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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初见成效，我感觉好多了。惊恐发作时的感觉不再那么强烈、发作的频率也降低了，有时数周都没有发作过。然后一个小小的刺激又能让我不想再出门。当女性朋友和我讲述上环的痛苦时，我不禁想象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如果俱乐部前排队的地方过于狭窄，我就会幻想人群从我身上踏过。最糟糕的是在地铁里，然而我每天都要乘坐地铁。
我挤在听歌、读书、聊天的人群中。围绕在我身边的人越多，我便越感到孤独，这是典型的大都市现象。兴许正因如此，我的大脑才会在意识中点燃那些想象与画面，有时是随意的，有时是被一则广告或者一本书的标题等东西触发的：为病人开膛破肚的医生、悬崖上的蹦极、踩踏倒地者头部的男人……我的下巴在抽搐。
亚历山大广场站到了，门开了，更多的人涌进地铁。语音提示“请勿再上车”响起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两分钟我无法逃跑，无法逃避脑海中的画面，这些画面导致我的身体以为我处于危险之中。修道院大街到了。我把因出冷汗而潮湿的手在裤子上擦干，用双手给脖子降降温。我的耳朵发出嗡嗡响，我漂浮起来。别人都在看我，是吗？
还有一站，我就到了施普雷河的另一边。在那儿下车后，我就可以走路了。我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好让自己感觉到我还在那里。勃兰登堡博物馆到了。地铁逐渐减速，直至停下。我跌跌撞撞地下车，盲目地朝出口方向走去，走啊走，走啊走，直到低像素的世界又成了一幅平滑的画卷。
我又迟到了，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早些出发，并不是因为我懒，而是因为我不想给焦虑留下空当。我不邀请它，它也会来；我料到它会来，它就肯定会出现。所以我最好还是装傻。
每一天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准时、轻松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能成功，但多数时候都不可以。
有次我在车上给母亲打电话，向她抱怨我的痛苦。我说，我生我自己的气，我从来都无法完成对别人来说易如反掌的事情。
“孩子，不要对自己那么严格！”母亲说，“要是一个小孩儿焦虑不安，你会对他一直说‘你要振作起来’吗？”
“不会。”
“那说什么呢？”
“我会说‘你想下车吗？不要紧的，这种情况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然后我会给他买一根冰棍。”
“同样的道理啊，相信你自己，给自己也买根冰棍吧。”
“这是打个比方吗？”
“对自己更好一点，就像你对待小孩子那样。”
“但我是成年人了！”
“那就当你自己既是大人又是孩子。下次你焦虑的时候，就问问自己内心的孩子他需要什么，好好安慰他，对他好。”
“那我得一人分饰多角？”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好的，妈妈。”
母亲说得对。我越回味那番话，就越明白一个事实——我内心的孩子活得不易。我作为一个严厉、苛求、粗暴、爱挑毛病、力求完美的母亲，经常对他说一些“振作起来！”“别这副傻样！”“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一定要这样吗？”“你让我出尽洋相。”“你能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一点？”之类的话。这样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打电话给青少年保护局，检举我自己，但随后我决定再观望一下情况，从中斡旋。现在我一人分饰三角——母亲，孩子，良师益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冷酷无情，我从来不会对他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