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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在阐述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反复强调的总体性（totality）范畴时，倾向于从黑格尔哲学中揭示它的根源，并以此证明卢卡奇的理论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理性历史观。这种分析从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卢卡奇本人也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传统，以超越实证主义的立场。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强调，正如布洛赫对黑格尔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理论的强调一样，其着眼点不是强调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泛理性主义立场所具有的吞噬个体性的逻辑总体的力量，而是强调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原则中包含的关于主体的创造性原则，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思想。因此，卢卡奇强调哲学要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并不是要简单恢复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原则，而是要以此确立扬弃物化的原则，寻找超越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
卢卡奇在分析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对人的支配和统治时指出，物化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过程的最消极的影响就在于，它使人的存在和历史进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丧失了内在的、有机的、具体的总体性。换言之，物化使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支离破碎。因此，扬弃物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恢复总体性原则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中，物化对总体性的消解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建立在高度的计算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商品和物的结构及关系处于支配地位，它严格地决定着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分工、运行和结构，使每一主体被动地、片面地固定到物的某一环节上。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统一和社会进程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而形成的具体的总体性陷于瓦解。卢卡奇指出：“分工破坏了一切劳动和生活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其组成部分。”
现实生产过程和社会进程的支离破碎，即总体性的丧失，又进一步导致了人对总体性认识的丧失和人在现实活动中缺乏对总体性的渴望。一方面，科学具有了实证主义的本性，丧失了对世界的总体性图景的把握。“技术的专门化导致了一切整体形象的破坏。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至少在认识上把握整体的要求是不可能消失的。我们发现，同样以专门化为基础，并卷入同样的直接性中的科学，因其把现实世界分裂为片断，从而使世界失去了整体形象而受到批判。”
另一方面，每个人在面对丧失总体性、支离破碎的世界时，缺乏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把各个孤立的进程和方面视作不可超越的“规律”，从而与物化结构认同，“看起来，世界的合理性似乎是圆满的，它似乎渗透到人的物理和心理的本性的各个深处。然而，它却受到它自己形式主义的局限。也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导致形式‘规律’的创造。全部这些事物都的确要归入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构成一般的‘规律’的统一体系中。但是，忽视这些规律的主观材料的各个具体方面，忽视规律所依据的主观材料的各个具体方面而具有的权威性，就使世界的合理化陷入事实上是支离破碎的体系中”
。
基于上述分析，卢卡奇得出结论，要扬弃社会现实和社会进程支离破碎的物化状态，就要期待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生成的首要前提条件是要恢复哲学对总体性的认识，确立总体性的辩证法，即总体性的原则。
对于哲学应当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卢卡奇有很明确的论述。他认为，社会进程的高度理性化和科学的实证化也直接影响了哲学理性思维，使哲学缺少对现实的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现代哲学也被实证主义精神所渗透。面对这种情况，扬弃物化首先应当从哲学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这一点做起。卢卡奇指出：“如果哲学能够彻底改变其研究方法，集中注意那些能够并且应该知道的具体的物质整体的东西的话，那么哲学才会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综合。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打破由退化为一种完全破裂状态的形式主义所设立的障碍。”
哲学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是为了确立总体性原则或总体性辩证法。在这里，卢卡奇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解的新结论，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总体性原则应当高于经济原则，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在论述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时候，卢卡奇明确地强调了总体性对于经济原则的优先性。他说：“在历史的说明中强调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的差别，决定性的差别乃是总体观点。总体范畴，即整体完全优于各部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那种方法的本质，马克思卓越地把这种方法改变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础。……
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
。”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确立总体性原则的核心地位，因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往往把生产者从总体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开来，并把劳动过程分化为部分而无视工人作为人的个性。这种哲学本质上是与物化现实认同的实证哲学。只有旨在超越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哲学才能确立总体性的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总体性的辩证法，总体性原则对于它具有至关重要性。卢卡奇断言：“这种辩证法的整体概念似乎已经远离现实，似乎很‘不科学’地塑造现实。但是，它是能够理解和再造现实的唯一方法。因而，具体的整体性是支配现实的范畴。”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卡奇从物化理论进入总体性辩证法的基本思路。问题在于，为什么总体性原则具有如此至上的重要性？为什么总体性原则会成为扬弃物化的革命性原则？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总体性的规定性入手，而其中最为根本的要点，是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关联。
对于总体性和总体性原则的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倾向。科尔施、布洛赫、葛兰西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总体性的观点。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曾多处谈及总体性范畴和总体性原则。概括起来，卢卡奇主要在两个层面上揭示总体性的基本规定性。
首先，总体性的最直接的含义在于，强调总体是具体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各种要素的辩证的统一体，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社会进程的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都只有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关联之中才有意义。卢卡奇处处批判那种把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当作“孤立的事实”和独立的存在物的物化状态，反复强调这些要素和组成部分的内在的、有机的统一，“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卢卡奇指出，“整体性的范畴不是把它的各个成分归结为一个毫无差别的统一体、同一体”，而是展示不同因素、不同组成部分间的“能动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只有根据这种联系，才能把社会生活的孤立的事实看作为历史进程的各个联系环节，并且把它们归纳为一个
整体，
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够有希望成为对
现实
的认识”。
应当承认，从有机的、辩证的联系的角度来揭示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的内涵无疑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辩证法通常所强调的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界定总体性的规定性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并不在于它给定的可感性质，而在于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正是卢卡奇所强调的具体的总体。
