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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也不是一位学院式的理论家，而是一位时刻关注革命过程的实践家。因此，卢卡奇无论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实和物化结构，还是在建构总体性辩证法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时，都不是为了形成某种纯粹理论形态的哲学体系，而是旨在建构一种实践性的革命理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整体性就是范畴问题，特别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的问题”
。实际上，在卢卡奇那里，从理论形态到革命实践之间并不需要特殊的过渡或中介，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理论和实践理论。这是因为，无论主体还是客体，以及二者的统一都不是纯粹的理论范畴和逻辑推演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统一的主体与客体”（the identical subject-object）在现代社会中有现实的承载者，即无产阶级。因此，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现实活动的辩证法。然而，无产阶级并非与生俱来地对自身作为统一的历史主体和客体有自觉的认识，因此，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的辩证的统一，即物化的扬弃和总体性的生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生成。正因为这一原因，阶级意识范畴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理论的维度还是在实践的维度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范畴。这是因为，在卢卡奇的基本思路中，阶级意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具体说来，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导致人的世界和社会历史进程支离破碎，因此，物化的扬弃取决于总体性的生成，真正的总体性的内涵是人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的和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然而，无产阶级并不是与生俱来地具有关于自身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自觉，因此，主体与客体的自觉统一，即总体性的生成，有赖于人对自身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行动。
卢卡奇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迄今为止的各社会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有可能对人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形成自觉的认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它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只是，无产阶级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既是无产阶级自身成熟的结果，更是人类自身不断走向觉醒的成果，因此，这一自觉和生成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轻而易举的和短暂的，而是需要现实历史进程的推演和人类理性的自觉投入。我们可以简要地揭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生成过程。
第一，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即人不可能真正把握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
对于这一论点，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有明确论述。他断言：“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来说，对于其经济基础根源于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资本主义的阶层的行为来说，阶级意识不可能达到完全清晰，也不可能自觉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因素妨碍了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意识的产生。首先，从总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自觉的社会关系，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等自然关系，人还没能认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社会远未组织起来，并且远未控制人们之间的整体关系，因此，社会还没有作为人的现实而在意识中显示出来”
。其次，从具体的阶级关系上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阶级利益并未充分明确地表达出来，社会结构划分为等级和阶层，结果经济因素同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卢卡奇认为，基于等级和阶层的地位意识“掩盖了阶级意识；事实上它极力阻止阶级意识出现”, “因为等级的形式掩盖了——真实的但‘无意识的’——等级的经济存在和社会的经济总体之间的联系。它把意识直接确定在它的特权上（如宗教改革期间骑士的情形），或者——同样直接地——确定在产生特权的社会特定要素上（如中世纪行会的情形）”。
正因为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运行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或者用现代哲学的术语说，表现为一种“无主体的”进程。
第二，资产阶级是自觉的、真正的阶级，但它特有的地位、利益使它无法超越物化，无法形成关于社会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认为，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时代，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阶级”，即自觉的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时空障碍，也破坏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隔阂。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表面上人人平等；直接决定人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变化的经济关系逐步消失殆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成为人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取代了等级，构成了直接的历史现实，纯粹的经济关系及阶级关系摆脱了等级、宗教等因素，清晰地表现出来。这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即自觉的阶级意识的生成变得可能。
然而，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条件，并没有促使资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上达到自觉，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同它的阶级地位相对立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限制就成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限制”
。卢卡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资产阶级地位的两重性。例如，“一方面，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能够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生产体系，这暗含着在理论上资产阶应能从这一核心地位出发，进而拥有关于整个生产体系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但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决定其行动的阶级利益，又确证它甚至在理论上也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体系”
。再如，“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看出了同样的矛盾，资产阶级赋予个人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同时这个个人的个性又被他所从属的经济条件所消灭，被商品生产造成的物化所消灭”
。因此，从总体上说，在资产阶级那里，人在实践上并没有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而存在，在理论上也没有形成关于这一地位的自觉的意识，而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
