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分裂的天空

德国国会大厦坐落在柏林的心脏地带，经修复后成为德国联邦议院举行会议的场所。由于位置靠近当时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所以现今在其周边的建筑不多。大厦西侧是一大片草坪，东北面则紧邻施普瑞河。大多数日子里，河岸边总是有许多观光的游客，或是散步的行人，就像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边一样。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里既不可能是伦敦，也不可能是巴黎，这里只能是柏林。因为河边几处地方竖立着一排排白色的十字架。

君特·李特芬，1961年8月24日

乌多·杜李克，1961年10月5日

汉斯·瑞维尔，1963年1月1日

克劳斯·施吕特尔，1963年11月4日

海因兹·索克罗夫斯基，1965年11月25日

玛瑞奈塔·吉尔考夫斯基，1980年11月22日

名单上的逝者都很年轻，让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战争公墓。但事实并非如此。1961年8月，冷战最为显著的标志——柏林墙立了起来，之后曾有许多人因试图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而遭杀害。名单上记载的就是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柏林墙始建十天后，一直持续到柏林墙被拆除前的十个月。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后二十五年间，德国所有关于分裂的记忆中，最为清晰、最为痛苦，也最不易解释的，就是这个国家曾被野蛮地撕裂。许多家庭被迫分离，官僚机构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控制着两国间的人员往来，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每一个三十五岁以上的德国人，无论是来自东德还是西德，都对这些有所了解。

《分裂的天空》（ Der geteilte Himmel ）由东德小说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创作，出版于1963年，也就是柏林墙建成两年之后。这部小说为克丽斯塔·沃尔夫赢得了声誉。长久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从东德视角描述两德分裂的作品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一部之一。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的恋人——莉塔与曼弗瑞德的故事。在柏林墙建成之前，他们都生活在东柏林。那时候，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还很容易。后来，曼弗瑞德对东德不再抱有幻想。他去西柏林参加一个会议，之后便留了下来。他觉得，对他的职业生涯而言，那里有更多的机会。莉塔前去看望他，却对西柏林弥漫着的消费主义不感兴趣。她决定不再与曼弗瑞德交往，继续留在东柏林生活。她很清楚东部是有缺陷的，可是，在一个人们至少还向往携手共进的社会里，她感到更自在些。如同两德分裂一般，这对在各个方面都很般配的恋人就此分手了。

在小说高潮部分，莉塔最终选择了东德的共同理想，放弃了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柏林与她的恋人相伴一生。此时，曼弗瑞德说道：“至少他们没法分隔天空。”“天空？”莉塔想着，“这一交织着希望与欲望、爱情与悲伤的苍穹？”“噢，是的，天空是最先被撕裂的。”“Himmel”这个词在德语中兼有“天空”与“天堂”的意思。它贯穿于整部小说，代表着那些抱负与理想，也代表着一个社会力争达成的形态。分裂的天空：两个独立而彼此分离的政治架构，两种承载希望与欲望的不可调和的模式。本应在一起的一对恋人，却最终各奔东西。

作者克丽斯塔·沃尔夫如她心中的女英雄莉塔一样，选择留在东柏林。作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的境遇相对而言好一些，也获准自由旅行。尽管她批评政治体制，她的作品也被审查，然而对于国家理想，至少对她所希望实现的那些理想，她始终保持着不渝的忠诚。她对于政治体制的信念被拉扯着，但她始终不动摇，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信念。

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地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数月之后的1949年10月7日，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见第501页的地图）。起初，两德间的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东德相较而言略微贫困些，部分原因是战败赔款。于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脱离东德，去往西德，毕竟那里的经济机会似乎更多，政治上也似乎更自由。1952年之后，民主德国政府便严密地监控着边境。尽管被逮捕囚禁的风险持续增加，但每年仍有近20万人想方设法地逃亡。至1961年，共有约350万东德民众离开，这相当于民主德国总人口的20%，因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为应对这种大规模逃亡，民主德国政府先是严密封锁了其内部边界，而后于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夜间，出动大批士兵，开始修建柏林墙，以防止任何人逃离。这一政策的实施从最开始就是野蛮的：在柏林墙施工期间，士兵奉命立于墙体之前，准备随时射杀任何企图叛逃的人。

民主德国当局称柏林墙是一道“反法西斯的防护壁垒”，以此义正词严地暗示，邻近的西德尚未完全去纳粹化。不管如何称呼它，柏林墙确实起到了作用。在1961年至1989年，它几乎阻止了所有自东向西的移民。它制止了技术工人大逃亡，民主德国经济从而暂时趋于稳定。大多数人接受了柏林墙不可逾越的现实，但在其存世期间，仍有约5000人试图以翻越墙体、挖掘地道或绕道等方式进行逃亡，仅柏林地区就有约100人因此丧生。

