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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为尺度，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对于到他那个时代，即20世纪初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进和发展进行了分期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同哲学有着必然的关联，但是，并非在任何时期马克思主义都自觉地体现出其哲学内蕴。根据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哲学之间关联的不同特点，科尔施认为，到他那时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而存在；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总体性，变成了实证性的理论；第三阶段，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恢复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试图重建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人们深入理解科尔施关于哲学和总体性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科尔施认为，从1843年到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早期，这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是以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尔施给予高度评价，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创立的理论。在他看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为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渗透，因而，表现为一种活生生的总体性理论，一种充满批判精神的革命理论。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理论，科尔施有一段概括性评价，其核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他指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所内在包含的哲学性，但是，如果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理论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的确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渗透的”。科尔施认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
社会发展
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
社会革命
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作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
。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科尔施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理论表现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具体说来，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的概括性论述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内容。
首先，科尔施在这里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哲学的内在关联。这里所说的关联是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而不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联系。如前所述，用科尔施的话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最初形态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也就是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论。
其次，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理论学说作为一种完全被哲学思想所渗透的理论形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这时所说的总体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体现在社会总体各个层面（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具体说来，这一总体性联系反对把社会整体的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当作彼此孤立的事实加以非批判的、客观的描述，而是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理论的哲学性和理论的总体性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同哲学的本质关联决定它必然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
最后，按照科尔施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必然表现为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总体性并非是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在的统一，也不是理论和实践的非批判的统一。他们所强调的是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总体性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变革，因此，这样“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必然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施所充分肯定和强调的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理论，一种以批判和变革现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理论。
科尔施认为，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他对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在科尔施看来，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其内在的哲学性，也即丧失了自己的总体性特征，由此成为一种分门别类地、静止地、纯客观地反映不同存在领域和存在层面的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
在做出上述结论时，科尔施严格区分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并没有成为某种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一如既往地作为总体性的革命理论。在科尔施看来，由于历史形势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原初形态不可能保持不变，而是“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他们的理论的核心特征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
。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逐步分化出来，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体系自身“从未消溶在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之中”，相反，“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
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而在于他们的理论追随者的学说，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和革命性特征并没有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统一。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追随者那里，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变为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理论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把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切割成静止地观察局部存在的实证性理论碎片。用科尔施的话来说，“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
直接的
联系”
。正因为如此，第二国际理论家大多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立场，他们片面地强调经济必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的自发的决定作用，从而习惯于把马克思的学说概括为“经济决定论”。
其次，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转变为实证性理论，变成不同的社会理论分支，其结果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批判性和革命性。科尔施敏锐地指出，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因而，他们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的唯物史观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专门化了的理论考察的启发式原则”，或者变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即某种“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
显而易见，这样的非辩证的实证性理论不再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用科尔施的话来说，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
改良
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
。显然，这种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批判的与异化的社会现状认同的、非批判的意识形态。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并且至今依旧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第三阶段是随着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瓦解而开始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超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性理论，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重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革命性。
科尔施指出，20世纪初，有两种哲学理论研究力量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它们从不同侧面开始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其一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认为，虽然这两方面的理论家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关联，但是二者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不同，因而在最终的理论旨趣上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冲突与对立。
