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政界不是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走向腐败的吗？”1868年，记者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在思考商业与政治的关系时曾这样深刻地批判道。他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发现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着与他同样悲观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对诚信的回归感到绝望。在牛津大学获得民法博士学位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文坛享有盛誉。1876年末，他充满疑惑和沮丧地质疑道：“道德风气败坏就是实施民主的结果吗？我们的政府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吗？还是为了无赖的利益而以牺牲这些傻瓜为代价？”

他们言辞犀利，但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由战争英雄们执政的这些年，商业在改革中挣扎。如果他们能预见到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注意到政府新思路的进步、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的不断扩大和政府对全国教育事业的投入，就不需要如此绝望。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创办的《国家》杂志传播崇高理想和深刻评论，但他却不能靠着这些来维持生计。渐渐地，他心灰意冷，仅有的一块地也荒了。在那个时期，年轻的大学校长们在这样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甚至都找不到谋生之道。在哈佛大学，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打破了陈旧的人才培养途径；在密歇根大学，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证明以税款扶持的政府机构是可以维持健康、学术、非政治性的教育的；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一个叫约翰·霍普金斯的个人捐助者让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有机会证明，在充分民主的环境下，创新奖学金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1868年，美国基础建设的健全性正如它在1861年拥有的财富一样不可靠，当时，引发暴乱的表面因素暴露出美国公信力不足的一面。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各种丑闻频频曝出，举国震惊，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对他失去信心。他执政的第一年，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觊觎黄金溢价并试图垄断市场，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公然与投机者交往，招致颇多指责。经过一番抵抗之后，威廉·马格尔·特威德终于遭到检举揭发，被判入狱，由此暴露出城市里官商勾结的种种丑闻实为国家耻辱。罗伯特·卡明·申克和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虽然没有这几位出名，但也算不上廉洁。后者被指控用莫须有的政府赠地修建铁路而在法国被捕。1864年，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与之前的共和党组织和激进派的名誉领袖走得很近，使自己声名狼藉。在伦敦做外交大使期间，罗伯特·卡明·申克在一家矿业公司任董事。他购买股份的钱是从该计划的发起人那里借来的。后来，该公司面临破产并涉嫌欺诈，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不得不将其召回。在看到这些人的不忠与道德的堕落之后，评论家们已经准备在重建政府发现更多官员堕落的证据。

1872年竞选期间，腐败丑闻继续曝出。当时，有信件曝出国会议员收受贿赂或其等价物—成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幕后股东的始末。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震惊了各行各业的人，从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开始，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威廉·博伊德·艾里森、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亨利·威尔逊、鲁弗斯·道斯，还有其他一些前政府官员都榜上有名。一些人拒绝认罪并自证清白，但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嫌疑—他们对廉洁官员的定义过低，而他们代表了当时共和党人的各个阶层。其中，在1870年，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还曾毫无顾忌地谈起自己收到的礼物—国会议员送的马车以及快递公司送的马匹。

1872年，声名狼藉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想要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并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提名，却能获得候选资格。这着实表明，为了达到目的，很多选民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对其不加任何批判。他厚脸皮地在国会中继续任职，并提出法案，要求提升华盛顿官员的工资待遇。同时，该法案也适用于支持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并且具有追溯效力。该议案的制定者们后来回到各州向选民们解释他们在“强索工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国会。

在第二任期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内阁成员的其他不端行为逐渐曝露。战争部长威廉·沃思·贝奈普承认了自己卖官的事实。财政部更是被曝出威士忌欺诈的丑闻，就连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私人秘书也身陷其中。众议院议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则被曝出向一家铁路公司索贿，并承诺不会在将来运营时成为“该公司的免费乘客”。

没有什么能比对慈善家、金融家杰·库克的描述更能说明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业道德问题了。他毫不犹豫地向当时的政治领袖大献殷勤，可谓真挚虔诚、无私慷慨，利用自己的账目帮助他们秘密进行投机，并为政府提供官方服务。在他并不光彩的一生中，无从得知他的文官生涯在哪里终结，而他的秘密薪水又从哪里得到。杰·库克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好友，也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子女的自由赞助人。1873年，他的银行经营失败引发恐慌之时，他还在位于费城外的乡村别墅里款待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