柏林以北100英里左右，还有一条颇受人们青睐的逃往西德的路线，即经由波罗的海。下页图中这套无臂式潜水服是用明蓝色合成纤维制成的，正面及腿部配有白色拉链，适于约6英尺 高的成年男子。这件潜水服现藏于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尽管它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但看上去就像从未被穿过一样。博物馆负责人瑞格妮·法肯贝格博士介绍道：

1961年后，民主德国共有5609名公民试图经由波罗的海逃亡。其中仅有913人最终到达西德、丹麦或瑞典。174人因体力不支或体温过低而溺毙于海中。其余4522名企图逃离者则被判处了数月不等的刑罚。这件潜水服的主人就是其中之一。这件，还有另一件类似的潜水服，当时属于两个年轻人。他俩是好友，都来自莱比锡。1987年11月，他们打算划着充气橡皮艇，从吕贝克以东约30公里的一处海滨度假胜地博尔滕哈根出发，逃往西边。为了防止橡皮艇暴露，他们事先将它涂成了黑色。他俩希望紧身潜水服能有效防止体温过低。但两人甚至还没上艇，就被逮捕了。1988年3月，莱比锡地区法院以试图非法穿越边境的罪名对两人加重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十八个月。两人中年长的那个如今三十五岁，最近刚离了婚，正渴望在西德开始新的生活。

对于法肯贝格博士而言，像这样发掘众多实物背后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解读民主德国的官方档案。

展示或解读像民主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其困难在于，书面档案就在那儿，但它们都被刻意做过手脚，是想要掩盖什么，看起来没有任何重要信息，显得极为平常。对于历史学者而言，眼下一大难题就是透过看似温和无害的文字，去发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残忍与压迫。这正是困难所在。表面看来非常平静、清白，且极为正面。但那些文字本就是用来误导世人的。那么，我们如何借助当时的众多遗存与文字，重获这一专制极权主义国家的真相呢？

潜水服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证据。1987年时，那两个人必然是觉得民主德国的生活实在糟糕，所以才不惜冒死也要逃离。

这其中蕴含着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辛酸。不仅是因为潜水服还没来得及被使用，也不仅是因为它所述说的是希望的破灭。它的面料是那么简单廉价，根本无力抵御波罗的海11月份夜晚的寒冷。他们的逃亡计划太不专业了，人还在岸上就被捕了。但若非这样，他们一旦下海，或许就会被冻死或溺亡，甚至被枪杀。最终无非是让那些小小的白十字架上多两个名字。当然，最为辛酸的是，他们其实只要再等两年，便可平安合法地通过勃兰登堡门前往西边。

在1961年至1989年，一些东德民众获得官方许可而前往西德，首先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士，还有那些家庭关系能确保他们回归的民众，再就是老年人（他们被视作经济上的负担，因此返回与否都无关紧要）。20世纪70年代，四国占领当局在柏林达成了一项协议，使西德人造访东德变得略微容易了一些。然而，整个流程从来都不简单。对于东柏林人来说，西边依然遥不可及。柏林墙令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城市的一边前往另一边。但是，一些联系依然不可避免，特别是自19世纪末以来，城市交通系统就是在一体空间的基础上规划的，而非两个分割的系统。地下交通网络与地面铁路系统互相交错，主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这一站交会。大多数德国人必须经由这座火车站在两边往来穿梭。而进出车站的整个过程受到严格管控，特别是在东德一侧，既要严防有人逃离，又要严密监视那些获准入境者。经由弗里德里希车站进出东柏林的经历，是整整一代德国人心中一段无法忘却的悲伤的情感体验。因此，弗里德里希车站以“泪宫”而闻名于整个德国。

要了解如何在这里穿越边境，又如何被管控，最好的方式是去看一看目前藏于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的一个车站模型。博物馆馆长萨碧娜·贝内克博士介绍了这座车站的运行方式。

我曾数次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当时，你要先换20马克的东德货币，即“东德马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强制兑换”，从西往东的人都得这么做。通常，我都是经由弗里德里希车站前往东柏林。借助这件模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车站被刻意修建得很复杂。高高的围墙分隔出不同的空间区域，像是一座迷宫，根本分不清方向。你可以看到，不同行驶方向的铁轨被彻底地分隔开来。这样，那些铺设于东德一侧的铁轨，就与通往西德或更远方的铁轨保持了隔离。当你下了火车走向出口的时候，要不断地变换方向，上下楼层。你要先通过一些小门，到达宽敞的空间，然后再进入一些狭窄的空间。模型中随处可见高高的窗户，那里面设置着 制作出来用于员工培训的。当时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训练中心。把模型翻转过来，你会在背面看到一把钥匙和一些按钮。比如其中一组按钮，可以控制灯光来模拟警报。这样，史塔西便可指导受训人员，当有人试图非法逃离民主德国时，他们应该怎么做。