第三，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真正的总体观念，即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它既是物化的彻底牺牲者，又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一道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它的诞生为充分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关于人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自觉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为无产阶级认识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出发点。具体说来，无产阶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局限，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无产阶级本身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它既是物化的彻底牺牲者，又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超越了自然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关系”，但是，资产阶级在理论和意识上仍囿于商品拜物教的范畴，把物化结构当作永恒的自然状态。而“无产阶级是这种社会化过程的关键点。一方面，劳动成为商品的转变把一切‘人的’因素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存在中除掉，另一方面，同样的发展过程逐步地把一切‘有机的’东西，把一切同自然的直接联系从社会形式中排除出去，以致于社会化的人能够把在与人性相疏远或甚至与人性相对立的客观性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一切社会形式客观化、理性化和物性化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社会是怎样从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构造出来的”
。
卢卡奇指出，上述关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的分析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作的分析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像以往的阶级那样，使自身作为直接现实的特定社会的阶级而存在，而是要导致无产阶级自身的消亡。同样，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种保证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则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言，直接的利益和对整个社会的客观影响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在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之中。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卢卡奇对于阶级意识这一重要范畴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的，当然，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首先，在广义上，任何一个阶级都应当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即对于自身的社会历史地位的某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认识与把握，这种理解自觉地或自发地引导着这个阶级的行动。就目前为止的大多数阶级而言，它们往往在理论上无法超越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物质利益的局限，无法形成关于人的一般存在状况和社会地位的自觉意识，而具有某种关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发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断言：“抽象地和形式地看，阶级意识就意味着对人们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状况的一种受阶级制约的
无意识
。”
其次，从狭义上讲，卢卡奇在这里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特指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的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一种关于人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自觉意识。这既是无产阶级关于自身阶级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是超越无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关于扬弃物化结构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的意识，因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同人类一般命运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反复强调的阶级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它的生成对于现代人超越支离破碎的物化现实，形成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自觉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卢卡奇始终是在扬弃物化的意义上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质是关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自觉意识，而这一意识的形成与无产阶级在实际上成为历史的主客体统一体的发展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物化结构和物化现象的无所不在使人，特别是劳动者沦为抽象的、被动的、孤立的客体，而物化意识的强化又使物化的人对于自身的物化境遇习以为常，缺少超越的维度。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是要使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片面的物化境遇，从被动的客体生成为主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使主体与客体的自觉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主要内涵。因此，卢卡奇断言：“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历史的辩证法受到客观地推动，但不能毫无目的地发展所遵循的道路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意识才会觉悟成为对这个过程的意识，而且只有到那时，无产阶级才会成为其实践将改变现实的历史的统一的主客体。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达到这一步，那么这些矛盾将仍然无法解决，而且通过历史的辩证机制将在更高水平上，以改变了的形式越加激烈地再生产出来。”
第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是总体性在实践上的生成和在理论上的自觉，即人应当“渴望总体性”。
强调无产阶级要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或者成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层面上，扬弃自身存在的分裂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支离破碎，不再单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成为积极主动的主体，在实践中促使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促使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总体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生成，使社会历史进程不再作为“无主体的”、自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作为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自觉进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断言：“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种对整体性的要求，行动应在如此描述的过程的整体中为目的服务。当然，随着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把每个特殊事件的丰富内容纳入内容的整体中，越来越有可能，从而越来越成为必然。”
在卢卡奇看来，这种总体性的生成对于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它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言是关键性的因素。这是因为，“如果从一个特定阶级的优越点出发，那就看不到现存社会的总体。如果一个阶级思考那些它创造的而且最终要影响它的利益的思想，而又不能触及这个总体的心脏，那么这个阶级注定仅仅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
。正因如此，卢卡奇总是把无产阶级成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与总体性的生成在本质上看作同一个问题，并视之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生成的核心问题。
第三，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表述的无产阶级阶级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理论。
