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民国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根据当时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我仍旧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着“皇帝”的所谓尊号，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礼遇下，过着关起家门当皇帝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从这里也同样可以说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政权，并没有挖出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并且也没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勾结，给一刀两断，所以才会在当时，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内，既有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在那里的紫禁城内，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并且还须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的民脂民膏，豢养着这群包藏祸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余孽，使他们在合法存在的掩护下，拿他们过去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来作为危害中华民国的政治资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这种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扑朔迷离的时代中，一直就在“优待条件”的障眼法下，过着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荣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优待条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特别保护。

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例”从略。

所以，我从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体制内，拥有给我办事的各个机关和人员。如宗人府、内务府和看守历代祖先陵墓的守护大臣并内务府大臣管辖下的“上驷院”“銮舆卫”以及护军，等等。另外，还有实亡而名存的什么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卫和在乾清门每日轮流值夜、从头等到三等的乾清门侍卫，等等。最终使我在那封建专制思想意识仍然极其浓厚的宫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毫无遗憾地给培植繁育起来，而成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恶典型人物。

在那几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认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当元旦和我生日时，各王公大臣等，仍和当日清朝统治势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样，从他们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补褂、红顶花翎打扮停当，并带着恰如其分的仆从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骑在马上的“顶马”（开路前驱）和率由旧章的从骑簇拥着他们从大街小巷官气十足地齐集到神武门前下车下马。然后更在神武门，有的坐上宫中特许的二人肩舆，有的则跨上特许的乘马（按照清朝的旧制，对于王公大臣，有赐乘二人肩舆和特许紫禁城骑马的优遇办法），有的则三五成群地结队步行到乾清门外，等待着箫鼓齐鸣、钟磬迭奏的朝贺。虽然在那时，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划出小朝廷的势力范围，但是乾清宫却仍然被用作点缀小朝廷最后“尊严”的唯一处所。而这些专摆虚架子的满蒙王公、有名无实的大臣和恋栈不去的遗老，便都在这种三跪九叩的礼节中，重温一下过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地过一过开倒车之瘾吧。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就连当时的北洋军阀历任大总统，也是无例外地在这样的节日里，按例要派遣总统府内的大礼官或是侍从武官长，作为总统的特使来到乾清宫向我致贺。

现在就以我的生日为例。

这种祝寿仪式，也是按照清朝当时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来做，我照例得衣冠齐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宫木质台阶上的中央宝座上，一声不响地如庙中的泥像一样，台下两旁分站有两行“御前侍卫”，一个个都是正颜肃目地腰间倒挂着绿鲨鱼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庙中泥塑的牛头马面一般，拱卫着我。桌上照例还放有一个黄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词。等到总统的专使读完代表总统的祝词之后，就由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走上那木质台阶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从那个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词来，交给绍英，绍英跪着接过后，便站在台子前照纸宣读一遍。然后，这位专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礼，礼毕退出。于是这幕千古罕闻的奇剧便在礼成的宣告下，照例结束。

我现在重复一遍刚才我所说过的话：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结婚那一年（一九二二）过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因为他本人是个满族，又曾在清末当过陆军部尚书，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总统身为专使的一套照例仪式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恢复了他过去当清朝爪牙时代的原形，恭敬严肃而义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我还要代表我自己给皇上行礼！”于是，他就身穿着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大礼装，跪倒尘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个头。因为这是在预定礼节之外的追加仪式——也可以说是义务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觉得有点局促不安，就是绍英以及在我左右两旁雁行排列着的侍卫等，也都觉得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在当时不但是对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办正寿时，也曾有过当时的警察总监薛之珩以及步军统领聂宪藩和左翼总兵袁得亮、右翼总兵申振林等，身着中华民国的正式礼服和军装，以私人资格向办寿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掺杂到身穿清代服装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着喜酒哩！

现在姑且退后一步说，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聂宪藩等，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是些北京当地的地方军警机关的负责人，连大总统尚且如此，他们就是偶尔来凑凑热闹，表示一下敬意，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情。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办正寿时，身为奉系高级将领的张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级军官大礼服，跪在地面上给太妃大磕其头，我觉得无论怎样说，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当然端康太妃在当时，把此事当作引以为荣的自夸事项之一，可是从国体这一方面说来，则是一笔使人气愤的糊涂账。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了。

谈完了封建残余的小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小朝廷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等的勾搭关系。现在就举几项较为突出的事例来说吧。

我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直隶派的大军阀头子吴佩孚在他的根据地洛阳，志得意满地大办其寿的时候，我也曾在郑孝胥的怂恿下，特地准备了一批相当丰厚的寿礼，写了匾额，由那个唯恐中国不乱的郑孝胥，给亲自送到洛阳去。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礼的目的是卑鄙无耻不堪告人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去拉拢他。

