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09年5月31日星期一的上午，在离纽约阿斯特广场不远的慈善组织会社大楼的演讲厅里，三个经过防腐处理的大脑正放在木架上进行展示。一个是猿脑，一个是白人的大脑，还有一个是黑人的大脑。这些大脑是康奈尔大学神经学家伯特·怀尔德博士所作演讲的主题。怀尔德教授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和照片，就“所谓的黑人大脑前额叶缺陷”的刻板印象报告了相关的测量结果。结束后，他再次向台下来自不同种族的观众保证，最新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白人和黑人的大脑之间存在任何差异。 1 这次演讲举行的时间（虽然看似年代久远，其内容却非常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意义。此时正值为期三天的“全美黑人大会”开幕日的上午，而此次大会是为建立一个致力于维护美国黑人民权的常设组织所迈出的第一步。举办这次大会的想法源自白人社会工作者玛丽·奥文顿，她为此付出了近两年的心血。此前她曾读到过一则威廉·沃林撰写的报道，描述了1908年夏天摧毁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种族骚乱，从那时起，召开这次大会的念头就萦绕在她的心头。斯普林菲尔德市在当年8月14日晚上爆发的骚乱标志着美国的种族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南方。正如沃林所写的，不再是“桃红色幕布后面上演的一出原始而血腥的剧目”。暴乱的导火线是一起指控，一位体面的黑人被控涉嫌强奸一名白人女子，后者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妻子。（铁路在当时是一个敏感领域。一些南方州设有“吉姆·克劳”车厢：一旦来自北方的列车进入州界，黑人将被强行从不分种族的车厢集中到黑人的专门车厢。）随着当晚涉嫌强奸的消息散布开来，两宗私刑、六宗枪击命案、八十人受伤、超过二十万美元的损失等接踵而至。在国民警卫队恢复秩序之前，两千名非裔美国人逃离了斯普林菲尔德市。
威廉·沃林关于这次暴乱的文章《北方的种族战争》并没有在暴乱发生后三周内登上《独立报》的版面。但当它问世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则普通的公正客观的报道。虽然沃林将这次暴乱及其直接起因巨细靡遗地付诸文字，但真正感动玛丽·奥文顿的却是他字里行间的满腔热情。他表明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白人对待黑人态度的依然如故；他揭露了南方各州一些州长的顽固不化，并试图为种族问题朝北方蔓延的原因作出解答。沃林的文章让玛丽·奥文顿感到震惊。她联系了他，并提议他们携手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他们召集了其他对黑人心怀同情的白人并开始在沃林的公寓集会。随着团体逐渐壮大，集会地点改到了东十九街的自由俱乐部。当他们在1909年5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召开第一次全美黑人大会时，出席人数刚刚过千，其中黑人占绝对少数。
上午的科学议程结束后，黑人和白人与会代表都来到附近的联合广场酒店共进午餐，“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虽然南北战争距离当时已有近半个世纪之遥，但即便是在北方的大城市，黑人和白人同桌进餐仍是非同寻常的，所以出席者都冒着被嘲弄，甚至更糟对待的风险。不过，那一次的午餐进行得很顺利，时长也恰到好处。餐后，代表们步行回到会议中心继续议程。当天下午，主讲人是少数黑人代表中的一员，一位来自菲斯克和哈佛大学的小个子学者。他留着胡子，态度孤傲。他的名字叫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许多人（尤其是针对他的批评家）常常将W. E. B.杜波依斯描述成一个傲慢、冷漠和目空一切的人。 3 当天下午他的表现确实名副其实，但这并不重要。对于许多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认识到杜波依斯一个更为关键的特点：他的非凡才智。他并没有明确地自我夸耀，但在他的讲话中，他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当天上午讲座的主题（白人是否比黑人更聪明）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熟练地运用着学术文章的措辞，他赞赏白人对黑人的住房、就业、健康和道德状况的关切，但他们“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说，即黑人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自尊，因为他们没能拥有选举权，而没有选举权就意味着“新奴隶制”可能永远不会被废除。他提出了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信息：经济力量（及因此带来的自我实现）只有在黑人的政治力量得到确立的前提下才会到来。 4
1909年时的杜波依斯已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公共演说家；他对细节和情绪的掌控已臻化境。但在全美黑人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个人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身处从学者向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转型途中。杜波依斯弃文从政的原因颇具启发性。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运动已经在南方生根发芽，目的就是要让奴隶制卷土重来，即使不能在法律上，也要在实际上重建曾经倡导种族隔离的南方邦联。甚至到了19、20世纪之交，有些州仍想要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而在北方，很多白人也将黑人视为劣等民族。自南北战争以来，黑人的境遇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实际上反而倒退了。第一位重要的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曾是阿拉巴马州的一名奴隶）的理论和实践也没能有效改善这样的状况。他认为种族关系的最佳形式是与白人和解，并相信黑人境遇的改变终将到来，而其他任何方式都有可能导致白人对黑人的对抗情绪。因此，华盛顿宣扬的观点是黑人“应当是一种劳动力，而非政治力量”。基于此观点，他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附近创立了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致力于向黑人提供主要适用于南方种植园的工业化技能培训。白人发现这种思想着实具有很强的安抚效果，于是向塔斯克基学院注入巨资，而华盛顿的声誉和影响力也水涨船高，以至于在20世纪初的若干年中，几乎所有对黑人的联邦职务委任都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征求了华盛顿的意见之后才予以执行。 5