这一点很好理解。正如马克思的理论始终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样，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同样是一种实践理论。无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还是强调总体性的生成，从根本上讲，都不只是为了表述一种理论观点或建构一种理论形态，而首先是要根本扬弃无产阶级的物化境遇，使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得以生成，使社会历史进程真正作为一种环绕着人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运动而展开的总体性进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理论是“实践理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客观地）能有充分社会意识的主体”，因此，它的阶级意识要“在实践中变为真实的过程”。他清楚地说道：“无产阶级思想首先纯粹是一种
关于实践的理论，
这种理论只是渐渐地（而且时常间歇地）转变成推翻现实世界的
实践的理论
。……然后，才可能阐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密切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这样，无产阶级是社会历史的统一的主—客体这一陈述才能成为真正具体的。”
第四，作为一种实践理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是改变现实与自身。
应当说，这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或理论的功能的表述，它是上述几点论述的必然逻辑。一方面，作为一种旨在超越现存世界的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实现主客体的总体性统一的实践理论不可能不以改变现实和改变自身为己任和宗旨。正如马克思在表述他的实践理论时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卢卡奇也是这样理解哲学问题的。他断言：“
只有无产阶级的实践的阶级意识
才拥有这种改造事物的能力。每一种思辨的纯粹认识的立场，最终导致同其对象有一种分化的关系。”
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践功能的这种强调，使得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总体性理论、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理论、阶级意识理论等，都成为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的完整的、统一的理论学说。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总体性原则、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理论作为革命的和实践的理论，其落脚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依据这些理论，提出了与传统的暴力革命观有所不同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客观的，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成，即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为内涵的意识革命就不只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伴随现象，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扬弃物化，根本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进程，它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心理性的多方面的转变。在这一总体革命进程中，意识革命处于核心的地位。
第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至关重要性。
卢卡奇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些主要发生于西方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未超越物化意识的束缚，其阶级意识尚未达到自觉。从这一视角出发，卢卡奇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卢卡奇指出：“‘自由王国’, ‘人类史前史’的终结，意味着人们之间对象化的、物化的关系的力量开始复归于人。这一过程越是接近它的目的，对无产阶级来说，越是要迫切地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越强烈、越直接地决定它的每一行动。因为只要盲目起作用的力量还未达到它自我消灭的目标，这种力量就会‘自动地’推进到这一目标。当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时刻产生时，这就更为明显。因为这盲目的力量将盲目地冲向万丈深渊，唯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能使人类免遭即将来临的灾难。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发展时，
革命的命运
（
以及人类的命运
）
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即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
卢卡奇不但一般地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整个人类命运的至关重要性，而且从不同侧面具体地阐述这一重要性。例如，卢卡奇指出，物化意识同物化结构一样普遍支配着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因此，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时，无产阶级以及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仍然觉得，资产阶级国家、法律和经济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可能在其中生存的环境。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仍然相当安稳的时代里，大部分工人阶级完全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采取一种
意识形态
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物化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现实革命进程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消除有赖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再如，革命组织特别是革命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合法性和非合法性”“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等为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但是，卢卡奇明确指出，革命组织和革命政党并不是从无产阶级之外强加给无产阶级的东西，相反，“革命组织应以高度的阶级意识为先决条件”
，而“阶级意识的独立表现——即共产党——的内在发展是第一重要的因素”
。这些论述都从不同的具体层面展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第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决定意识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自我教育或阶级意识的生成为内涵的意识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环节。
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传统革命观强调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内涵，习惯于把意识和心理等层面的转变视作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的产物和伴随现象。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则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成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这是因为，从内涵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改变现存的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而且要从根本上扬弃物化，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它必然涉及人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从途径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经济变革来完成，如前所述，在缺乏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情况下，单纯由客观的革命形式不可能引发实质性的革命，因此，以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自我教育为内涵的意识革命就成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
上述两种革命观的差异和分歧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对无产阶级的不同理解有直接关系。在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传统革命观中，无产阶级本身往往被视作现成的、完成了的革命力量，因此，革命主要是一个客观自律的进程。而在卢卡奇那里，虽然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使它有可能成为代表人类利益的革命力量，但它并不天然地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相反，深受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支配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觉的阶级意识需要艰巨的努力和相当长的过程。卢卡奇反复指出，无产阶级是物化的最大牺牲者，它在获得成熟的阶级意识之前，要遭受许多“苦难”。他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无产阶级必然从属于它的创造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非人性的和物化的。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的存在包含着批判和否定这种生活方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客观危机已经成熟，无产阶级已经到达真正的阶级意识并能充分理解这种危机时，它才能超出对物性化的批判。所以，它对它的对手只具有否定的优势。的确，如果它只不过否定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如果它甚至不想批判这一整体，那么它就不能取得这种否定的优势。”
