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京都大学的夏季讲座，我将以“清史”为题进行演讲。时间总共不过十二小时，只够讲讲它的轮廓梗概。即便是轮廓梗概，要想把历朝历代的史实一一罗列，十二小时也远远不够。因此，市面上流传的清史著作中出现的内容，我尽量不赘述。最近几年，我写了两本小书，分别是《清朝衰亡论》和《论中国》《论中国》虽并非尽论清史，但中国历史的近代部分却多为清朝之事诸如此类，我也尽量不重复论述。此外，我的好友稻叶岩吉 近年写了一本《清朝全史》，对清朝的政治、战争以及其他大事均有论及。上述著作中出现的内容，我也无意多叙。演讲时间很短，只能陈其大概。为了让诸位不至于听完就忘，我尽量将材料直接呈现给大家，以便大家过目后能加深印象。近年来，清史史料急剧增加。放在十五年前，即使想做研究，我也苦于材料匮乏，束手无策。如今，由于各种原因，材料日渐增多，尤其是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后，各种材料更是纷纷面世。我想顺便做个实验，看看凭借我们的力量能收集多少材料。1915年7月20日，我从东京回来后，便着手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材料。在本校富冈谦藏 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等人的帮助下，虽然材料勉强收集来了，但我这十多天全在整理材料，没有时间在演讲之前查证历史研究中的疑点。演讲虽然有些粗糙，只是陈其大概，但我还是希望讲完以后，能给大家留点儿东西。因此，我会把每天演讲的提纲、要点打印出来，发给大家。今天是第一天，演讲的提纲、要点才发给大家。从明天开始，我会提前一天把第二天演讲的内容发下去。希望大家能把这炎炎夏日的午休时间利用起来，提前把材料看上一遍，第二天再来听讲座。以上是我想预先交待的事情。

在第一部分，我将从清史的相关著述讲起。众所周知，清帝退位不过三四年，尚属新近之事。因此，相关史料非常多。不过，大部分史料还都没有整理。当然，中国的史料记录制度十分完备。日积月累的大量史料都会逐步得到整理。譬如，历史上每有皇帝更替，继位者都会命史官纂修先朝实录。纲目中“史料之丰富”项下虽然列举了不少书目，但除此之外仍有大量实录没有列入。实录成稿后，官方的整理工作大体就算完成。可是，在清朝覆亡的不多时日里，历史学家甄选材料，重新编纂条理清晰、有生命力的历史，还难成气候。在中国，所谓的一朝正史告成之时，多数原始史料也将不复存在。如今，我们得以在史料尚未亡失之际研究清史，可谓十分幸运。与此同时，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一筹莫展。相比之下，《明实录》 就很简略。前几年，我曾请人抄录《明实录》的全部内容，卷数虽然很多，可换成日本的册数，十几代帝王只有七百余册。《清实录》十倍于《明实录》还不止，可谓卷帙浩繁。我们能否有机会一睹《清实录》的真容呢？这种机会曾经有过，但如今怕是很难了。几年前，我去奉天 等地考察时，凡感兴趣的内容我都看过。我本想设法将这些材料全部带回日本，但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些无用的废纸只会白占船上的空间，所以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因此，以上许多史料虽曾近在眼前，却都白白错过了。总之，这些材料有归有之，如今却很难看到，而研究也就变得越发困难了。材料的种类均列在“史料之丰富”项下，有“《满文老档》《三朝实录》《方略》《圣训》《国史列传》《谕折汇存》”等。之后，我们会在那边的展室看到各种实物资料。到那时我再稍作讲解。

《清三朝实录采要》《清三朝事略》是日本人依据确凿史料研究清史的最早著作，特列于此。这两本书是一百二十多年前与我同属一个旧藩 的永根铉 所著。永根铉后来改名为北条铉，或者一开始叫北条铉也未可知。它们虽然只是实录的摘要，却能将清朝一些难读的地名、人名准确读出，简明扼要，切中要点。中国摘录《清实录》的著述有《东华录》等，我列在了纲目的靠前部分。与《东华录》相比，《清三朝实录采要》更得要领，稍胜一筹。永根铉是日本有志于研究清史的第一人，为表其功绩，特列于此。

回到“纲目”最开始列的《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这些只是历史著述的两三例。《圣武记》由大名鼎鼎的魏源所著。在日本，《圣武记》被翻刻出版，所以人人皆可求而得之。《圣武记》有三个版本，每个版本各不相同，是中国人以全新思路梳理清史的权威之作。《湘军志》和《湘军记》写的是近来长毛贼 之事。《湘军志》由王闿运著，所记均为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不仅是在单纯记述史实，而且是在揭露内幕，是近年来颇负盛名的历史著作。《湘军记》由王定安著，所记虽然与《湘军志》相同，却由于种种原因，逊色很多。

《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之后所列的《东华录》（两种）是《清实录》的摘要，虽然称不上是什么著述，但对那些看不到实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言，作为研究材料却大有用场。诸如此类的史料各种各样，当然，除此之外仍有很多材料。即便只看手头拿到的材料，也已经相当吃力。所以，清史研究绝非易事。

