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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以艾哈迈德·福阿德亲王为首的埃及团体发表了一则宣言，为建立一所埃及大学而募集公债。这所新的大学旨在“建立类似欧洲大学的教学实体并适应国家之需求”。筹款计划很成功，这所大学（开始阶段是一所夜校）也于两年后开学，师资包括两名埃及教授和三位欧洲教授。这样的计划非常必要，因为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曾贵为穆斯林世界主要学府）已经名誉扫地，原因在于它拒绝更新和调整其中世纪的教育方法。其造成的一大后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埃及和叙利亚一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
1900年的中国仅有四所大学；日本有两所（第三所将于1909年建立）；伊朗仅有几所专科院校（德黑兰政治科学学院成立于1900年）；贝鲁特仅有一所；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是一个强国）也仅有一所：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学习之家”，它始建于1871年，但不久即被关闭，直至1900年才重新开放。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四所大学：开普敦大学、位于布隆方丹的格雷大学学院、位于格雷厄姆斯敦的罗得岛大学学院以及纳塔尔大学学院。澳大利亚也拥有四所，新西兰则有一所。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创建于1857年，阿拉哈巴德和旁遮普大学则建于1857和1887年之间。此后直到1919年，印度都没有诞生任何新的大学。俄国在20世纪初拥有十所国立大学，在芬兰（芬兰在当时是自治区域）还有一所，以及莫斯科的一所私立大学。
如果说大学数量的匮乏显示出西方世界之外精神生活的特征，那么美国的主要特征则是英式大学的拥趸和德式大学的支持者之间的纷争。起初，大多数美国院校都是按照英式风格建立。美国境内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其前身是创立于1636年的一所清教徒学院。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合伙人中有三十多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因此他们在波士顿附近建立的大学也自然地效仿了伊曼纽尔模式。苏格兰模式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尤以阿伯丁模式为甚。 3 苏格兰大学为非寄宿制，校风民主，宗教气息淡薄，由当地政要负责管理—堪称大学董事会的先驱。然而直到20世纪，美国的高等院校实际上都只是学院（致力于教学），而非严格意义上以知识增长为己任的大学。只有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和克拉克大学（1888年）可以划入大学之列，但这两所学校也很快就被迫加入了本科课程。 4
众所周知，最初构想出现代大学的人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Eliot），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化学教授。1869年，年仅35岁的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那里是他度过本科时光的地方。艾略特到任时，哈佛只有1050名学生和59名教职员工。而当1909年他退休时，哈佛的学生人数已经翻了两番，教职员工数量则增长了十倍之多。但艾略特在意的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他大力修改了课程模式；建立了专业学院并使之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还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成了所有有志涉足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楷模。” 5
最重要的是，艾略特遵循了德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为世界培养了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理查德·施特劳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群星璀璨的人才。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卓越成就可以追溯到1806年的耶拿战役（经此一役，拿破仑终于到达柏林）。他的到来迫使僵化的普鲁士人发生改变。在思想领域，约翰·费希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伊曼努尔·康德等重要人物将德国学术界从对神学的愚钝依赖中解放出来。因此，德国学者在哲学、语言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与欧洲同行相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例如，德国是第一个将物理、化学和地质学列为与人文学科平起平坐的学科的国家。无数的美国人，以及杰出的英国学者如马修·阿诺德和托马斯·赫胥黎等，都曾到访德国，并对其在德国大学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
从艾略特的改革开始，美国大学开始效仿德国的制度，尤以研究领域为甚。然而，这一德国模式虽然在推进知识和生产新技术工艺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却破坏了“大学的生活方式”，以及本科生和教师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而在采用德国模式之前，这些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德国模式造就的人才被威廉·詹姆斯称为“章鱼博士”：耶鲁大学于1861年颁发了大西洋西岸的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Ph.D.）；到1900年已发展到每年颁发超过三百个博士学位的规模。
遵循德国模式的代价就是与英式大学系统的彻底决裂。在许多大学，学生宿舍和集体食堂被一并取消了。哈佛在19世纪80年代对德国模式的沿袭已经到了盲从的地步，以至于学生不再需要到堂听讲—只有考试的表现才是决定成绩的标准。这一切终于起了反作用。芝加哥大学首先于1900年“冒整个美国中西部之大不韪，不惜被看作中世纪的英式专制学校”而建造了七幢学生宿舍。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很快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哈佛也在20世纪20年代按照英式房屋模型重组了校园。 8