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在各方面都有着天渊之别。杜波依斯生于1868年，此时南北战争已结束三年。作为北方黑人的后代，他还带有一些法国和荷兰的血统、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林顿长大，那里有着被他称为“孩子的天堂”的丘陵和河流。在学校他聪慧过人，直到一12岁时才第次遭受歧视。当时一个同学拒绝和他交换名片，如他所说，他感到被“巨大的罩子”孤立了。在某些方面，那个罩子从没被解除。但杜波依斯的天才足以让他在大巴林顿学校的白人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菲斯克大学的奖学金。菲斯克大学是南北战争后由美国传教士协会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创办的一所黑人大学。从菲斯克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研读社会学。毕业之初，他在找工作时遇到了困难，但在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之后，他被邀请到费城的黑人贫民区开展一项社会学研究。这正是他职业生涯起步阶段最亟须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杜波依斯完成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费城黑人》、《商界黑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美国黑人间的经济合作》、《黑人工匠》、《黑人教会》，等等，以及最后，在一1903年春天完成的《黑人的灵魂》。美国第份黑人报纸的老板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同时也是一位歌剧作曲家兼律师，他是南北战争前一位自由人的儿子。他认为这本书在美国黑人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自《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来这个国家出版的任何其他书籍都无法企及的”。《黑人的灵魂》（ Souls of Black Folk ）总结了杜波依斯近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和思考。它不仅证实了美国黑人被蚕食的投票权和逐渐增长的幻灭情绪，更毋庸置疑地证明种族歧视在住房、健康和就业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他的调查传达出的讯息旗帜鲜明，呈现出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局面，这让杜波依斯确信，布克·T.华盛顿的思想实际上弊大于利。因此在《黑人的灵魂》中，杜波依斯对华盛顿的思想进行了攻击。他这样做冒了巨大的风险，而这两位领袖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他俩的争端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而显得更加突出：华盛顿大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罗斯福总统。但杜波依斯倚仗的是聪明才智和研究证据，这些都为他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美国黑人中将成为未来种族领导者的“十分之一的才俊”必须将高等教育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的思想对白人具有威胁性，但杜波依斯完全不接受华盛顿“拘拘儒儒”的做法。他认为，只有对白人施加压力才能让他们发生改变。
有一段时间，杜波依斯认为提出反对白人的理由要比和自己的同胞斗争更为要紧。但这一想法在1905年7月发生了改变。当时随着敌对阵营间的对抗情绪日益高涨，他和其他二十九人在安大略省的伊利堡秘密集会，组织了日后闻名的“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尼亚加拉运动”是首个公开的黑人抗议运动，比华盛顿构想过的任何方案都更具攻击性。其目的是要组建一个具有资金支持的、为黑人的公民权及其他合法权利做斗争的全国性机构。其下属的委员会涵盖健康、教育、经济、媒体和公众意见等方面，还包括一个反私刑基金会。而当华盛顿听说这一切时，他被激怒了。“尼亚加拉运动”站在了他所有主张的对立面，因此从那时起，他就决心要搞垮它。华盛顿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不仅有自己的宣传技巧，还将这场为了黑人灵魂的战斗定义为黑人“负责任的领导者”与“落魄者”（即参加抗议者）之间的斗争。华盛顿的运动吓跑了“尼亚加拉运动”的白人支持者，这个组织的成员数量也从没达到过四位数。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奇妙的巧合，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尼亚加拉运动”了。1908年9月2日，该运动在俄亥俄州奥柏林的最后一场年会因只有二十九人参加而被迫休会。前景一片黯淡，不久前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骚乱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就在第二天，威廉·沃林关于种族暴乱的文章在《独立报》发表，玛丽·奥文顿接过了运动的火炬。 10
在以关于黑人和白人的大脑几乎没有差异的讲座勉强拉开序幕之后，奥文顿和沃林组织的这次大会并没有以失败告终，结局恰恰相反。第一次全美黑人大会（NNC）选举产生了“四十人委员会”，也称“全美黑人促进委员会”。虽然它主要由白人组成，但该委员会选择与布克·T.华盛顿分道扬镳。也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在开始的一年里，NNC的活动主要涉及行政和组织：寻求资金支持和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架构。到1910年5月重新聚首之时，他们已经为有组织地对抗种族歧视做好了准备。 11
但在此之前，情况却不容乐观。私刑致死案仍然以平均每年92起的数量发生着。罗斯福总统曾经作秀给少数黑人委以联邦职位，但1909年就任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关紧了水龙头”，他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像前任总统一样，因为“任命不合适的黑人”而疏远了南方各州。 12 因此，“剥夺黑人权利及其对黑人的影响”这一杜波依斯的主要研究内容成为第二次黑人大会的主题也就顺理成章。斗争和论战都指向了白人。为此，会议通过了一份由“预备组织委员会”制定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百人委员会”以及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十五人来自纽约，另外十五人由其他州遴选。最重要的是，筹得的资金已经足够支持五名全职人员的开销：一名全国主席、一名执行委员会主席、一名财务主管及其助手，以及一名出版和研究主任。除了W. E. B.杜波依斯以外，所有这些职员都是白人。
在第二次大会上，代表们对组织名称里的“Negro”（黑人）一词表达了不满，认为他们的组织应当代表所有有色人种开展运动。因此，组织的名称发生了变更，从“全美黑人大会”变成了“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 15 该协会的确切形式和方法主要归功于杜波依斯。这位孤傲的黑人知识分子泰然独立，不仅对美利坚民族，也对全世界产生着影响。
杜波依斯选择忽略了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的生物学争论，这样做有着充分的实际性和策略性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比黑人更加高等的生物学阶梯思想就会自然消亡：社会达尔文主义仍在繁荣兴旺。这种思想的鼎盛在1903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世界博览会上展露无遗，并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是新大陆所见证过的最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聚会。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6
