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亳不费力地再次当选，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可以煽动党派之争死灰复燃或是引发新争议的议题出现，以前的一些议题不再激烈。当得知联邦陷入危机时，人们持怀疑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还有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转而在1872年的选举中将选票投给霍勒斯·格里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目的与其说是被民主党的承诺所吸引，不如说是出于对共和党执政的反感。从全局来看，选择联邦或者共和党的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共和党还是有众多支持者，足以保证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连任，甚至有可能让未来的共和党继任者都从这种政治惯性中受益。

在第二个任期（1873一1877)，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政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在此期间，行政当局的丑闻不断曝光，有时甚至快要威胁到总统本人，但最后除了有损他在鉴别力方面的声誉外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际损害。这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萧条和衰退的一个时期。美国把最好的智慧都用在了对商业、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上了。政治则基本留给那些之前就己经在控制它的人，也就是那些南北战争时期的杰出人士。

南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式，但并没有什么改进。虽然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行为和过当行为，但国家领袖们都能坚持原则，没有通过奸诈的手段或者利用自身的权威去影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将其他争议一扫而光，唯独放大了一个方针—挽救联邦，并且把这个机会给了刚出现的一批具有强烈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人。这一类人在重建期间占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主要是在战争中战功赫赫、名声大噪的人。他们利用军事上的影响进军政界，但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在政治上却丝毫派不上用场。

1861年到1876年之间，只有少数领袖能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透彻地分析政治而不是南北战争中的问题。1876年之前，这些人里最出色的几位已经离任。林肯遭到暗杀；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已经连任两届总统；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已不在；查尔斯·萨姆纳在临死前从其党派的荣誉榜中被除名；萨蒙·波特兰·蔡斯虽然去世时还是首席法官，但一直郁郁寡欢。如果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光芒。但他们退出了，一大批能力在他们之下的领袖们掌控了这个舞台，这些人只懂得战争，对其他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这些人的丑闻不断被曝出，一度影响了整个共和党组织的形象。他们提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议题，但在这个议题还存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还是有许多选民因为惯性而将选票投给他们。在他们手上，政府已经变成一个谋利工具，再也不值得民众信任。

就算共和党组织将这些歪曲党派形象的二流政客赶走，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减弱。民主党通过暴力和欺诈手段得以在南方立足。南方的白人公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判断，他们无法容忍被黑人控制的局面，那将是一个比任何政治腐败更加糟糕的局面，因为至少腐败问题尚有解决的可能。曾在南方邦联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派领袖无望成为国家领袖。北方人控告他们欺诈，仅仅因为他们威胁会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但他们的对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南方可以为民主党的选举贡献选票，但不可能贡献出领袖人选。

在北方和西部，民主党仍因为它的过去而处于劣势。19世纪60年代早期，民主党领袖还没有加入联邦党。他们被称为“铜头蛇”，与前邦联支持者一样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中，霍拉肖·西摩虽然反对过林肯总统，但绝对忠诚。1868年，他得到了提名，但最终竞选失败。1872年，民主党没有什么可提名的人选了，最后他们锁定了霍勒斯·格里利。就连共和党执政的众多丑闻也帮不了民主党，除非民主党出现一个没有任何不忠或者有同情南方污点的领袖，而且他必须能力够强，足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民主党组织。

由于缺乏领袖候选人，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民主党转而关注纽约州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州长，他用实际的改革成果挽回了党派声誉。19世纪60年代，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鲜有成就，但这是个让他引以为傲的时代，因为他自信在他管辖内的公民能够信任他，而他也会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曾是一个平民律师。1864年，他因为“战争失败论”而与其党派分裂。当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的掠夺计划启动之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与它配合得相当默契。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该组织，并通过起诉特威德集团显示出自己的本性。在党派内部，他带头要求驱除无赖政客。1874年，他当选纽约州长。作为州长，他力证政府腐败并无党派之分，又揭发了两党中的欺诈行为。这一切做得如此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1876年，当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时候，他成了民主党最热门的候选人。

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只有那些“受拥戴的地方候选人”。印第安纳州推选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是绿背纸币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身份，这个备受质疑的州可能不会被考虑。宾夕法尼亚州推选的是葛底斯堡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在战争中的良好战绩为民主党拉了很多选票。其他的候选人则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和一些零散的投票，将提名时间往后推延了一轮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就赢得了一半多的选票；第二轮除了赢得选举必须的三分之二选票以外他还多得了近四十票。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民主党便投入到改革计划中。