清朝编修两百多年的明朝历史，花费大约六十年。清朝的史料十倍于明朝，若用六百年编史，则比清朝的存续时间还长，实在是旷日持久。不过，中国人修史也不好说。如今，在袁世凯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史，如果全力以赴，十到十五年或许就能完成。明初编修元朝一百几十年的历史，用时仅仅不到一年，可见快有快的办法。如仿此例，两百多年的清史说不定两三年就能告成。然而，史料从来都是交由中国人研究。我们要想拿到这些史料几乎毫无希望。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我先讲讲近来我研究的大体情况，尽管研究仍然未见头绪。

我把这一讲的标题定为“帝王及其内治”，其实只有“帝王”也是可以的。全民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大势，中国如今也实行了共和政治，我又为何在讲清史时特意以帝王为题呢？这是因为帝王在清朝的政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讲到后来，我们便能渐渐看出，清朝的政治除了帝王几乎所剩无几。在别的朝代，除帝王之外，宰相等人也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因顾忌宰相的弊害而将其废除。从此，朝中便再无宰相。然而，在明朝数代皇权交替当中，遇到幼主继位时，便又会产生对宰相的需求。于是，虽无宰相之名但行宰相之权的内阁大学士等官职便应运而生了。然而，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却徒有虚名，基本不能发挥宰相的作用。清朝出现幼主时，曾有摄政王及皇太后主政，却从未有宰相主政。辅政大臣在皇帝年幼之时主政的事也是有的。不过，辅政大臣虽然类同宰相，但到了皇帝能够独当一面时就被撤下。于是，大权重新归了皇帝。这就是清朝政治的特殊状态。基于皇帝是清朝的一大政治要素，所以我很有必要以“帝王”为题来讲一讲。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标题。“纲目”中列出了清朝历代帝王的名字。靠后些的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帝。光绪帝之后的宣统帝退位以后，便是今日的情形了。那边的展室有些帝王的墨迹陈列。

再下边的“入关前的二帝”是指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这两代帝王。所谓入关，是指清朝从满洲根据地进入北京。因须经由山海关这个关隘，故称之为“入关”。入关以前，二帝起于满洲山中，即现在奉天以东三十里 的赫图阿拉。历经两代四五十年的时间，清朝势力急剧扩张，兵至山海关以东十几里。但山海关以东十几里内仍是明朝的势力范围。当时，明朝有个叫李自成的贼寇起事。李自成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从西绕道至居庸关，兵临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统治时期，即崇祯年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在北京城内的景山自缢而亡。明朝当时为平定内乱，撤下了山海关的防守兵力。清军便趁机从满洲挥师，入主中原。这时，清朝的开国二帝 已经驾崩。第三位皇帝顺治帝即位，年仅七岁。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大军进入北京后，迎接顺治帝入京。最不可思议的是，清朝当年攻下北京的是摄政王，如今在北京退位的仍是摄政王 。可谓始于摄政王，终于摄政王。在清朝的制度下，亲王摄政非常普遍，皇太后摄政却非理所应当，更没有人臣摄政一说。人臣摄政称为辅政。康熙帝玄烨八岁即位时，辅佐他执政的便是辅政大臣。虽然制度如此，可最后的西太后慈禧却行了摄政之实。文宗显皇帝—咸丰帝驾崩后，虽然其弟恭亲王奕䜣接管政务，但咸丰帝遗诏指定的顾命大臣实则另有其人。其中的主要重臣有同为清朝皇族的肃顺。此外，还有一位叫端华的亲王。不过，肃顺最受咸丰帝喜爱，得以承其遗诏。当时，西太后慈禧还不是真正的太后。真正的太后是东太后慈安。两位太后联手杀掉肃顺，夺取了政权。最初虽是东太后慈安掌权，可后来权力逐步转移到了西太后慈禧手中。西太后慈禧是近世之人，其政治能力之卓越超群可谓人尽皆知。虽然东太后慈安是咸丰帝的正妻，西太后慈禧不过是个妾室，但东太后慈安的学识有限。大臣把奏折呈递上来时，东太后慈安并无法亲自阅览，做出裁决。而西太后慈禧却能亲自批阅奏折，做出决断，向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等人下达命令，因而逐步掌权。又因为西太后慈禧是同治帝的生母，最终得以登上太后之位。西太后慈禧掌权时代，得益于她卓越的政治能力，清朝曾一度中兴。