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前身是路易斯安那购地展览会，用以纪念杰斐逊总统于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一百周年。这次购地行动开发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并使得内陆港口城市圣路易斯一跃成为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之后，美国人口数量第四的城市。这次展会堪称雅俗共赏。例如，当年9月下旬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在此召开。（它被形容为“科学天才的群英会”，虽然文艺人才也同样济济一堂。）与会者包括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沃森、普林斯顿大学的新任校长伍德罗·威尔逊、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和昂利·庞加莱以及遗传学家胡戈·德弗里斯和T. H.摩根。此外虽然弗洛伊德、普朗克和弗雷格本人未能亲临现场，但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探讨。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拉格泰姆之王斯科特·乔普林的到场，以及为展会特地发明的蛋卷冰激淋。 17
博览会上还有一场“人类发展”的展览。该展览本打算展示“西方（即欧洲）”各种族所取得的成功，后来却演变为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非西方民族的集中展示：包括北极的因纽特人、南极圈附近的巴塔哥尼亚人、南非的祖鲁人、人称“进化史上缺失的一环”的菲律宾尼格利陀人以及超过五十一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这些“展品”每日都全天展出，而参加博览会的白人并不觉得这样的展览有任何侮辱意味或政治错误。然而，这种恶趣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并没有就此打住。由于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圣路易斯也被选定作为1904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借此东风，一场美其名曰“人类学日”的另类“运动会”在博览会上粉墨登场。在这里，民族大展览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在一场由白人组织的竞赛中互相竞争，因为主办方似乎认为这不失为展示人类各种族具有不同“适应性”的一种方式。结果一位克劳族印第安人拿下了一英里跑冠军，苏族印第安人在跳高项目折桂，而来自菲律宾的摩洛人获得了标枪比赛的冠军。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美国荼毒尤甚。1907年，印第安纳州出台了针对在押强奸犯和智障人士实施绝育手术的法规。无独有偶，类似思想的温和版本也已在别处生根发芽。1912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优生学大会（International Eugenics Conference）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政府在生育领域采取力度更大的干预措施。但这对法国人·夏·里歇（Charles Richet）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在《人类的选择》（1912）一书中公开主张杀死所有携带遗传缺陷的新生儿。对于年龄超过婴儿期的遗传病患者，里歇认为阉割是最好的对策。但舆论的大惊失色让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主张禁止具有一系列“缺陷”的患者进行婚配，包括结核病患者、佝偻病患者、癫痫患者、梅毒患者（他显然没听说过洒尔佛散）、“太矮或太孱弱的人”、罪犯以及“不会读、写或计算的人”。 19 达尔文的儿子伦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rwin）少校于1911至1928年间担任英国优生教育学会会长。他虽不至于如此激进，但主张鼓励“优等”民族尽量生育，而“劣等”民族则应减少生育。 20 在美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优生学仍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运动，而印第安人绝育法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在英国，优生教育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仍在活跃。而德国的情况则独立而特殊。
保罗·埃尔利希没有让当时这些盛行的社会观点影响到自己对梅毒的研究，许多遗传学家却不敢这么说。在这一历史主题的早期阶段，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城市中不断增长的酗酒、疾病和犯罪忧心忡忡。他们将这些现象理解为人种的退化，并因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开支持过优生学会及其工作。美国遗传学家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发表了一篇至今仍被引用的经典论文，证明亨廷顿氏舞蹈病这种渐进性的神经紊乱是通过孟德尔显性性状进行遗传的。他是正确的。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呼吁实行优生绝育法，之后又号召美国在种族和其他生物/遗传依据方面对移民进行限制。这让他的研究方向误入歧途，以至于他后来试图证明对暴力倾向是单一显性基因的结果。我们不能这样“强迫”科学。 21
另一位一度投身优生学运动的遗传学家是T. H.摩根（T. H. Morgan）。自胡戈·德弗里斯在1900年复刻孟德尔的发现之后，遗传学领域的下一项重大进展将由他和同事发现。在美国优生学会成立的同年（1910年），摩根发表了（黑腹）果蝇实验的第一批结果。这听上去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果蝇生物学构造的简单和繁殖的快速意味着：得益于摩根的研究，果蝇在未来将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摩根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蝇巢”（fly room）因此名声大振。 22 自德弗里斯于1900年复刻孟德尔定律以来，遗传的基本机制已经经过了多次证实。但是，孟德尔和德弗里斯都是通过统计学方法，围绕其子代3∶1的变异比例进行研究。这个比例被证实的次数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意识到孟德尔和德弗里斯确立的遗传机制必然拥有相应的物理学、生物学和细胞学基础。五十多年来，生物学家一直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特定行为。他们看到细胞核由许多微小的线状体组成，然后在分裂的过程中分离开来。