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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结婚
在谈我的结婚以前，我想先从我订婚时的情形谈起。
在谈我的订婚情形以前，我认为还应该和光绪订婚时的情形做个对比才行。
光绪在订婚时，首先是由西太后从无数候选对象中，给选出几个人来，然后再让光绪自己从中挑选。挑选的方法是叫这些候选的对象都到宫中来，像是一批商品一样，一个一个摆在光绪的面前。这时光绪手中拿着一柄“如意”（玉饰物），看中了谁，便把这个订货票式的如意递到谁的手中，那么，这个被贴上订货票——被递给如意的女性，便算是中了选而成为皇后了。
在我订婚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已经由“大朝廷”收缩成为“小朝廷”的局面，不可能再去摆像过去那样“大朝廷”的架子，不过是，在一些满蒙族的过去大官之中，就连退了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们都是衷心愿意使他们的女儿，也能尝一尝当皇后的滋味，哪怕是废帝的皇后也好，对于这一点，他们却是不以为意的。所以就得将就一些，委曲求全地稍微变通一下办法。因为，在那时已不可能把谁家的“千金闺秀”当作当面任凭挑选的“商品”来看，于是就“通权达变”地拿她们的相片来供我随意选择。这种“新式”的挑选方法，是把征集来的一些候选对象的相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我的面前，并把那种如意，也变成了一支普通的铅笔，只要我随心所欲地在那张相片的旁边或后面，记上一个随意的符号点，也可圈圈，那么，这个“订货”的符号，便可以等于亲手把如意递过去一样。这样便算是“良缘”已定，“佳偶”到手。
我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使用了这种新方式订的婚。我把这个符号，画在文绣的照片上了。可是我在当时所认为的这个“良缘”却被某一太妃的“母权”给冲散。她不满的理由是：文绣家既贫寒，相貌又不怎样。于是，这次的“贴票订货”便被宣告无效，还得重新把那些照片摊开再摆一次。于是，我也就得放弃成见，重新另挑一次。这次我的铅笔则是落在郭布罗·婉容的相片上了。论家底，论容貌，这位太妃满意了，可是却又有一位太妃提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折中新方案来。那就是：“文绣既是一度中选，岂能遗弃，可纳她为妃！”于是我就平白地有了“一妻二妾”，也就是婉容当上了皇后，文绣做了淑妃。
我的结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那年我是十七岁。婉容和我同岁，文绣则是比我小两岁。
按照清朝的旧制，妃是要比皇后先一天入宫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只能以“这是旧制”四个字来回答。
我的结婚仪式，不用说，全都是些封建和迷信相结合的无数繁文缛节，也就是几百年来相沿成风的所谓古礼。真是既麻烦死人，又没有什么意义，既虚靡浪费又惹是生非。总而言之，都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败本质的一些“活广告”而已，我想也用不着糟蹋时间来描述那些，只把其中能够看出一些当日问题的事情择要加以叙述就够了。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张勋复辟”的几天“热闹”，就要算这次我的结婚为最“热闹”的了。
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圆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做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妆奁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妆奁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作“大婚”，定亲叫作“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作“凤舆”。娶亲的叫作“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谐”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