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如果我们以20世纪之始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格局。一般说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而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则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具体说来，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分化。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由此而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这样，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形态便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表述形态的多样化格局给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这些自称的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源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共同的终极目标（即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但又提出一些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策略，以至于成为不同类型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20世纪马克思主义表述形态多样化这一事实。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演进机制来看，多样性与自我分化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是十分积极的现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面对新的解释者和阐述者，唯有那些富有内在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理论才可能通过解释、修正、重建、分化以形成多样化格局，并在多样化中展示其生命力与更高层次上的内在统一性；而不具备这种创生力和再生力的理论则只能寿终正寝，变为历史的陈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和实现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富有极强实践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要求这样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在历史的沉浮中始终固守一种形态，无异于宣布它的终结。实际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不能不同体现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人类思维成果交汇；另一方面，它不是人类未来的预言者，而是现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

在20世纪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形态和实践表述形态中，不仅有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最激烈批判而在20世纪的人类思想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解，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科尔施（Karl Kor-sch，又译柯尔施，1886—1961）、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和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等人为代表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端于30年代，在60年代达到高峰的，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3—1973）、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意大利理论家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1895—1968）和科莱蒂（Lucio Colletti, 1924—2001）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Welhelm Reich,1897—1957）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其中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直接处于对立之中。但是，在这些流派和思想家的努力中不难看到一些共同的趋向：他们都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并努力使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具有活力的批判精神。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

因此，深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不但有助于我们在现时代从多重角度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和理论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进程的深入理解，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从一个侧面折射了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演进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