由于美国的大学已成为思想的温床，孕育出本书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许多内容，所以美国大学的历史也与其自身息息相关。但确定哈佛、芝加哥、耶鲁以及美国其他高等学府之核心思想的斗争也与另一方面有着紧密联系。德国和英国教育模式的融合既是明智之举，也是美国大学在面临20世纪之初的形势时做出的务实响应。实用主义在美国是一套非常强大的思想体系。美国并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教条或思想观念。它有着自己的“开拓性思想”：它拥有并把握了自己的机会，甄选并吸取旧世界中的精华，同时去其糟粕。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的部分成果，即本章所考量的事物，从摩天大楼、垃圾箱画派的绘画、飞行到电影，都与20世纪初的唯美主义、精神分析、生命力、抽象主义、激进的实践发展和对于不断进化的世界的直接而冷静的实用反应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70年代的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但威廉·詹姆斯于1906年对其思想进行了更新并广为传播。威廉·詹姆斯和他的小说家弟弟亨利·詹姆斯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一名作家，写过一些“神秘而难以归类的哲学小册子”。 9 威廉·詹姆斯对皮尔斯的致敬从他于1907年在波士顿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的题目中就已清晰可见：《实用主义：旧式思维方法的新名称》。实用主义的深层思想是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使之摈弃唯心主义教条并服务于由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严谨的实证主义标准。詹姆斯在皮尔斯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哲学应当平易近人的观念。他认为，哲学是生活中的客观事实，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哲学。而他的演讲（其中有八讲）就旨在为人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以弗朗茨·布伦塔诺、埃德蒙·胡塞尔和亨利·柏格森为代表的大陆学派，同以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将要形成的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学派之间的裂痕，是20世纪哲学的一道分水岭，詹姆斯的做法标志着20世纪哲学的又一道分水岭。在整个20世纪中，有些哲学家是从理想状态中提炼出观点的：他们尝试打造世界观及思想行为的守则，而这些都来自理论性的“清楚”而“纯粹”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诸如平等、自由等思想都被假定为预设的前提，整个假想的系统也都围绕这些前提而建立。在与之相反的阵营中，另一些哲学家则立足于真实世界，并不回避所有的混乱、不平等和不公正。詹姆斯就是后者阵营中的坚定成员。
詹姆斯对这道分水岭的解释，在于他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气质”的基本形式，即他所谓的“实际型”和“空想型”。他并没有表明他认为这些气质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于1907年的人们来说，“基因”这个词还为时尚早），但他选择的“气质”一词却给出了这一观点的明确暗示。他认为具有一类气质的人们总会看低与其气质相异的人，因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将双方的特点列举如下：
他突出这些区别的一大主要原因，是提请人们注意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存在着如此之多有着坚定的经验主义倾向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子孙几乎都是天生的科学之子。” 10
不过，这并没有让詹姆斯成为一个科学的无神论者。事实上，这引导他走向了实用主义，毕竟，他于1902年出版过一部重要作品《宗教经验种种》。 11 他认为哲学首先应该是实用的，而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一观点来自皮尔斯。皮尔斯曾说过：“信念是行为的实际准则。”詹姆斯详细阐述了这一主题并得出结论：“哲学的全部功能应当是：如果这样或那样的世界准则才是真正的准则，那么在我们生活确切的瞬间，这样的世界准则会对你我产生怎样具体的影响。……一个实用主义者会毅然转身，与专业哲学家们奉为至宝的诸多痼习彻底决裂。他厌恶抽象和不足，拒绝纸上谈兵，避开错误的先验理由，无视固定规则、封闭系统以及虚假的绝对真理和起源。他迎向具体和翔实，认同事实、行动和能力。” 12 詹姆斯认为原始的形而上学，同样依赖于那些宏大的词—“上帝”、“物质”和“绝对”。但他认为，这些之所以值得详细阐述是因为它们具有他所谓的“实际兑现价值”。它们让生活之道产生了怎样的不同？只要它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实际性的影响，詹姆斯就可以将其称为“真理”。他说，真理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绝对的。世间存在着很多真理，只要它们具有实用价值，则它们就是真实的。真理之美并不能使其恒久不朽。这就是真理之所以美好的原因：顾名思义，它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詹姆斯用他的这套方法来面对许多形而上的问题，这其中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的论点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真的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它与意识的关系又是什么？詹姆斯写道：过去的哲学家曾提出了“灵魂物质”的概念来解释某些类型的直觉体验，比如一个人曾以不同身份生活过的既视感。但如果你将意识拿走只依赖“灵魂”，这现实吗？灵魂能脱离意识而存在吗？不能，他说。因此，何必还要专注于灵魂这档子事呢？詹姆斯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进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通向宇宙的务实手段；这也是适者生存和种族繁衍的真谛。 13
