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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名称本身已经透露出，在科尔施的眼中，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显然具有它的哲学维度。然而，科尔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某种哲学理论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有自己的哲学组成部分，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的大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同哲学是否具有本质的联系，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是作为一种超越现存的总体性革命理论，还是作为一种与现存认同的实证性理论？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特征的总体性革命理论，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被忽视或被否定了，由此，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成为一种丧失总体性的实证性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危机，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实现深刻的“哲学转折”。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问题。他认为，在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结束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很明显，追随者们的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适当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之外的一系列问题的任何明确的见解了”
。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根源在于哲学性的丧失。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只有某些人偶尔地忽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本质关联；相反，“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多的了解”
。科尔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丧失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本质联系被忽略的情形。
首先，资产阶级学者大都不重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科尔施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往往不承认马克思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他们往往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
，在他们看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哲学，那也不过是不值得考虑的“黑格尔主义的余波”，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
。科尔施列举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关于哲学史的专著，如库诺·费舍的九卷本《近代哲学史》、宇伯威格的《19世纪初到现代的哲学史概论》、F. 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等，这些著作都无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至多也只是只言片语地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而且给予他们的评价也很低。科尔施认为，造成上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各方面的局限性有直接的关系。“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
科尔施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史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即资产阶级理论家只承认独立形态的纯哲学，而不懂得，哲学的观念和精神可以存活于各种具体科学之中；其次，资产阶级哲学还存在“地域的”局限性，尤其是德国哲学教授，他们不承认在德国的界限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哲学家；此外，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他们无法真正把握纯粹的、观念的哲学的发展同社会具体历史发展的本质关联。从上述狭隘的眼界出发，资产阶级学者显然不可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涵，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变革现实的理论精神。
其次，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实证的社会理论，他们同样否认马克思主义同哲学之间的本质关联。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理论家受现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否认马克思主义包含一种哲学立场，他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一种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经济学说或社会学说。科尔施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并不断然否定任何哲学问题，他们往往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讨论某些哲学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是“全然无用的”。例如，梅林曾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哲学起源，但他却强调他本人接受了大师们不朽成就的前提，即“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个基本结论和基本的出发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可变化、并且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
科尔施认为，这样一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就同资产阶级学者们走到一起了。“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它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
不利于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
有利于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再次，除了上述资产阶级学者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之外，还有一种思想倾向也关心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一倾向同上述两种倾向一样，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
，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因此，他们致力于用“文化哲学观点”和康德、狄慈根、马赫等人的哲学概念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科尔施称这些人为“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当同哲学具有本质的关联，但是他们同资产阶级学者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样，没有理解马克思学说中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精神。
由于上述各种思想倾向的共同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哲学性，即内在的哲学维度。科尔施认为，上述各种思想倾向从不同侧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都是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非常肤浅而不完整的分析”。这种肤浅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哲学本性的不正确的理解，表现在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漠视。科尔施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
马克思主义者们
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
如果我们把科尔施的上述思想梳理一下，可以概括和揭示出这样的理论思路或称理论逻辑：哲学的最根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也即是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统一的原则。依据这一总体性原则，哲学不仅可以存在于纯粹的观念体系之中，更可以存活于各种具体理论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的本质精神。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固守纯粹理论形态的哲学立场的资产阶级教授，还是从实证主义立场根本拒斥哲学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都未能看到以变革现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学说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因而从不同角度否定或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科尔施认为，丧失了哲学性的理论必然丧失其革命的和批判的维度，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自觉地实现“哲学转折”，恢复马克思学说本应包含的哲学性，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因此，“哲学转折”的实现是通过总体性原则的恢复或确立来完成的。
如前所述，“哲学转折”实质上是要恢复马克思学说本应内含的革命的哲学性，而恢复哲学性实质上是要重新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确立理论变革现实的辩证的革命本性。对于这一主题，科尔施首先从强调马克思学说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入手；进而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消灭哲学”为外在形式所实现的深刻的哲学变革；最后落脚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的恢复和确立。
科尔施同卢卡奇一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资产阶级学者漠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原则。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
退场，
而是
转变成了
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至今或者是全然无视在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不适当地和不连贯地想象和描述它。为了真正地把握它，必须抛弃现代哲学史家们的常规的抽象的和观念形态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不必专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义上直接辩证的方法。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一下子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