铁路模型与玩偶之家的混合交错是挺有趣的，可这带来了双重的麻烦，毕竟它乍看起来像是一件玩具。人们得费些时间才能搞懂这件模型背后的非常成熟的目的——用以训练边境岗哨来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些悬挂在横梁间的电线非常醒目，线上固定着摄像头。这样，站台上发生的一切都能被监控到。那里就是由众多间隔物和围墙构建的一座复杂迷宫，里面不时变换着方向与空间区域，还配有小隔间用以个别讯问，高处还装有镜子。总之，行人随时随地都处于监视之中。他们搞不清正走向哪里，不确定接下来会到达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到目的地。如果是作为一种定向障碍的训练，它已经很难被超越了。而作为一种监控民众如何在压力与恐惧中行动的方式，恐怕再不会有比它做得更好的了。它可谓将监控手段做到了极致。但凡走过这座车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种经历。

为了管控边界，只监视离境或准备逃亡的民众还不够。更为理想的情况是能够有效预测逃亡事件，并将其扼杀在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两德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也持续增加。瑞吉娜·法肯贝格博士介绍了当时史塔西所做的应对措施：

尝试越境的次数持续增加，从1985年的2200次上升到1986年的3700次。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强行穿越边界壁垒，或借助简易飞行器以及各种类型的船只。因此，史塔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用以应对这些逃离事件。在1987年至1988年，尝试逃亡的民众不断增多。史塔西开始加强对可疑对象的监管，特别是介于十八至三十五岁、未婚或离异的人群，或是曾申请移民却未获批准的那些人。史塔西的某个部门专门收集不同类型的飞行器。于是自1989年初，他们办了一个用于训练目的的长期展览，展示那些为非法越境而准备的物品器材。因此，我们今天才能见到那两件潜水服。它们连同那个用于逃离的橡皮艇都被移交给莱比锡当地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部门，继而再被转交给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

史塔西收集到这些物件后，首先是去弄明白它们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什么技术。目的就是确保他们的线人及同事了解当时的情况，人们都用什么方式尝试逃离，运用了哪些东西。这样，他们就能观察，有谁在买哪种材料，买了多少橡胶，买了哪一类航空学书籍等。像潜水服这类东西正可用来教学。它们让史塔西的线人明白，当其他公民准备非法逃离之时，他们该在哪些方面留心。

不论合法还是非法，为脱离民主德国而进行的每一次尝试，总伴有不幸和危险——潜水服与模型所述说的不止如此，它们更成为训练器材，用以提高史塔西对民众的监控能力，并且使由成千上万个告密者组成的监控网络变得更为敏锐。据估计，民主德国每三个公民中就有一位曾向史塔西密报过他们的同事、邻居，有时甚至是亲属。

克丽斯塔·沃尔夫197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余下者》的主题正是处于那个令人窒息的监控网络下的一段经历。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作家一生中的某一天。作家知道自己正在被监控：门外停靠的车辆里坐着人；她被跟踪、被监视；电话也被监听。由此而来的压力与悲痛，伴随着那些绝望与偏执的时刻，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最多的是沮丧，因为无从得知到底是谁在这么做，找不到任何人去交流，哪怕是敌人间的对质。取缔这一机构曾是两德统一后的首要成果之一，但相关的记忆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德国很多重要的方面。

先是纳粹时代的秘密监视，而后是史塔西无孔不入的监控，所有这些记忆使得无论是原东德还是原西德的民众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如没有议会的特别授权和监督，他们强烈拒绝国家监控他们的活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车站都是一处找不到方向的迷宫，被不间断地监控着，令人望而生畏。时至今日，那些都已不复存在。购物商场和咖啡厅里也找不到任何线索，能说明为何这里长久以来被称为“泪宫”。奔波忙碌的上班族拿着饮料和快餐，在熙熙攘攘的车站里来来往往，似乎又置身于伦敦或巴黎。但是，施普瑞河岸边出现的那些白色十字架能表明这是在柏林，而此处一件没有出现的东西也能确定这是在柏林。无论是站台、屋顶，还是公共电话亭或电缆塔架上，你在这里找不见任何监控镜头。这座车站肯定不在英国。

