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速成科

命运多舛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一年多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京师大学堂大部分校舍在这次战乱中遭到毁坏，“俄兵德兵先后来学堂占住，看守人役力不能支，均已逃散。所有书仪器、家具、案卷等项一概无存” 。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涉及到存在外国银行的款项利息，因此支付也受到了影响。1900年7月9日（农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京师大学堂代理管学大臣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并得到迅速批准 。这一停，就一直停到了慈禧回銮京师。1902年1月10日，清廷连续降下两谕，下令重新举办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新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大学堂开始恢复重建 。经过庚子一役以及西行出逃，慈禧等保守派对于改革变通一事应该是有了新的想法。如果说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戊戌变法密切相关的话，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恢复重建与慈禧默许或者主导的清末新政则密切相关，至少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招。朝廷重建京师大学堂的谕旨都显得异常的急切：“著即认真举办切实奉行，朝廷于此事垂意至殷”，甚至把办学经费保障都落实了，“所需经费著各省督抚量力认解其有未尽事宜应即随时具奏。钦此。” 。

（一）《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课程设置与调整

1902年2月13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走马上任的张百熙提交了恢复重建大学堂的办法即《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提出了五条办法 ：

（一）办法宣预定也。由于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高等学堂毕业生，因而暂且不设专门（正科），而先办预备科。预备科分政、艺两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预科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考试及格者，升入大学正科。与此同时，设速成科，以收急效。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仕学馆三年卒业学有成效者，请准由管学大臣择优保奖。师范馆三年卒业学有成效者，由管学大臣考验后，择其优异，定为额数，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均候旨定夺。准作进士者，给予准为中学堂教习文凭;准作举贡者，给予准为小学堂教习文凭。（二）讲舍宜添建也。现在大学堂，从前原系暂拨应用，将来另须拨地新造。目前只好就旧基修葺，并将附近地方增拓办理。（三）译局直附设也。拟就官书局之地，开办译局一所，同时在上海分设一所。（四）书籍仪器应广购也。（五）经费宜宽筹也。除户部存放华俄银行库平银五百万两息银仍拨应用外，各大省每年拨二万，中省万，小省五千金。

其中的第一条即是后来《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教学设置和课程规划的基础。

1902年8月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张百熙将起草的大学堂章程奏上，称“臣此次所拟章程，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

就是在这部章程中，后人熟悉的预科、速成科、仕学馆出场了。许多被后人津津乐道加以研究的那些课程其实就只出现在预科和速成科中。

也是在这部章程中，既借鉴国外教育体制，又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变通的京师大学堂规划出现了。这部章程并没有完全实施。实施的是加以变通的应急部分，没有实施的是借鉴国外教育体制的规划部分，但它还是对京师大学堂早期的学科发展产生了影响，包括新的政治学学科。

京师大学堂的这部章程有可能参考了哪些“列邦”的教育体制呢？

首先是日本。据记载，大学堂曾直接向外务部提出派人去日本考察学制。1902年6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外务部回复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五品卿衔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校之事已经照会日本提供一切方便了。 吴汝纶是张百熙亲自提名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一行人于日本前后居留了三月之久，除详查文化设施、参加学制讲座外，还遍访日本知名人士。其时日本的主流观点都主张：中国当以推行速成教育为主，以求应一时之急，同时亦发展正规教育。 他赴日考察了4个月，写成《东游从录》一书。归国后又编《东游日报译编》一书。这两本书都评细地介绍了日本学制。张百熙与张之洞等就有关参考日本学制问题有多封通信进行讨论 。