继皮尔斯和詹姆斯之后，约翰·杜威成了美国第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身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杜威有着佛蒙特州式慢吞吞的说话方式，戴着无框眼镜，并且毫无时尚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堪称最为成功的实用主义者。和詹姆斯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信仰体系，而这样的哲学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更富有成效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就非常多产：通过发表报纸文章、通俗读物，以及与其他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或《存在巨链》的作者阿瑟·洛夫乔伊等）的大量辩论，杜威的公众知名度达到了哲学家少有能够企及的高度。 14 和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科学和科学方法应当应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他尤其强调，科学发现应当适应于儿童的教育。对于杜威来说，20世纪伊始乃是“民主、科学和工业化的时代”，而他认为，这将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人们对儿童的态度正经历快速转变。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出版了新书《儿童的世纪》，其主要观点认为儿童已经被重新发现—重新发现的意义在于童年的可能性中存在着新的欢乐，也重新意识到儿童与成人、儿童与儿童之间都是彼此不同的。 15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只不过是常识，但在19世纪，在成功降低儿童死亡率的胜利到来之前，每个家庭都较当今更为庞大，许多孩子不幸夭折，因而对于每个孩子的投资，花费的时间、教育、情感，等等都各不均等—也不可能均等。杜威认为这对教育有着重大影响。截至当时，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比欧洲更溺爱孩子的国家，教育仍然处在教师的刚性权威之下。教师们对受过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素质自有其概念，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知识是“对固定真理的沉思”。 16
一场运动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这种思维，而杜威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第一，传统的教育理念源于有闲的贵族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正在欧洲民主国家迅速消失，而在美国则从来就没有存在。如今的教育必须满足民主的需求。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教育必须反映出不同的孩子在能力和兴趣方面有着很大不同的事实。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教育应尽量减少对教师认为必须了解的确凿事实的“反复强调”，着重发现和培养每个孩子具有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将实用主义应用于教育。
杜威对科学的热情体现在他建于1896年的学校的校名上：“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 17 这所实验学校部分得益于虔诚的瑞士教育家约翰·裴斯塔洛齐（Johann Pestalozzi）、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弗勒贝尔（Friedrich Fröbel）和儿童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等人的思想，其办学宗旨是：每个孩子都承担着个性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后果。首先，孩子的天性决定了其自身能力的局限。从更积极的角度说，应当发现孩子内在的兴趣和品质以找到可能的“成长点”。成长对20世纪初“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的倡导者来说是一个重要概念。杜威认为，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分成了有闲贵族阶层和工人阶级，他们分别是知识的保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这种分离是致命的，尤其在一个民主国家。依托阶级路线的教育必须废除，那些不适合民主、工业化和科学时代的传统学习观念必须被抛弃。 18
杜威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为童年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个人成长的概念，排除传统和专制观念对知识和教育的定义，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自由的思想。美国有着众多的移民团体和广阔的国土，这种新的教育理念能够帮助美国塑造出许多个人主义者。与此同时，“成长运动”的理念总是有可能被过度解读，造成家长对孩子们过于放任自流。在一些学校里，由于老师们认为“孩子们都不该尝到失败的滋味”，所有的考试和成绩都被取消了。 19 这种结构的缺失最终事与愿违，孩子们反而更循规蹈矩，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或独立判断，而这正是偶尔的失败能够教会他们的。将孩子们从父母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毫无疑问是自由的一种形式。但在20世纪后来的时间里，它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时关于高等教育的陈词滥调认为，大学是象牙塔，抑或是远离喧嚣的“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供教授们（哈佛的詹姆斯、芝加哥的杜威或是法兰西学院的柏格森）集中精力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1908年诞生于哈佛大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就是对以上描述的绝妙讽刺。它诞生于哈佛商学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udies）。需要注意的是，它是一所研究生院。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其他大学都开设了商业培训课程，但仅限于本科阶段。哈佛商学院的设立旨在建立一所培训外交官和公务员的行政学院。然而，1907年的股市恐慌情绪确实表明，市场需要训练有素的实业家。
