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的作者王立民同志是我的九三届博士生。在学期间，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对唐律作了新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见解，著就了《唐律新探》一书，并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查建国同志的关注、帮助，及时排印，不日问世。此书的出版，将为法制史学的学术园地又增添了一朵鲜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鉴于唐律在中、外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甚至更早些，便受到不少中、外学者的重视，对其进行了更有成效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为世人所瞩目。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唐律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受当前时代和形势的启示，把唐律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书中的内容，自多新意。

在论点方面有新意。作者在第四章里，提出了唐律、令、格和式都属刑法的新论点，而且还作了认真、具体的论证。作者指出唐律是一部刑法典，同时根据记载，有关规定，令、格、式的逻辑结构，实施情况等多方面的综合，认为违反了令、格和式都要依据唐律来论断，也就是说，违反了它们都要受到刑罚的处罚。没有不用刑罚的刑法，也没有刑法不用刑罚。这就决定了唐令、格和式都是刑法的一部分，而不属其他部门法。这一论点，前人没有提出，更无详证，作者做到了。另外，在关于唐律的制裁方式等方面，作者也阐明了自己的新论点。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新意。研究方法在任何学科的研究中都至关重要。前人在研究唐律时，较少运用比较方法。作者注意运用比较方法体现唐律的特点、作用和地位等，不再就唐律而论唐律。这种比较的面又较宽，有与唐前法律的比较，有与唐后法律的比较，也有与国外立法的比较等，使唐律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章里，作者从“疏议”的发展历史着手，经过比较，突出了唐律中“疏议”的作用和特点。在第十三章中，作者把唐律与以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体例、一般原则、罪名和法定刑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并以此来表现唐律对后世的影响。在最后一章里，作者把唐律与《法国民法典》作了简要比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华与大陆两大法系的区别。其他一些章、节也都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方法。

由于作者的努力，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已不再注重对唐律本身内容面面俱到的叙述，而有其自身的特色。它抓住一些重要专题，逐个深入钻研。在第六章中，作者对加役流、上请、反坐和立法审核等制度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使读者更易把握这些制度。还有，第七章也是如此。它不再拘泥于唐律本身，而是侧重于唐律与相关方面的关系，并从这些关系中来反映唐律。第九章把唐律与当时较为重要的另一法律形式——制敕联系起来，对它们进行了专门考察，从中揭示了它们间的联系与区别。它还重点发掘唐律内容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去表现其内在规律。在第三章里，作者深入探索了唐律律条的协调问题，其中包括协调的内容、核心、背景等诸方面，显示了律条的内在联系。还有，第十章同样如此。

现在要把唐律研究出新意来确有一定的难度。它要求研究者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法制史知识；要熟悉唐律研究领域的情况，尤其是新成果；还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等。作者具有这样的素养，所以他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有深度，有新意，不负“新探”之名。

学无止境，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希望作者在法制史园地里仍能不懈地耕耘，培育出更多的鲜花，为法制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吴泽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