早在1882年，沃尔特·弗莱明就曾记录，如果通过染料进行染色，这些线状体将呈现比其他细胞成分更深的颜色。 23 这种反应引发了推测，即线状体是由名为“染色质”的特殊物质组成，因为它使线状体着色了。这些线状体很快就被称为染色体（chromosomes），但直到九年后的1891年，才由H.亨金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察，即在无翅红蝽的减数分裂（细胞分裂的一种形式）过程中，半数精子获得十一条染色体，而另一半精子不仅获得了同样的十一条染色体，还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染色反应强烈的小体。亨金也不能肯定这个额外的小体是不是一条染色体，所以他干脆把它称为“X”。他从没想过这个一半精子含有而另一半缺乏的“X小体”（X body）可能决定着昆虫的性别，但这一结论很快由其他人得出。 24 继亨金的观察之后，人们证实了同样的染色体以相同形态出现在连续的子代之中，沃尔特·萨顿也于1902年表明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相似的染色体聚集到一起，然后分开。换句话说，染色体完全按照孟德尔定律行事。 25 然而，这只是推论性的（间接）证据。1908年，T. H.摩根着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动物繁育计划，旨在让这一问题水落石出。起初，他试验了大鼠和小鼠，但它们的世代时间过长，也经常患病。于是，他开始使用常见的果蝇，即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这种微小的生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人类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密切，但它有着实实在在的优点：生活方式简便。“首先它能在牛奶瓶里茁壮成长，很少得病，而且每隔几个星期就能顺利地繁殖出新的一代。”果蝇不像大多数哺乳动物那样具有二十多对染色体，它们只有四对。这也简化了实验过程。
果蝇可能只是一种平凡无奇的生物，但在科学性上它是完美的，尤其是在摩根于数千只正常的红眼果蝇中注意到一只突然出现的白眼雄果蝇之后。这一突变值得一探究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摩根团队在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让成千上万的果蝇进行交配（这也是“蝇巢”之名的由来）。大量的实验结果帮助摩根断定，突变是稳步在果蝇种群中形成的。到了1912年，他们已经发现了超过二十种隐性突变，其中包括被他们称为“残翅”的性状和另一种导致“黄色蝇身”的性状。但他们的发现还不限于此。这些突变都只发生在单一性别，要么雄性，要么雌性，从来没有同时影响过两种性别。突变总是伴性遗传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支持了颗粒遗传的观点。而雌雄果蝇细胞之间唯一的物理差异就在于“X小体”。因此，接下来的观点就水到渠成：X小体是染色体，它决定着成年果蝇的性别，而“蝇巢”中观察到的各种突变都是由这种染色体携带的。
早在1910年7月，摩根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果蝇的论文，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在1915年的《孟德尔遗传机制》一书中完整阐述的，该书也是第一部公开阐述“基因”概念的著作。 28 对于摩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基因可以理解为“染色体的某一特殊区段，该区段能通过确切的方式影响生长并借此决定成年有机体的某项特定性状”。摩根认为，基因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并从亲代原封不动地传给子代。而突变是新基因及由此而来的新性状可能产生的唯一途径。最重要的是，突变是随机的、偶然的过程，不会由于生物体的需要而受到任何影响。按照这样的说法，获得性性状的遗传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摩根的基本思想。它促进了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美国各地）大量实验室研究的开展。但在其他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如古生物学），科学家还不愿放弃非孟德尔思想，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还形成了现代综合进化论等非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见下文第20章）。当然基因和性状的决定关系也有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摩根承认，单一的成体性状可以由一个以上的基因控制，而与此同时，单一的基因也可能影响多个性状。同样重要的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因为相邻的基因有时也能修饰其表达效果。
遗传学在十五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仅是经验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在某种意义上，基因相较电子或原子来说是一种更有影响力的基本粒子，因为它与人类的联系远比粒子更为直接。具有偶然和不可控特性的突变是“自然选择的中立控制之下”进化的唯一机制，这在批评者（哲学家和宗教权威）看来，只是平庸之辈无望的自我欺骗，毫无意义；甚至它只是在宗教统治世界时人类从所处的天堂向下堕落的又一个最低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根没有涉足这些哲学辩论。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他意识到遗传学比大多数优生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分子所青睐的粗鲁控制技术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于是大约在1914年，他摒弃了优生学运动。他也意识到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没有支持种族生物学家眼中理所当然的观点，最明显的是他一位同事的研究。这位同事的办公室位于第七十九街和中央公园西大道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离纽约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只有几个街区。我们将看到，这个人的意见和论证会和摩根一样影响深远。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于1858年出生在德国西北部小城明登。他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后来出于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成了一位人类学家。他移居美国并向《科学》杂志投稿，后来又担任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厄斯个头不高，头发乌黑，前额高耸，待人和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研究了数个美国原住民群体，调查了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艺术和温哥华附近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秘密社会。