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三大教派及其领袖

天主教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加尔文教区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是主战派的代表，而路德教区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则是主和派的代表。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支持天主教的唯一重要的世俗诸侯。长期以来，他将自己的属地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是一位难得的优秀的统治者。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富甲一方，还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可以提出令各方满意的周全计划；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会耐心等待执行计划的合适时机。就连最精明的对手都不吝溢美之词：“巴伐利亚公爵计划好的事情自己都长有手脚。”他的计划一旦开始实施，似乎总能获得成功。

如此精明的一位统治者是不可能不加考虑就贸然接受某种思想的，尤其是像这种彻底铲除新教的疯狂思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不会像某些诸侯那样，因为教皇没有对《奥格斯堡和约》做过批示，就断然宣称其无效。在他看来，《奥格斯堡和约》是解决争议领地一切问题的法律准绳。他也很清楚，遵守《奥格斯堡和约》就意味着与新教及世俗诸侯为敌。因此，他没有打算立刻就采取行动，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其间，他慢慢地蓄积着力量，以便机会到来时能拥有掌控局势的雄厚实力。尽管他坚持以《奥格斯堡和约》中的条文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但如果真有某种困局出现，他就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某种变通，以顺利实施自己的计划。

对新教徒来说，如此稳健、坚决的一位对手远比那些只会叫嚣抨击新教教义的反对者们危险。新教徒们自然难以接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主张的观点，因为这样不但意味着新教诸侯属地上数以千计的新教徒不得不改变信仰，而且意味着这些属地内原先零星分布的天主教教区将不断向周边扩大势力。如果事态果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1552年天主教一方有所让步后形成的宗教格局就会彻底改变。此一时，彼一时，天主教派在其实力不济时认为可以容忍的事情，在其实力强大起来后，就变成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

于是，抵制《奥格斯堡和约》便成了所有新教诸侯的一种责任，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在一些主教辖区，新教诸侯们早已为自己的儿孙们划出了封地，但一旦新教徒将来被逐出教区，他们的封地计划就会随之成为泡影。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抵制活动。帝国与各属地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抵制某项法律规定或者所谓的法律规定极有可能导致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抵制。因此，进行什么程度的抵制是新教诸侯必须仔细斟酌的问题。至少在德意志地区，新教诸侯还没有做出过轻率的挑衅行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夺回被占教区的借口。德意志北方地区的路德教徒远离是非之地，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面临真正的危险。而德意志南方地区的新教领地就像钉入欧洲天主教中心的楔子，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那里的新教徒们时刻都处在极度戒备的状态。他们得不断提醒自己，他们就是新教的先锋。这片新教领地的一侧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国、乌兹堡主教区和班堡主教区，另一侧是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畔的选帝侯区，此外还有沃尔姆斯、斯派尔和斯特拉斯堡等主教区、奥地利的斯瓦比亚和阿尔萨斯地区、西属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地区。而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境内都驻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军队。明知在劫难逃，这里的新教徒们还是随时准备割断锁喉之绳，奋起抗争，而不是坐以待毙。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德意志南方地区的新教诸侯大多都选择了与北方温和的路德教相差甚远的加尔文教作为其信奉的宗教。尽管符腾堡在图宾根大学的影响下坚奉路德教，但巴拉丁、黑森-卡塞尔、巴登-杜拉赫和茨魏-布吕肯新教统治者都选择了信奉加尔文教，希望能从严格的教义中汲取力量，好与罗马教廷殊死搏斗。

不幸的是，德意志的加尔文教与苏格兰、尼德兰的加尔文教情况有所不同。德意志的加尔文教是王侯意志的体现而非民众的自发选择，这些教徒因为缺少战争风雨的洗礼，所以没有战无不胜的气势。德意志信奉加尔文教的诸侯的军队纪律涣散、意志薄弱、毫无斗志，虽然实力不济，却总喜欢招惹是非。签署《奥格斯堡和约》时，帝国议会只考虑到天主教和新教中路德派的利益。于是，信奉加尔文教的诸侯们便对帝国议会极尽污蔑之能事，这不仅冒犯了天主教各诸侯，还冒犯了路德教各诸侯。

信奉加尔文教诸侯们的情感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17世纪初，信奉加尔文教诸邦的领导权按惯例交到了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的手上。然而，腓特烈四世是个无能之辈，终日只知酗酒，不理政事。他将权力全部委托给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为首的顾问团，任由他们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

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点子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计划受挫后，他能马上提出另一个计划。他还是天生的外交家。据说，他了解欧洲所有政要，并与其中的大多数人交往甚密。在他看来，想与天主教维持和平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认为，新教诸侯与哈布斯堡家族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先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他肯定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当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紧锣密鼓地训练军队、筹钱备战时，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却在一味地走他的外交路线。他根本不明白，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依赖是何等顽固。哪怕这种制度已经腐朽不堪，非到万不得已时，人们不会盼望新制度取而代之。他也不知道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有多么强大。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表面上不声不响，实际上却酝酿着一幅革命蓝图。这一切他都没有看到！在他看来，信奉新教的诸侯要想获得安全感，就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打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消灭帝国议会。但皇帝和议会果真被推翻了，他又能做些什么来拯救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呢？毫无疑问，他会继续实施他的既定计划，占领周边的主教区，发起新一轮的天主教会财产世俗化运动。结果就是，连新教诸侯也会怀疑下一个被占领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属地。这就又回到了德意志人民不欢迎的弱肉强食、战乱频仍的老路上了。

