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治疗是在一位像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 的医生那儿。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不用排队三年就能预约到的医生，所以我也就不计较他那难以让人产生信任的外表了。我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当我最终决定接受治疗后，我想尽快找到一位医生。

事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我周围的人都很豁达宽容，大家不会因此指责我。一些朋友已经接受过治疗了，另一些朋友本身就是学心理学的。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接受治疗就表示承认自己有问题。”以前，我可以完美地掩饰这一切，尤其是对自己。好吧，我有讨厌的焦虑问题，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啊。突然之间，这些毛病就要被搬上台面，得到诊断了。

直到做了测试，我才意识到，我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首次治疗过后，我购买了“汉尼拔”医生推荐的《终于摆脱了焦虑》（Endlich frei von Angst）这本书。这是一本典型的指导手册，封面上写着“了解思维模式，积极训练，获得自信”，无不传达着此书值得一读的信息。书中有一处测试，在下一次治疗之前，我得答完所有的题目。“你因为焦虑而感到自卑吗？你担心自己变得精神失常吗……”我时而打1分，时而打5分，结果是我有严重的焦虑症。“你因为焦虑而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制约，”分析中写道，“你时常感觉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而我已经做的事，就是连续两个周二去看心理医生。

事情有些麻烦，汉尼拔和我合不来。在我的想象当中，一位好的治疗师应该善解人意且不妄加评判。汉尼拔则完全相反。我觉得他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以及我的问题，我甚至察觉到他的嘴角时不时掠过一丝鄙夷的笑容。如果你对一个心理医生敞开心扉，而他却无动于衷，那这绝对不是构建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聊以慰藉的是，汉尼拔这个食人魔到现在还没把我吃了。

此外，我也不喜欢认知行为疗法。尽管众多研究都证明，与其他疗法相比，该疗法在治疗焦虑症方面见效快，且拥有最高的治愈率，可我还是觉得这种方法极为抽象。理论上很清晰：我们的大脑从孩提时起就学会了某种思维模式。我们越经常重复这一思维模式，就越会走老路、墨守成规。这就好比树林中我们每天慢跑的那段路，年复一年，松软的土壤渐渐被踏实，而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条路，因为它一眼就能看到，跑在上面也最舒适。改变思维方式则意味着，我们要同灌木丛做斗争，开辟新道路，并且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因为走出一条新道路要花很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这还是像以前的化学课。所有的分子式和推导一开始听起来很有逻辑，明白易懂，但当我试着真正从情感层面上去理解它们的时候，却根本什么也得不到。在行为疗法中，我所有复杂的情感都被简化成大脑中的某一流程，这个流程可以通过规律的训练来改变。脑袋坏了，练习，练习，练习，脑袋又好了。对我来说，这太简单粗暴了，也过于医学了，这与我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在第三次就诊时，汉尼拔把我的日程安排从起床到开晨会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然后我要做放松训练，而他念着写在纸上的东西：去厨房，泡咖啡，穿衣服，去上班。在这枯燥乏味的练习中——专业术语叫系统脱敏疗法，我要生动地想象这些情境，并唤起与现实中相同的感受。我的感受是没有感受。正如我无法一下子放轻松一样，我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召唤出焦虑。毕竟焦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此外，我的大脑更加关注诊所的设施，并试着回忆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情节。

第四次治疗时，汉尼拔建议我在晨会中说出我的感受。他怎么不干脆建议我袒胸露乳地在晨会上做报告呢？他该不是真的要我把苦心经营多年的完美形象——一位干练、乐观的职场人士——有意拆解掉吧？

“如果我们暴露自己的弱点，会赢得他人的好感。”他说。

而我恰恰想要竭尽全力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

他还认为我已经康复了，这正合我意。并且他告诉我，他没有什么能为我做的了。或许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不仅是因为他的要求不切实际，更是因为我并不满足于在治疗中他人为制造焦虑的状态，而且还失败了。我想了解，为什么焦虑从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敌人。 TS+hYqh9CMgCrcz2c4jWxcoZCLPaUT+0xzsa0yyNiJuNBLKKNxFwR+IdEfiBg9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