赶着当时盛行的颅骨测量学的潮流，他也对儿童的发育产生了兴趣并制定了一系列被他称为“头颅指数”的物理测量方法。 30 博厄斯的涉猎广泛和不知疲倦使他声名鹊起。他和《金枝》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一道，为将人类学建成受人景仰的研究领域贡献了力量。因此他也被委以任务，帮助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小组记录原住民的人口，并应美国参议院迪林厄姆委员会的要求开展研究。该研究报告发表于1910年，而它的诞生源于政治家对优生学种种不成熟的忧虑：美国正在吸引过多属于“错类”的移民；民族“大熔炉”的做法不可能一直有效；而移民的后代出于种族、文化或智力的原因也许不能或不愿被同化。 31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不是一个罕见的观点，但以我们现在的角度考虑，1910年时这些限制主义者的某些特定担忧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忧虑集中在移民的体貌特征等方面，尤其认为他们是“退化”的族群。博厄斯被要求对一组移民家长和孩子的样本进行计量生物学评估，这在当时已经是无礼的举动，假如放在今天必然是非常可耻的。随着新的遗传科学开始大行其道，许多人深信体型是完全由遗传决定的。博厄斯的研究表明，移民的同化速度实际上非常快，几乎不用一代，或者最多两代就能与当地人在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方面打成一片。博厄斯本人就是移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艰苦而漫长的迁徙之旅并没有对新移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在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大多数的移民渴望安定的生活和繁荣的未来。 32
尽管博厄斯贡献良多，《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长达十八卷）得出的结论却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在生物学上比其他移民低等”。不过该报告并未建议驱逐“退化种族”，而是将火力集中在对付那些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测试确认出来的“退化个体”。
33
鉴于迪林厄姆委员会的结论，博厄斯于当年出版的第二本书具有更大的意义。《原始人的心智》（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很快就成了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德文版后来遭到了纳粹分子的焚毁。与其说博厄斯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测量学家和统计学家。和摩根一样，他是一名经验主义研究者，致力于使人类学尽可能成为一门“硬科学”，并专心于研究“客观”事物，比如身高、体重和头部大小等。他还游历四方，结识了若干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团体，并清楚地认识到，对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他们与所谓其他种族的接触基本上仅限于非裔美国人。
博厄斯在《原始人的心智》开篇写道：“文明人为自身的惊人成就而自豪，从而鄙视人类大家庭中其他发展程度不及他的成员。文明人征服了自然力，使其为己所用。”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引导性，让读者先以身为文明人而沾沾自喜。但博厄斯随即开始质疑（并倾全力消除）“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在近三百页的篇幅中，他小心地为事实和论证的大厦添砖加瓦，将当时的传统“智识”完全颠覆。例如，心理测量学研究将巴尔的摩黑人与巴尔的摩白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大脑结构，尤其在额叶、眶叶和胼胝体的相对大小上存在差异。博厄斯则表明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法国北部和法国中部的人群之间。他承认黑人的头骨在尺寸上比所谓的“高等种族”更接近猿类，但他提出，白种人也有更接近猿类的特征，他们体毛比黑人更多，而且相较黑人拥有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更为接近的嘴唇和四肢比例。他也承认欧洲人的脑容量均值为1560毫升、非洲黑人为1405毫升以及“太平洋黑人”为1460毫升。但他同时指出，他调查中几百名杀人犯的平均脑容量竟然也高达1580毫升。他认为，“原始”种族完全有能力实施非冲动的受控行为去达到相应的目的。而只要你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语言，你会发现这些语言同样也是高度发达的。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关于雪的词汇要比其他语言多得多，原因显而易见，因为雪对他们更为重要。他还驳斥了有些语言不含十以上数字的观点。虽然某些美洲土著部落的语言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落的成员在学习英语之后仍不能用英语数到十以上。
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的一大重要特色在于其卷帙浩繁的旁征博引。人类学、农学、植物学、语言学和地质学等证据无一不包，而且这些证据通常来自批评家鞭长莫及的德文和法文期刊。在最后一章“美国的种族问题”中，他调查了意大利的卢卡和那不勒斯、西班牙以及德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这些地区都经历过大规模的移民和种族融合过程，且基本没有发生过身理、心理或道德层面的退化。他认为，许多所谓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其实转瞬即逝。他以自己关于美国移民子女的研究为例证，解释了移民如何在至多两代之内逐渐与周围的原住民实现同化，甚至包括外形体貌方面。在书的结尾，他呼吁未来的研究着眼于移民和非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生活的方式，以及比较这些移民与仍生活在欧洲、非洲或中国的同胞之间的差异所在。他说，研究者是时候停止专注于那些强调虚构或短暂差异的研究了。“抛开种族和环境等因素，世界范围内基本习俗和信仰的相似性是如此普遍，而种族［看起来］……已经无关紧要”，他写道，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将“教会我们对不同于自身的文明形式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
《原始人的心智》堪称杰作。博厄斯运用自己日渐卓越的影响力，引领人类学家和芸芸众生远离了线性进化论和种族理论，走上了文化史的道路。他对于文化史的推崇塑造了也许是20世纪纯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成果：相对主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这种思想唯一的倡导者。而在二十年之后，他的学生（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才重新扛起了这面大旗。
