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法语老师要求我们自选一本书做报告，我当即决定选择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的《泡沫人生》（L’écume des jours）一书。书中的第五句话揭示了原因：“科林放下梳子，拿起指甲刀，将他无精打采的眼睫毛边缘修剪成斜的，让他的目光充满神秘色彩。”这正是我的幽默。
自从那次看医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就难以接受医疗过程的现实主义描述方式，因为焦虑那天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无论是别人讲述，还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或是在书中读到的这些描述，它都会再一次把我直接弹射回诊疗室，导致我眩晕、心悸——然而，超现实主义是我的救星。它展现了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没有肿瘤在肺部滋生，有的只是一朵睡莲，里面有只老鼠向猫乞求安乐死，阳光透过每一面墙照进房间里。太抽象了，以至于我无法真正地身临其境。
报告时长为半小时，且会决定成绩单上的分数。因此，我认真地准备了一下。我购买了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克洛伊》（Chloe）这首曲子，它是维昂创作女主人公的灵感来源，我想在报告开头放这首歌。我还研究了爵士乐与文学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才思迸发。我不愿做一个无聊的报告，仅仅枯燥地复述这本书的情节。我认为，鲍里斯·维昂不该遭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同学们也是。
终于，在某个周三，轮到我做报告了。我站在讲台上，喇叭里播放着《克洛伊》这首曲子的前奏，是一段听起来很陌生的长号，“哇哇——哇——哇——哇——哇——”。我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视，我看到淡漠的眼神，在书上乱涂乱画的手，边咯咯笑边窃窃私语的嘴唇。然而，这些并不是我所期待的画面。老师双手交叉，坐在暖气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或许这一刻，我已经失败了。我有些不知所措，无法继续自己的计划，我没有舞台剧演员那样的自信，不知道如何掌控观众。我提早结束音乐的播放，开始做我的报告。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
当我熬过了最初的十分钟时，门突然被大力地打开了，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焦虑溜达了进来，单肩背着书包，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它朝我挥手示意，坐到了最后一排。我也用力眨了几下眼睛。迄今为止，焦虑还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在学校的生活。兴许这次是因为超现实主义。
我看着手中颤抖的卡片，试图重新找回中断的思路。卡片上的字在我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我听到有人在讲话，但是听不懂说了些什么。我的胳肢窝直痒痒。我坐在了讲台上，好让自己有个支撑，并继续我的报告。
过了几分钟，有人打响指。我中断讲话，看到焦虑站了起来。
“我有个问题。”它说。
“现在不行，”我说，“等报告结束再提问。”
“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喊道。
老师坐在暖气上动来动去。
“你还好吗？”老师问。
我点点头，朝焦虑的方向叫道：
“那就问吧。”
“我想知道，”焦虑说，“你这么激动，不觉得尴尬吗？”
我无法理解。焦虑没有支持我，反而突然开始给我捣乱。这不是我认识的它。
“你哪根筋搭错了？我只是有点怯场而已，这很正常。”
“我可不这么认为，”焦虑说，“你再想想，眩晕、双手发冷、心悸……”
我倾听着内心的声音。
“……和当初看医生时一样，对吗？”
焦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它，人中直冒冷汗。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随时可能晕倒。”
焦虑俯身向前，把双手撑在桌上。
“你的同学们会怎么想呢？”
我头晕得更厉害了。要是焦虑说得对，怎么办？我的身体一点也不靠谱，这一点在那次看医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也许我刚才所感受到的确实不是怯场，而是“恶意攻占”，是对我意识的侵略，是晕厥的先兆。
报告结束了，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刚才讲了什么。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