还有，当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带兵驻在南苑时，我那汉文老师陈宝琛也曾对我说：“听说冯玉祥治军有方，和一般军阀不同。”并说打算赴南苑去做访问。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位不同于一般军阀的冯玉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甚至还可以意味着借此想要打开一条向他去做拉拢的道路。于是我的这位老师便不辞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个人前来慰劳的名义，见了冯玉祥，并和他谈了一些话，回来以后，还向我盛赞冯玉祥的军纪严明和经常从事修桥补路的勤俭耐劳精神呢。不过是，他在这以后并没有再去访问过，我觉得大概是认识了冯玉祥的为人，同时也许是自己感觉到冯检阅使对于自己的这个宣统帝师的资格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吧。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冯玉祥是和冯麟阁、肖耀南之类的“吃着刘秀的饭想给王莽做事”的军阀确有不同之处，而不会向封建残余的空头牌位有什么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没有再去第二次则是事实。我的父亲载沣，也曾在同一时期，在南苑兵营做过专程拜访。其概略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父亲被让进客厅以后，看到有一个身穿灰布军衣的大汉站在那里，他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冯检阅使的随从兵，于是便问他道：“冯检阅使在营里吗？”只听那人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回来之后，他还时常地对人讲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败史呢。

此外，像是身为湖北省督军的直隶派将军肖耀南，就曾在我结婚时特地送来了一份贺喜的奏折。末后署名是臣肖耀南谨奏的字样。有一年广西的军阀白崇禧也曾在郑孝胥的勾引下，曾到达小朝廷里做过一次不公开的参观。虽然他没有和我见面，但听说他曾看到了宫中的“崇禧门”三字，认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这“崇禧门”下照了一张纪念相，似乎有些引为自荣的样子。又如，在我结婚时张宗昌也曾亲自到宫中来致贺。我父亲那时尚在管理着宫中的事务，便以我的名义赏赐张以紫禁城骑马的优遇。他为此还到宫内亲自致谢。

还有承做直军军衣而发财的大奸商王九成，也因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旧小说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从皇帝手中——哪怕是废帝也好，得一个黄马褂穿穿，于是便假借钱能通神的力量，摇身一变，掺混在王公、遗老的堆中去，逢年按节来到紫禁城向我磕头致贺，同时也给我父亲和我岳父等所谓小朝廷的亲贵送过相当的重礼。最妙的地方，就是每当他到宫内来时，预先总是把一沓一沓的钞票塞满怀中，见了给他端茶倒水的太监，便掏出一把纸币递过去，对于给他叩年贺节的太监不消说是要“施舍”更多的纸币了，就是对于偶尔接过他的帽子或是给他开开门或是打打帘子的太监，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给钱。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太监都在背后纷纷谈论着他。有的俏皮地说，他是个散财童子。也有的衷心景仰着他，而把他叫作活财神爷。因此，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太监便如蝇逐臭一样，竭力向他去贡献必要以上的殷勤，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额外的馈赠，至于他究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黄马褂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值一钱的黄马褂尤其如此，何况是这个虚架犹存的小朝廷，怎会不生出摇惑人心甚至是侵蚀国体的危险作用呢？

说完了几项小朝廷勾结军阀和蛊惑当时社会人心的事例以后，我还想暴露一下这个封建余孽的大本营——清宫小朝廷怎样和当时的帝国主义勾结的几桩实际事例。

在我十六七岁时，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地方发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这时我的老师陈宝琛就对我说：“在日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如果在这时捐助它一些财物，未始非计。”但是，在那时专靠一些时与时辍的优待经费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余钱来周济别人？结果只有把据为自己私有的祖国劳动人民的一些宝贵血汗结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几万元钱，由陈送往日本公使馆，充作别有用心的“捐赠”。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听了陈宝琛的吊慰辞和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曾兴奋得喊出“万岁”来。我记得当时还有人这样说：“我们这里捐助日本震灾的东西，比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捐赠还多哩！”不用说别的，就拿这句话的弦外余音来说，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视中华民国和向日本买好的卑鄙龌龊心情来。也可以说，这就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吸相引本质的暴露，还可以说，这就是跨进汉奸哲学门槛的第一步，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开始进行勾搭行为的一条重要伏线。

此事过后不久，日本便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北京，对那次援助受震灾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门致谢。同时，日本公使馆也与陈宝琛联络，说希望到宫中对我当面表示谢忱。于是，我就在御花园中的“绛雪轩”内准备了茶点接待他们。当时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以及日本议会代表团十余人都来了，向我表达谢意。这次茶话会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彼此见面。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却觉得这就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公然互通声气的一个开端。

这次在“绛雪轩”作陪的，都是我在当时认为是不错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师陈宝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载泽、溥伒、溥儒、溥杰、宪原和我的岳父荣源。此外还有郑孝胥、绍英、耆龄等。

