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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辛亥革命以后，虽说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已被彻底推翻，但是在当时“紫禁城”的小圈子内，我仍旧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大家长。因为，在那小朝廷内，依然是我说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唯唯诺诺的声浪中，在那人莫予违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像是北京人所爱说的“纨袴习气”或是东北人所常说的什么“秧子脾气”之类，还都不足以拿来形容我过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确切一些，说我是个“纨袴之中的大纨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还有些贴题。我现在想把我那过去的骄纵放荡的幼时生活，分期择尤地记述如下。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后的病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实质。这就是我不怕繁碎杂乱，特意要写出这项生活琐记的缘故。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专门给我看病的“太医院”中就有一百几十名的大夫。我对于其中的大夫们，差不多都没有见过面。因为每当我有病时，我总爱找“永和宫”端康太妃处的大夫给我看，因为那里的大夫都是过去曾在太后那里做过工作的人，比我这里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过是，我虽不让我这里的大夫给我治病，但却时常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叫来给我诊脉，既不是为了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医道如何，也不是叫他们来给我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而已。
按照宫中的惯例，医生当给太后或皇帝等诊脉时，在病人面前要放一个小茶几，几上放置两个小枕头。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两手分放在两个枕头上。这时两个大夫便须分左右跪着各诊一脉。诊完一脉之后，这两个大夫便一同站了起来，彼此交换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诊另一手上的脉，等到把左右两脉交替诊完之后，更须跪着不动，一同说明诊查出来的病状，然后才一同走出，共同开方。
我虽然根本没有病，但是这些大夫一来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来他们都是“志在当差”，所以就不能不诌出一些不关痛痒的病情来，而且还得装模作样地共同开出服之无害的药方，这样才能算是差事完毕，一同退去。当然他们所开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这只是我在平日闲居无事，偶尔拿他们开开心罢了。我曾这样地叫过他们有十几次，每次都是两个大夫一起来，可是竟没有一次碰到过同样的大夫，足见在当时“太医院”内的赋闲医生是怎样多的了。
还有一次，我叫了两个大夫给我诊完脉以后，便命太监把这两位“御医”带到“养心殿”的“西暖阁”内，并从外面关上了门，因为，在“西暖阁”内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小房间，都是富有变化犹如“迷宫”一般的地方，于是，这两位大夫，便在东拐西转、左冲右突的屡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终在呼吁无门的情况下，忘却了自己的“太医”身份，其中一个竟致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哭声才觉得满了意，于是就让太监给他们开了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完事。
还有一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毓庆宫”的太监绰号叫“和尚”的人说：“你不把这块干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地上捡了起来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没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认为他太“埋汰”，就从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时，曾买有很多的傀儡剧用的木偶，还有一个演傀儡戏的小舞台。这时有一个“殿上太监”会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后，我便“赏赐”他一盒子油糕，不过是在给他以前，我曾主张从我练习力气用的铁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铁沙子来偷偷放入油糕里给他吃，为的是要看他崩牙的狼狈情况。但由于我那好心肠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里放些生绿豆进去。这样，才既达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铁沙子崩坏牙齿的危险。
我还做过这样的恶作剧：因为我听说当时在宫中曾任总领事的张德安，平生非常吝啬，我便有时带着一群太监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为的是叫他看着心痛，有苦说不出。这还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壶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来让他喝，他认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饮而尽。
在我小的时候，吃饭睡觉，还按定时，到我稍稍长大以后，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样便怎样，于是寝餐行止便没有一定的规律了。
那时，服侍我的“御前小太监”，照例分为东西两班隔日轮流交换。西班里的太监一般都比较拘泥老实些，我便不愿意和他们玩耍。因此每当他们上班时，那天我睡觉的时候必早。至于东班的太监们，因为他们比西班活泼有趣些，所以每当他们值班的那一天，我便尽兴地玩闹。例如，夜间带着他们在“养心殿”外，中央“抱厦”上，用绳子把许多毡毯之类扎成很多的小房间，并在其中摆上种种陈设和器具，然后让太监在“养心殿”内用火炉做菜和调制点心。有时还向端康太妃的厨房要菜来吃。直到深夜还带着他们狂嚼大饼和种种的炒菜，饱餐之后，有时还同他们化装游戏，如穿上买来的军装，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枪之类，乱杀乱砍一气，有时则拿着玩具马枪，到各处乱跑乱闹，有时化装成妇女，有时带着他们“捉迷藏”……一直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还须早起赴“毓庆宫”读书。请想这样的生活中，还能安心读书吗？
在夏天大雨过后，我还有时带领着太监把院中各个沟眼全部堵死，并和他们轮流地用水龙带抽出井水，使院中积水达到半尺以上，我则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为乐。
我在十二三岁时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固然是在当时的宫中，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亲，可是真正的家庭温暖滋味，我却一点也没有尝受到。尽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处去问安，但是在我们母子见面以后，身边的空气却总是冷冰冰的、空虚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听到的，也只限于半固定性的什么“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进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应当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寒暄语。至于我呢，则除了“嘛嘛，是是”，也只有问一问“皇额娘歇得好”和“皇额娘进得香”而已。除去这样的谈话材料之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谈的话题来。过了这样枯窘无味的几分钟之后，照例便会听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于是我便告别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说了算的小天地里来，也就是说回到自己所率领的那群太监堆中去。不但我如此，就是我那四位母亲又何尝不如是呢？还不都是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群太监宫女各自过着独立自足的生活！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是除了逢年过节和办正寿很难碰到的“家庭盛事”。