就在博厄斯研究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领域取得了进展。其推进力在于，美洲原住民所拥有的文化和历史要比种族生物学家所愿意承认的丰富有趣得多。而随着出身于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的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 39
1875年，宾厄姆出生在檀香山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他的家人曾将《圣经》译成世界上最生僻的一些语言（如夏威夷语）。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史前史学家，他同样热爱旅行、探险和充满异域情调的国度。这种爱好在1909年把他带到了秘鲁。在那里，他结识了利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卡洛斯·罗梅罗。在自家阳台上和宾厄姆喝古柯茶时，罗梅罗向他展示了德·拉·卡兰查神父的作品，这些关于失落的印加古城比尔卡班巴的描述点燃了宾厄姆的想象力。 40 虽然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已经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存在过的一些较大规模的古城详细记录在案，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德国学者爱德华·塞勒的工作才开启了关于这一地区的系统性研究。罗梅罗描述了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印加帝国的末代君主曼科·印卡（Manco Inca）失落的都城—是怎样让世世代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寻宝猎人魂牵梦萦。这个故事深深地迷住了宾厄姆。
这无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早在16世纪初，印加帝国国王曼科·印卡就已大权在握，而当时他还不到19岁。尽管初出茅庐，他已经让对手领教了自己的智勇双全。就在皮萨罗兄弟率领西班牙人向印加领土大举进发时，曼科·印卡退避三舍，退守到人迹罕至的藏身之所，最终来到比尔卡班巴。1539年，危机到来。冈萨洛·皮萨罗率领300名“最勇猛的军官和战士”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以16世纪的标准来说）的袭击。西班牙人在马匹所能到达的范围内尽量依靠骑行（马在西班牙人登陆美洲前已经在当地绝迹）。当骑兵部队无法继续向前时，他们留下一名看守照看马匹，改为步行前进。他们跨越乌鲁班巴河，沿比尔卡班巴的山谷迂回而上，取道越过维特科斯。至此，前方密林丛生，不可逾越，西班牙人的紧张情绪逐渐滋长。突然，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两座横跨在山涧上的新造的桥。这些桥颇有诱敌深入的意味，其崭新程度也本该引起皮萨罗的怀疑：然而它没有，于是他们遭到了伏击。瀑布般的巨石和冰雹般的乱箭向他们倾泻而下。36个西班牙人被打死，冈萨洛·皮萨罗连忙率部撤退。但这只是缓兵之计。十天后，西班牙人集结了更大规模的军队，绕过桥梁，攻入比尔卡班巴并将其洗劫一空。不过那时曼科·印卡已经转移了阵地。虽然印加皇帝最终被由他赦免的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答应在对抗皮萨罗的战斗中助他一臂之力）出卖，但他的智勇双全已经赢得了西班牙人的尊重。印加王曼科·印卡的传说在几百年间广为流传，围绕比尔卡班巴的秘密也蓬勃生长。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于当地发现银矿后，人们认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更甚从前。到了17世纪，在银矿枯竭之后，荒废的城市被丛林重新包裹起来。人们曾在19世纪多次尝试找到这座失落之城，但皆归于失败。
宾厄姆无法抗拒罗梅罗的故事。回到耶鲁大学后，他说服了百万富翁、银行家爱德华·哈克尼斯资助他去探险。哈克尼斯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成员，也是亨利·克莱·弗里克和约翰·洛克菲勒的朋友，还是一位秘鲁文物的收藏家。1911年夏天，宾厄姆一行开始了探险之旅并获得了幸运女神的青睐，这一点颇似阿瑟·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之旅。1911年时，由于亚马逊河流域橡胶热的兴起，乌鲁班巴山谷正处在开发阶段（当时马来西亚尚未取代南美成为世界橡胶的主要产地）。宾厄姆在库斯科集结了队员，该地位于利马和古印加帝国的中心东南350英里。7月，骡车开始沿新建的乌鲁班巴公路进发。在离开库斯科几天后，宾厄姆就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头。他们一行的骡车在新公路和乌鲁班巴河之间露营。骡子发出的噪声和人们的炊烟（或是其他东西）引起了一个叫梅尔乔·阿特亚加的人的注意。此人独居在附近一个破落的窝棚里。在与宾厄姆的队员交谈并得知其目的后，阿特亚加提到河对面的一座小山顶上存在着一些废墟。他曾经“去过一次”。人们被密集的丛林和陡峭的峡谷所吓倒，都不想去验证阿特亚加提供的这条线索，只有宾厄姆除外。他自觉有责任追随所有的线索，于是在7月24日上午，他说服了一个名叫卡拉斯科的秘鲁军士，同他和阿特亚加一起踏上了征途。他们通过一座搭在巨石之间的圆木便桥穿过了比尔卡班巴河咆哮的急流。宾厄姆吓得只能四脚着地爬过桥去。在对岸，他们找到了一条穿过森林的小径，但这条路无比陡峭，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匍匐前进。手脚并用之下，他们爬到了离河两千英尺高的地方，停下来吃午餐。宾厄姆惊讶地发现，在那里他们并不孤单，还有两个“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农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农场是由一系列梯田构成的，而这些梯田显然距今年代久远。
午饭过后，宾厄姆有些举棋不定。这些梯田还算有趣，但仅此而已。如果还要把整个下午花在继续攀爬上也绝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提议。另一方面，他已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进。没走多远，他就意识到自己继续前进的决定是正确的。就在一座山的侧面，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宏伟（数以百计）的石头梯田，沿着近千英尺的山坡向上绵延。 48 乍一看，他意识到这些梯田已经被大致清扫一空，但其后依然蓬勃的密林深处可能隐藏着无限的秘密。此时他已忘掉了疲劳，快速攀至这些梯田的顶层，而就在最顶部，半掩在郁郁葱葱的绿树和高低不平的灌木之中，他发现了连绵的废墟。兴奋之情愈发高涨的他鉴定出一个圣洞和一座由方形花岗岩石块堆成的有着三面墙的神殿—巨大的石头被雕刻成光滑的正方体或长方体，石块间彼此契合天衣无缝，展现出库斯科顶级建筑的精妙之美。用宾厄姆自己的话说：“我们沿路向前，去到印第安人曾经种植小菜园的空地。突然间，两处古代美洲最华丽、最具特色的建筑废墟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的墙壁由美丽的白色花岗岩构成，其间包含的巨大石块比人还高。这景象让我神魂颠倒。……每座建筑只有三面墙，有一面完全开放。主神殿墙高十二英尺，内衬制作精美的壁龛，其中五个高居墙壁末端，七个位于背面。背面的七个壁龛下方是一块十四英尺长的矩形石块，可能是一座祭坛，但更像是给死去的印加君主的木乃伊准备的宝座，以供人们崇拜之用。这座建筑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过屋顶。建筑顶部铺砌着精美光滑的方形石块，它们毫无遮挡，以便祭司和木乃伊可以接受阳光的恩泽。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因为我检视了建筑底部较大的石块，估计它们每块至少重达十到十五吨。有谁会相信我所发现的这一切呢？幸运的是……我的相机不错，而这天也正好阳光明媚。” 49
