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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仅因为他率先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种新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明确提出物化理论，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而这一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来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题。毫无疑问，卢卡奇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的批判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理性和技术对人的统治、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缺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一文化批判的依据就是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
熟知现代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的人都不难发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卢卡奇在表述物化理论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被世人所知，他是通过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理论和对《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而形成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的。而到了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异化理论得以发表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深刻。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而真正接受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正如卢卡奇在谈到关于异化和物化问题的争议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谁最早，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值得注意。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思想家，右派和左派评论家都承认这一问题。因此，《历史和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被这一事实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因此，要了解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首先要了解他的物化理论，了解他依据物化理论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所展开的文化批判。
正如马克思有意识地把劳动异化现象放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加以探讨一样，卢卡奇也把物化现象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本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物化现象不断加剧。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商品拜物教这一范畴主要是用以揭示发达商品经济结构所具有的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本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成为主体经济，商品结构及特性普遍渗透到一切领域，劳动力本身也成为特殊的商品，物的关系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卢卡奇这样写道：“人们已经多次指出过商品结构的本质。其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特性，从而其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即一种看来十分合理的和包罗一切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掩盖了商品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切痕迹。”
卢卡奇在进行这种概括时反复强调，这种商品拜物现象和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有的问题。对此，卢卡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首先，物化现象是在商品成为普遍现象，商品结构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时才出现的。卢卡奇指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商品和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早在原始时代，就已出现零散的、偶然的商品交换，而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一直存在着简单商品生产或小商品生产。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商品在社会中始终没有发展到支配的地位，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社会主要不是由商品所代表的物的关系和交换关系所支配，而是靠基于宗法血缘的人际关系来维系。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简单商品生产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相反，商品作为控制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要素和作为普遍结构原则发挥作用是有本质区别的。用他的话说，“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并且渗透到人们一切日常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同商品形式仅仅是暂时现象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差别同物化现象是否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不存在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问题，因此，不存在物化现象。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结构成了社会的普遍力量和支配原则，物的关系开始掩盖和统治人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开始出现。因此，卢卡奇断言：“只有商品成为整体的社会普遍范畴，人们才能理解它的没有歪曲的本质。仅就此而言，商品关系所产生的物性化，既对社会的客观的进化，又对人们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不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物化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商品条件下，物化现象也有一个生成的过程，它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剧。卢卡奇指出：“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商品才发展到在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这种状况。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人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理解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经济关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间接，人们就越来（越）难于、并且很少能够发现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很少有人能够看透这个物性化的面纱。”
这一点不难理解，当人的关系尚未被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所掩盖和吞没时，它对社会的影响不会完全被物的因素所消解，物化现象对人的支配作用相对薄弱；而当商品结构越来越发达，其物的关系完全掩盖和吞没了人的关系时，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超越物的关系的支配都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物对人的统治，即物化现象必然要不断加剧。
在揭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卢卡奇给物化（reification）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这里，关键问题在于，由于这种情况，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
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对物化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商品拜物教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关系取代和支配人的关系的物化现象，最确切的含义就是指，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
如果我们把卢卡奇的物化定义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的表述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本质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
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
不依赖于
生产者的
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
对象化
。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
非现实化，
对象化表现为
对象的丧失
和
被对象奴役，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显然，马克思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异化和对象化两个范畴。在对象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的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则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卢卡奇在不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情况下，通过解读《资本论》所表述的物化概念，在本质上同马克思异化概念完全一致，这充分表明物化和异化范畴在现代人类理性演进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卢卡奇思想的深度。
卢卡奇关于物化规定性的揭示并没有停留于上述定义，而是进一步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分别展示物化的内涵和基本规定性。他指出，物化现象“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
在客观方面，