这就是宫中的所谓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习于毫无纪律的放纵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成为一个“小朝廷”内的“暴君”，所以我从幼时起就被培养扶植成为一个骄奢淫逸、狂妄无知的加料大寄生者。还不是这个家庭这种制度给带来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李时珍》的影片。看到李时珍给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时，那位“王爵的世子殿下”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却也居然旁若无人地坐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食桌前面，许许多多的男仆女婢都争先恐后地在侍奉着他的情形，我愈看愈觉得和我小时候的情形差不多。总之，不管是明代王爷的府中也好，或是清朝皇帝的宫中也好，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规模大小如何，反正是那种骄傲自大、徒食自享、颐指气使、愚昧狂妄的情形，就如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一个样，都说明该阶级的丑恶本质。我还在《宋景诗》的伟大历史影片中，看到了同治和东西两太后坐朝听政的一个场面，更是使我对于自己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真觉得那种场面，等于儿戏，也是一场噩梦。同时也深自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新时代而感到骄傲。
在我结婚以后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为止的宫中生活，虽然在其本质上和我童年时代并无什么差别可言，在其外形上则是更染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新颜色，也可以说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所沾染上的毒素也就与日俱增起来。本来么，在那种腐败愚昧的家庭环境中，是只有每况愈下，断不会有什么好转或是醒悟之可能的。
例如，当我把那些惯于欺上压下、逢迎谄媚的太监去掉之后，代替太监的却又是一帮普通的“男仆”，在我的淫威之下被逼着来给我当奴才，所差的，仅仅是他们不是太监而已。
当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心情是会有些改变。例如，我这时已对搭小房间和玩枪弄棒不感兴趣了，那时认为有兴趣的则是购买乐器、组织乐队和率领着这些仆从练习脚踏车和上房爬墙之类的“新消遣方法”。特别是对于脚踏车最为爱好。曾把当时在北京骑车有名的李学勤（小李三）邀入宫中，并求他加以指导，甚至为了使自行车可以在宫中畅行无阻，竟致把很多门槛都用锯锯掉。后来还在宫中的“东长街”附近，练习过开汽车哩！
还有时通过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把英国美国公使馆的军乐队招到宫里去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使他们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后，便在院中拿酒肉点心之类慰劳他们。我虽不亲自出席招待，但也颇以此为乐。
庄士敦也曾把英国司令官带到宫里来参观并访问我，也曾把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和当时被称为“诗圣”的徐志摩等带来见我。此外，如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来往）下和我见过面。曾给西太后画过像的美国老姑娘柯尔也到我这里来过好几次。
从上记的零星片段中，也可以看出在我当时的生活中，已渐渐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我那满脑袋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里，已经渐渐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分了。
这时，我已渐渐对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地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父等，最后则是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在宫中时，因为我身边既有很多古代医书，又有许多大夫和专供我用的现成药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对“治病”这件事，感到有兴趣。对于那些艰涩难通的古医书之类，我只不过是在无事之时不求甚解地去阅览它，倒还没有给我以怎样的影响。后来因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验方新篇》，不料它却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看到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奇病异症之后，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经过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总觉得自己身上这里有病那里也不舒服，简直把我折腾得不亦乐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长了一个小疮，我便自起矛盾地认为这确是“疔毒”无疑，于是便拿红线把手腕紧紧捆牢，一面就按照书上所载的专治疔毒症的“菊花饮”或是什么“护心散”之类，把药抓好煎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找大夫来看。我的汉文老师朱益藩颇通汉医医术，我更是尊他为“儒医”而经常找他给我诊治。有一次我觉得小腹有些痛，便认为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电话叫他快来，一方面更叫“内务府大臣”下紧急开“紫禁城门”的命令。像是这样一点小病便采用这种紧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这样来做，既不论三九严寒，也不管三更半夜，只要是我的“疑心病”一发作，便总是这样迫不及待地去飞调他来。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给我开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里的火药，并说这是专治受寒的。我虽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这位老师的高明医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强于怕病的心，因为我知道火药的厉害，所以这次没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灵”地现出了“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色来，就命两个太监本着“君药臣尝”的儒家古训精神，先替我尝一尝这火药的滋味。后来这两只“替罪羊”齐声来报告我说：“吃了以后，肚子里难过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块“疑心病”算是暂时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觉得有时候喉咙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紧痰绝”，遂赶紧找来“太医院”的大夫给我医治。这位大夫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以后，也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使用了祛痰剂的王牌猛药“礞石滚痰丸”作为药引，还配合着使用了不少的汉药药材，另外还让我喝竹沥水。就是在这位医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疗方法下，连续医治了约一个半月。
后来听人说，幸亏我身体平素算是不错，所以才经得起这种猛治，否则非把身体弄坏不可。
像是这样的事情，尚不只我幼时在“清宫”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后，以及后来在伪满时代的十四年间，我一贯总是在疑心着自己有病和不断地在中西药杂进下，过着“斗病”的生活，至于注射等，还未把它包括在内哩！
总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处，随时都贮存着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类，差不多用不着赴街上去买，都能自给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时当我找来大夫看病之后，经常把大夫的处方，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予以增减。甚或有时不问大夫就一面翻着药书一面自行医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