皇帝的情形大体如此。这里，我想再讲讲第一位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今天的听众当中，有一位来自福井的上田同学。去年我去了福井，就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事情做过一番调查。有趣的是，就在清朝从满洲攻入北京的那年，日本越前三国对面的新保村里有位船长出航。这位船长本来要去松前，结果却去了满洲。很多人惨遭满洲当地人杀害，只剩下十三人被送往奉天，并在满洲八旗军从奉天向北京转移时，一并去了北京。当时的人们还称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为“九王”，意即第九位王爷。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此前就在北京，而顺治帝是后来从奉天移驾北京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亲自召见了这十三人，感慨他们从日本漂流至此也挺可怜。其他亲王们也觉得这些来自日本的人非常稀奇，还叫他们去唱歌、喝酒。这些以竹内藤右卫门 为首的越前新保村的漂流民回到日本之后，便把清朝刚刚攻破北京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写成了《鞑靼物语》。我从去年开始就想写一本关于此事的书，研究虽大体完成了，但还未落到纸上。总之，确有这么几个有此奇遇回到日本的人。如今在北京看到清帝退位也没什么可稀奇的，可当时看到清军刚刚攻破北京却着实稀罕。这些漂流民回到日本后，还被叫到江户幕府问过话。我查阅他们的漂流日记时看到，还有人学会了几句满洲话和中国话。其中还提及他们拜见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时的情形，说道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体形消瘦，慈眉善目，与真实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气质十分相符。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体弱多病，年仅三十九岁便与世长辞。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虽然出身满洲蛮荒之地，却在政治军事方面能力超群。当时中国很多贤士良才都为他所用。而且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能听取汉人之言，一入北京便采用汉人的政治体制。他没有按照满洲的行事风格为难汉人，而是采用汉制，任用汉官，力图恢复秩序。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虽然在北京摄政不过六年，却在此期间几乎平定了整个中国。如上所述，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政治能力十分卓越。而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则远不及他，或许这也是致使清帝不得不退位的一个原因。另外，最后一位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与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政治手法几乎完全相反，这些我们以后再讲。

第三部分是“清朝帝王的特点及其原因”。之前已经提到，君主独裁是清朝政治统治的一大特征。此外，每位皇帝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这一点大家可以先有个了解。至于其原因，我也会在稍后讲到。

清朝帝王都有接受系统教育的传统。该传统虽非始于清朝建国初期，但早先就多少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帝位的继任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 驾崩后，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位。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即位之初并未独掌皇权，且其他兄弟也非都位居人臣。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驾崩以后，朝中位高权重的共有四人，其中就有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清朝把相当于王侯地位的人称为贝勒。当时的贝勒有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以及方才提到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即四贝勒。大贝勒代善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亲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次子，后被封为礼亲王。二贝勒阿敏是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侄子，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是堂兄弟，后被革职削爵。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哥哥，后来也被革职削爵。剩下的就只有四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了。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驾崩不久后，四大贝勒共享皇权。正月朝贺之际，四大贝勒都面朝南坐，接受群臣叩拜。其中，四贝勒在军中的声望最高。军中声望高者自然得势。四贝勒因此逐渐壮大势力，最终如日中天。帝王之位非他莫属。这时，二贝勒阿敏先是在出征朝鲜时犯下过失，之后征伐中原时虽曾绕道山海关后方，攻入长城，却在归途酿下大错，最终被革职削爵。再说三贝勒莽古尔泰，他因当年处心积虑想要独占皇位，而与四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交恶。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军中颇有声望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大力搜集证据，削其子孙势力。大贝勒与四贝勒一样，在军中也很有威望。大贝勒之子萨哈廉十分聪敏，认为四贝勒掌权是大势所趋，劝说其父放弃皇位。因此，大贝勒虽为兄长，最终仍决定拥护四贝勒。继位五年后，四贝勒开始独享皇位，受人臣拜谒。大贝勒也位列人臣，行拜谒帝王之礼。不过，这些并非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生前所愿。总的来说，蒙古人或满洲人的习俗是幼子继位，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正好相反。所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其实是想传位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九王，也就是之后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是当时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新任大妃 的儿子，十分聪颖伶俐。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很想传位于他。但大势所趋，最终由四贝勒继位。由此可见，皇位继承充满了不确定性。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驾崩后，肃亲王豪格虽然贵为长子，却由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第九子继承了皇位。肃亲王豪格就是如今逃往旅顺这位肃亲王 的祖先。当时的肃亲王豪格已经立有战功，却为何让六岁小儿继承了皇位呢？这可能与宫闱大有关系。因为顺治帝的母亲、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皇后后来下嫁给了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一国皇后或皇太后改嫁他人着实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距离满洲民风淳朴的时代尚不算久，所以这种事情才会发生。《清实录》当中就记载有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初被称为皇叔父，后来进而被尊为皇父之事。在保存下来的当时的科举考卷中，也能看到皇父这个表述。所以，人们认为，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是因为与顺治皇帝母亲的关系，才拥立顺治当上皇帝。这种事情毕竟不太光彩，所以继承大统之人不能确定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

康熙帝时，清朝已经入主中原。虽然康熙帝册立过太子，但太子因犯下过失被废。当时朝中议论纷纷，都在商讨再立太子之事。甚至有人不畏触犯龙颜，直言进谏，称一国之君不能不立太子，不过都未被皇帝采纳。如此，清朝有了不立太子的家法，众多皇子一齐接受教育。《纲目》中所记“上书房读书”就是指在上书房里，众多皇子谁也不知未来谁将成为储君，一起接受相同的教育。关于清朝立储制度还有一种传言—皇帝如果认为立储的时机成熟，并有继承大统的属意人选，便会写下他的名字，藏于正大光明殿中书有“正大光明”四字的匾额后方。皇帝未颁遗诏驾崩的情况下，顾命大臣打开它便可得知继位人选。皇帝若是寿终正寝，尚可留下立谁为储的遗言；但若是皇帝突然驾崩，便需打开匾额后的遗嘱来定。总之，清朝一般不提前册立太子。众多皇子尚在年幼之时，便都成了皇帝候选人，因此从不贪玩任性，而都奋发苦读，钻研学问，接受严格充分的教育。