哈佛商学院于1908年10月正式成立，首批招收了59名新设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意见分歧不仅限于教学内容，还包括教学方法。会计、运输、保险、银行等科目在其他院校均已开设，因此哈佛发展了其对商业的独到定义：“商业是通过体面的方式生产、销售货品，并从中获利的过程。”这一定义明确了两大基本商业活动：制造，即生产行为；销售或市场营销，即分配行为。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因而现实中的商人和他们的公司就成了教授们关注的焦点，进而演变成为哈佛大学著名的案例研究系统。除了制造和分销，哈佛还提供了一门关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的研究课程。 21 泰勒接受过工程师课程的培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在一次白宫演讲中指出，美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低效的，是一种浪费，而泰勒就是这种观点的忠实拥趸。对于泰勒来说，公司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之上—他致力于向世人展示管理的科学，并用他为众多公司改进效率的例子来阐明这一观点。比如他说，研究发现，工人平均每铲负荷为21磅时，相较每铲负荷24磅或18磅，可以在单位时间内搬运更多的煤或沙子（或其他货物）。每铲负荷较重时，工人很快会感到疲劳。每铲负荷较轻时，工人也会疲劳得更快，因为他不得不加快频率。而规定每铲负荷21磅可以让工人用更短的休息时间维持更长的劳动时间。泰勒为许多企业设计了新的战略，根据他的说法，这些战略既为工人提高了工资，也为公司增长了利润。例如在生铁处理的案例中，工人工资由每天1.15美元增加到1.85美元，增幅为60％，而平均产量也由每天12.5吨增加到47吨，增幅几乎达到400％。他说，这样的结果可以实现双赢。 22 哈佛商学院课程的最后一大要素是教师主导的研究与实习经历。他们首先考察了鞋类零售业，并让学生在长假期间赴公司实习。这些要素都取得了成功。哈佛的商业教育因此成功地融合了类似法学院的案例分析、类似医学院的“临床”方法，外加相关的研究成分。这套方法最终声名远播，效仿者众多。截至1929年下一次股市崩盘时，MBA学生人数也由1908年的59人增加到872人，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外籍学生。学院院刊《哈佛商业评论》在1922年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其宗旨在于说明，基本经济理论与日常经验和商业执行存在着关系，这一理念在本质上便是实用主义的操练。 23
哈佛和其他商学院的尝试，以及商业本身发生的变化，正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定义的美国“实用文化”的一个方面。除了商业，“实用文化”还包括了农业、美国劳工运动（一场远比欧洲的劳工运动更注重实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白手起家的传统，甚至宗教。霍夫施塔特睿智地指出，在美国的许多地方，连基督教在本质上都是完全务实的。他借用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ald Niebuhr）的名言，美国神学传统“的宗教定义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取权力而对神圣现实做出适应，而不是根据启示来定义宗教，使得教众必须承受启示内容的批判”。他还强调许多神学运动运用了“精神性的技术”来实现其目的：“一个……作家告诉我们……‘身体是……一套上帝广播电台的接收设备’。以及‘最伟大的工程师……是你沉默的伙伴’。”在实用主义文化中，甚至连上帝也成了商人，这大概是再自然不过了吧。
在纽约的曼哈顿区，百老汇大道和第二十三街的交会点向来是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百老汇大道呈锐角穿过交叉路口，在北侧形成一小块三角形的地块，在纽约典型的巨大矩形街区中显得格外突出。1903年，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在这块不寻常的小地块上建起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创意和美感之强烈，至今看来依然非同寻常。这座窄楔形结构的建筑因为其形状（它的尖角都被设计成圆角）的缘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熨斗大厦（Flatiron）。但这特别的形状并不是它得以扬名的唯一原因：这座21层楼的熨斗高达285英尺。它是纽约的第一座摩天大楼。 27
建筑是最直白的艺术形式，应对19世纪末形成的巨大而拥挤的城市，摩天大楼则是最务实的解决方案，因为在城市里，尤其像曼哈顿这样一片狭窄的岛屿地区，空间是弥足珍贵的。 28 这些摩天大楼前所未有、引人注目、光怪陆离，没有什么图景能比它们更能象征20世纪初期了。有人也许会对熨斗大厦是第一座摩天大楼的论断产生异议。19世纪已经出现了12、15甚至19层楼的建筑。由乔治·波斯特设计，于1892年在公园街落成的普利策大楼就是其中之一，但熨斗大厦是统治城市天际线的第一座建筑。它立刻成为艺术家和摄影师眼中的焦点。与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一起创办纽约第一家现代艺术画廊（并将塞尚介绍给了美国）的美国早期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就曾拍摄过熨斗大厦，在他的镜头里，大厦仿佛从迷蒙的阴霾中冉冉升起，几乎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在他关于熨斗大厦的作品中，一辆小小的马车穿过街道，煤气灯发出的微光为整个画面蒙上了一层犹如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巴黎的感觉。 29 熨斗大厦的形状也在其周围产生了向下的气流，撩起路过的女人的裙摆，因此很多男青年会在这座大厦周围闲逛，为的就是欣赏裙摆飞舞的场面。 30