在民主党大会之前数周，共和党就完成了提名，由于缺乏无可争议的领袖人选，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有六个候选人都获得过五十票，在党内只有三个派别能清楚地划分开来。美国政府试图向民众推荐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继续他的第三任期，但收到的反馈显示支持者寥寥无几，反倒是多了几个新的人选—精明的纽约州领袖罗斯科·康克林，以及印第安纳州战时州长奥利弗·佩里·莫顿。彻底的改革者则支持本杰明·赫尔姆·布里斯托—在威士忌酒集团欺诈案中名声大振的财政部长。最大的派别自始至终支持的都是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政治上的运气证明了一点，即一个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时期所经历的千难万险能保证他在战后的领导地位。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战争中历练成一个忠诚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他天生极富个人魅力，作为众议院议长，他尽职尽责，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什么财富，总觉得有必要通过投机挣点外快以贴补家用。因此，他跟几个铁路公司的老板有了来往，渐渐地模糊了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底线，纵使当时还是19世纪60年代。在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曝出的那段时间，言行失检一度令他名誉扫地，也使他在1876年代表大会前受到一位老同僚的质疑。这是个戏剧性的场景，当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众议院读着自己几年前写的那些令他蒙受耻辱的“附加一击” 的信件时，他试图做出解释，对敌人做出反击，让支持者相信自己的清白，并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勇气与坦荡。但批评者们细细地审视那些信，更加坚信就算他的这些行为不是犯罪，至少也是行为不当，况且任何一个行为欠妥的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

尽管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若不是因为中风导致健康问题，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有可能赢得提名的。他在代表大会上领跑了六轮投票，但在第七轮时，他的对手却选择了俄亥俄州最受拥戴的候选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将军。除了他的军人出身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因其州长身份留下良好记录。

无论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是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都没有带来任何政治议题。他们得到提名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并且对于公众提出的所有问题，两党都有众多支持不同观点的选民。就连在三届竞选中都非常奏效的对忠诚和联邦的呼吁都没能刺激美国选民。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演讲很有号召力。他将此议题重新修改并提出要赦免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但他“挥舞着带血迹的衬衫” 的疯狂举动并没有唤起大众的热情。战争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了，两个老党派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拉选票的过程中，人们对议题性质充满疑惑；同样地，在统计选票时，人们也质疑投票结果。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比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多二十五万票左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多数支持。来自总统选举团的三百六十九票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和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百八十四票；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威廉·阿尔蒙·惠勒也不差，得到了一百六十六票。剩下的十九票（来自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受到了来自两个党派的影响，而且几乎都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只有获得这十九票的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才能反败为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党开始行动。

在总统选举团投票到计票之间的几周内，美国人对于即将到来的结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根据《宪法》规定，公布选举结果时，国会应该召开两院的联席会议，并由副总统主持会议，启封各州的投票结果，方可开始计票。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由谁来计票，也没有规定在两个可疑的票数出现时该以哪个来计算。因为选举的结果将由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来决定，所以必须在1877年3月4日之前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在《宪法》中并没有找到针对目前情况的规定，国会决定，成立选举委员会来承担相关工作。选举委员会包括五位参议员、五位众议员和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共十五人。如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们也没能让美国人民相信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举人的说法更可靠。所谓诚实的人信仰也各不相同，委员会成员们始终坚持自己党派的主张。因为十五个成员里有八个是共和党，结果是决定性的十九票一票也没有投给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使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当选成为可能。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党派之争异常激烈，本来占据优势的民主党坚称对方抢走了自己原本唾手可得的总统之位。除此之外，当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宣誓就职时，他的追随者跟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的追随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此也很苦恼，他手里并没有一个能将自己的政党团结起来，并组成一个有力政府的纽带。

正如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马丁·范布伦，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是由于政党的精心策划（而不是凭借人民的支持）才被推上总统之位的。像他们一样，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也不得不去对抗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他在行政管理上被迫走的每一步都让他狼狈不堪。一开始，他对待南方的政策就疏远了很多共和党人。

早在选举之前，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就已得出结论：南方的高压政策必须解除。南方人民必须在南方的制度下充分自治，如果该制度导致他们受到侵害，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这意味着，在最后一个回归联邦的州，保障共和党政府地位的驻军必须回到民主党的管辖之下。同时，这也意味着持有南方威胁论的人以及将南方威胁论视作政治议题的人将对总统进行攻击，用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的话来说就是“一群无赖控制着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上台就开始践行他的主张，撤回军队，将南方的问题交给南方人自己解决。国会制订的政治重建计划在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体现在修正案里的宪法重建是否会永久生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除了抢走政客们的努力成果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还剥夺了他们的战利品。他的妻子主张禁酒，给白宫带来了美国标准中产阶级家庭的氛围。但家属的个人行为丝毫没有为他在华盛顿的受欢迎程度加分。他在政治上对各个政府机关的掌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1872年，虽然许多共和党自由派人士仍然对自己的党派不满，也看不到该党决心做出改变的任何希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给了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有一个人甚至成了新任总统的内阁成员。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做了内政部长，第一次给政府机关带来了文官制度改革的希望。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国会就进行过一次相对保守的文官制度改革实验，但不久就流于形式。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宣布将根据个人能力任用下属，后来他也这么做了。

