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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着现实的文化和历史原因。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非纯粹是理论情趣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而是对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新的应答的产物。我们发现，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理论观点有多大差异，无论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或人类解放运动制定新的策略，即是说，是20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人类生存的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或政治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者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由此而导致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
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生成过程。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生成过程同20世纪人类历史的总体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从20世纪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入手而加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阶段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情形，就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中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产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某些差异。一般说来，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去制定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由此而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而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他们试图寻找现代人摆脱普遍的异化或物化的文化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界不再限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范围内，而是拓宽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分阶段揭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兴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第一，20世纪上半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命运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促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开始把注意力从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转向革命的文化内涵和总体特征，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潮，这即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1848—1850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制定了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内涵的革命战略。这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前行主要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在阶级社会中，这些矛盾往往带有对抗的性质。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当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就要发生动摇，这种经济危机为新兴阶级和革命阶级的革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形势。在阶级社会中，新兴阶级往往要运用暴力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和新的经济基础，才会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于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社会，它只有通过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观的基本内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据的根本原则。
然而，在20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传统革命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命运。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在实践中首次成功地验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建立于经济决定论之上的自发革命论，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用暴力推翻了原有的旧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极大地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信念。然而，接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提供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失败的教训。1918—1922年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了以暴力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些起义和革命却均以失败告终。
如何解释这一反差现象？继续坚持传统革命观、强调革命的经济内涵与政治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革命形势尚不成熟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工作的不完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或者通过对无产阶级的自身状况和文化模式的分析，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质疑，并制定了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或主要内涵的新的革命观。在这方面，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探索尤为突出，他们也由此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仅从书名上已可以看出“阶级意识”在卢卡奇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人受制于自己的产品。这种物化现象无所不在，不断加深，从而使物化结构内化到人的意识之中，形成了与现状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使社会现实和社会进程支离破碎，丧失了历史的总体性，这是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因素。从这一分析，卢卡奇得出结论，要扬弃物化，就要依赖于历史的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的生成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自觉。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这样一来，卢卡奇把意识革命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地位，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了很大的修正。
葛兰西则从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点入手来修正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他认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主要差异体现于市民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整个上层建筑主要是由政治领域构成，在这里，国家就是一切，它的本质是暴力加强权。而在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由国家政治社会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这样，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它的国家也具有二重本质，即强权加同意（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决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所经历的命运的不同。在俄国所代表的东方社会中，由于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所以，当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只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能获得成功。而在西方社会，当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无产阶级仅仅用暴力夺取政权并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因为市民社会还强有力地支撑着社会和国家。20世纪初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在西方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而应当是文化革命，首要的任务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
其他一些思想家，如科尔施和布洛赫也从不同视角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把理性的目光从政治革命转向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必须看到，这一转变并不仅仅限于革命观的转变，而是引起整个哲学构想和理论学说的改变。对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视导致了这些理论家对人的存在境遇和人的活动方式的重视，他们由此发挥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或思潮，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冲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等等。这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基本情形。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或发展壮大与应对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的重大课题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出现了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展开交流、交锋的时期。应当说，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加剧，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影响增大，都同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容易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这一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经济政治冲突和阶级对抗成为人类历史的全部内涵。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孕育已久的西方文化危机，即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通过现代人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历史困境而把社会历史的文化层面从背景世界中拉出，变成人类历史的中心内容。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主题，环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和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加剧，并成为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得以形成的契机。
西方世界在20世纪中期所经历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精神长期演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希腊古典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渊源之一，它塑造了理性把握实在和技术征服自然的文化模式。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的漫长统治时期之后，古希腊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以技术理性主义的形式而得以复兴。与此同时，高扬人的价值、歌颂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文化精神也得以发扬光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相信理性至上、技术万能，而理性与技术的发展最终将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解放。这即是韦伯所分析的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开始加大，甚至开始发生冲突。随着马克思所分析的物化现象或异化现象的加剧，技术理性越来越由解放人、确证人的本质的文化力量转变为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文化精神的冲突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展示出来，西方人普遍生活于一种文化悖论和文化危机之中：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使人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但是，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并非必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相反，现代人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技术理性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等，都变成了统治人的异化力量。
现代人所经历的这种文化困境成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众多哲学流派关注的对象，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萨特、梅洛庞蒂、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了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倾向，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一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共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等人的“单向度理论”和“大拒绝”战略、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被众多反抗生存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接受。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超越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就是作为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所代表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所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显然十分看重现代文化精神中技术理性的发展，力图以现代科学精神来扬弃传统哲学的独断性，重建马克思主义。虽然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不及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大，但是它依旧构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多样化格局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主义队伍也经历了某种分化。虽然在这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但它并未能完全抑制住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产生。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陆续出现官方的或民间的、带有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的改革倾向，对于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质疑，并进行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的“苏南冲突”、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些历史事变促使一些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批判东欧的现存社会体制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他们普遍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所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构想，由此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和捷克的人道主义流派等。
总而言之，20世纪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既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实际革命策略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为基本定位的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流派。应当说，20世纪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既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流派，也有只是在某些方面借鉴和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但总体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对于这些理论，我们必须坚持具体的批判分析。在本书中，我们严格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流派，加以分析介绍，主要包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所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思想家和流派虽然不能穷尽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但的确可以展示其基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