在纽约大展拳脚的摩天大楼，其理念实际上最初孕育于芝加哥。这一概念的历史引人入胜，其悲剧英雄是路易斯·亨利·沙利文（Louis Henry Sullivan，1856—1924）。沙利文出生在波士顿，他的母亲具有德、瑞、法三国血统，音乐造诣极高，他的父亲帕特里克则是一位舞蹈老师。少年时代的路易斯怀有诗人的梦想并创作了许多不甚高明的诗句。充满混乱建筑的家乡令他感到厌恶，但他研习建筑学的院校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查尔斯河对岸的麻省理工学院。沙利文圆脸棕眸，自学生时代开始就自信满满。他笔挺的西服、衬衫上的珍珠袖扣和顶部镶银的手杖与他形影不离，也彰显出他的气度。他游历欧洲，在欣赏瓦格纳歌剧的同时也研究当地建筑，之后在费城以及威廉·勒巴隆·詹尼位于芝加哥的事务所短暂地工作过，后者因将钢结构和电梯引入由他设计的家庭保险公司大楼（1883—1885年建于芝加哥）而被尊为摩天大楼之父。然而这座建筑（未能达到日后的标准）能否真正被称作摩天大楼尚存异议。在沙利文看来，摩天大楼的主要性能是它“必须很高，彻头彻尾的高，必须拥有气魄和力量的态度，必须地地道道是一个高傲的存在，纯粹地拔地而起，从上到下浑然一体，没有一丝不和谐”。1876年的芝加哥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座边陲小镇。住在帕尔默豪斯酒店的鲁德亚德·吉卜林觉得这里“好像一座镀金的养兔场……挤满了高谈阔论和随地吐痰的人”。但是，在1871年那场毁灭了城市中心区域的大火之后，芝加哥开始为建筑师提供建造梦幻建筑的无限可能。1880年，沙利文进入丹克玛·阿德勒事务所，并在一年后成为完全合伙人。正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使他名声大噪，他很快就成了芝加哥建筑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芝加哥以摩天大楼发源地而闻名，但建造非常高的结构这一思想本身却早已古老到难以考证。观念上的突破来自人们开始意识到建造一座大厦并不需要依赖石材。
金属框架的建筑为摩天大楼提供了答案：从早期的铁质框架到后来的钢制框架，都由螺栓（后来为追求建造速度而改用铆钉）一起固定在钢板上，形成架状结构，用来构成每个楼层。这种结构可以使用非常大的幕墙，因此墙壁只是建筑的外衣，并不需要承担负重的作用。大多数关于摩天大楼的结构性问题很早就解决了。因此，在19、20世纪之交，人们的争论更多的是关于工程的设计美学。沙利文热情地加入了讨论，反对一味地模仿或感怀旧式建筑，并坚定地支持现代建筑。他的名言“功能永远决定形式”成为现代主义的振臂一呼，与前文中提到的阿道夫·洛斯在维也纳的工作遥相呼应。
沙利文的早期杰作是位于圣路易斯的温赖特大楼（Wainwright Building）。这座建筑依然不是真正的高楼，而是一栋只有十层的陶砖建筑，但沙利文领悟到建筑师的干预可以“增加”建筑的高度。一位建筑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温赖特大楼“不只是高大；它诠释了高大本身—它在建筑方面的高度甚至高于其物理高度”。 38 如果说温赖特大楼让沙利文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实现了立面的垂直划分并展示出自如的操控能力，那么他最杰出的建筑作品当数建成于1903至1904年间、同样位于芝加哥的卡尔森·皮里·斯科特百货公司（Carson Pirie Scott）。和之前一样，这座建筑仍然不是摩天大楼（高度为十二层），其重点更多地放在水平线而非垂直线。但正是在这座超越其他建筑的大楼身上，沙利文展现出他伟大的独创性，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建筑装饰风格，以“威严的流线”、“曲线装饰”和“悦目的边带”为特点。 39 卡尔森·皮里·斯科特百货公司的一楼展现出沙利文对他曾在巴黎见过的新艺术主义设计的美国化表达：他将一座地铁站变成了一家百货公司。 40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同样在尝试改革城市的结构。他建成于1904年的作品拉金大楼位于美加边境的布法罗市。虽然在1950年整座大厦被全部拆除，但从当时的照片上来看，这是一次令人振奋、来势汹汹且引领潮流的尝试。 41 （约翰·拉金是纽约帝国大厦的设计者，帝国大厦也是首座超过一百层的建筑。）在拉金大楼内部，一圈“高耸如绝壁般的朴素砖墙”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办公空间，其陈设严格对称到每一个细节。当整个空间挤满了在长桌前办公的职员时，它看起来更像一套自动装置，而不是赖特自己所说的：“一个办公大家庭在用自然光照明的干净、通风的大楼里办公，照明和调度指挥都由大楼的中庭统一管理。” 42 这座大楼为许多日后遍布世界各地的设计开了先河。它装有空调，经过了完全的防火处理；所有的家具（包括办公桌椅和文件柜）都由钢和菱镁材料制成；所有的门都是玻璃门，窗户则都装有双层玻璃。相较于沙利文，赖特更钟情于建筑材料及生产这些材料的机器。他的建筑为“机器时代”而生，为标准化而生。他对钢筋混凝土这一彻底改变建筑设计的新型建材也颇为着迷。早在1851年，英国就在建造水晶宫时率先运用了钢材，这一建筑堪称钢和玻璃建筑的先驱，同年法国人弗朗索瓦·埃内比克发明了钢筋混凝土。但只有在美国，在这些摩天大楼的建造过程中，这些材料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利用。1956年，赖特还为芝加哥提出过建造一座高达一英里的摩天大楼的计划。 43
从纽约出发，沿美国东海岸一路往南685英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滩附近有一个名叫屠魔岗（Kill Devil Hill）的地方。1903年，曼哈顿有多么繁华，这里就有多么荒凉。从海上刮来的阵阵强风让这个多风之地难以生长出在美国其他地方广泛生长的伞松树，也使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特别。正因为如此，在1903年12月17日，这里被选中作为一场试验的地点—这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冒险之一，注定将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摩天大楼是人类离开地面的一种方式，这次试验则是另一种脱离地面的方式，并且还要彻底得多。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四名来自附近救生站的男子和一个17岁的男孩站在山坡上，低头注视着山下的试验场，静静地等待着。一面黄旗作为预先安排好的信号已被悬挂在附近的小鹰镇，以提醒当地的海岸警卫队和其他人：这里即将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如果预想中的事情如愿发生，那么这些男子和这个男孩可以充当证人。海风冰冷刺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这些观察者们注目的对象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就要回到他们的小屋，把冻僵的手指放在炉子上烤一下，好恢复一些知觉。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已经扔过硬币来决定谁来第一个做实验，奥维尔赢了。他和哥哥一样，穿着一身三件套的西服，衬衫领子和领带笔挺。在旁观者看来，奥维尔似乎不太愿意开始实验。最后他和哥哥握了握手，然后，根据旁观者的描述：“我们不禁注意到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好像不愿意松开；就像两个即将分别却不知是否能再见的人一样。” 45 半小时之后，奥维尔终于松开威尔伯的手，走向地上的机器，踩着底部的机翼，然后平躺着将自己挤进一个尾部支架里去。他紧紧抓住一个奇怪装置的操纵器，在山坡上的人看来，这个玩意似乎包括了电线、木支架以及一对巨大的、盖着麻布的翅膀。整个装置被安装在一个看起来很不结实的木质单轨上，指向来风的方向。单轨上还安装有一台加装了大梁的小推车，那些精心布置的木头、电线和麻布就盘踞其上。小推车通过两个经过特别改装的自行车轮毂进行运动。
