现代化对生活的不同方面产生了速率不同的影响。比如说，现代（主要是心理学）思想“可以在［米德尔敦的］法庭上得以体现，因为他们即将开始认定个人可以不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在商业世界里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可以通过操纵20世纪的机器维持生计，但与此同时却要在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放任自流的个人主义影响之下寻觅工作。”“一位母亲也许会承担教育自己孩子的社会责任，却不一定会承担照顾他们健康的责任。” 27
总的来说，林德夫妇发现，米德尔敦的人们可以很快学会以新的行为方式对待物质事物，但在养成对待人和非物质体系的新习惯方面就步履缓慢。“比起夫妻间的协调或亲子关系中的新做法，淋浴室或电力反而总是能够更快地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比起给年轻人上文学课，汽车的普及也总是能够更剧烈地改变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在学校课程中，相比文科课程的变化，有关工具使用的职业课总是变化得更快；打字机和收音机的发展，与讲演艺术和米德尔敦的竞选方法的发展相比，更快地改变了人们赢得政治竞选的技术；基督教青年会建造的体育馆，与牧师们每周的布道和牧师协会的评议相比，更快地改变了米德尔敦的宗教体制。” 28 林德夫妇将米德尔敦居民个人生活的典型领域作为他们对比分析的基础，而该领域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即“以浪漫爱情作为婚姻的唯一坚实基础。……米德尔敦的成年人似乎将婚姻中的罗曼史视为一种像宗教一样的东西，只有相信它，才能使社会结为一体。儿童被长辈告知，‘爱情’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神秘东西，它‘就那么发生了’。……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个‘热血沸腾’对永久的幸福似乎已经足够，但同母亲们的谈话却揭示出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在经营阶级中更是如此”。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挣钱养家的能力。而事实上林德夫妇发现，与1890年相比，米德尔敦在20世纪20年代对金钱的关注度要高得多。在1890年，邻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和社会地位在汽车的帮助下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29
汽车、电影和广播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闲暇时光。汽车受到了狂热的追捧。米德尔敦的居民告诉林德夫妇，他们为了买车愿意放弃购置衣物。相比给浴室添置浴缸，许多人更倾向于拥有自己的汽车（林德夫妇确实发现有些人家没有浴缸，却一定有汽车）。许多人说汽车让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周日驾车出游让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减少了。但也许对米德尔敦生活最简洁的总结，以及米德尔敦所经历的改变，都体现在林德夫妇在书的末尾列出的表格里。这是一项对1890至1923年间当地报纸为各种新闻题材分配的报纸版面百分比的分析。 30
人们观念中的某些现代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性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青年地位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则是其二（当然这两个问题并非完全无关）。林德夫妇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考虑两大阶级之间的智商差异。米德尔敦拥有十二所学校，其中五所的生源既包括生产阶级的孩子，也包括经营阶级的孩子，但其余七所则完全按阶级区别开来，林德夫妇正好由此进行对比。针对387名小学一年级（即6岁）孩子的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31
智力测试是有争议的，而林德夫妇对此已有所察觉（比如他们在提到“智力测试”时加上了引号），但他们仍然得出结论：“孩子们的性格差异无时无刻不与他们所处的世界相关联。”
林德夫妇的研究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一种新的历史学。他们的描绘的内容没有《巴比特》的热情和智慧，但米德尔敦却与泽尼斯同样糟糕。这本书决定性的发现在于，典型的美国小镇存在着两个而非三个阶级。正是这一发现加快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从而以最有成效的方式将美国和欧洲区别开来。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可能在知识层面、社会学层面和统计学层面都堪称典型的美国，却不是唯一的美国。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生意，不是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或无暇阅读，或是需要其他人来帮自己拿主意。这些“其他的”美国人可以根据地点来识别：尤其是身在巴黎、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黑人聚居区的人们。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纷纷涌向巴黎：美元坚挺，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欧内斯特·海明威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一样。出版《尤利西斯》的西尔维亚·毕奇也是美国人。尽管有这些文学明星的存在，但美国人捅入法国首都（和法国的里维埃拉）的现象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史问题而非思想史问题。哈莱姆和格林威治村则不一样。