在我结婚时，当时驻在北京的各外国公使以及使馆馆员，也差不多全部来到紫禁城观礼。而后又由“内务府大臣”陪同他们到乾清宫的西暖阁，在梁敦彦（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译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郭布罗·婉容（1906年11月13日—1946年6月20日），字慕鸿，号植莲，满洲正白旗（达斡尔族）。清朝逊帝溥仪的妻子，清朝与中国的末代皇后，后为伪满洲国皇后。]做了姓名介绍。后来，我的父亲载沣和绍英等就在乾清宫大殿内设了个酒会招待他们。我只是在酒会开始时，前往会场举起了酒杯，照着梁敦彦所拟就的英文谢词念了一遍，然后同他们干了杯就回去了。

然而在我身边的一些遗老，却竟把这次外国使节团的个人观礼和以个人资格来祝贺认作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清宫第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同时还不惜自己往脸上贴金地说：“这就是外国和‘清室’的一种友谊的表现。”

本来这也难怪，在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习性，无时无地不想向后开倒车的老家伙的心目中，认为能和各外国使节有了往来，这就是无比的光荣和值得雀跃的大喜事。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万岁之业，更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碗封建残余饭无疑是可以吃得更长久些了。

至于我呢，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的空气内，当然也不例外，在内心中，感觉到一种暗暗的高兴，就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仗恃，认为自己这个存在，乃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越发滋长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图实现大朝廷的梦想，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酒会以后，我那英文先生庄士敦，便兴高采烈地陪着这些外国人，到我所住的养心殿来了。不料却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扫了兴。因为有一个外国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问庄道：“他是谁？”因为我在那时，已把清朝的礼装（袍褂）脱下，换上了便服，并在头上戴上了一顶外国的猎帽。当然在那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外国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认识我了。他们参观了养心殿和御花园之后，便都告辞回去了。事后这位庄士敦先生曾满怀不快地对我说：“为什么把‘袍褂’脱掉换上了便服？外国人都是喜欢看中国的旧式礼服的。”又说：“为什么偏偏戴上了那样的帽子？那是外国人在骑马打猎时专用的东西。穿着中国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国的猎帽，岂不是太难看了！”他认为我这样是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后来每当他谈到这件事时，还是怏怏不快呢。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庄士敦把外国人带到养心殿，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要满足一下那些外国人的好奇心理，并不是特意对我要表什么敬意，所以才对我脱换袍褂表示了不满。至于帽子的问题，当然是由于我的“老赶”，不过是，他的深为不满，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我丢了脸，倒不如说是我没能满足那些外国人想要饱开眼界的心理要求。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遗老之辈，却还痴心妄想地以为外国人前来观礼和祝贺，是对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过于天真了。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痴心妄想的发生，正是由于自我以次的反动封建余孽，处处想钻空子，来实现反动的政治野心，所以才会随时随地发生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觉和自我陶醉的盲目乐观情绪。说是可怜吧，其实是可耻并可恨的！

总之，这次的酒会，也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小撮的封建残余分子，想要挟帝国主义国家以自重的又一实际上的表现。同时也就是把封建统治者的崇洋媚外本质，又一次公开地暴露出来。

此外还有一件不堪回首的可耻回忆。那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宫区域内十幢宫殿失火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火灾发生之后，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队都陆续赶来扑救，各外国使馆的救火组织也都赶来应援。同时也有些外国的绅士、太太之类的混在使馆的消防队中，进了平日不易进来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场。这些“好心肠”的外国人，虽然不能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凑热闹的心情，则确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开外的英国妇女，就曾在那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优越感和他们对于殖民地的特权，竟自对和她毫无一些关系的中国消防员，拿出指挥者的架子来，口中连连喊着“快去”“快去”，一面用她手中的扇子当作武器，在中国消防员的面颊上、脖子上拼命地乱打。事后，庄士敦曾把那因为打中国人而沾有斑斑血迹的“凶器”——那把扇子拿到我这里来，并居功似的向我说道，这是某英国太太，在“督励”救火时，所使用的扇子，请我在扇子上签个字，俾作永久的纪念。在庄的思想中，似乎还认为这是一件“国际美谈”哩。我听了之后，也就欣然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国同胞血迹的扇子上签上了当时的我的英国名字“Henry”几个字。

现在回想起来，深觉得当时的我，真是连起码一点点中国人应有的良心也没有。

扇子上的那些血迹，正是自己祖国同胞的宝贵的鲜血、神圣的鲜血！并且那些血，也就是被外国人给打出来的血、可痛的血！我不但是对自己祖国同胞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残酷殴打，没有丝毫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义愤，反倒认为这确是英国某太太为了给我救火，而表现出来的“功绩”，居然竟会怡然无动于衷地在那可耻可恨的所谓“纪念物”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那个外国名字的Henry几个字，又表现了什么呢？还不是十足地表现了醉心西方国家、崇拜帝国主义的殖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可是当时的我，竟会做出这种毫无民族气节的、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可耻行为来。足见后来的背叛祖国和当上了大汉奸头子，并不是无因的，更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早在北京的小朝廷时代，就播下了罪恶种子！ B00VHc1ASBAtUfKa8B6uM6tDkxYB1Mw+cxWuAkAxaBki9KYXHQ86h76rGmHeTR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