我们接下来看“各个帝王的文事”。其下列举了很多事例。尽管清朝作为夷狄入主中国，可历代皇帝却十分长于文事。这些证据都已在展室展出，各位一看便知。

我们首先来看“崇尚汉俗的顺治帝及其遗诏”。顺治帝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他对中原文化推崇备至，令满人心生不满。从满洲来到中原以后，顺治帝目睹中原文化之先进发达，被其深深折服。明朝灭亡以后，明末遗臣作有《万古愁曲》，伤怀故国。顺治帝十分喜爱这首曲子，时常吟唱。身为夺取明朝天下的皇帝，却对亡明抱有一颗同情之心。顺治帝如此偏爱汉族，自然让满人十分不满。二十四岁时，顺治帝虽是突然驾崩，却仍留有遗诏。遗诏当中列有二十几条，主要都在反省自己偏爱汉人，疏离满人的行为。这份遗诏也可能是皇帝驾崩以后，他人为改先皇政策，事后编造，代写而成的。总之，顺治帝甚至需要在遗诏中反省偏爱汉人，由此可见其偏爱汉人之甚。

顺治帝驾崩后，康熙帝八岁登基，由大臣鳌拜辅政当国。康熙帝尚年幼时，便显露雄才大略，智擒手握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因对鳌拜十分不满，康熙帝还是个孩子时，便想出一计将其除掉。十三岁那年，他召集一群身强力壮的孩童，终日陪他摔跤嬉戏。一日，他看不惯的这位辅政大臣来觐见时，康熙帝便命令这些孩童将鳌拜捆绑起来，惩其罪责。如此，康熙帝幼年时期便初显才略。清朝平定中原以后，第一次叛乱爆发之时，康熙帝更是大显身手。明朝旧臣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都曾为清朝效力，受封为王，封地十分辽阔。这三位明末以来战功累累的藩王举兵反清时，清王朝的老将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因此，清军起初全被三藩打败。当时的康熙帝虽是弱冠之年，却制定了全部的作战方略，每天批阅上百道奏折，逐一向身边的大学士下达命令，指挥若定。因此，清朝兵力虽然孱弱，却因战略得当，得以平定历时七年的三藩之乱。康熙帝志存高远，并不仅仅因为入主中原，便唯中原文化马首是瞻。当时，西洋已有传教士来到中国。康熙帝从西洋传教士那里学到很多西洋知识，胸怀博采世界知识、建立伟大帝国的宏图大志。当然，中国人的宏图大志多少有些消极的地方。但蒙古准噶尔部掀起叛乱时，康熙帝曾下诏亲征。展室里展有《亲征朔漠方略》一书。书中记有康熙帝亲征的详情。再说知识。除汉学以外，康熙帝还学习外语，精通数学，钻研天文。虽然富贵人家用来消遣的技艺能有多么精通尚不好说，但康熙帝的确对这些事物饶有兴趣。他知识广博，胸怀建立世界帝国的宏图大志。正是由于康熙帝的这些特点，清王朝的政权根基才得以逐步稳固。

接下来看“雍正帝的禅机、文字狱、《朱批谕旨》、雄猜之主”。康熙帝处理政务范围极广，而雍正帝则长于精耕细作，严肃治国。雍正帝的皇位并非早就确定好的。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幼时便聪颖机敏，气度不凡，能力超群。康熙帝是想传位于这个孙儿，才让雍正帝继承了皇位。雍正帝久居亲王之位，用心留意之处多有不同，对地方官员观察入微。因此，他成为皇帝以后，非常擅长侦探政治，对群臣之事了如指掌，行事手段阴狠至极。雍正帝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好则极好，坏则极坏。关系不好的，他就横加恶名，百般折磨；关系好的，他则格外优待，荣宠备至。学问方面，雍正帝早年便喜爱佛教，也对喇嘛教做过一些研究，但尤其醉心禅宗。如今北京雍和宫的这座喇嘛寺院就是雍正帝即位之前的住所。康熙王朝之后，在清朝的压迫统治下，一些汉人开始不时发些牢骚和不满，其中尤以学者最甚。学者们时常写文作诗，暗讽清朝为夷狄之邦。因此，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数起惨案当中，最有名的是吕留良案。雍正帝虽然是个政治侦探家，但较之日本的政治侦探家却很有肚量。他对政治侦探的结果从不保密，而是统统公之于众，这也正是雍正帝的过人之处。汉人写文章大骂清朝时，他不仅不会秘而不宣，反而亲自执笔，一一反驳：你或许执此一词，可道理是如此云云。《大义觉迷录》就是一本有名的辩驳书。这本书是雍正帝针对吕留良言论所作的批驳，也陈列在展室当中。皇帝写臣子之事，可谓稀奇。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的开明之处。总之，他是一位既险恶又开明的皇帝。雍正帝还命人编撰《朱批谕旨》，收录他用汉文在奏折上所做的批示。通常，皇帝批示奏折只需一两行，可雍正帝的批示大都很长。这就是所谓的“朱批”。这些“朱批”还被特地印刻出来，以为后世树立政治典范。雍正帝生性多疑，在政治上极尽严苛。清初，朝廷沿袭明制：地方官员除向朝廷上交租税以外，还要向百姓加收银两。加收部分多被官员私吞，积习已重。到了雍正帝时期，雍正帝命令官员把收来的租税悉数上交朝廷，掏空地方官私囊的同时，给他们拨发养廉银。养廉银实际上是除每月官俸以外，防止官员贪腐的特别补贴，条件是官员要把从百姓手中征收的租税全部上交皇帝。从那时起，皇帝的收入大幅增加。可到后来，虽然官员全部上交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租税，却依旧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养廉银虽然切实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在鼓励官员廉洁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康熙帝虽雄图大略，却也清贫度日。自雍正帝之后，国家才开始变得富裕起来。雍正帝时期虽然尚不明显，可再到下一代时国家已经非常富足。