英国作家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于1926年抵达纽约，他发现“美国正全力遵守着禁酒令，其方式就是永远保持酩酊大醉的状态”。他指出，对自由的热爱“让喝过头几乎成了一种责任”，而在派对过后，“年轻人在大厅里东倒西歪等着被出租车送回家”的场景也是司空见惯。 32 但给他更大惊喜的却另有其事。在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夫人的“第五大道庄园”消磨过一晚之后，有人把他带进了住宅区，来到阿莱里亚·沃克（A’Lelia Walker）位于哈莱姆区第136街的宅邸。阿莱里亚家举办的社交晚会在当时享有盛名，她的财产源自一项让黑人头发“不缠结”的专利配方。她的公寓装修得富丽堂皇，一个房间挂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的巴黎风格”的帷幔，另一个房间摆放着一架金色的三角钢琴和一台镀金的管风琴，还有一个房间则被当成她的私人小教堂。 33 欧洲和本土的显贵经常来此拜访，其中包括一些最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W. E. B.杜波依斯、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阿兰·洛克（Alain Locke）。阿莱里亚的宅邸是后来的“新黑人”运动的大本营，而且这样的大本营也绝不仅限她家这一处。 34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黑人组成的独立兵团立下赫赫战功，一段时期内，美国的种族关系颇为乐观（如果在南方不是如此，至少在东海岸是这样），因此也就出现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在这段长约十五年的时期内，美国黑人作家、演员和音乐家在这个国家的知识图景打上了他们的集体烙印，也为哈莱姆地区带来了蓬勃生气和一段兴旺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格林威治村的鉴赏家终于开始欣赏黑人的表演，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也通过融合两种波希米亚风格而拉开了序幕。1920年，黑人演员查尔斯·吉尔平出演了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缔造了一段时尚传奇。 35 杜波依斯一直认为，美国黑人未来的道路取决于美国黑人中的精英分子，即“十中有一的天才”（talented tenth），而哈莱姆文艺复兴则是这种观点在实际行动上的完美体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涌现了一批黑人舞台明星，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即艺术和文学有着改造社会的力量。哈莱姆文艺复兴也自有其政治优势。在南方和中西部的种族骚乱的背景下，哈莱姆便成了黑人同胞的避难所。黑人社会主义者出版了诸如《信使》一类的杂志（“世界上唯一由黑人出版的科学激进主义杂志”）。 36 来自牙买加的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是“一名个子略矮，精力旺盛的黑人男子”，他的泛非运动敦促所有黑人回归非洲，尤其是利比里亚。他是哈莱姆区文化生活的重要成员，直到他于1923年因邮件诈骗遭到逮捕。 37
但让大多数人心驰神往的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学、戏剧、音乐、诗歌和绘画作品。俱乐部遍地开花，吸引了杰利·罗尔·莫顿、胖子沃勒、爱德华·肯尼迪·“埃灵顿公爵”、斯科特·乔普林以及后来的弗莱彻·亨德森等爵士音乐家。1917年，尼克·拉罗卡的“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在纽约录制了第一张爵士乐唱片《黑人区阔步者的舞会》。 38 哈莱姆文艺复兴中涌现了大量的黑人小说家、诗人、社会学家和表演者—他们的人数传达出关于种族的乐观情绪，尽管他们的作品内容冲击了这种乐观主义，这些人包括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康梯·卡伦（CounteeCullen）、兰斯顿·休斯、吉恩·图玛（Jean Toomer）和杰西·福赛特（Jessie Fauset）等。举例说来，麦凯的《哈莱姆的影子》将哈莱姆区描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藏匿着（精神的）衰退和萧条。 39 吉恩·图玛的《甘蔗》由诗歌、散文和小说组成，总体基调哀伤，哀悼奴隶制的遗痕，即黑人身处的“种族黄昏”：他们不能，也不想回到过去，也不知道前进的方向。 40 阿兰·洛克有点像是经理人，他堪称哈莱姆的阿波利奈尔。他的《新黑人》出版于1925年，是一本诗歌散文选集。 41 查尔斯·约翰逊是一位社会学家，在芝加哥时曾师从罗伯特·帕克。他在公民俱乐部组织知识分子聚会，参与者包括尤金·奥尼尔、卡尔·范·多伦和讲解非洲艺术的阿尔伯特·巴恩斯。约翰逊也是一本新的黑人杂志的编辑，这本名为《机遇》的杂志堪与杜波依斯主编的《危机》杂志相媲美。而《机遇》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当时的乐观主义。 42