国外以及美国国内金融界动荡不安了好几个月，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杰·库克的银行停业后，1873年9月18日，美国信贷全盘崩溃。因为如果这家银行倒了，其他银行也不会安全。在南北战争期间，杰·库克凭借自己的能力为美国公债找到了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战后，他又将自己的能力和声誉带到了铁路领域。1869年，他成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务代理。客户们因为看到该公司之前的投资项目赚了大钱而选择继续在杰·库克的指导下进行投资。他个人的追随者也有很多，并且对他充满信心，认为杰·库克的信用就像政府的信用一样可靠，因为政府债券就掌握在他手里。杰·库克垮台之后，曾经让他信心满满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已严重超负荷运转。恐慌迅速蔓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之久，以阻止强制抛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至少有三十个银行受到冲击而倒闭。位于商业中心的其他银行也紧随其后，各种交易因为银行代理的瘫痪而停滞不前。

美国各地区的恐慌程度通常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第一波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不能满足储户和原始债务的运转。储户们既不能拿回原有的存款，也不能通过原来的途径拿到贷款，最后只能走向破产。银行纷纷倒闭之后，铁路、房地产和工厂也相继倒闭。损失开始遍及各公司的员工、承包商及债权人。美国信用全面崩塌。投入的资金遭受部分甚至是全部损失，还有些则面临无限期的拖欠。数日之后，严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但它带来的大萧条使美国商业陷入全面停顿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工业进步是时代的标志，其发展是必然趋势，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企业。从1873年到1879年，美国逐渐从恐慌的黑暗与脆弱中走了出来。

杰·库克的破产引发的这场恐慌带来了五年的经济疲软，其真正原因在于南北战争时期的扩张。19世纪60年代，随着机器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美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在满足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有结余，可以投入基础建设事业。在美国国内创建并通过从国外贷款增加的投资项目刺激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投机行为。美国对市政建设的投资逐年增长，却没有任何收益。投资铁路收益很慢，而且若投资失误，那些资金就再无收回可能。同时，美国要面对的还有在南北战争中遭遇的损失。波士顿和芝加哥发生的严重火灾无疑雪上加霜。1870年，盈余几乎被消耗殆尽。盈余一旦耗尽，新企业的发展停滞，而首先停掉的一定是筹划不周的项目，否则会拖累其他项目。实际上，在杰·库克破产数月前，美国商业就已经接近危机边缘。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寻找市场失败继而引发破产，陷入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货币系统的缺陷就明显暴露了。因为美国信贷的上升、商业的发展以及绿背纸币的缓慢增值，美国货币系统增加了商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恐慌的程度。1865年以后，美国商业交易的频率与总量增长得比货币流通量更快，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大，更由于需求增长而导致价值上升。由于美元的购买力增加，由绿背纸币作为衡量的物价必然下降，每笔等价的债务必须要以指定数额的美元进行偿还，因而随之稳步上升。来自新农场的产品大量增长，并由新修的铁路运送到各地，为新工厂提供原材料，从而导致物价下降，即使以黄金进行交易。在这个物价下降而现金增值的时期，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债务人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债权人却不劳而获。以固定工资或收入为生的人在这些波动中频频受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商业交易就变得更加困难。

1868年竞选期间，组织有序的绿背纸币运动在政治上表现突出，并且对1873年以后仍处于艰难时期的债权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1869年，共和党代表大会通过一条关于“加强公共信用”的决议，批准了一系列政治纲领。决议宣布“美国将以自己的信誉郑重承诺铸币或其等价物（绿背美钞）的支付”，也不会利用贬值纸币来偿清债务人的“法定货币”，即债券。所有战前或早年形成的债务遭遇贬值，后期的债务反倒获得了增值。

尽管有此保证，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作为领导，但恐慌过后，在两党之中支持绿背纸币膨胀的人更多了，他们试图让国会改变政策。在恐慌的关键时期，财政部长威廉·亚当斯·理查德修订法律，重新发行了两千六百万美元的绿背纸币，也就是曾被休·麦卡洛克撤回的绿背纸币。最终，他仍将发行的总数提高到3.82亿。1874年，国会通过一条法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四亿，该法案被反对者称为“通货膨胀法案”。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强烈否决了该法案。考虑到这种不能兑现的纸币可能带来的种种坏处，他选择坚持自己1869年的观点。当年冬，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力劝国会采取措施兑现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曾经做出的承诺。1875年1月14日，财政部规定，1879年1月1日起恢复铸币支付，即用黄金赎兑绿背纸币。