奥维尔打量着他的仪器。离他最近的支柱上固定着一个风速计。它与一个旋转圆筒相连，后者可以记录装置前进的路程。第二件仪器是一块秒表，这样他们可以算出装置的行驶速度。第三件是发动机转速计数器，能够记录螺旋桨转数。它可以显示出装置的效率及燃料消耗情况，也有助于计算在空中的飞行距离。 46 虽然此时装置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它的引擎（一部侧放在旁边的四缸八至十二马力汽油发动机）已经油门全开。引擎动力通过链管传输到两个装在双层亚麻布之间木支架上的推进器（即螺旋桨）上。当时的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风声在装置的框架和电线之间嘶吼。兄弟俩清楚，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行动，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在动力飞行之前先进行滑翔飞行的安全性测试。现在回头为时已晚。威尔伯站在右侧翼梢旁边，朝着旁观的人群大喊：“别愁眉苦脸的，在奥维尔发动的时候要拍手欢呼给他打气加油。” 47 于是在嘶吼的风声和远处海洋的轰鸣声中，众人欢呼雀跃、大声叫喊。
随着引擎油门全开，安全绳忽然滑落，这台被莱特兄弟命名为“飞行者”的装置开始向前滑动。“飞行者”通过单轨上的滑行增加着速度。威尔伯·莱特跟着“飞行者”跑了一段路，但逐渐无法跟上，因为它的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30英里，成功地摆脱了小推车并升到了空中。威尔伯和周围目瞪口呆的证人一道，见证了“飞行者”历史性的飞行，经过一小段时间后一头栽进了柔软的沙滩。由于风速的缘故，“飞行者”首航在空中飞行了600英尺的距离，但飞行高度只有120英尺。奥维尔后来这样写道：“这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然而，它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类驾驶着一架自主提供动力的机器飞到空中，毫无减速地向前飞行，并最终降落在与它的出发点同样高度的终点。”当天晚些时候，比奥维尔飞行技术更好的威尔伯成功完成了一次距离为852英尺，持续时间达59秒的“飞行之旅”。兄弟俩已经证明了自己：他们的飞行是持续而受控的动力飞行。自主动力、持续性和控制性这三大概念也定义了重于空气的动力飞行器的应有属性。 48
自古以来人类便有着飞天的梦想。在波斯传说中，成群的飞鸟背着国王在空中飞行，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曾有过降落伞和直升机的奇思妙想。 49 历史也多次见证人们近乎癫狂地痴迷于气球的情形。然而在19世纪，无数的发明家都尝试试飞自己的装置，但他们要么因此丧命，要么往往陷于失败的僵局而自欺欺人。 50 莱特兄弟则不然。由于他们务实到了过分的地步，因此在对飞行产生兴趣的四年后便取得了成功。
威尔伯于1899年5月30日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写了一封信，自称是“一个飞行爱好者，绝对不是怪人” 51 ，希望学会能提供飞行方面的书籍供他参考。威尔伯生于1867年，时年仅32岁，比奥维尔年长4岁。虽然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真正的兄弟团队情谊，但威尔伯通常起着表率作用，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莱特兄弟是俄亥俄州代顿市联合兄弟会一位牧师（后来升任主教）的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成为足智多谋、坚持不懈和做事有条不紊的人。兄弟俩都拥有敏锐的头脑和机械方面的天赋。他们曾做过印刷工人，也曾经营自行车制造和维修的生意。正是自行车生意让他们丰衣足食并为飞天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他们从未接受过来自外界的资助。 52 他们对飞行的热情始于19世纪90年代，但似乎直到伟大的德国滑翔机先驱者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因飞行事故于1896年身亡，才激发了他们为自己的飞行事业奋斗的激情。（李林塔尔的临终遗言是“牺牲在所难免”。） 53
威尔伯去信仅仅三天之后，莱特兄弟就收到了史密森学会的答复（放在现在的话应该会慢得多）：记录显示，推荐书单于1899年6月2日寄发。兄弟俩随即着手用他们惯常的系统方法研究飞行中的问题。他们很快意识到仅凭看书和观察鸟类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亲自去空中体验才行。84因此他们首先从建造滑翔机开始，走上了实践研究之路。1900年9月，滑翔机建造完成，他们将它带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鹰镇，这里是离他们家最近的有着稳定风力的地方。1900至1902年间，他们一共建造了三架滑翔机，这一正确的行为使得他们能够完善机翼形状并制定了后舵，这也是他们对航空技术的另一贡献。 54 事实上，他们的进展顺利异常，到1903年初，他们自认为已经为动力飞行做好了准备。飞行器的动力来源在当时只有一个选项：内燃机。虽然19世纪80年代末，人们就发明了内燃机，但在1903年，莱特兄弟仍然无法找到适合飞机的轻巧引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设计。
1903年9月23日，他们将新造好的飞机放在板条箱里，运往小鹰镇试飞。由于螺旋桨轴损坏和反复的天气问题（大雨、风暴和刺骨的寒风）等意外延误，直到12月11日他们才做好了试飞的准备。但风又出了问题，直到14日才一切就绪。哥俩抛硬币决定由谁来进行首次飞行，这一次威尔伯获胜。在第一次试飞时，“飞行者”爬升太快，随即失速并坠入沙里。到了17日，在奥维尔成功之后，飞机的着陆变得柔和许多，这也使得他们当天又多进行了三次飞行。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虽然我们今天把它理所当然地视为飞行史上的革命，你也可能会认为莱特兄弟的成功必然会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但事实远非如此。已经有太多人折腾过形形色色的古怪计划，报纸和公众对飞行机器早就彻底地持怀疑态度了。1904年，虽然莱特兄弟进行了105次飞行，但总计滞空时间仅45分钟，只有两次飞行持续了5分钟。美国政府甚至没有验证莱特兄弟对飞机的阐述就直接拒绝了他们的三次报价。1906年，他们没能生产一架飞机，也没能进行哪怕一次飞行。到了1907年，他们尝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销售自己的发明。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直到1908年美国陆军部才终于接受了莱特兄弟的投标。就在同一年，一家法国公司也和他们签署了合同。 56 历时四年半，这一革命性的理念才终于走向了市场。