。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者基于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的强调而把他们的学说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首先，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学说同黑格尔学说之间的联系的强调，同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强调或者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同结构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强调有着性质的差别。前者不是从一种新的哲学立场来改造马克思的学说，因而构不成一种所谓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原本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后者则表现为从一种不同的哲学立场改造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因而可以构成所谓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科尔施和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非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庞大理论体系和思辨唯心主义观念可以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或前提，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吸收的主要是理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即是科尔施所强调的黑格尔哲学所内含的关于“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则。正是从这样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彻底超越了一切以独立观念形态存在的旧哲学，即“消灭”了哲学，另一方面则使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哲学原则或理性精神内在于具体的科学理论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变革。从这样的视角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才能理解科尔施通过对马克思学说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的强调而实现的“哲学转折”和总体性原则的重建。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展开这一问题。
1．以“消灭哲学”为表现形式的深刻的哲学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的观点曾引起很多争议，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应当承认，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断然否认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除了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对他们的影响之外，他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观点的肤浅或片面的理解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学说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就必须从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的观念入手。正因如此，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讨论“消灭哲学”的问题。
如科尔施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明确地表明了彻底超越旧哲学的倾向，有时甚至将这种倾向激烈地表述为拒斥一切哲学的立场。19世纪70—80年代，恩格斯在对自然科学成就的研究和同杜林的论战中，曾宣布“以往所理解的哲学”的终结。他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揭示出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特征，因而“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都是多余的。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断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
由此，他宣布，“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
相比之下，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论述更为深刻。因为，恩格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哲学的外在领域，而马克思更多地关注哲学的本质精神，关注哲学同现实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比恩格斯早30年论述到哲学的终结问题。在其哲学生涯的初始，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分支，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他强调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强调行动和实践。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强调自我意识的批判不应囿于自身，而应超出自身，进入世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他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时候，对天国的批判就应变成对尘世的批判。但是，在德国对现实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对哲学的批判，“德国人在思想中、在
哲学
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而哲学的批判不是自身的目的，其实质在于“哲学的否定”；而否定哲学和消灭哲学，其根本在于“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哲学实现（终结、扬弃）的实质则在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
德国人的解放
就是
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
头脑
是
哲学，
它的
心脏
是
无产阶级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彻底批判并极力超越作为独立观念形态的哲学，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并没有不加限定地宣布哲学的非法性，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方位，从而实现一次深刻的哲学变革。科尔施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反复强调，哲学自身并没有由于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多次谈论消灭哲学和废除哲学的观点，但对此不应作表面化的理解。科尔施指出：“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被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词句和恩格斯后来的几个词句所迷惑，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
科尔施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纯粹哲学观点的一般超越，本身就带有哲学的特征，其宗旨是把哲学从一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转变为一种内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的维度，这种以变革现存世界为目的的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革命的哲学。用科尔施的话来说，“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条中和在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清楚，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
。
应当承认，科尔施在这里十分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学的终结”和“消灭哲学”的思想的深刻含义。不仅如此，他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质。哲学性的恢复和重新确立，充分展示了马克思学说所内含的革命和实践的本性。因为，从马克思的各种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在于：历史不应只在哲学中以观念的形式展开，而哲学也不应保持独立的理论外观而游离于现实之上，它应成为历史的现实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解释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也就是世界为了人的生成而改变。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2．以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和革命的统一为内涵的总体性原则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消灭哲学”和超越哲学实现了一次深刻的哲学观念上的变革。马克思的新哲学观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不再把哲学当作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而是视作社会革命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其中强调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和革命的统一。因此，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的哲学性的恢复，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的确立。虽然科尔施没有像卢卡奇那样，时常使用总体性的术语，但是他的思想中却体现了关于总体性的深刻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科尔施关于总体性的基本理解。
首先，科尔施强调要把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当作一个活的整体加以把握，尤其要把理论和实践当作一个统一的总体加以把握，由此形成一种辩证的总体性观念。在这方面，他批评了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认为他们切割了理论和实践，切割了社会历史进程，只对社会总体的某一方面形成孤立的实证观点。科尔施指出：“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
直接的
联系。”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科尔施反复强调黑格尔哲学的辩证的总体观和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念的重要性。
其次，科尔施反复强调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总体性原则要求把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以及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活的整体加以把握，但是这种把握并非一种非批判的描述。换言之，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统一并非表现为理论对现实的非批判的外在静观或客观描述，那样就会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误区。理论对现实的把握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的解释，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十分突出地展示出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科尔施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尔施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极力通过“哲学转折”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无非是为了真正恢复和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弘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本性和革命本性。正是以这样一种总体性原则为基本尺度，科尔施把到他生活的时代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提出著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