监控行为留下了深刻记忆，其力量也在英德两国政府对爱德华·斯诺登事件迥异的反应中显现出来。2013年6月，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投入巨大资源用以大范围监控及情报搜集工作，甚至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也不例外。斯诺登声明说，他仅是想“告诉公众，哪些是以他们的名义在实施，又有哪些是针对他们的”。英国官方只是进行常规的反对，或者说不屑一顾。而这一声明在德国却引发密切关注，并得到许多公众的支持。比如在莱茵兰的美因茨市，玫瑰星期一狂欢节 的街道游行中就出现一辆花车，上面装饰着斯诺登英雄形象的人偶。狂欢节在大斋节之前，此时政治主题往往会成为公众谈论或调侃的对象。而对斯诺登的赞赏也是很明显的，当地群众对此毫不掩饰。2014年1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她向与会议员明确表示，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她说：

实施全数字监控的可能性已经触及我们生活的本质。因此，它远远超越了安全政策的范畴，而成为一项事关道德的任务。数百万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民众正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会如何应对所遭受的安全威胁：他们会以绝对自信的方式，谨慎行事，还是恰恰会破坏那数百万民众眼中令人向往的东西——自由与个体的尊严？

或许只有这样一位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德国政治领袖，才会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关于史塔西实施的监控，以及参与者的庞大人数，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这将我们带回到克丽斯塔·沃尔夫身边，回到本章开篇提及的她那部小说《分裂的天空》。这部书出版于1963年。它极其坦率地写出了民主德国的诸多不足，描述了崇高理想与日常妥协及逃避之间的巨大反差。沃尔夫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余下者》创作于1979年，描写了她身处监控之下的不安定的经历。然而，直至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她才将其出版。这部作品一经面世便掀起一场文坛风暴。主要是来自西德的评论家们指责她懦弱。更有甚者，指责她没在民主德国政权及史塔西仍掌握权力之时将小说出版，否则，或许会对限制政府滥用职权发挥些作用。他们断言是她自己选择了保持沉默，指控她是同谋者。他们认为，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她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应该对政治体制提出温和的批评。

更为糟糕的接踵而至。沃尔夫早已通过言谈甚至是文字表达了对民主德国国家监控系统的不喜欢与不赞同。20世纪90年代初，沃尔夫便开始研究与其本人相关的档案。这些档案由史塔西汇编成四十二卷，现今已经在国家档案馆中开放查阅。令她无比震惊和恐慌的是，她在其中发现了自己于1959年至1961年交给史塔西的一批报告。她曾是一名告密者，是公民向当局互相密告这一庞大网络中的一分子。她也曾和史塔西的密探多次会面，而她完全忘却了这些。

因再次被抨击虚伪以及曾与民主德国政权合谋，沃尔夫便在其所著的《天使之城》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一事件。这本书是她在洛杉矶盖蒂研究所访问期间完成的。她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与史塔西密探的接触都很短暂，且无关紧要。此外，她能看出，自己交给史塔西的少有的几份报告都太普通了，他们对自己必定早已失去了兴趣。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有来往了。

然而，她并未使自己摆脱困境。她曾辩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她的那些举动，而在于她的遗忘。她何以压制了那段记忆而将其彻底遗忘？她又为何那样轻信而甘愿顺从威权？对此她得出的结论是，顺从，或者说希望以被要求的任何方式去支持国家，这是她在纳粹时代度过的童年给她留下的印记。正如她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她已经习惯服从。她的意念压制了这种可耻的记忆。对此她只能承认，而无法自我开脱。

评价沃尔夫的作品并不难：她以难得的洞察力与真诚的态度进行写作，没有理由怀疑她回忆往事的诚意。更为困难的是针对其他问题得出明确的观点。克丽斯塔·沃尔夫的故事以敏锐而令人惊恐的笔调，凸显了德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记忆太过痛苦和可耻，于是我们要将其抑制，而试图将这些记忆恢复，则会导致迷失与痛苦。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无异于老生常谈。直到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纳粹大屠杀以及如此之多的德国人在其中扮演的帮凶角色，存在许多重大问题。而这样一位作家的个案恰好表明了，为何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疑问不是仅仅没有答案，而是根本未被提出。这位作家的经历正是一个例证。这也使德国政府决定采取严苛的措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通过研究档案，开展生动的公共教育项目，建造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之类的纪念性建筑等方式来强制记忆。两德重新统一后，约阿希姆·高克曾领导一委员会来调查史塔西的档案记录。而今，他是联邦共和国总统，成为国家的首脑。这显然并非巧合。如今在德国，关于既有记忆的讨论与那些针对被遗忘的记忆的讨论一样多。许多国家在回顾其战争、失败和损失时，总会选用“永志不忘”作为标题。这一表述今日在德国或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引发深层次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