雍正帝之后，乾隆帝继承皇位。乾隆帝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以后又活了四年左右，八十几岁逝世。他自幼长于文事，对此也颇为得意。乾隆帝相信，只要是汉人学者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他吟诗作文，样样通晓。据说，乾隆帝经常在诗文中引用生僻典故，拿去考汉人学者。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些典故，他便喜不自禁，以此炫耀自己渊博的学识。虽然太平盛世多有这种皇帝，但乾隆帝还是很多才多艺的。考虑到自己出身满洲，乾隆帝也大力提倡学习满文。当时满文已经日趋衰微。乾隆帝为复兴满文，曾命人编修字典，采取各种方法鼓励人们学习满文。譬如，乾隆帝规定，无论是汉人还是满人，要想进入翰林院，就必须懂满文。一个人纵有八斗之才，如果不懂满文，也不得入翰林院。后来，乾隆帝逐步平定蒙古。不同于雍正帝的是，乾隆帝与汉人一样，尊崇儒教，不信佛教。此外，乾隆帝为怀柔蒙古各部，曾强调学习蒙语的必要性；因为西藏的喇嘛教，他开始学习藏语；平定说回语的种族以后，他开始研习回语。至于结果如何，我们留到明天再讲。总之，乾隆帝对所有平定之地的语言都有所研究。他曾自豪地写道“所有语言同宗同理”。乾隆帝自恃对治下之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位期间做了很多事情，却也让诸多政策矛盾重重。如前所述，他一方面优待满洲八旗，将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工作交由满人去做，力图振兴满洲；另一方面又崇尚汉族文化，潜心汉学。

乾隆帝是将中国盛世推向颠峰的皇帝。乾隆时期可谓清朝的黄金时代。六十年的极盛之时过后，清朝便日渐衰微。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有其御制的文集和诗集。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是自己所写，但从康熙、乾隆时期，再到之后的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所有皇帝都有自己亲作的文集和诗集。其中不仅有他们作为一朝皇帝写下的作品，也有即位以前的作品。纲目中“潜邸的全集”就是皇帝即位以前的作品。下一项是“钦定书籍之多”。钦定书籍究竟有多少，我尚未逐一查证。但之前提到的礼亲王代善的后世子孙当中，有一位十分精通清朝典故之人。此人写有一本《啸亭杂录》，其中就曾列举书目，说明钦定书籍数目之繁多。即便如此，书中所列仍不完整。

如上所述，清朝各代皇帝都长于文事。我们不妨拿清朝与明朝做番比较。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争强好胜之人，虽出身乞丐，当过贼寇，但登上皇位以后也要学作文章。他常常把自己文笔拙陋之作拿去请文人学者润色，润色过度便勃然大怒。明朝《高皇帝御制文集》现今依然保存完好，虽然多有晦涩拙劣之处，却也留下这么一本文集。后来的明宣宗则潜心学问，造诣颇深。尽管明朝由文化积淀深厚的汉族统治，但清朝皇帝的文才较之却更胜一筹。臣子呈递上来的奏疏，皇帝尽量亲自批注。明朝皇帝的朱批大多都是大白话，甚至还有脏话。而清朝皇帝则断然不会如此，其朱批都是经过润色的汉文，且文采斐然。

不过，这些事情有利有弊。力倡文治的成果是，康熙帝时编成一万多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在钦定书籍当中亦属鸿篇巨制；乾隆帝时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冠绝古今。这都是文治功绩的杰出体现。“纲目”中还写有“违碍书目及其实例”。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一旦发现明代或清初书中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如出现夷狄之类的表述，便尽数删改销毁。也就是说，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生产了一些不好的“副产品”。违碍书目是指把触犯朝廷忌讳的书单发放下去，如果有人发现上面所列书籍，便须交由朝廷销毁。由于实际无人执行，朝廷只好屡次下旨重申，但依旧收效甚微。给大家举个实例。我手头有一本书，目录部分印有皇帝的诏令内容，称本书有部分内容忤逆犯上，相应部分已经删除。可我实际去看时，发现这部分内容其实还在。可能只要目录部分标明删除，朝廷就不会再去细查。尽管清朝对禁书的取缔不够彻底，但仍有许多书籍销声匿迹。一些早年传入日本的书籍由于被列入违碍书目，在清朝看不到，却能在日本看到。再下边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所成。活字印刷虽然此前就有，但到乾隆帝时利用更广泛，从而有了这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诞生。以上所列便是清朝皇帝的特点之一。他们虽都是夷狄之后，却都崇文尚教，而且躬行践履。

