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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时候，人总是希望生活中有浪漫的事情发生。
伦敦这座美丽的雾都，总会飘起缠绵悱恻的烟雨。而这位寂寞的东方少女常常走到窗前，看着眼前这座城市轻轻笼在一片迷茫的雨雾里。街头昏黄的路灯光影里，总能看见无数纷然飘洒的斜细的雨线，被湿凉的风吹得不停地改变着方向。那些晃动的五颜六色的伞影令人恍惚，而匆匆行走的行人似乎没有表情，那雨雾里耀眼的车灯骤然把斑马线照得雪白，那街边被雨水打湿的垂柳、玉兰、桂树和郁金香变得深冷清艳。
都市街头的行人在雨中的纷乱与匆忙，也总让她感到某种与往日不同的意境。入夜，一个人静静地听雨，窗外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周围安静得除了雨声什么也听不到。她总希望眼前能有几株芭蕉、一片竹林，或是一潭池水，几只残荷，残荷中偶尔露出一抹嫣红。雨打芭蕉，风竹摇曳，残荷滴雨，都是动人的雨中意境。
虽然父亲视林徽因为掌上明珠，送她上学，带她出国历游，有事同她商量，但她的心里依然有一种孤寂、失落和苦闷。在英国居住的两年里，林徽因更是寂寞的，尤其是在父亲去欧洲各国开会的时候。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从早到晚孤单地打发二十四小时，她才十六七岁，又是一个人在异乡天涯。
1937年，林徽因曾给好友沈从文写过这样一封信，回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在伦敦的生活：“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不断的落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
十六岁的林徽因常常在下雨天一个人看着天井里滴落的雨水，寂寞地无聊地遐想，遐想生活会出现奇迹。她希望可以像童话里所写的一样，期待在这异国他乡有一个多情男子走进她的生活。和喜欢的人围着壁炉喝咖啡，在烤面包的香味里彼此随意轻松地诉说心情。时光如剑河的水波，在身边舒缓而深情地流淌。那时，伦敦的雨真像一个童话般的梦境。
恰恰在这时，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徐志摩出现了。
1920年的11月16日，伦敦的薄雾总是那么缥缥缈缈、若有若无，恍若一片轻纱，一个梦境。
雾蒙蒙的天气里，一个操着浙江海宁口音、清清瘦瘦的青年在朋友的陪伴下，叩响了林家寓所的大门。他就是正在经济学院读博士的徐志摩，和他一起来的张奚若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他们都是慕名前来拜访林长民的。此前在一次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陈西滢、章士钊和徐志摩一起听了林长民慷慨激昂的演讲。徐志摩听得如痴如醉，亟盼结识这位激情洋溢、学识不凡的长者。
林长民很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所以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戴着玳瑁镜片眼镜、面容清俊的青年。他们谈得很开心，两人很快就成了相见恨晚、无话不谈的朋友。徐志摩惊讶于林长民“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在他眼中，林长民就是一个谈锋谐趣的“书生逸士”。而林长民也很欣赏徐志摩的才情。林长民告诉徐志摩，他在留日期间曾经爱上一个日本女孩，并向她倾诉自己对婚姻的感受。徐志摩则向他讲述留美的经历，对学业的厌倦。
这种一见如故的忘年友谊，在短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甚至发展到二人互通“情书”、玩起“情爱游戏”的地步。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名唤仲昭；林长民则扮一个有妇之夫，叫作苣冬。假设两人在不自由的情况下相爱，只能互通书信倾诉绵绵情意。两个接受过留学教育的书生，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渴望自由的情爱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在回国之后还将一封林长民给他的“情书”公开发表。徐志摩赞这封情书“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徐志摩还写过一篇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长民为原型的。
可以说，林长民的浪漫才情进一步激发了徐志摩内心的激情，使他更加开放、活跃。他说，当时他们两人“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林长民的这种浪漫才情，毫无疑问地也让女儿继承了。
那天，徐志摩其实也见到了林徽因。可能因为初次见面的拘谨，没有留下特殊的印象。据同去的张奚若回忆，那天林徽因居然差点脱口叫了徐志摩和他一声“叔叔”。这成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桩谈资趣事。
第二天徐志摩去林家父女的住处时，恰巧林长民临时有事外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亭亭曼妙的少女。这位花季少女明眸皓齿，一双弯弯的笑眼秋水盈盈。她那秀挺的身材、清雅的气质、纯真的微笑，周身散发出迷人的气息，在徐志摩看来，无不令人怦然心动，大有一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感觉。
