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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肃顺
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我国大沽口，逼近了北京，迫使咸丰带领着百余名宫眷于八月八日逃往热河承德起，一直到他得病和死为止，仅仅才有十个月的工夫。据说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当他病势危笃时，曾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并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个“军机”叫到避暑山庄的离宫内受了“顾命”，立他的六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过了一天咸丰就死去了。
在这里不能不表示一下，载垣和端华固是两个当时的亲王，他们八个人，虽然同时受到了咸丰的“托孤”，但是肃顺却成为他们之中的主宰和灵魂，还有一样，就是他们八个人在反对太后干预政治的这一点上，确是一致的，把这种情形交代明白之后，跟着再叙说一下咸丰死后当时的情况。
于是肃顺等三人就以“顾命王大臣”的身份，使皇太子载淳即位当了皇帝，拟定了新年号“祺祥”，并尊称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和新皇帝的生身之母叶赫那拉氏皇贵妃同为皇太后，然后肃顺等更以“参赞政务王大臣”的名义，先颁布了新皇帝即位的所谓“喜诏”，跟着又颁布了咸丰死去的所谓“哀诏”。
这时在北京正负责与英法议和并从事留守的王公大臣，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据说奕在当时听到怡、郑二王和肃顺掌握了朝廷实际政权，心中便觉得老大不痛快，于是就在北京王公大臣的会议席上，对于当时的政界新局势，透露了一些不满之意。在这帮留守的王公大臣之中，有不少人是和肃顺素有意见的，也有一些人则是看穿奕的心情，所以就一齐对奕说出了不少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而这些话就成了鼓舞奕向肃顺等实行进攻的思想准备，这是在北京方面当时的情势。
而在热河这一方面呢？固然是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新政治机构已告成立，新皇帝也爬上了“宝座”，这一切一切在表面上似乎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在那避暑山庄的幽静离宫内，却正在酝酿着并生长着一股跃跃欲试的潜流和暗潮，那就是刚刚当了太后的慈禧的满怀政治野心。
慈禧虽然是由一个皇贵妃“母以子贵”地和慈安并肩当上了太后，但她却没有以此为满足，尤其是对肃顺等的独断专行，一切政事都不向太后请示，更是感到了愤懑。于是她就对慈安谈起了肃顺等的坏话。慈安那样的老实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垂帘听政”的念头，不过是在慈禧的这种危言耸听之下，也对肃顺等起了疑心，认为他们确实是要图谋不轨。
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像慈安那样的忠厚老实的宫廷妇女，是不会有办法可想的。可是慈禧却崭露头角变成了当时离宫中的一个“诸葛亮”。她不但强调要把奕找来，还拟定了宣召恭亲王的太后“懿旨”；并解决了利用咸丰的图章——“同道堂印”的图章，来代替太后尚没有制造出来的玉玺问题；同时还巧妙地套用了三国时代“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把她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痛打了一顿，并声言把他押回北京并关进“慎刑司”[“慎刑司”隶属内务府，专门用来拘禁人的监狱。]监狱里去。于是安德海就在“押送”之下，脱出了热河，到了北京。
安德海到了北京，立即跑到恭王府和奕密谈了半日，奕就发出了请求要到热河奔丧的奏折。
肃顺等接到了奕的奏折后，当然也知道奕的来意不善，于是也就拿“京师重地”并且“留守责任重大，毋庸前来奔丧”等的大帽子来扣奕。同时在热河也忽然有个叫董元醇的御史，提出了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指太后临朝管理国家政事。始于汉朝。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与吕后之子，为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不理政事，吕后临朝。]的意见来。肃顺等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后干政，于是也立即抬出了“祖制所无”四个字的回马枪，把董御史的意见给驳得体无完肤。末后他们又把“太后垂帘”的这道大门，给紧紧地关上说：“嗣后如再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当按律治以应得之罪！”当然不用说，使董御史敢放这第一炮的，是有其政治势力背景的。至于主使他的人是谁？我想谁也不会说是慈安，而一定要说是慈禧干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肃顺等才把董元醇的炸弹式的提议捂盖下去，跟着奕就星夜兼程地来到了热河。他们见了面之后，当然会有一场针锋相对的“寒暄”了，结果是肃顺等人多口众，同时他们又把“叔嫂不通问”的儒家旧礼法的最后法宝祭了出来，迫使奕只能是祭拜一下咸丰的灵柩，而不能去见两个太后。
但是那个曾经被“押送”到北京“治罪”的安德海，此时早在大家“求情”的转圜下，又得到了西太后的“赦宥”，而回到热河照旧供职了。于是就在他的传风报信下，奕就装扮成了一个宫中的“萨满”（满族祭祖时的巫婆）模样，利用夜暗，就在当日的夜间，混进了避暑山庄的离宫，见到了东西两太后。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他就跑到了灵前哭奠了一番，并到怡亲王等处辞了行，然后才悠然不迫地回到北京去了。
在奕走了之后，慈安和慈禧的态度，就陡然强硬起来，传出了即日奉“梓宫”回京的命令，肃顺等三人就到离宫去陈述应稍从缓的意见，于是在太后和这帮参赞政务王大臣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不能妥协的争论。结果还是决定了在九月随同咸丰的灵柩一同返回北京。
慈禧等先灵柩一步回到北京（照例是送灵柩的人须先到一步以便在京迎接灵柩）之后，第一步便命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率人逮捕了护送着太后的载垣、端华等；更以新皇帝的名义，免去了他们八个人的职务；跟着就命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去逮捕护送灵柩尚未到京的肃顺。结果是载垣和端华是“赐帛”自尽，肃顺被砍了头；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等都分别罚的罚，免的免。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轻易看过的，就是肃顺等在热河所拟定的“祺祥”年号，在处死了肃顺以后，立即由两宫太后下令，使王公大臣另拟新的年号。这时，那帮惯于逢迎取宠的王公大臣，都揣摩着两个太后的意旨，共同拟定了“同治”两个字的新年号。这“同治”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两个太后一同来治理国政的意思。当然这个应时而生的新年号，立即被采用了。
总之，从这种事情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封建统治者内部的钩心斗角争夺统治权的丑态。慈禧的政治野心自不用说了，就是肃顺等人，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在组织着小集团；就是奕等人又何尝不是由于嫉妒肃顺等的权位在自己之上，才和慈禧站在一条战线上去的。
所以从这里面，不但可以充分看出封建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可看出那种社会里的龌龊黑暗来。因此，我对此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蓝靛缸中是找不出一块白布来的！
我小的时候曾听人家说：我祖父奕很以这次捉拿肃顺之“功”自豪，有一天在王府里演剧，当演《铡美案》的时候，我六叔载洵因为年岁很小，看到陈世美被包拯用席子卷起放入铡刀口下血淋淋地一铡时，便吓得他跌坐在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形，便声色俱厉地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几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分析我祖父所说的这篇话的思想意识内容如何，只是想借他这篇话来证明他和杀肃顺的关系而已。
在这里，我还想把肃顺在当时是个什么角色，借一个旁敲侧击的例子，来旁证一下。
据我所知，那个曾国藩就曾在肃顺那里做过幕府，很得到肃顺的赏识。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清廷那样信任下，彻底对太平天国起义做了血腥的镇压，都是由于有肃顺在北京替他做奥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知道肃顺在当时也是一个曾经替清朝反动统治拼命镇压过人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咸丰向他托孤寄寡，我认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