他在第一天考察过的神殿中，有一座开了三扇巨大的窗户，对于任何用途来说都过于庞大。这些窗户唤醒了他的记忆，他回忆起撰写于1620年的一份关于第一代印加君主曼科·印卡大帝的报告，里面描述了这位君主下令：“在他出生地的工程必须完成，其中包括一道有着三扇窗户的石墙。”“这会不会正是我所找到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里就不是末代印加帝国的都城，而是初代印加君主的出生地。我没有想过这里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在他的第一次探索尝试中，海勒姆·宾厄姆就确定了马丘比丘（Machu Picch）的位置，而这里将成为南美洲最负盛名的古文明遗址。 50
虽然在1912和1915年，宾厄姆曾返回此地对其他地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发现，但全世界关注的还是马丘比丘。经过精心发掘，这座城市呈现出自己特有的绰约风姿。 51 其独有之美部分是因为这么多建筑物都采用环环相扣的印加石工技术构建，一方面是由于古城的保存惊人的完好，连屋顶轮廓都原封未动。而另一方面则源自整个古城的整体规划：住宅区被整齐的梯田环绕着，其间由数以百计的小径和阶梯组成的交通网络相连通。透过这样的规划，印加时代的日常生活也就不难想象了。马丘比丘的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在清除了周围的丛林之后，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座古城坐落在孤立而狭窄的山脊之上，周围环绕着深深的发卡状峡谷。精美绝伦的古代文明在原始丛林中遗世独立，宛如桃源仙境。 52
宾厄姆对马丘比丘就是比尔卡班巴深信不疑。一大原因在于，他在古城外部发现了不下135具骷髅，其中大多数为女性，且许多头骨上都有孔洞，在城内却没有发现。宾厄姆推断这些带孔的头骨来自异族战士。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因为显然这里是一座圣城。（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解释。）第二个激动人心而奇妙的发现也为这种论断添砖加瓦：人们发现了一根空心的管子，而宾厄姆认为这是用来吸入药剂的。他认为这根管子有可能是某种复杂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而吸入的药剂可能是一种麻醉剂，比如当地出产的胡利卡树的黄色种子。因此，推而广之，这根管子可以用来解释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名字的由来：胡利卡的平原（bamba of Hulica）。宾厄姆确定这里就是比尔卡班巴的最终论据是基于马丘比丘的规模大小。大约一百座房屋的规模让这里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废墟，而古代西班牙人的资料将比尔卡班巴描述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因此曼科·印卡在皮萨罗的骑兵围剿下寻找避难所时，退守这座坚固的城池，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53 马丘比丘因此被确定为比尔卡班巴。而在半个世纪中，大多数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都认为这座城市确实是曼科·印卡最后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的妻子惨遭酷刑致死之地。 54
宾厄姆的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他的发现与博厄斯和摩根的研究成果一道，对种族生物学家的过激行为进行了谨慎的纠正，因为这些生物学家都一意孤行，试图贸然定论：按照达尔文思想，世界上的种族都能通过一棵简单的进化树进行归类。遥远的印加文明以其巧夺天工的艺术，还有建筑和道路网络的辉煌成就（其道路总长绵延超过19000英里，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同时期的欧洲道路系统）将种族生物学草率论断的错误展露无遗。对于那些乐意倾听各个领域的证据的人们来说，进化是一个远比社会达尔文主义复杂得多的过程。
进化论思想的日益普及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同样也不能否认，杜波依斯、摩根、博厄斯和宾厄姆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普遍意义上形成了一股合力，为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种群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热烈追捧本身就表明了进化论思想的强大。此外，在1914年，一股来自全新领域的力量同样对进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地质学开始为地球的演变进程提供令人大跌眼镜的全新解释。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是一位德国气象学家。其著作《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算不上完全独创，因为书中的构想，即世界六大洲起源于同一块超级大陆，已经在1908年由美国的F. B.泰勒率先提出了。但魏格纳收集了更多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来佐证这一构想，其研究的卓越程度远非前人可比。1912年1月，在法兰克福的一场德国地质协会会议上，魏格纳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55 事实上，用事后的眼光来看，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科学家没有更早地得出魏格纳的结论。到了19世纪末，为理解和弄清自然界及全球各地的物种分布，一些知识上的解释显然已经亟待给出。物种分布的证据主要包括化石及相关种类岩石的奇特分布。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发了人们对化石的兴趣，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能够推断它们产生的年代，那么化石就能为生命在过去的发展，乃至生命的起源本身提供线索。与此同时，人们对岩石已经知之甚详，包括地球从大量气态物质凝结为液态再到固态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岩石的形成方式。核心问题在于某种岩石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以及它们与化石间的相互联系。例如，一条山脉从挪威延伸至英国北部，应当在爱尔兰与其他贯穿德国北部和英国南部的山脉相交会。事实上，在魏格纳看来，其交会点似乎位于北美海岸附近，就好像两个北大西洋的海岸地区曾是相连的一样。 56 与此相似的是，动植物化石在全球的分布方式也只能这样解释，即现在已经远隔重洋的地区之间曾经有陆地相连。 57 19世纪的科学家把这叫作“大陆桥”，它被认为是横跨于水域之间的便捷连接通道，连通了诸如非洲和南美，或是欧洲和北美地区。但如果这些大陆桥曾经存在过，它们到哪儿去了呢？是什么为大陆桥的升起和沉没提供了能量？海水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魏格纳给出的答案非常大胆。他说，不存在所谓的大陆桥。恰恰相反，现存的六块大陆（非洲、澳洲、南美洲、北美洲、欧亚大陆和南极洲）曾是一块超级大陆。