最终国会没有通过绿背纸币党极力呼吁的拒付法案，但绿背纸币运动的繁荣带来一系列新的麻烦，正是这些麻烦让像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这样的人陷入困境。东部人面对西部问题基本上像他们面对南方的种族问题一样一窍不通。他们倾向于将不诚信的内在原因归于通货膨胀运动，而忽略了其真正的根源—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格兰其运动的出现让公众对西部道德标准更加怀疑，而恐慌的出现使该运动扩大了规模，并使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1873年到1874年间，美国的西北部地区突然出现一个半秘密状态并带有仪式感的社团，成员自称“美国农业保护者”，但通常人们称其为“格兰其” 。在各地的农民俱乐部和农场，格兰其社团纷纷成立。开会时，格兰其成员对政治侃侃而谈，而妻子们则负责为他们准备野餐饭菜，孩子们在门外玩耍。自1867年成立以来，这个社团只是在名义上存在，但恐慌期间却意外地满足了新的需求，发展得极其迅速，曾在一个月内拥有了超过一千个格兰其分会，直到1874年达到最高峰—两万个格兰其分会以及一百六十万会员。从理论上来讲，格兰其分会是按照其所属州来划分的，但后期统一合并为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实际上，格兰其的活动全部在俄亥俄河北部，甚至是芝加哥的西北部一带进行。

格兰其运动表达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影响了党派以及政党领袖的行为。与此同时，西北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和艾奥瓦州—的议会躁动不安，对铁路和铁路管理抱有敌意。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格兰其的特征之一。经人民认可，1871年至1874年期间，这几个州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对铁路进行管控的法案，一开始被称为“格兰其法案”，使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益匪浅。

在东部人看来，绿背纸币运动是恬不知耻的赖账行为。格兰其运动似乎有没收充公的意味，每个格兰其法案都规定了政府当局关于稳定铁路运价的管理办法。这两个运动都应该放到具体的环境中来考察，这样至少可以解释西部人呼吁使用绿背纸币的热情。同时，格兰其运动也表现出西部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远眼光。

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铁路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1873年恐慌之前，很少有铁路是由当地修建的，也很少有人能预见，铁路远远不只是为方便出行提供一个除公路和运河之外的选择。1837年的恐慌过后，美国工业开始复苏，所修铁路的长度与日俱增。在1857年又一次恐慌抑制商业发展之前，低洼沿海地区的铁路已完工，阿利根尼山脉被数条延伸向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方向的铁路干线覆盖。那些年修建的铁路只是在已有铁路基础上的增补线路，如伊利运河线、俄亥俄河线和密西西比河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线路。这些线路将繁荣地区连接起来。新企业的管理者们盘算着从现有的生意中获取更多利润。

19世纪60年代，美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有的是等待被征服的新土地。大型企业的老板们开始考虑利用公有土地进行发展和投资，并在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圈寻找新的利益。自然的水路和陆路很少能覆盖芝加哥西部地区，铁路却修到了这片新土地，除了铁路线之间的竞争，没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可以与之竞争。1857年到1873年间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社区是铁路的产物，并依附于这些铁路线。

威斯康辛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对铁路产生了依赖，而这种依赖也给这些区域的历史涂上了一层新的色彩。虽然当时还没有面面俱到的铁路服务，但铁路还是吸引着广大美国人蜂拥而至，成了大众运输的新宠，无形中给铁路公司带来了强烈的利益刺激。一旦铁路建成，各地区的民众开始在铁路上消费并出资维护，形成对铁路的依赖。这时，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些铁路通常是用从东部借来的钱修建的，导致债务人和债权人站到了互相指责的对立面。