飞行原理本来也可能在欧洲发现。但莱特兄弟生长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实用主义文化中，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原因。与之相似的是一群后来被称为垃圾箱画派（Ashcan school）的画家，他们有着务实的作品主题，他们在作品中也采纳了实用主义和新闻报道式的表现手法。当立体派、野兽派和抽象派画家更多地关心美学理论或现实和物质的基本面时，垃圾箱画派则用生动的细节描绘出他们周围的新景观，精确地刻画出丑陋而真实的世界。他们的眼界（他们并没有统一的风格）在纽约的麦克白画廊通过一次开创性的展览为世人所知。
垃圾箱画派的领军人物是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1865—1929），他的祖先是在16世纪晚期天主教屠杀胡格诺教徒时从法国逃往荷兰的教徒。亨利老于世故，略显狂野，他曾于1888年造访巴黎。后来在费城，他成为聚拢各路艺术家的一块磁石，其中的许多人都在当地媒体工作，包括：约翰·斯隆（John Sloan）、·威·格拉肯斯（William Glackens）和乔治·卢克斯（George Luks）。他们酗酒、玩牌，却保持着新闻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有时甚至是感情用事。他们过从甚密，甚至自称亨利股份公司。亨利后来转到纽约艺术学院任教，在那里他教过的学生包括乔治·贝洛斯、斯图尔特·戴维斯、爱德华·霍普、罗克韦尔·肯特、曼·雷和莱昂·托洛茨基。他的影响巨大，其方法体现的观点是：美国人民应当“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表达自己的方法”。 61
垃圾箱画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出自约翰·斯隆、乔治·卢克斯和乔治·贝洛斯之手。斯隆是一本左翼社会评论期刊《民众》的插画师，该期刊的编辑包括约翰·里德在内。斯隆的创作是在纽约生活中寻找着“快乐的片段”，即工人阶级严酷生活里的一抹亮色：在渡轮工作时的片刻休憩，一个女孩从出租屋的窗口探出头来，另一位妇女轻嗅挂在晾衣绳上刚洗过的衣物—这些都是普通百姓在社会底层冰冷而严酷的生活中苦中作乐的瞬间。 62
乔治·卢克斯和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乔治·贝洛斯则少了如许的感伤，他们的表达方式更为尖锐。 63 卢克斯描绘纽约的人群，以及在街头和社区人潮汹涌的场景。他和贝洛斯经常出现在拳击和摔跤比赛等充满工人阶级特色的场合，而这些场合也正代表了移民社区之间典型的原始而赤裸裸的斗争。这里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处在悬崖边缘。虽然在1900年的纽约，职业拳击仍是非法活动，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流行。贝洛斯的画作《俱乐部的两个成员》（原名《黑鬼与白人》）反映出当时许多人对参与运动的黑人逐渐占据上风的担心：“如果黑人能够打败白人，那么所谓优等民族的说法又依据何在呢？” 64 贝洛斯也许是垃圾箱画派最有才华的画家，他追随着宾州车站的建设过程。这项由麦金、米德和怀特领衔的工程要在半个曼哈顿的地下钻出一条隧道，并拆除第三十一街和第三十三街之间整整四个街区。在工程进行的许多年里，纽约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塞满了数以百计的工人、蒸汽挖土机和其他工业设备，以及滚滚火焰和浓烟。贝洛斯将这些肮脏的细节都转化成了美丽的画面。 65
垃圾箱画派的成就在于准确地描述并呈现出纽约移民生活的原始面貌。这些艺术家虽然有时致力于用不加批判的眼光审视稍纵即逝的美感，他们的主要目的仍是向世人展示社会的底层生活，它并非苦不堪言，只是尽自己所有，物尽其用。亨利的学生中有一些在日后还将成为美国抽象派画家的领军人物。 66
1903年底，就在莱特兄弟首飞成功的同一周，离熨斗大厦仅两个街区之遥的第二十三街上，《火车大劫案》的第一版胶片在爱迪生活动电影摄影部的办公室里准备完毕。托马斯·爱迪生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极少数在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开发无声电影的人物之一。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03年之间已有数百部剧情电影上映，但没有一部达到《火车大劫案》的长度：整整六分钟。在此之前也出现过动作电影，其中有很多都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但它们只是用一部摄影机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火车大劫案》由埃德温·波特（Edwin Porter）执导并剪辑，其复杂程度和雄心壮志要远胜之前的所有电影。产生此等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波特的叙述方式。自1895年卢米埃兄弟在法国首次向公众展示移动的影像，电影已经探索过许多不同的拍摄地点，目的是将电影与剧院区分开来。人们将摄像机架设在火车上，从平常人家的窗外向屋内拍摄，甚至也尝试了水下拍摄。但在《火车大劫案》这部讲述抢劫和追捕的影片中，波特实际上运用镜头交切的方式讲述了两个故事，而这正是这部影片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报务员遭到袭击，被五花大绑，抢劫案发生，劫匪随即逃跑。但在不时的闪回中，影片也交代了报务员奋力挣扎脱身并打电话报警的过程。在后续的情节中，两条故事线在大批警察追逐劫匪的过程中交汇在一起。 67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种“平行剪辑”（在关联的故事线之间交切镜头）的电影手法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当时，观众们完全被迷住了，甚至开始议论电影是否能够阐明意识流、柏格森的时间概念或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因为并行剪辑为影片增加了无穷的心理紧张，于是越来越多实践性的想法得到了实施，而这样的效果是戏剧无法达到的。 68 在1903年底，该片登陆了纽约当时所有十家影院的银幕。这样轰动的效果也让阿道夫·朱克尔和马库斯·洛放弃了自己的皮草生意，买下一批小规模剧院转而专门放映电影。由于他们的影院一般只收取五美分的门票，因此也被称为“五分钱电影院”。威廉·福克斯和山姆·华纳也被波特的《火车大劫案》深深迷倒，各自买下了影院，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别亲自投身于电影制作，并创立了以各自名字命名的电影公司。 69