普遍观点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和低谷都是1926年小说《黑人天堂》的出版。作者卡尔·范·维克滕（Carl Van Vechten）被誉为“哈莱姆最狂热和最无所不在的北欧人”。范·维克滕的小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读了，但克诺夫出版社首次将其出版时可是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的主题是高尚的哈莱姆，是范·维克滕了解和崇尚的哈莱姆，但当他真正面对哈莱姆时，却只是一个局外人。他认为哈莱姆区的生活是完美的，正如他所说，那里的黑人“以他们的肤色为荣”，这反映出当时的观点，即非裔美国人有着白人缺乏的，或是正随着白人文明的衰落而失去的生命力。所有这一切也许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但范·维克滕是一个局外人，他还犯下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也因此败坏了自己的作品：首先，他刻意忽略了黑人仍旧存在的问题。其次，他也许认为自己具有“人类学精神”，但在他使用的俚语以及对“黑人步态”等的评价中，却给人留下了居高临下和令人难堪的印象。《黑人天堂》无法做到真正的针砭时弊。 43
哈莱姆文艺复兴勉强躲过了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和随后的萧条。小说和诗歌仍不断出版，但经济条件的制约造成了又一轮更深的种族隔离和私刑的死灰复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难保持文艺复兴所需要的乐观情绪。美术和艺术也许可能为现实生活提供了暂时的喘息，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美国黑人再也无法逃避惨淡的事实：尽管经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但除此之外，黑人的境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哈莱姆文艺复兴具有更为广泛的双重意义：首先，当时的科学种族主义者刚刚推出《移民限制法案》，并试图证明黑人根本没有能力创作文艺复兴式的作品，但文艺复兴依然发生了；其次，哈莱姆文艺复兴一旦结束，就被彻彻底底地遗忘了。这也是种族主义的评价标准所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它依然是艺术家的避难所，也依然是许许多多小型文学杂志的精神家园。其中的一些杂志，诸如《大众》和《小评论》等，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而另一些诸如《新共和》和《国家杂志》等，今天仍在发行。普罗文斯顿剧社和华盛顿广场剧社仍然在那里举办演出季，演出剧目包括奥尼尔的早期剧作。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里的化装舞会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即使放在现在也过于轻佻了。不过在2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精神依然在一本杂志里存在着，或许更准确地说，在一本杂志里变得成熟了。这本杂志反映出格林威治村的价值，公开反抗《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米德尔敦》和其他主流刊物和作品。它就是《纽约客》。
《纽约客》之所以敢于走上这条离经叛道之路，其实完全是由于其主编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在许多方面罗斯都不像一个主编。首先，他不是纽约人。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他是个喜欢“打打扑克，骂骂脏话”的记者。早先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编辑过在巴黎出版的美军报纸《星条旗》。这段经历让罗斯变得老练而多疑。回到纽约后，他加入了文学界的圈子。他们总在第44街的阿尔冈昆酒店召开圆桌会议，共进午餐。在那里，罗斯和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马克·康奈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和埃德娜·费伯等人成了好朋友。对罗斯的职业生涯更为重要、却没那么出名的活动则是一些扑克牌局。通过牌局，罗斯认识了烘焙业的百万富翁拉乌尔·弗莱施曼（Raoul Fleischmann），后者同意资助罗斯创办一本讽刺周刊。 44
就像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所有其他出版物一样，《纽约客》一开始并未大红大紫。最初的预期销量约为七万本，所以当1925年2月的创刊号只卖出了一万五千本，而第二期更是滑落到八千本时，这本杂志的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根据传说，它的成功是由一个奇怪的、不请自来的包裹带来的。包裹里装着一叠手写的文章，用奢华昂贵的皮革捆扎着。原来，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初入社交界的女子，名叫艾琳·麦凯（Ellin Mackay），来自一个纽约上流社会家族。罗斯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契机，以“我们干吗去餐馆”为题发表了其中一篇文章。这篇笔法风趣的文章的主旨是，相比麦凯小姐的父母为她安排的呆板的社会活动，纽约真实的夜生活与之迥然不同，而且有趣得多。这种机智的腔调正是罗斯的初衷，并吸引了其他作家的加入：E. B.怀特（E. B. White）于1926年加入《纽约客》，一年后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加入，接着是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和S. J.佩雷尔曼（S. J. Perelman）。 45