一个客观事物和事物之间诸关系的世界形成了（即商品和商品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人的确逐渐地认识到支配这些客观事物的规律，但是尽管这样，它们仍然是作为产生自己权威的看不见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个人能够利用其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是个人不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造这一过程。
在主观方面
——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跟他自身相疏离，变成为服从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的商品，变成为恰恰与任何消费商品一样的，必须按照独立于人的自己的活动方式进行活动的商品”
。
如果我们把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论述与马克思关于“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论述加以联系和对比，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卢卡奇对物化的这一界定的理论价值，并能进一步了解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深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也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接着，马克思又作了进一步区分，提出了“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处处可见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异己力量。这种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属于“物的异化”，与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客观方面相一致，即一个充满客体与商品的世界作为异己的力量同人相对立。马克思认为，要分析劳动异化问题，不能停留于“物的异化”，而应当深入到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方式方面，以揭示异化的深层原因。用马克思的话说，“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
生产行为
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深层次的异化，因为它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构成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转变为外在的、强制性的、属于他人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的异化活动，这是人的“自我异化”。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主观方面正属于这种意义上的人的“自我异化”，即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之外的客观商品。
卢卡奇关于物化现象的定义与对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规定性的提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物化的最基本的理解。而他依据这些理解对现代世界，特别是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层面上把握和了解物化现象。我们发现，在关于物化的基本规定性方面，虽然卢卡奇没有读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但他关于物化的主、客观方面的规定性的表述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基本规定性的理解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在关于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分析方面，卢卡奇的论述则比马克思走得远，涉及许多马克思没有加以论述或者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的内容。其中，卢卡奇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他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在这方面，卢卡奇接受了韦伯关于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思想以及席美尔关于物化的分析。同时，卢卡奇关于物化与理性化的批判也开启了新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有许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概括卢卡奇关于理性化时代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本论述。
1．人的数字化
人的数字化亦即人的符号化或抽象化。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困境，而这一问题直接与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相关。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人的个体化进程，一是社会机制和社会运行的理性化进程。与这两个进程直接相关联的是工业文明的两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一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一是以可计算性和定量化为特征的技术理性和科学精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两种文化精神相互支撑，促进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开始发现这两种文化精神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也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积极力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许多思想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晚年通过现代科学世界对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及其自在的意义世界的遗忘来说明现代人的文化危机。韦伯则通过工具理性（计算理性）的膨胀和对价值理性的压抑来说明理性化进程的负面效应。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明确继承了上述思想倾向。他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遵循着“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它在不断理性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强化了依据商品本性和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化体系，这一专门化、理性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机制取得了超人的自律性，劳动者被整合到这一机械体系之中，变成了抽象的数字，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活动变成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人被整合到自律的机械体系之中所导致的抽象化和数字化是物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此，卢卡奇有详细的描述。他指出：“如果我们追溯劳动在从手工业经过合作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道路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加合理的，逐步消除工人的质上的、人的和个人的差别的不断进步的趋向。另一方面，劳动过程被逐步分解为许多抽象的、合理的和专门化的操作，使得工人不同最终的制成品发生接触，并且工人的劳动简化为一套专门化操作的机械性的重复行为。另一方面，随着加强机械化和合理化，完成一件工作所必要的时间周期（这是合理计算的基础），则从仅仅是一个经验的平均数转化为一个客观上可以计算的，作为工人所面对的固定的和既成的现实的工作定额。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在泰勒制中），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
2．主体的客体化
与合理化过程中人的抽象化和数字化密切相关的物化现象是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这一现象同样与理性化或合理化进程直接相关。由于生产过程严格遵循可计算性原则，表现为一个服从自身理性原则的自律运转的机械体系，人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零件和可替换的数字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个人的个性、特性、主体创造性理所当然地要被生产过程的理性原则所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人自然失去了主体地位，并从认识上失落了自觉的主体性，沦为生产过程的被动的客体。卢卡奇指出：“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的结果是，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征，在同按照合理的预测而发生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对照时，越来越成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在客观上和劳动的关系上都不表现为那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相反，他是结合于机器系统中的一个机器的部件。他发现这个机器系统事先已经存在，并且自给自足，它不依赖于他而自行运行，而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都不得不服从于机器系统的规律。随着劳动的逐步合理化和机械化，由于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少主动性，并且变得越来越被动消极，从而在劳动中他越来越缺乏自己的意志。面对着机械地服从固定的规律，受制于独立于人的意识，不受人的干涉影响的过程，即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人们所采取的被动的态度，同样必定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基本范畴，即把空间和时间都归结为一个最小的分母，把时间降低为空间的一个度。”
3．人的原子化
理性化和机械化时代的另一重要的物化形式便是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这很接近马克思所描述的人与人的异化的现象。这一点不难理解。卢卡奇分析道，由于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完全是按照精确的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人由主体沦为客体，因此，不但每一个体变成被动的存在，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被割断，人变成各自孤立的、被动的原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完全是按照物的关系和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和掩盖。卢卡奇在分析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于计算理性原则而转化为凝固的、抽象的物理空间时指出：“一方面，他们的劳动能力对象化为与他们的整个人格相对立的东西（这个过程已经通过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而完成），这种对象化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改变的现实了。在这里，当人本身的存在被归结为一个孤立的粒子而被一个异己的关系所吞并时，人格只能处于无可奈何的旁观地位。另一方面，把生产过程机械地分解成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也破坏了生产还是‘有机’的过程时个人与社会共同连结的纽带。在这方面，机械化也把个人改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工作不再把个人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个人越发专门受到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规律的居中调解。”