因为大托运人往往能拿到批发价，而小托运人出价最高，所以私营运输商在零散客户那里能拿到最高利润，渐渐滋生了对铁路公司的敌对情绪。受宠、歧视、回扣就是当时铁路生意的真实写照。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击，并不是出于对维护统一收费的义务，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在如西北部地区这样依赖铁路的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如差别待遇或定价过高的不公平现象。东部地区因为存在线路之间的互相竞争，同时对铁路带来的利益没有那么依赖，所以这种现象并不明显。经济繁荣时，人们虽牢骚不断但也都接受了这种收费方式；经济萧条时，越来越多的绿背纸币压榨着西部的债务人。1873年的恐慌导致美国各地商业停滞，广大农民迅速采取行动，开启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以格兰其组织原有的架构为基础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1874年，农民通过该组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格兰其法案试图建立一条新的法规，即鉴于铁路运营商提供服务的性质和享有的特权，铁路具有私营公共事业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想要责难铁路的冲动使人们忽视了这条原则，但在所有法案当中该原则显而易见。习惯法有条旧规定：船夫、面包师和旅馆老板受政府管辖，而现在铁路与这些行业划归一类了。威斯康辛州通过的《波特法》制定了一个分类价目一览表以取代该州原有的铁路价目表。伊利诺伊州成立了铁路与仓储行业委员会，负责对铁路收费定价和取消仓库租赁合同等事宜。在艾奥瓦州，最高定价由法律决定。

铁路公司并没有立刻明白新法律的真正意义，纷纷谴责这些法律没收了它们的收入，并在法庭上痛斥格兰其法案，认为该法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且并不适用。纵使铁路公司接受调控规则，这些法律制订得漏洞百出，几乎难以实行。仅仅根据反对铁路的立场而选出来的农民立法者既不可能在立法中保持公正，也不具备专业知识。这些法律与1873年的恐慌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其法律效果难以准确衡量。多年前，这些法律就已完成修订，但铁路公司的反对声音仍无消减。它们的争议基本上基于两点：一是政府当局调控定价的权限问题，二是州政府调控与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是否兼容的问题。

1876年，铁路公司控告格兰其法案违反宪法一案从州立最高法院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77年春，美国最高法院对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做出终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到“控制铁路公司的实质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调控他们的权力”，认为“当事机构（本案中的仓库）自未经允许自发成立之时，就应该服从于州议院基于公共利益的管制”。同时，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定价法案》，宣布该法案并不侵犯国会权力，并正式批准了一条新的法律条文。

格兰其案件的影响延伸并渗透到美国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政府干预的必要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明白，这种控制不能由演说家或者分肥者来执行，而需要科学的策划与可持续的政策。格兰其案件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影响，进一步塑造了美国的行政方式。

格兰其运动与1873年的恐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久之后，它又出现在西北部地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很快就消亡了，仅留下成为纪念的调控规则。随着西北部地区逐步恢复昔日的繁荣，新的利益点相继出现。事实上，早在1877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时，格兰其运动的热情就已消退。

1876年，美国以一种低落暗淡的景象迎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的终点。一方面，悲观情绪在东部精英阶层中间迅速蔓延，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都因为高官的行为而备受质疑；当时的南方通过大规模的暴力和欺诈手段争取地方自治；西部仍然处于恐慌之后的萧条之中，对金融状况已丧失信心。另一方面，费城已经在筹备美国独立的百年庆祝活动。在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结束时，美国仍然像刚刚获得独立时那样充满希望。

1876年，费城博览会的召开就是对美国独立一百年来发展历程的展示。虽然被随后的各种世界博览会赶超，费城博览会还是广泛地展示了美国的强大资源，也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距。国外展品首先对美国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精细程度产生了影响，随后又刺激美国向更高的艺术标准发展。在独创性方面，美国人的智慧足以应对所有竞争。但很少有美国人到国外实地考察，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那些其实很廉价的生产工艺。结果，无知让美国人陷入一种未经实践证明的优越感当中。百年纪念进入倒计时，美国也开始向欧洲的更高标准努力。

1876年夏，科罗拉多作为第三十八个州加入联邦。自采矿者向着“派克峰或破产”的目标涌向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平原以来，转眼十七年过去了。在采矿的间歇，他们将采矿营地变成了永久的居住地。1864年，他们得到授权将此地建为州，但他们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因为当时此地只有少量居民。由于印第安人战争的影响，他们几乎完全与美国隔离开来，因而恳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他们修通横贯美洲的铁路，但结果却让他们失望—铁路从夏延而不是从丹佛经过。1870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终于将铁路修到了丹佛。尽管后来经历了1873年的恐慌，科罗拉多州开始发展起来。在首次执政期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就开始促成科罗拉多加入联邦，但直到1876年他才签署了接纳该州的文件。该州的加入恰逢其时，在美国有史以来麻烦最多的总统选举中，它为共和党候选人又增加了三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