波特的成功还将被另一个人继续发扬光大：他本能地领会到电影与戏剧相比，具有贴近观众的本质，而这将改变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真知灼见催生了电影明星这一概念。这个人就是大卫·华克·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他身材瘦削，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和一个鹰钩鼻。因为经常穿着高筒花边钩靴的缘故，他看起来要比实际身高更高。这种鞋子在鞋跟上方配有拉环以方便穿着，而他的裤脚也总是堆在拉环上。他的衣领太大，领结松散，他还喜欢戴着一顶大帽子，虽然大帽子早已经不流行了。他看起来一团糟，但许多人说，他“天赋异禀”。他的父亲是肯塔基联邦州的一位上校，人称“咆哮杰克”·格里菲斯。据说他是军中唯一能够朝五英里外的士兵喊话而对方仍能听见的大嗓门。格里菲斯一开始是一名戏剧演员，但后来转到了电影行业，出售故事大纲（默片时代不需要剧本）。在32岁时，他加入了一家早期电影机构，即曼哈顿的贝沃格拉夫电影公司，一年后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也加入进来。玛丽于1893年出生在多伦多，加入该电影公司时她只有16岁。她原名格拉迪斯·史密斯，是一个早熟而纤弱的孩子。她的父亲在一次明轮汽船事故中不幸丧生，在这之后由于生活所迫，她母亲不得已将自家的主卧室租给了一对从事戏剧行业的夫妇，其中的丈夫是当地一家剧院的舞台经理。这成了改变格拉迪斯命运的契机，因为这位经理说服了她妈妈夏洛特·史密斯让两个女儿作为临时演员登台表演。格拉迪斯很快发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并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她7岁时已经搬到纽约，因为那里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每周15美元。幼小的她已经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71
当时的电影工业和小小的她一样年轻，在这样的时代，剧院生活在纽约要更为普及。例如在1901至1902年间，有不下314场演出在百老汇接连上演，而对于格拉迪斯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说，要找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她12岁时周薪就已达到了40美元。14岁时她参加了喜剧《弗吉尼亚的兔子窝》的巡回演出，当巡演来到芝加哥时，她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她立刻抓住了参与这种新媒体的契机，启用她新近想出来的、听起来更为柔和的艺名玛丽·毕克馥，并向数家电影工作室发出了试镜申请。最初的尝试均告失败，但她母亲力促她继续联系了贝沃格拉夫电影公司。一开始格里菲斯认为玛丽·毕克馥“个子太小又太胖”，不适合演电影。但她的容貌和鬈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试着邀请她出去吃饭，但被她拒绝了。 72 当他要求她来工作室并与未曾谋面的演员交谈时，他忽然意识到她可能具有银幕吸引力。在当时，电影都非常短小，制作费用也并不昂贵。化妆助理这样的职位还没诞生，演员们都穿着自己的衣服上镜（尽管1909年已经出现一些灯光技术的尝试）。一个导演每周能拍两到三部作品，故事通常都发生在纽约。比如1909年格里菲斯就拍了142部电影。 73
虽然起初很不情愿，但格里菲斯还是让毕克馥在1909年的《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工匠》一片中担任女主角。 74 毕克馥立即在工作室建立了口碑，当该片首次在贝沃格拉夫电影公司的放映室里试映时，整个工作室的成员都到场观看。试映的结果是，毕克馥将于当年在另外26部电影中继续担纲主演。
但玛丽·毕克馥仍然没有走红。1909年8月21日，《纽约戏剧明镜报》关于她的第一则影评是这样写的：“这部可人的袖珍喜剧再次为观众介绍了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演员，她在贝沃格拉夫的作品引人注目。”文章并未提及玛丽·毕克馥的名字，因为格里菲斯电影里的所有演员一开始都是匿名的。但正如这则评论所指出的，格里菲斯也意识到毕克馥吸引了一批粉丝，因此他悄悄将她的周薪从40美元提高到了100美元，这对当时的演员来说堪称天文数字。 75 而这时的她仍然只有16岁。
电影制作领域有三大重要创新都源自格里菲斯的工作室。第一项革新来自电影的拍摄手法。格里菲斯开始别出新裁地指导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方式，不是像他们在剧场里演出时一样左右移动进出镜头，而是从镜头背后入镜，朝向镜头出镜。这样观众就能在一个镜头里从远程、中程甚至特写观看演员的表演。特写镜头在转移影片重点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让观众聚焦于演员的容貌，当然也更能欣赏他或她的表演才华。第二项革新诞生于格里菲斯聘请了另一位导演之后。多余的人手让他得以从两天式的电影制作中脱离出来，构思更大的项目，讲述更复杂的故事情节。第三项革新基于前两项革新，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革新。 76 在玛丽加盟之前就享有“贝沃格拉夫明珠”之称的女演员弗洛伦丝·劳伦斯离开贝沃格拉夫，跳槽加盟了另一家电影公司。在她与新公司的合同中包含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条款：演员的匿名传统对她无效。她主演的电影广告上都将印上她的名字，她就是这些电影里的“明星”。这一创举的详情很快就在整个羽翼未丰的电影行业中流传开来，最后的结果却是劳伦斯的创举为他人做了嫁衣。格里菲斯也不得不和玛丽·毕克馥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条款，而随着1910年的临近，玛丽·毕克馥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电影明星。 77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美国充满着怀揣各自民族和种族遗产的移民。对于飞机和大众电影来说，美国是它们自然的家园，当然摩天大楼也不例外。垃圾箱画派忠实记录了大多数移民初到美国时曾经历的贫困，但它也体现出大多数被迫流亡此地的人们对自己新的家园抱有的乐观心态。美洲版图两侧浩瀚的大洋从地理上确保了美国免于受到欧洲大陆许多非理性和可憎的教条和理想主义的袭扰，而这些正是移民告别欧陆来到美国的原因。相较于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或布伦塔诺宏大而包罗万象的思想，或是康定斯基的神秘理念，又或是柏格森含混不清的理论，美国人更喜欢实用、有限度并切实有效的思想，美国人也很享受自己与欧洲之间的区别和隔离。这种实用主义的隔离将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美国最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