然而，如果我们再作一点深层次的思考，则应看到，对总体性的认识似乎不应停留于这种直接含义的层面上，否则，卢卡奇对总体性原则的强调同一般哲学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实际上，卢卡奇并没有在不加限定的、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总体性所具有的多样性辩证统一和具体统一的内涵。这是因为，假如总体性代表的是商品和事物完全按照物的本性，在与人的活动完全无涉的情况下形成的整体，那么它必然陷入卢卡奇所批评的自在的“无差别的一致性”，而从人的存在的视角来看，这种自在的总体是一种脱离人的关系、掩盖和消解人的关系的物化结构。因此，当我们强调总体性代表着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的时候，我们总是面临着在什么基础上、以什么为核心而生成这种多样性的统一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卢卡奇对总体性含义的理解没有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其本质的层面，即在与人的主体性的关联之中来界定总体性。
其次，如上所述，在卢卡奇那里，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有着本质的关联，它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所谓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就是说，人不是作为片面的、抽象的、孤立的、纯粹的物（客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历史的主客体的统一体而存在。即是说，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总体性首先是人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而存在的总体状态，而当人失去了这种统一性，仅仅作为客体存在时，那就是丧失总体性，就是物化。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关联，强调总体性所具有的主客体统一的本质规定性。他明确指出：“总体范畴，不仅制约着认识的客体，而且也制约着主体。……只有论断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才谈得上客体的总体性；而且主体如果想理解自身，它就必须把客体当作一个总体。”
如果说我们所引证的这一论述尚具有抽象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列举卢卡奇的另一论述。卢卡奇断言：“马克思绝不谈论一般的人，抽象的绝对化了的人：他总是把人看作为社会这个具体整体中的一个分子。人们一定要从人的观点出发来解释人，但是只有在人已经被纳入那个具体的整体中，并且自己已经被真正地具体化以后，才能够解释社会。”
如果我们把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的论述与他关于物化的论述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他始终是从人的存在的角度、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思考问题。具体说来，当卢卡奇批判物化现象时，他的侧重点不是一般地谈论物的某种结构或某种关系，而是强调原本与人的主体活动交织在一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对象和客体，现在取得了自律性和独立性，并且反过来成为支配人和统治人的力量；同样，当卢卡奇强调总体性原则的优先性时，他也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事物的普遍的、有机的联系，而是强调建立在人的对象性活动基础之上、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总体性，即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的总体性。在这种意义上，总体性统一的辩证法也就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关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
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是卢卡奇学说中引起巨大争议的主要问题之一。持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论者强调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是卢卡奇滑向唯心主义立场的重要证据，而卢卡奇本人在1967年为《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写的新版序言也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正是这一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对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点之一。撇开这些争议不谈，我们有必要首先依据卢卡奇的理论逻辑，展开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首先，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同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的本质关联，强调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基础。卢卡奇指出：“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是构成历史辩证法基础的主—客观的客观根据，而且他本身富有决定性地经历了辩证过程。”
这一点是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同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的重要分歧点。众所周知，黑格尔虽然在理性的运动中阐释了主体与客体的交互运动，但他更多地强调绝对理念所具有的泛逻辑和泛理性的本性，最终没能把辩证法同个体的能动活动联系起来，恩格斯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界定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学说。这里虽然涉及人的活动，但是与人有关的内容主要被归结于思维的层面，属于被客观辩证法决定的主观辩证法。只有与人的活动无关，不依人的意志和人的活动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才构成辩证法的内容。相反，卢卡奇则把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建立在人本身，即人的活动基础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引起巨大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从主体对客体改造的角度强调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的本质。在他看来，辩证法的革命本质并不在于人对外在的某种给定的规律的遵循，而在于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对客体和对象的改造。在这一变革现实的活动中，人既扬弃了客体的自在性和给定性，也扬弃了主体的纯粹主观性，从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因此，辩证法的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具体的统一，这也就是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卢卡奇是在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论述了辩证法的主客体统一的本质的。他指出：“但是他（恩格斯——引者注）甚至没有提最重要的相互作用——
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更不用说让它处于其应有的突出地位了。当然，但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尽管试图（终归是幻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无法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仍然始终不变，这样思想始终就是
直观的，
不能成为实践的东西；而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还是
要改变现实
。”
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主体对客体的实践改造的角度出发，卢卡奇反复强调应当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即限定在与人的活动有关的领域，以及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领域。卢卡奇在这里主要是把辩证法同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化活动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的条件下容易导致对人的主体性的夸大，卢卡奇在1967年为《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写的新版序言中也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当年谈论这一问题时“是以纯粹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进行的”，因此，未能完全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当然，应当看到，卢卡奇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的论述主要是强调人的劳动或人的实践对于人的世界的基础性地位。在这方面，马克思较少在纯粹的、自在的自然的意义上谈论辩证法，相反，他的兴奋点主要在于人的存在，因此倾向于把辩证法同人的对象化劳动结合起来。例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在于《精神现象学》。他指出：“黑格尔的《
现象学
》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
劳动的
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
自己的劳动
的结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阐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辩证法，并不是为了进行某种严格的理论推演和学术论证，而是为了寻找扬弃物化，重建人的具体的总体性存在的动力机制，为了实现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