他将这块广袤无垠的大陆叫作联合古陆（Pangaea，这个称谓来自希腊语中对“所有陆地”的总称）。大陆通过“漂移”的方式来到它们现在的位置，类似巨大的冰山。他的理论还解释了大陆中央山脉的成因，是由远古陆块的碰撞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花一定时间来理解的想法。整块的大陆是如何“漂移”的？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如果大陆确实移动了，是怎样的巨大能量让它们移动的呢？在魏格纳的时代，人们对地球的基本结构已有了解。地质学家曾通过分析地震波，推断地球由地壳、地幔、外地核及内地核组成。首要的基本发现是，地球上的所有大陆都由同一种岩石，即由长石和石英组成的花岗岩（或由在高温下生成的粒状火成岩）构成。在花岗岩大陆的周围分布着另一种岩石（更加致密和坚硬的玄武岩）。玄武岩的存在形式分为两种：固态和熔融态（因为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就是半熔融态的玄武岩）。这表明，地球内外结构之间的关系显然与地球从一团气态物质冷却为液态再到固态的方式密切相关。
人们认为，构成大陆的巨大花岗岩块厚达50公里，但其下约3000公里的厚度都由所谓的“弹性固体”，即半熔融态的玄武岩构成。再往下直到地核（半径约6000公里）则包裹着液态铁。
1当然，数百万年前的地球比现在要热得多，那时的玄武岩可能更偏向液态，因而各大陆的整体情况可能更类似于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从这一观点来看，大陆的漂移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魏格纳和其他科学家试图弄清这些实际的陆块曾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他的理论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大陆当然不仅仅包括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海平面以上的部分。经历地质年代的变迁，海平面也随之起伏。冰河时代水位降低，在更为温暖的时期则上涨，所以大陆架（大陆位于海平面下较浅的部分，尚未到达陡然下降数千英尺的区域）很可能充当了这其中的“缓冲带”。随着这块巨大的地球拼图成功组合，各种非同寻常的地质特征也逐渐为人所知。例如，南非西海岸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东海岸存在着形态完全相同的二叠纪冰川沉积物（即形成于2亿年前的远古森林，也就是现在的煤田）。而远隔南大西洋遥相呼应的西非尼日尔和巴西的累西腓附近则存在着相似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岩石（距今约1亿到2亿年）。而横贯非洲南部的地槽（地球表面的洼地）同样整齐地穿过了阿根廷中部地区。最后，在南非和其他遥远的南方大陆，如南美洲和南极洲，都发现了相似的舌羊齿植物的化石分布。这么远距离的传播不大可能是由于风的原因，因为舌羊齿的种子太过笨重，无法通过风力传播。这里同样也只能通过大陆漂移来解释这种植物在相距甚远的地点间的广泛分布。
联合古陆存在了多久，又在何时因什么原因分崩离析？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它的分解？这些问题是大陆漂移学说这一20世纪最惊人的思想之一需要回答的最后问题。（虽然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得以逐渐理解：1939年的地质学教科书仍然仅仅将大陆漂移认定为“假说”。另参见后文第31章。）
大陆漂移学说（continental drift）与20世纪最初几年中地质领域的另一重大进展不谋而合。而这一进展事关地球年龄的计算。1650年，爱尔兰阿尔马地区的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通过《圣经》中的家谱计算出地球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点。
1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通过化石的佐证，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地球诞生于至少3亿年前，而这一数字后来又被增加到5亿。19世纪末，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通过地球冷却的观点，提出地壳形成于距今2000万至9800万年前。但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后来都让位于放射性和放射性衰变的发现。1907年，伯特伦·博尔特伍德意识到可以通过测量衰变终产物—铀和铅的相对成分并将其与铀的半衰期对比，从而测定岩石的年龄。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是于1983年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些锆石晶体。它们的诞生之日可以追溯到42亿年前，而现今对地球年龄的最准确估计约为45亿年。
60
地质学家同样计算出海洋的年龄。他们首先从一个假设出发，即世界上的海洋最初完全充满着淡水，但随着世界上的河流不断冲刷大陆，为海洋带来了盐分。通过计算每年海洋中盐分的储量，再除以世界海水的总体盐度，就可以推导出这些盐分沉积所需的时间。当时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是，海洋诞生于1亿到2亿年前。 61 在杜波依斯对非裔美国人地位的理解中，他尽量尝试将生物学放在一边。通过这样的尝试，他很快领悟了许多人穷尽几十年才能学到的真谛：只有通过政治行动，为黑人赢得与白人相同的权利，美国黑人的地位才有可能得到改观。然而他低估了（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不同形式的知识将共同催生的结果。这一结果如非偶然，也不是完全循序渐进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充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整个20世纪，进化论思想将同时踏上科学之旅和大众之行，而这两种旅程并不总是相同的。与进化论本身相比，人们对进化论的态度和看法同样重要。而两者间的差异在美国尤为重要，因为美国拥有独特的种族/生物/社会结构，其由移民组成的国民群体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进化的推进，基因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不同种族间的智能差异，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进化的步伐缓慢地走过了地质年代，关于地球悠久历史的新知识凸显出这一进程的漫长，也催生出人性永固的思想，即人性就像化石一样，是一成不变的。基因所具有的恒久属性为进化的连续性添砖加瓦，而曾经重要但业已消亡的灿烂文明重见天日，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先民虽然创造了如此多彩的古代文明，却注定要在历史长河中折戟沉沙。因此，虽然物理学逐渐摧毁了关于现实的传统观念，但生物科学的思想，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和地质学，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聚集成一股合力，而这种思想合力在普罗大众身上的体现更甚于专家的科学头脑。线性进化论和种族差异的思想开始沆瀣一气，而这种结合将注定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