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德贝格诊所位于一座豪华住宅的一楼。嫩黄色的门面衬托出白色的青年风格纹饰。阳台被细心打理过,种上了花草。每次我锁自行车时,总有一位快递员恰好站在门口。栗子树下散步的人们看起来对生活游刃有余。只有墙上挂着的黄铜色牌子默默地戳穿了这一谬见——“戈尔德贝格博士,精神病与精神疗法专科医生”。
有时我来早了,就在对面的长椅上坐着等一会儿,直到开门。然后我和自己打赌,猜那些人是附近的居民还是病人。那位头发悉心打理过、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是居民,那个身穿工装裤、白色运动鞋沾满尘土的男人是建筑工人,那个穿连帽卫衣、棕色眼睛、身材瘦长而动作笨拙的人是病人。
我从来不知道我赌赢没有。就诊时间空当安排得非常紧凑,我见不到在我之前或之后的病人,这种感觉就好像戈尔德贝格医生始终只等待着我一个人。虽然我知道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这是只属于我的时间、我的周一傍晚、我的医生。
在“汉尼拔”医生那儿的治疗不是很愉快,此后的几个月里一切基本上一如既往——工作、日常事务、焦虑。治疗没有任何效果,非但没有让我觉得更好,反而起了反作用。有几次我觉得我大概真的无药可救了吧。事实上,“汉尼拔”医生是个好人。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行为疗法,进行第二次尝试。这一次我想深入一点,当然也不至于到精神分析的深度。我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基于深层心理学的精神疗法。我给三位医生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其中一位一直都没有回电话,第二位和我说要等很久,我很庆幸,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不舒服,第三位就是戈尔德贝格医生。
他不仅让人觉得和蔼可亲,而且能预约到。我很幸运,一方面,因为大多数人得等很久才能得到治疗,即使他们的情况严重到不得不看医生的地步;另一方面,因为我终于不再觉得我的焦虑状况被低估。在戈尔德贝格医生那儿,我是一个患了焦虑症的人;而在“汉尼拔”那儿,我只是有着焦虑倾向麻烦的病人。
就在第一次见戈尔德贝格医生前不久,我还在想着逃避,想去街对面的按摩店消磨一小时的时间。那家店的黑板上写着“放松面包与心 ”,有人擦掉了“身”字,改成了“面包”,也许是旁边面包店的营业员连着三天五点起床,疲惫不堪,在上班的路上改掉的。因为我经历了“汉尼拔”的治疗,所以我深信,人们为了健康会去蒸桑拿或者按摩,而不是去接受治疗。治疗就像是改造一座嘈杂、混乱的大都市。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窟窿,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精神的建筑工(指心理医生)在当中拿着巨大的螺丝刀将松动的螺丝又拧紧。这个过程会产生疼痛,所以桌上总是放着一包纸巾。
事实证明,除了纸巾之外,我搞错了。
戈尔德贝格医生握手时强劲有力,神情友好坦率,比我略矮一点。他的样貌正是人们想象中戈尔德贝格医生该有的样子,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名字不同罢了。房间里摆了一张皮质沙发,上面有五个抱枕,还有一张沙发椅和一个玻璃柜。墙上的黑白相片排列有序,相片里的模特在拍照前都精心打扮过一番。戈尔德贝格医生用手势示意我落座,于是我坐在了沙发上。我当然要坐在沙发上,毕竟我是来看医生的。
有时我在想,是否其他病人会理所当然地坐在沙发椅上,是否戈尔德贝格医生会像我一样,一边说话,一边坐在沙发上玩抱枕。他会说些什么呢?关于孩子?烦恼?渴望?关于戈尔德贝格医生,我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推心置腹。我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困境:一方面,我很好奇在治疗医师的面具下藏着怎样的一张脸;另一方面,我又庆幸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否则我可能会下意识地避免一些话题,而卖弄另一些,我还会注意到某些信号,考虑到周围的环境。虽然治疗例外地只围绕着我进行,但是其他人仍能从中获益,因为每周一小时奢侈的单独谈话也带来了可喜的变化,那就是我很少让朋友负担我混乱的情绪。我的问题可以留到每周一的傍晚去解决。对于倾听我的人,我没有亏欠,因为他还能拿到钱。
在戈尔德贝格医生提了很多问题,并向我解释了治疗方法之后,他在茶几上放了一张白纸和一些彩色铅笔,然后让我画一棵树。他没有透露这个练习的意图,但我知道,之后他会分析这幅画。他很懂我——我喜欢快点得到结果,做心理测试也是。我画了粗壮的树根、一个树洞和茂盛的树冠,上面对称地挂着八对樱桃,此外我还勾画了一片草地。戈尔德贝格医生边品鉴我的作品边解释道,这棵树象征着我的性格。他很高兴我画了能看见的树根——“这是个好兆头!尽管身处逆境,您还是能脚踏实地。”许多樱桃也有了好的寓意……他没有接着分析,而是把这幅画放进了我的档案里。(前段时间我们又把这幅画拿出来过,我们很惊讶,画上的草地不仅看起来像心电图,而且也像这本书的封面。)
接下来的治疗中,我没再画过画。我们谈论着所有困扰我的事,当然包括焦虑,还有我的童年、我对未来的担忧、各种人际关系问题。我逐渐惊讶地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焦虑没有关系的事情,也总能归因于焦虑。关于焦虑,我学到的第一个,可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它不仅仅在我正好感到焦虑的时候存在,而是各种问题都能与焦虑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