这样，通过对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物化形式的剖析，卢卡奇比较深刻地展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过分发达而导致的人的文化困境。同马克思相比，卢卡奇更加注重从人的活动方式本身来展示物化结构和物化的负面效应。他通过这种分析表明，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人的物化和异化问题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普遍化和深化。而物化和异化日益普遍化和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卢卡奇通过上述关于物化形式的分析所揭示的另一现象，即物化结构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内化，也就是物化意识的产生。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把共产主义的任务归结为异化的扬弃和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当时马克思的着眼点主要是使工人从自我折磨的、自我牺牲的、强制性的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恢复劳动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规定性，恢复人的主体性。但是，按照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20世纪，物化和异化并没有真正被扬弃，反而呈现出加剧和普遍化的趋势。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我们无法仅仅从阶级对立的视角来区分物化的存在方式和非物化的存在方式，因为物化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普遍性结构，它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命运相关。因此，卢卡奇在论述现代社会政治领域的异化时曾解释道：“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那么，这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物性化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现象构成。”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卢卡奇得出了物化是发达工业社会中所有人的普遍命运的结论。他指出，“物性化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
。关于物化的加剧和普遍化问题，卢卡奇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探讨。
首先，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或者说，全社会的人面对着同样的商品原则和物化结构。他承认，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统一的体力劳动，以及人格受侮辱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和工程并没有“被合理地机械化”，因此这种不幸的命运只是工人本身的命运。同时，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人，甚至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命运看作人的命运。而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结构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生产过程和社会运行被合理化和机械化，因此，无产阶级的命运，即它的物化命运开始普通化，成为社会的命运。卢卡奇指出：“随着商品变得普遍地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局面发生了彻底的和质的改变。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的确，这种命运一定是普遍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工业化就不能在这个方向上发展。”
其次，在揭示物化现象的普遍化问题时，卢卡奇除了如我们上文所述揭示工人在合理化的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数字化、客体化和原子化的物化命运外，还特别分析了政治领域的物化和普通官吏在官僚政治体制中的物化命运。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司法、国家、行政机构，以及公司中的行政管理均实现了形式上的标准化和理性化，成为自律运转的机构。在这种“非人性的、标准化的分工”中，工作和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及其需要相脱离，成为一种无主体性的例行公事，而工作人员本身则片面化和抽象化，成为给定机构的被动的客体。对此，卢卡奇作了比较形象的描述：“官僚政治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非常类似于机器的操纵，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单调方面，确实还经常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仅仅是一个完全机械化的，毫无主动精神的工作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方式问题，一方面，客观上，一切的问题都要以这种方式服从于越来越形式化的、标准化的处理，而且以这种方式，存在一种与官僚活动所适于的‘事物’的质的和物的本质越来越疏远的情况。另一方面，违背人的本性的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
物化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物化的内化，即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的力量和结构而存在，而是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变成一种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具体说来，它是指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物化的结构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人从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结构的倾向，反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而加以遵循与服从，由此，人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生成机制作了描述。他指出，随着物化的普遍化，隐蔽在直接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物体之间存在的关系都隐退到无法被认出、被察觉的地步。“因为所有上述理由，物性化的心灵已经开始把它们看作为他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商品的商品特征，商品的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量的方式在这里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物性化的心灵必然把它变成这样的形式，即物性化的心灵的真实的直接性通过这种形式变得显而易见了，它——作为物性化的意识——甚至并不企图超越这种形式。相反，物性化的心灵关心的是通过‘科学地深化’这些规律的作用而使其永久化。正是当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从经济上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时候，物性化的结构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深地，越来越致命地，越来越决定性地陷入到人的意识之中。”
正如物化的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命运，物化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内化而导致的物化意识也同样支配着所有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卢卡奇指出，不仅一般的工人在意识上缺少超越物化结构的批判维度，而且统治阶级及知识阶层同样对人的物化境遇无动于衷，主体本身的知识、气质、表达能力等都转变为“自动发挥作用的抽象的机器”。卢卡奇认为，这种统一的意识结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存在的。“直到资本主义兴起，统一的经济结构，因此而包括整个社会的形式上统一的意识结构才得以形成。这种统一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雇佣劳动所产生的意识问题以一种精心制作的、超俗的，因此而更加强化的形式，在统治阶级那里重复出现。专门化了的‘学者’，其对象化和物性化的能力的出售者，不仅仅成为社会的（被动的）观察者；而且还沦落为对自己的物性化和对象化的能力的作用抱默然从之态度的人。……在此，正是主体本身，即知识，情感和表达能力被归结为自动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并且它既同其‘所有者’的人格相脱离，又跟所掌握的题材的物质的和具体的情况相脱离。只有把新闻工作者缺乏信息，滥用经验和信念作为资本主义物性化的极端表现，才能理解上述情况。”
我们从商品拜物教所具有的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本性出发，展示了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规定性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人的数字化、客体化和原子化等物化形式，最后落脚于物化意识的产生，这样就一方面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另一方面触及当代社会和人所面临的物化问题的普遍化和前所未有的深度，人丧失了超越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维度，形成了与物化结构认同的物化意识，这是生活在高度理性化时代的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困境。正是由于这一事实，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现时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使人类理性的批判目光不仅关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问题，而且也深入到现代人在文化层面上普遍面临的困境。也正是由于物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已深浸到人的意识结构之中，所以说，扬弃异化、消除物化是现代人面临的十分艰难的任务。卢卡奇为此把物化理论当作把握现代社会的最为根本的理论依据，把扬弃物化作为自己理论的宗旨。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他提出了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并设计了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成为核心的革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