对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三阶段于恢复和重建总体性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科尔施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立场，重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科尔施说：“当列宁从理论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时，这便早早地预示着，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
然而，科尔施认为，虽然列宁所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列宁本人还专门从革命的立场出发钻研了哲学问题，但是，列宁等人并没有能够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重建的方向，列宁的哲学观点并没有能够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总体性原则，而是退回到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的旧唯物主义立场上。从这样的理解出发，科尔施对于列宁的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1930年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回击共产国际理论家对他的批判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列宁的哲学立场。具体说来，科尔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列宁的哲学理论提出了质疑与批评。
批评之一：科尔施认为，列宁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来取舍哲学，他并不关心这一哲学立场在理论上正确与否，换言之，列宁本人并“没有把这种哲学建立在基本的理论公式基础上”
，他所关心的是从实践的和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哲学是否“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用科尔施的话来说，“列宁起初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
理论问题
。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
实践问题
。……列宁
只是
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
。
批评之二：科尔施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和矛盾，其辩证法和反映论具有非辩证性和机械性，因此，无法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对于这一结论，科尔施作了具体分析。他断言，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绝对对立是17、18世纪哲学争论的基础和立足点，德国古典哲学以其辩证的理性观念扬弃了这种“绝对”对立，使之变成了“观念”的辩证运动。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又重新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这种绝对对立。因此，科尔施指出：“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这样一种
转变：
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看来并没有意识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
这种
‘
唯物主义的颠倒
’至多只涉及到一种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甚至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因为他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
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
。”
批评之三：从上述两点批评出发，科尔施又进一步从哲学的功能的视角对列宁哲学进行批判。他指出，列宁把哲学争论变成政治统治的工具，用自己的哲学作为评判一切理论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最高标准，结果破坏了哲学和科学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科尔施认为，恩格斯在宣布传统哲学的终结时，强调哲学与科学的一致发展，反对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独断的哲学，列宁则不同，他确立了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哲学，“明显地对‘哲学上的背叛’吹毛求疵，他不仅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敌人或哲学理论家们中间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而且甚至在大多数有创造性的自然科学家们中间也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过去、现在或将来评价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权威”
。
基于对列宁哲学的上述分析批判，科尔施认为，虽然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但他未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的正确方向，而是用旧唯物主义来代替马克思的总体性的革命哲学。科尔施认为，在20世纪初，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重建的正确方向的是一些非正统的西方共产主义者所倡导的哲学运动。具体说来，科尔施指出，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世，标志着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哲学派别从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成，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统一的革命哲学。在他看来，上述两本书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理论冲突和论战，但他们的基本理论立场是一致的；二是以卢卡奇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这其中实际上演变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尔施看来，上述两个派别是相互对立的，他指出：“当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传到西方的时候，它就反对卢卡奇、我和其他‘西方的’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
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
。”
在某种意义上，科尔施最早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果我们用简洁的话语概括这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旨，那么可以断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卢卡奇和科尔施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主要目的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所具有的总体性和革命性特征，使之重新成为以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为核心的总体性革命理论。科尔施有一段话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为了恢复被其追随者败坏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和充分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问题一样，这个理论任务也真正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和压力。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永远是相互作用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
回复，
而是作为一个
辩证的发展：
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
显而易见，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尖刻批判和对卢卡奇及他本人理论导向的充分肯定都是极易引起争论的话题。我们从科尔施的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理由，但很难简单地接受他的结论。正如科尔施所说的那样，列宁不是从理论自身的逻辑出发，而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去取舍科学。应当说，从列宁的身份和他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来看，这种从特定的历史需要去选择某种理论的做法并不是一种缺点或弱点。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处于巨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革命领导者抛开现实的历史需要而从纯粹的理论逻辑出发去考虑理论的完整性。问题是列宁的继承者和后人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列宁所采取的对待理论的这种态度的历史特殊性，反而使之绝对化，以致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种完全以政治的方式和手段来取舍哲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错误做法，给20世纪人类思想和学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列宁出于特殊的现实需要和论战需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比较多地强调一般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而较少谈论人的主体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列宁的哲学思想并未停留于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上，他在《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对人的实践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辩证法的创造性原则作过许多深入的探讨。只是后来的研究者过分强调列宁思想的前一方面并使之绝对化，才导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人的主体性、强调客观必然性的局限性。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看到科尔施对列宁的批评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也应当看到，科尔施的分析与批评对于我们克服传统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弘扬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批判本性和革命精神，的确具有一定的启迪。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的逻辑和思想的演进两个侧面评介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应当说，科尔施的哲学观点并不复杂，也不深奥难懂，但是，他通过反复揭示马克思学说内在的哲学本性，通过反复强调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而倡导的批判的、革命的和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种很好的诠释。科尔施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和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都致力于弘扬人类实践所内在固有的革命本性和批判精神，使人类摆脱和扬弃异化力量的统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因此，无论这些学说还有怎样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它们都是体现马克思学说真精神的理论尝试，对于我们应付20世纪人类的各种文化困境都有着某种积极的价值，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