一场有关分肥制的风暴随即朝着内政部长席卷而来，并且很快波及总统。政府各个机关不仅汇聚了很多参议员与众议员，控制着众多拥护者，同时也是将各个政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缺少共同的奋斗目标，政府机关的这种黏合力就显得尤为关键。但在这场争斗中，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基本上是支持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的。值得一提的是，印第安人事务局从新政策当中受益。不久，因管理不善，美军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其中一场冲突中，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战败身亡；而在另外一场冲突中，约瑟夫酋长带领着内兹佩尔塞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牵制着正规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曾经力争提高军队经费以执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南方政策。托马斯·纳斯特创作漫画对此进行讽刺，漫画的内容是残暴、野蛮的三 K 党与国会议员亲切握手，就一项公共政策达成一致。既然印第安人将全部领地加固作为保留地，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和印第安事员预见到改革的必要，就借此时机重整相关事务。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拒绝将所有官职作为战利品送出，并开除了部分有恶性政治活动的官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被开除的官员是纽约港海关征税官切斯特·艾伦·阿瑟。他的支持者被激怒，包括罗斯科·康克林在内，成了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党派领袖攻击的主要势力。罗斯科·康克林对新政策的可操作性嘲讽道：“当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时，他忽略了字义演变的巨大可能性。”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没有把这个其他总统从来没有过的理想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失去了改革者的支持，后来那些改革者就像“坚定派” 那样强烈地抨击他。

即使有一个团结的政党能在背后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他的行政当局也几乎不可能被贴上“建设性立法”的标签。在1874年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已经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1876年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起当选的第四十五届国会和1878年第四十六届国会都由民主党控制，足以让行政当局尴尬。不满的共和党人将这个僵局直接交给总统来处理。民主党管辖下的国会审查了行政当局的管理措施，并试图提出自己与之相对的管理措施。因为拨款预算案的失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不得不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反对的声音使共和党承诺的财政政策陷入危机之中。

1868年左右，绿背纸币初次引发骚乱。1873年恐慌时期，绿背纸币运动爆发，到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当选总统之后也并未平息。绿背纸币已失去大部分的效力，但在整个西部，在两党中间，还是有一股势力鼓励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国会不断争取废除1875年的《恢复硬币支付法案》。1876年，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对其进行了抨击。随着银价突然下跌，一场白银通货膨胀运动紧跟绿背纸币运动而来。

1834年到1862年期间，美国几乎不怎么使用银币，因为十六比一的铸币比率低估了白银的价值，所以用白银铸币不太经济。1862年到1879年期间，美国不用任何铸币作为现金交易，直到恐慌发生的那一年，金银的市场价值接近于往常的平均价值。19世纪70年代，西部新开了九家银矿，导致银价下跌。铸币比率升到了十六比一以上，而从前被低估的白银一跃到了被过高估计的状态。现在，银条持有者可以按法定价格售出银条以铸为银元，但在停用白银一段时间之后，1873年，国会将银币从本位币的清单上消除。银价下跌之后，矿主们呼吁恢复硬币支付。这一主张也得到了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不管是哪种货币他们都希望尽量多发行。1878年冬，在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领导下，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自由铸造银币 的法案，进入了共和党参议院的考虑范围。

参议院的复金本位论者约翰·谢尔曼不再反对《布兰德法案》。他成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部长，并以这样的身份和权力维护复金本位论，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抗分肥者。艾奥瓦州的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为《布兰德法案》增加了一条修正案，取消了该法案自由铸造银币的内容，替换为一条限制内容，即每月购买一定量的银条—从价值两百万美元到四百万美元不等—并铸为银币。众议院通过了这条修正案。1878年2月，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却在对此予以否决。但到最后，该法案还是推翻了总统的否决获得通过。

美国政府对这一金融政策感到无可奈何，但没有被击垮。《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经受住了各种打击。随着恢复硬币支付的迫近，绿背纸币的价格反映出美国信用度的上升。这一天来得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两周。1879年1月1日周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看着经过重重打击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硬币基础终于迎来转机，约翰·谢尔曼非常满意。流入国库以兑换绿背纸币的黄金比用黄金赎回的绿背纸币更多。霍勒斯·格里利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恢复的手段就是恢复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得到黄金，也就没有人想要黄金了。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黄金本位论以及恢复硬币支付的坚持使他失去另一个共和党派系的支持。现在，他失去了改革者、分肥者、共和党激进派和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没有人指望或是相信他能再次回想起他的承诺，以在1880年再次得到提名并继任总统之位。就像其他竞选议题的崩塌一样，他的党派共和党也完全瓦解。1876年到1880年期间，共和党并没有就某一问题给公众带来任何一个特别的提案，1876年竞选时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

两个政党都没有提出新的政策或者出现新的候选人，政府官员也都不是党派领袖。联邦对于议题的执行力下降，美国的工业、社会生活、教育以及宗教也因为政治而停滞不前。除非出现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美国才有望继续形成竞争政府管理权的氛围。人们开始意识到，形成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开始。 qcia3l4wAWE+geBtJzuZmuy+m63USKZdm1ihI7DBcsKUqbs04cNXz693Skc7y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