接着来看“节俭、康熙帝的上谕”。据说，明朝时期宫中宦官多达十万余人，到康熙帝时削减到仅剩四百来人。从十万人到四百人，裁减幅度可谓惊人。如此，清朝宫中的开支用度减至明朝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康熙帝时，宫中尤其提倡节俭。虽然到后来，清朝国库充盈，日渐奢华，但仍不及明朝那般奢侈。明朝万历时期，仅皇太子成婚就从地方征收了一千两百万两白银。总之，节俭是清朝的一大特点。

再下来是“寡鲜失德、严加管束内宠宦官”。清朝皇帝鲜有失德之人。相传，明武宗朱厚照为了宠爱的女人，曾四处巡幸。而清朝绝无此事。此外，清朝对宦官严加管制，废除了明朝的宦官机构。虽然西太后慈禧时，宦官有些专横跋扈，但管制依旧很严。当时，有个叫安德海的宦官深受西太后慈禧的宠爱。安德海曾奉西太后慈禧的密令，前往湖南一带办差。而清朝以明朝为鉴，规定宦官不得擅出皇城，若有违者可就地正法。因此，安德海途经山东时，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便痛下决心要抓捕西太后慈禧的这位宠臣。然而，士兵和知府都有所顾忌，不敢近安德海的身。最终，士兵只把他捉拿起来押至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就地正法，并上奏朝廷说，安德海谎称受朝廷之命，擅出皇城，已经正法。可见，西太后慈禧这般宠信宦官的时期，也因有相关制度，能对宦官严加管束。与明朝相比，清朝皇帝失德之寡尤其明显。此外，西太后慈禧日后嚣张跋扈，也不是因为荣宠过厚。虽然西太后慈禧是咸丰帝之子同治帝的生母，但咸丰帝在世期间并未过多宠幸她。也就是说，西太后慈禧是因为身为皇帝的生母，才得以掌权得势。咸丰帝等人从未因宠幸女人而使后宫权倾朝野。乾隆帝时虽有少许苗头，但总体而言，清室从未因女色和宦官事宜有失体统。综上所述，失德寡鲜是清朝皇帝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他们虽以外邦入主中原，却能实现长治久安的一大原因。

清朝的政治有什么特点呢？清朝实行满汉双重的政治体制，其官员也是满汉双职。譬如，吏部尚书有满人吏部尚书和汉人吏部尚书。左侍郎和右侍郎也分别有满人左侍郎、汉人左侍郎以及满人右侍郎、汉人右侍郎。也就是说，重要官职都是满汉复设。另外，重要典礼的相关事宜都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记录和部分奏疏也都采用满汉双语。总之，清朝不厌其烦地推行满汉双重政治体制。此外，清朝还有很多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地方。中国历代皇帝都要祭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传统仪式。不过，满洲另外建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此举行祭祀仪式。这是满洲的祭天之礼。虽然中原的祭祀仪式与满洲的祭天之礼本质相同，但清朝既祭堂子，又沿汉俗祭天，把相同的事情做了两遍。如此一来，经济上可能有些浪费，可清朝国力强盛之时在其他方面十分节俭，这些事情倒也没什么大碍。然而，满汉双重的政治体制既是清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诸多弊病之源。清朝政治的重中之重本为统治中国、统治汉人，只是附带着管理满人。可到了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满人势力日益衰退；汉人势力却不断发展壮大。满汉之间矛盾丛生令满人苦不堪言。这就是清朝政治走向衰微的一大原因。

此外，政治衰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下边所列的“注重名声（不讲实惠），实行免税”。清朝作为外邦入主中原，其历代皇帝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施行政治时总把名声放在第一位。清朝官员为政，最看重的就是他在当地的名声。如果只是官员这样倒也还好，偏偏皇帝也是如此。清朝蠲免地租，有时蠲免半数，有时甚至全免。虽然人人颂扬此种功德前所未闻，可老百姓实际上并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百姓缴纳的租税当中，上交中央政府的只有极少部分，大多数都进了地方官员的腰包。雍正帝时，清朝租税虽有整饬，但没过多久便又恢复旧貌。雍正帝的政策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为实行免税时，中央政府虽然做好了一年不入一文、用国库余额开支的准备，可靠搜刮民脂民膏度日的官员忍受不了。官吏当中，除刚正不阿的人、能领到养廉银的人之外，还有很多胥吏。这些胥吏无薪无俸，居于人民与官府之间，靠捞取外快为生。他们没有稳定收入，便只好去搜刮民脂民膏。朝廷免税之后，胥吏总不能一年不吃不喝，便开始巧立名目。因此，尽管缴纳朝廷的租税免了，可进官吏腰包里的却免不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屡屡实行免税，只为让百官歌功颂德，颁发诏敕时好大书特书。这种现象并非清朝特有，而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弊政积习，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只重名声、不做实事的政治倾向。