160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德意志南方地区信奉新教诸侯的警觉。他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自由城邦多瑙沃特有座修道院。一天，修道院院长派了一支教士队伍上街游行，在新教徒面前招摇而过。返回修道院的途中，游行队伍遭到了泥浆和石块的袭击，一些教士受伤严重。这种冲突本该交由帝国法庭负责判决，但由于涉及宗教纠纷，帝国法庭无力解决，只好交由帝国理事会去处理。帝国理事会由各大选帝侯组成，代表帝国的最高权力。但帝国理事会未经任何形式的审判就做出了由帝国接管多瑙沃特的决定，并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负责执行该判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派了一小支军队迅速占领了多瑙沃特。他宣布，在收到赔偿前，他的军队会一直占领该城。同时，他还将城内的教堂交给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管理。教堂是在帕绍会议之后才成为新教徒做礼拜的地方，所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完全可以打着严格执法的幌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这是一种披着法律外衣公然进行宗教侵略的行为。当德意志南方的几个信奉新教的城市—纽伦堡、乌尔姆和斯特拉斯堡，在得知帝国法庭偏袒天主教、做出不公的判决后，纷纷投入周边那些曾令它们嫉恨的新教诸侯怀中。然而，诸侯的政策中也有许多让自己不安心的地方。在1608年的帝国议会上，巴拉丁选帝侯区的代表首次主张，在税收、宗教问题上少数派不必总是受多数派意志的左右。也就是说，巴拉丁没有义务承担帝国共同防御的义务，除非臣民们自愿参与；巴拉丁也不受天主教教会地产重新分配政策的约束，除非其自愿接受。这难道是说巴拉丁只是想保持住目前的地产，还是说一旦条件成熟就去夺取更多的地产？这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1608年5月14日，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组织下，包括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新教联盟成立了。新教联盟主要由德意志南方地区新教的诸侯国和城邦组成。新教联盟成立的初衷是自卫，大部分成员也是冲着这个目的才加入的，但联盟的首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随即召集所有天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立了天主教联盟。许多天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认为，新教成立联盟的目的是吞并天主教的领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领天主教联盟的能力是新教联盟领导人根本不具备的。天主教联盟成立的目的也是自卫，但这种“自卫”是否包括恢复帕绍会议后天主教失地的动机，这就得视情况而定了。

不管新教联盟中大多数诸侯的目的是什么，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无疑是想发动战争的。他深信，如果不推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新教徒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他还固执地认为，全欧洲的天主教徒会武装起来与他作对。

新教联盟成立不久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将神圣罗马帝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1609年春，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约翰·威廉公爵去世。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都想继承该公国的爵位。但一支天主教军队声称只有帝国皇帝才有权解决这一问题，接着趁机占领了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于是，为了共同利益，两个信奉路德教的爵位觊觎者决定结盟，一致对敌。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早就想找借口对西班牙及其盟友开战。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爵位继承冲突简直是天赐良机。不过，亨利四世意外死于刺客的剑下，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王后只派了一小支军队会同英格兰及荷兰的军队为两位爵位觊觎者撑腰，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同入侵的西班牙人作战。

约翰·威廉公爵

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

然而，在将来领地的处置问题上，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的观点并不一致。一天，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提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办法。他跟勃兰登堡选帝侯说：“您只要把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让给我，再把您的女儿嫁给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一厚颜无耻的要求彻底激怒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他抬手就给了年轻的对手一记耳光。这记耳光的后果出人意料。挨打后的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居然放弃新教，改信了天主教，并向西班牙人和天主教联盟寻求庇护。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也放弃了路德教，改信加尔文教，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新教联盟的事务。不过，这番激烈的冲突并未立即点燃战火，这足以说明德意志人民并不愿卷入硝烟弥漫的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路德教派持中立态度，对双方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深恶痛绝。路德教的领袖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既不愿与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为伍，也不想巴结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翰·乔治一世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家族传统做出了依附哈布斯堡家族的决定。不过，约翰·乔治一世很担心新教徒们的安全。虽然他心里很清楚，目前的宗教状况必须改变，但他盼着宗教改革尽量温和一些。因此，1612年他提议，帝国理事会仍应保留最高司法权，但皇帝在提名理事会成员时应考虑平衡天主教和新教成员的数量。这样一来，剥夺多瑙沃特自治权之类的判决将来就不会发生了。

遗憾的是，约翰·乔治一世并没有做统治者的天分。他酒量过人，狩猎勇猛，但却缺少将愿望变为现实的定力。每当计划受挫后，他都选择放任自流，不再坚持。1613年，在矛盾各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混乱局面中，帝国议会会议中断。这时，一点点火星便可引发冲天大火。 ri2fVr5foQWaxhvUTf7wV90l/25Pryrkdk2xa0nAH0OiMcXq0bZsvXEyomdIm8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