正因如此，卢卡奇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对此抱有任何幻想都将是“灾难性的”。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卢卡奇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不仅要求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无产阶级能以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来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物化意识相抗衡，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而且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完成自身的意识结构的转变，首先形成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从“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的角度揭示无产阶级意识革命的具体内涵。他认为，在当代社会，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今天对整个阶级来说，现实的和相关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内部改造问题，即向它的客观历史使命阶段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在能找到实际上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办法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意识形态危机。”
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问题视作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问题。无产阶级在一个物化的世界中要形成超越物化的自觉意识，必须经历自我教育的过程。“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成熟’的革命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受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越是高度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就越是这样一个艰巨的过程。”
以上，我们通过对物化意识和物化结构、总体性原则、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阶级意识、意识革命等范畴的分析比较完整地展示了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建构的哲学理解框架，以及他的物化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如前所述，虽然这只是卢卡奇青年时代表述的思想观点，虽然他在此后又阐述了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是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创建，正是他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使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和他所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思想的关系以及同20世纪人类思想演进的关系问题，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分析的复杂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在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对于实践的创造性及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的强调中，的确看到他的思想同马克思的思想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导致背离马克思思想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的本质关联。同时，在卢卡奇理论同马克思思想的差异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卢卡奇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而正是这种发展使他的理论同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有着本质的联系，使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卢卡奇的理论同马克思学说的关系，学界的看法不一。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滑向了唯心主义。卢卡奇本人也承认《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存在着某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
，其中最突出的偏离表现在混淆了异化和对象化，从而把“一种社会的批判”变为“一种纯粹哲学批判”，一种“典型的文化批判”的问题
。
不可否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确具有把传统的社会政治批判转变为以人的境遇为关注点的文化批判的特征。但是，对于这一转折，不能简单地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消极的倾向。首先，如前所述，虽然卢卡奇在表述物化理论时没有读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他关于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规定性的论述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基本规定性的理解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这里，不存在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背离问题。其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如人的原子化、数字化、片面化和物化意识的普遍化等方面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境。卢卡奇把哲学批判的重心由社会政治批判向文化批判转移，并非是某种理论或学术偏好使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即技术理性主义的危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但它的自律膨胀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它使现代人不仅继续受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困扰，而且受技术理论、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普遍的文化力量的统治与束缚。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文化批判的强调有着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发挥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生命力，使马克思的学说同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保持本质性的关联。同时，它也使得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同20世纪的各种文化批判思潮，如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关于科学危机的分析、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等形成对话与碰撞。正因如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影响了20世纪的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心理机制等异化力量的文化批判之间的联结与转变。
由此可见，尽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以及20世纪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在阐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走向偏颇或极端的可能性，并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失误和偏差，但是，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突破和建树，因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另一方面直面了20世纪人类的文化和历史困境。无论这些理论探索成功与否，无论这些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它们都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充分肯定卢卡奇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