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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原因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理论根据，二是外在的理论原因。这里所说的内在的理论根据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进展状况，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差别性，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思想进行取舍，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同的阐释和重建，由此而出现了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而外在的理论原因则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并存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潮的外在影响，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进展及分化的影响。这双重理论背景都十分重要。正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说分化的深层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以我们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置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总体格局中加以把握；同时，正因为从这一分化中产生出的许多理论流派的理论观点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理论学说相交汇的特点，所以，我们习惯称这些流派为“新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内在理论原因。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原因，首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和演化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即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议，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大多强调马克思的后期思想是他的成熟观点，而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手稿的陆续问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强调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这一段思想历程作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在这一历程中，有几个主要的环节，代表着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逻辑。（1）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至上性。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强调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试图凭借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以达到变革现存世界的目标。（2）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立场出发，《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为了解答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等问题所引起的思想困惑，马克思研讨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这里，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现实的社会运动并非像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代表着现实物质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3）以人本身（人的活动）为主题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马克思并未停留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在他的视野中，市民社会并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基础，并不是我们可以非批判地接受下来的价值实体，相反，在现实中，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为标志的市民社会自身经历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分裂。而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根源则在于人的活动，即人的实践走向了异化。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人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只有扬弃了人的劳动的异化，即扬弃了人的自我异化，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从而恢复人的实践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4）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涵的唯物史观。1847—1848年间，面对正在迫近的欧洲革命，马克思开始设计具体的革命方略，以期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解放。而为了这一目的，马克思开始在其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论（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可操作的实践性革命理论，从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出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条件。这一理论探索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为基本内涵的唯物史观。
把握上述四个思想环节，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深层次上、从总体上把握这四个思想环节，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演进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论逻辑。但是，如果人们停留在思想表面，不对这几个环节加以总体性的把握，那么，这四个思想环节完全有可能彼此分离地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同诠释，例如，重视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人可能提出一种对马克思学说的人本主义解释，而固守唯物史观的人则可能强调某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解释。
有一个历史事实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多种解释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就是集中表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三部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们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由于各种原因均未发表，因此而不为19世纪的人们所知。这样一来，在19世纪理论家的视野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这一思想环节，换言之，那时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是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直接过渡到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因此，19世纪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在主要之点上是一致的，都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而很少注意到马克思学说中的人本主义因素。
而20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继恩格斯于19世纪末发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得以问世。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唯物史观之间的一个思想环节，即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重新发现使得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开始出现分歧。依旧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们，往往把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视作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理论，而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一些思想家则坚持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是马克思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在20世纪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引发了著名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论。
可以断言，无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这一争论本身都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内在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重要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假如没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这一思想环节的重新发现，尽管20世纪的理论家们依旧可以表述自己的人本主义立场，却没有理由将自己的学说冠以“马克思主义”。而从现实的历史进程来看，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兴起，的确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影响直接相关。例如，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均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现代文化批判理论。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外在理论原因。应当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学院式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实践理论由于其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切和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介入而不可能使自身封闭在纯理念的学术王国中，不可能远离时代的文化精神冲突而自足地发展，它必然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相交汇或交锋，并在影响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前提下，也经历着自身的改变、分化或进展。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界和理论界流行着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终结了一切旧哲学，并使得在它之后所产生的一切新哲学和新学说都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性，而只能具有保守、落后，甚至腐朽、反动的本质特征。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穷尽了一切真理的封闭的理论体系，从不相信在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学说中也可能包含着某种新意，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会在同这些理论学说的交锋中受到影响，或在与之交汇中有某些受益。
然而，历史现实和历史进程在实际上宣告了上述观念的褊狭和保守。冷静地分析一下人类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人类的前行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在总体上都循着一条越来越走向自觉的路径。到了近现代，由于工业文明及其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类普遍交往和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人类的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展示，人类的精神王国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或黑格尔式的某几位集大成者独白的舞台，而变成众多智慧头脑争相对话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天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克思的学说以最深刻的方式揭示着人类实践所内含的创造本性，并形成了最具创造性和变革性的理论，但它并没有截断人类精神不断超越的开放历程，并没有剥夺其他思想家在不同方面的创造权。从这样一种宽广的理论视野出发，我们发现，19世纪40年代，就在马克思致力于创造自己的理论学说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时，另外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也在使自己的理论学说从不同侧面介入人类思想历程，并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人类精神的演化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便是德国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和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叔本华的哲学开启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而孔德的学说则开始了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众所周知，直到今天，这两种思潮依旧构成当代哲学的主要内涵。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突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视界，把世界和人的本质界定为意志，由此被人们称为非理性主义。应当指出，他的唯意志论在哲学发展史上的独特性不只是表现在从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折，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思路，把哲学的目光从外在世界转向人的存在本身，从而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问题变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样一来，叔本华唯意志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开启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与叔本华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以“孤独个体”为主题，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叔本华之后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则通过权力意志论以更加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示出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到了20世纪，经过胡塞尔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发端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就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而成为当代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趋势之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萨特、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等思想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把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展示出来，这就使得以人的存在境遇为主题的人本主义不可抗拒地渗透到哲学、文学以及人的意识的各个方面。
而法国哲学家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则从另一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思维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实证主义同样试图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它尝试着将现代科学的精密的证明程序和实证精神引入哲学思维，从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虚妄性。经过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等人的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也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或者换句话说，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两种主要思潮，它们的争论反映了20世纪哲学的主要内涵。
19世纪末及20世纪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得以兴起并成为两大主导性思潮并非纯粹的学理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悖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开创了一个人类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使人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得以日渐增强。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自律性发展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又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都成为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物化力量。现代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正反映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人性的自我冲突和对立。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空前大发展的自觉的理论折射，而人本主义思潮则是对技术世界之中面临着深刻文化困境的现代人的深层生存底蕴的批判与剖析。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各有其偏颇性和极端之处，但是，由于它们从不同侧面切入到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现代哲学和文化的主要流派，同时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与理论学说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存在及其争论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外在理论原因。与这两种思潮的分野和基本格局相对应，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分为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两种主要思潮。一般说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葛兰西等人均为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同程度上受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及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以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或交锋。当然，从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本主义倾向依旧在新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从存在主义立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均属于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现代人本主义观点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结合，构成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