我们接下来看“理想的独裁制度、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纪略》）”。之前我们也提过，独裁制度在清朝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时期宰相被废后，内阁大学士便作为皇帝的秘书，开始承担宰相之职。可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名存实亡。皇帝从朝中重臣以及中层官吏当中挑选自己的亲信，召至军机处听命于他，导致原来官署的官员无事可做。如此，军机处的官员做起了与秘书相同的工作。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秘书长而已。也就是说，皇帝通过选调官员至军机处充当秘书管理政务，得以独揽大权。如此一来，所有大臣都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如今，日本内阁也有各种责任问题。譬如内务省管辖范围内出现纰漏，内务大臣大浦子爵 便只能引咎辞职。可在中国，官吏却没有真正的责任。当然，官吏触犯法令会被撤职，触怒龙颜也随时会被撤职，但工作方面却无需再对国家负责。独裁制度之下，官吏只需听命于皇帝行事即可。总之，这个清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有好也有不好，整体而言却是不好多于好。

再下面是“优待学者、徐乾学编纂《一统志》、博学宏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可见，清朝政治也有优待学者等好的一面。中国这种文明古国除出仕为官的学者以外，常常还会产生大量的文人学者。如今，日本很多人从学校毕业以后，找不到谋生之路，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中国早在几百年前便是这番光景了。中国人只要花钱就可以当上候补官员；再花点钱，还能从候补正式上任。如此一来，真正考试得中的人却往往得不到实缺。而且，应试不中、在当地却声名显赫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中国人迷信地认为考试是命，有真才实学之人未必就能考场得意，考场失利也可能只是命运不济。既然考试是命，有真才实学之人还大量留在民间，那就必须设法去安置他们。康熙帝就曾给宠臣徐乾学一笔钱，让他召集众多学者在太湖洞庭山编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又开设博学宏词科。即在普通文官考试之外，从地方考拔能文之士，令地方官员举荐当地名士参加考试。虽然有些人不愿应试，还有些人在应试的途中便云游去了，但总体而言，大多名士都以此方式被笼络起来。后来甚至出现一种倾向，认为考取博学宏词科比普通文官考试及第更荣耀。总之，清朝设法笼络考试失利、未能为官的学者，对其格外优待，以保国泰民安，消弭民怨。不过，这些良策在国富民强时尚还可行，在国贫民弱时便难以为继了。

以上就是清廷的一些政治举措。下面我还列出了它的一些“弊病（参照《江楚会奏变法折》、对策等）”。清朝政治上的沉疴积弊可谓层出不穷。清朝由于各种原因走上穷途末路时，其百般弊病也一一显露了出来，虽然有些是前朝积弊。清朝末年，朝廷开始与各国往来。治一国便能平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独裁统治、注重名声的那一套方略治理一国或许还行，用于外交却是漏洞百出。各种弊端日渐显露之时，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奏《江楚会奏变法折》。刘坤一当时驻南京任两江总督，故称“江”；张之洞当时驻武昌任湖广总督，故称“楚”。二者合称“江楚”，联衔奏请朝廷改革弊政。其实，改革弊政的言论此前已有，但具体呈现出来的还属这份奏折。我还展出了一份关于考试的改革方案。从中就可看出，清朝末年的考试早已流于形式，名存实亡。总之，政治上的弊病不断积存。直到清末时，才有了张之洞和刘坤一的上奏求变。关于这些弊端，我在《论中国》和《清朝衰亡论》当中都有记述。至于弊端出现的原因，大家或许能从方才的交待当中猜个大概。

接着我们来讲讲晚清的政治。我们首先来看“纲目”中所列的“汉人的奋起”。由于地方官不负责任，不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时，白莲教起义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是一场借助宗教迷信发起的叛乱，前后持续九年都未能平定。虽然这只是个小规模的民间起义，但地方官不负责任，即使派兵讨伐也尽量避免交兵，而是召集当地民众让其出战。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后来，当地百姓意识到不能再指望朝廷派兵平乱，便开始自力更生，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以一己之力平定动乱，保卫家园。咸丰同治时期，长毛作乱，清廷派兵多不能战。真正平定这场叛乱的就是纲目中列出的“曾胡左李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他们率领乡兵义勇奋战，得以平定长毛动乱。当地民众组织义勇兵，起初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最终却在曾国藩等的带领下平定了长毛之乱。此次事件证明乡勇等民间力量除能维持当地秩序以外，平定其他地方动乱也已绰绰有余。

这是晚清政治当中，汉人势力得以重新崛起的一大原因。清廷与外国的交往也在这时突然变得异常频繁。道光末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对外交往的序幕就此拉开。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清朝开始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启所谓外交。把外交事务交给北京朝中毫无经验的满人处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如此，便有了这里的“委任外交”—在南京设置“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置“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长年担任北洋大臣，全权负责外交事务，西洋人甚至以为，中国外交均由李鸿章一人掌管，大小事务无须进京和清政府交涉。不过略为通晓中国国情的日本等国，就深谙此中门道。譬如大久保利通公爵 因为台湾之事去中国谈判时，就绕过天津，直接进京，与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进行谈判。此外，虽然外国使者和公使无人谒见过清朝皇帝，但当年的副岛种臣伯爵 却称自己受日本天皇之命远道而来，坚持要求面圣，最终得以谒见清朝皇帝。不过，大多数外国人仍然认为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均由李鸿章一人料理。不仅外国人这么想，中国人自己也这么想。