这一年，徐志摩已有二十四岁。而林徽因正好十六岁，已经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林徽因出生于杭州，祖父在徐志摩家乡浙江海宁做过父母官，母亲又是浙江嘉兴人，毗邻海宁。如今，在伦敦邂逅徐志摩恰似他乡遇故人，亲切的江浙乡音使他们很快就消解掉了初识的陌生。
交谈中，徐志摩偶尔会注意到她清新俏丽的面部轮廓，明亮纯净的眼眸，那脸颊边宛若可以点亮四面风的白净笑窝。她整个人仿佛都浴在一片柔和而诗意的光晕里。
这让他心底为之轻轻一颤：多么绝妙的青春女子！
从此，徐志摩便成了林家常客。
每天下午4点，饮茶是林长民的功课。这是英国式的生活方式，徐志摩也很快入乡随俗。他常常携二三好友来到林公馆，陪林长民聊天品茶。
每次林长民和徐志摩聊天的时候，林徽因只是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灵慧的光芒。客人喝茶时，她便端上几碟热腾腾的小点心。林徽因莫名地发现，那个徐志摩看她的目光里有一种亮亮的、不明所以的东西。
聊到兴酣，林长民照例铺开宣纸，挥毫落笔，满纸森然，酣畅淋漓。徐志摩、林徽因在一边铺纸奉茶，兴致勃勃。林长民长于行楷书法，行云流水，散淡洒脱。他所书写的“新华门”匾额，至今仍悬于长安街上。
随着与林长民交往的深入，徐志摩和林徽因也熟了起来。林长民和徐志摩互为知己，而林长民与女儿也互为知音。林徽因与徐志摩自然也是相谈甚欢。徐志摩发现，这个女孩梳着两条垂到肩膀的细细的辫子，从外表看像个清纯稚嫩、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却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朋友。
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
有道是：“知女莫如父。”当徐志摩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林长民后，林长民不无自豪地宣称：“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还当着这个青年的面，喊她的乳名“徽徽”。末了，林长民还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很多时候，徐志摩与林徽因在里屋聊天。对于林徽因来说，她深为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善良体贴的朋友而庆幸。对于这个世界的满腹看法和心思也有人倾听了。一切变得似乎更有活力，更有激情了。有一天，林长民放下笔时，林徽因、徐志摩双双从里屋出来，他竟脱口对房中的客人叫道：“你们看，我家徽徽和志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二人顿时羞红了脸颊。
林长民是个生性洒脱的人，这不过是兴之所至的一句玩笑话。但对于情窦初开的女儿却可能有某种催化作用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个是纯情丽质的少女，一个是浪漫满怀的诗人。不难想象，远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林徽因，与来自同乡的徐志摩天然有种亲切感。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很容易被他英俊的外貌、洒脱的谈吐和翩翩风度所吸引。
这样年轻多情的才子，总能满足一个少女对浪漫诗意的所有向往和幻想。
有时，徐志摩来时，父亲不在，林徽因也会以主人身份招待，也会和这个温雅有趣的年轻人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徐志摩发现林徽因读过很多书。他们常常谈及一些作家的作品，有很多是外国的原著。他们在壁炉前喝着咖啡，从伦敦冬季恼人的雨雾谈起，谈到英国的诗歌文学。当他告诉林徽因，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拜伦、雪莱和济慈时，徽因立即用英语背诵出他们的作品来。
林徽因自小口齿伶俐，表达能力极强。她的北京话略带一点儿福建方音，而她的英语则是地道的牛津音，发音吐字非常动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徐志摩已深深地被林徽因所吸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如此迷恋这个姑娘。也许是因为他能从林徽因的眼睛里读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也许是感受到了被女孩子崇敬仰慕的快乐。在接触中，徐志摩感觉到，林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于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见解。她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悟性超出了她的年龄。这让徐志摩强烈感觉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就在眼前。不管将来如何，她都会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说，今生你若为水中的红莲，我便是那晚风中的红蜻蜓，轻轻停留在莲心低语。你若为蝴蝶，我化作一双斑斓彩翼，跟随你一起翩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