但是故作正经的诙谐和世故的调侃并不是《纽约客》的唯一特质。它也有严肃的一面，这在它的“人物特写”中反映得尤其明显。《时代周刊》力图通过人物，尤其是成功人士来表现新闻。而《纽约客》则将人物特写提高到即便不能称之为艺术也堪称精湛手艺的高级形式。在随后的几年中，《纽约客》的记者可能会在一篇文章上投入五个月的时间：用三个月收集信息，用一个月写作，再用一个月修改润色（此时，事实核对的正式流程尚未确立）。“大到银行征信、小到尿液检测的所有人物的相关信息都逐一核验，文章可以长达许多页。” 46 《纽约客》发展了一批忠实读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走上了巅峰，每周能卖出约四十万份。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下四部基于《纽约客》文章的喜剧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诺斯先生和夫人》、《酒绿花红》、《伴父生涯》和《艾莲妹妹》。 47
广播在英国经历的发展透露出人们心中的恐惧：人们害怕它会对信息和品位的层次产生不良影响，而当局也强烈感到，广播需要中央政府的指导，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苍穹中的混乱”。 48 一开始，一些大公司获得了开展实验性广播的许可证。在此之后，在英国邮电部的资助下，生产收音机的公司成立联合组织，而邮电部则向每位购买收音机的用户征收10先令（50便士）的费用。广告则因“庸俗且妨碍收听”而被省去了。 49 民营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持续经营了四年时间。在此之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应运而生，该公司受皇家宪章特许，保护其免受政治干预。
在BBC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作为公共服务的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各方势力都反对它。第一，国家的情绪反复无常。英国仍处在财政危机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尚未恢复，150万人仍处在失业状态，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也并不得人心。这些总体状况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这本身就让BBC陷入了危机。第二个因素是报界，它们将BBC视为巨大的威胁，以至于BBC被规定不得在晚上七点之前发布任何新闻快报。第三，没人知道到底应该播送什么内容—直到1936年才开始出现听众调查，而许多人相信所谓的“听广播”也只是风靡一时的爱好，很快就会停止。 50 这时候，BBC的首任执行官站了出来。他名叫约翰·里思（John Reith），是一位33岁的苏格兰工程师。作为一名思想高尚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里思坚定地认为，广播所承载的远远不只娱乐，还应当具有教育和传播知识的作用。他对此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因此，BBC所提供的节目并不完全是听众想要的，而是里思认为人们需要的。尽管这种做法非常霸道而且傲慢，但BBC还是广受欢迎，公司规模也从第一年的仅有4名员工发展到了一年后的177名员工。事实上如下表所示，这一时期收音机产量的增长实际上超过了一代人以后电视产量的增长： 51
注：虽然相比较而言，电视机比收音机昂贵得多。即便如此，这些数字也能说明问题。
尽管粗看之下收音机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与之相对的是当时还存在着许多担忧，担心广播可能对知识造成危害。拉格比公学的校长说：“没有了独立思考，人们听到的是给数百万人播报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最好的。” 52 另一个担心是，广播会让人们“更加驯服”，造就出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还有些人担心广播会让男人待在家里，进而对酒吧的生意产生不利影响。1925年，《潘趣》杂志在提到BBC建立的新文化时，就给它打上了“中庸”的标签。 53
BBC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1926年总罢工的爆发。大多数报纸都受到了罢工影响，所以一段时期内BBC几乎是唯一的新闻来源。里思的应对方式是将通常情况下每天一档的新闻快报增加到五档。人们现在接受的观点是，里思或多或少遵从了政府的要求，尤其是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制造乐观的假象。阿萨·布里格斯教授在他撰写的BBC官方历史中给出了罢工期间播出节目的例子：“任何受到‘罢工抑郁症’折磨的人最好能去新杂耍表演剧场观看‘RSVP’（一场演出）。”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里思是政府的托儿。事实上，时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认为BBC应该被接管。他将其视为自己旗下的《英国公报》的竞争对手，而后者的编辑部就设在他位于唐宁街11号的办公地点。 54 丘吉尔没能成功，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这次斗争带来了一个结果，“”BBC中的字母C于1927年从Company变成了Corporation，受到皇家宪章的保护。因此大罢工成了BBC在政治领域的一道分水岭。在罢工之前，政治（和其他“有争议的”主题）都在节目中被完全避开了，但罢工改变了这一切。1929年，《一周议会》节目正式推出。三年后，公司启动了自己的新闻采集机构。 55 历史学家J. H.普拉姆曾表示，20世纪有一项默默无闻的伟大成就，那便是教育了数量巨大的人民群众。国立学校和大学在这里起到了示范作用，但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其中许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也发挥了作用。“中庸”这个词原先可能带有侮辱的意味，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就像《时代周刊》的读者或BBC的听众一样，这实际上意味着让人们在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