中国此时的政治情形是，乡勇不仅保卫地方，湖南乡勇、安徽乡勇等还被分配在全国各大要地。起初的地方乡勇经过官吏的整合、编练后，驻守全国各大战略要地。而外交事务则由李鸿章接手处理。如此，清政府义无反顾地把军事、外交等国家大事全部交给汉人办理。不过，义无反顾是假，西太后慈禧这等处事精明之人，必定会对他们严加管束，小心防范。但李鸿章的意见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清政府。虽然李鸿章并非事事能按自己的意愿左右清政府，但他确实能影响朝政。满洲朝廷中汉人的实力日渐显露。

以上是晚清的政治形势。再到后来，中国先是与法国交战战败，接着又败给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国大乱，清政府终于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此前后，清朝已有人提出改革之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改革呼声愈来愈高。清政府本以为防务已经得到加强，实际交战却仍旧不堪一击。可见李鸿章效仿国外的那一套并不可靠，清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康有为等人成为这场改革的先锋，开始推进改革事业。可他们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发现，改革这件事太花钱了。尤其像清朝这种以满汉双重体制开展政治的国家，如果再引入外国的政治制度，就意味着要在原先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外国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既不能废除原有的政治机构，还得重新设立新的办事机构。如此一来，双重政治成了三重政治，花费巨大。1893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大约是七八千万两白银。可到1908年、1909年时，财政支出极度膨胀。如果没有三亿两白银，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中国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大力发展工业和外贸，这些支出或许尚可维持。可清朝只有行政费用不断膨胀，其他方面却未见任何进步。久而久之，财政自然难以为继。

我们再来看“宗室政治和退位”部分。光绪帝和西太后慈禧先后离世。到近来醇亲王载沣掌权时，朝中重臣形势好时尚能做点事情，一见情形不妙就纷纷逃避。这令人大失所望。朝廷根本无人可倚重。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朝廷只好将朝政交由皇族打理。日本的本愿寺 就是这种做法。不过，自家一族执掌政治大都会走向灭亡。清朝政治成为家族政治，其所有事情都由皇族打理，所有责任也由皇族承担。大动乱爆发时，清朝皇族便像平家 一样走向衰亡。持续二百几十年的清朝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晚清的政治。

接下来我们说说宗室。我们先从“宗室与觉罗”说起。所谓“宗室”，是指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父亲的兄弟的后代。“觉罗”则是再上一辈，即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祖父兄弟的后世子孙。宗室在衣服上系黄带子。觉罗在衣服上系红带子。二者相互区分，各自享有不同特权。清朝的宗室有好也有不好。清朝宗室数量非常庞大。刚入关时，宗室、觉罗共三千人。道光末年，宗室、觉罗多达两万余人。如今，宗室、觉罗可能已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虽然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皇族都应尊为殿下，但也有一些皇族纡尊降贵，给日本人当老师，教授日本人汉语。这些皇族在中国并不会受到殿下的待遇，却被日本人盲目地尊为殿下，闹过不少笑话。可见，皇族谋生并不容易。为给皇族发放俸禄，清政府的财政十分吃紧。不过，这反过来也有好处。有的清朝皇族自食其力，钻研学问，最终得以入朝为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通过应试入朝为官。还有人当上了不小的官。但同时，弊害也层出不穷。前面也说过，清朝宗室享有很多特权。其中一项特权就是，北京五城察院 巡逻时，不得擅入宗室府。于是，宗室府上往往聚众赌博。清朝开国不久，这种弊端就已显现出来。许多宗室府邸成了赌场。巡城官兵即使知道里面有人赌博，也不敢贸然进去。问题非常棘手。不过，这些肆意妄为的皇族当中，也有能人出现。有个叫盛昱的人，我虽未见过，但听说很有学问，曾当过大学校长。他延揽了汉人中的大量有识之士，希望能在清朝穷途末路之时，有所作为，为国效力。所以，盛昱身边可谓人才济济。可私底下，盛昱却很跋扈。他喜欢收藏珍奇书籍和古玩，却经常在书店或古玩店强行夺占，不给店家付钱。这个亦善亦恶的人物一览无遗地展现出了清朝宗室的善恶两面。与明朝宗室相比，清朝宗室能通过应试入朝为官是其一大好处。不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好处是这些人能有所作为。坏处就是他们常常肆意妄为。明朝的宗室则没有特别好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坏的地方，最多因为女色犯个过失。而清朝的宗室与之相比，虽功劳显著，却也弊害丛生。

以上就是一些清朝皇帝及其内治的概况。明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讲。 HQNyIQc1BJSYHqP4IHnTgnmzyOE/RHVuRX56Jd0e5oMoCtEVBnCKP/4J5TJlr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