其次有可能是美国。这里有一个比上奏章程稍晚一点的资料。1902年11月30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驻美公使伍廷芳应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之请，将所收集的美国各学堂授课章程共十三本送交大学堂，并表示‘如有应行选择之本，听候贵大臣开列书目，再随时采购。’十三本授课章程中有美国各学科章程书目、哈瓦特大学堂（哈佛大学）课程总录、可伦比亚大学堂（哥伦比亚大学）课程全例、耶路大学堂（耶鲁大学）深造科课程全例、宾夕洼尼亚大学堂（宾夕法尼亚大学）课程全例、美都（华盛顿特区）中小学堂课程全例等”。 张百熙之所以还索要了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及章程，是因为这次他要制定提交的是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和大学在内的一整套办学章程。这些材料是等到驻美公使回国述职时才交到张百熙手里的，但张百熙的索要可能是早于这个时间的。这些美国大学的章程和课程设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部章程特别是一年多以后的张百熙和张之洞的第三部大学堂章程，还需具体细致研究。但从最后颁布的第二部章程看，更多的是仿照了日本学校体制。

1902年12月，张百熙所奏的六个学堂章程得到御批后成为《钦定学堂章程》系列，其中有关京师大学堂的是《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也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二部章程。这个章程关于课程体系、学科设置以及机构建制值得注意的就是预备科和速成科的计划或者权宜之计，在京师大学堂还不具备开办本科（正科）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过渡办法。当然这也是这个章程经常被后人误读的原因。

（二）速成科时期政治学科建设的尝试

1. “政科”与大学分科中的“政治科”

第二部京师大学堂章程，设计了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架构，即“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豫备科。其附设名目：曰仕学馆，日师范馆。……兹首列大学分科课程，次列豫备科课程。其仕学、师范二馆课程，亦以次附焉。” 在大学分科门目表中，政治科排各科之首，下设两个专业方向，即“其政治科之目二：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

但事实上，此时京师大学堂并无办大学分科之条件，《章程》在《功课》这一节的第一句即是“大学分科，俟豫（预）备生卒业再议课程” ，明明白白说了大学分科之课程以后再议，但还是被后人误读。不仅分科大学是以后的事，就连这个章程规划中的预科的课程体系其实也并没有立即施行，先行开办的只是速成科中的仕学馆和师范馆。但是因为这部章程中的预科设想带有“创新”色彩，并设计了全套的课程，所以需要和大学分科中的“政治科”的区别与联系做出说明。

这套课程体系明显来自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在开办本科教育之前办预科是一种聪明之举。《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曾提出过两个变通方案，第一个是开办预科，“由于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高等学堂毕业生，因而暂且不设专门（正科），而先办预备科” 。在这里的专门或正科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本科。当时各省所办之高等学堂也不是大学，相当于大学预科，但当时还不能给京师大学堂提供充足的高等学堂毕业生以充生源。第二个变通方案是办速成科。预科与速成科的主要区别是预科是为将来升入本科做准备的；而速成科是为了新政快速培养人才的。

预科被设计为“政科”和“艺科”两大类，但因为预科的真正开办还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政科”和“艺科”的通识课程方案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实行，此时的政治学课程更多的是出现在另一个教学建制中，这就是速成科的仕学馆。

2. 仕学馆的设置及其政治学课程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分类培养的思路其实很清楚，预科是为本科做准备的，但预科三年加上本科三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国家急需人才，所以才有“与此同时，设速成科，以收急效”的计划 。速成科也一度成为京师大学堂最显眼的办学形式。速成科的办学志向也是深受日本影响，除了“欧美各国，程途窎远，往返需时。日本相距最近，其学校又兼有欧美之长”的表面上距离较近、更易模仿等原因外，也有文化传统的因素。明治九年（1876年）成立的东京大学也试图通过“简易速成”的方式来满足日本近代化不断提高的人才需求，尽快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速成科分为两部分，即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培养师资，重要性无需赘述。仕学馆的思路则是延续了京师大学馆初期仕学院的思路：“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 仕学馆也是三年学制，但学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由管学大臣择优保奖出去做官了。

1902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大学堂速成科的师范馆和仕学馆开始在京招生考试，计划招生名额为每馆100人。仕学馆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外国文论等 。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了92名，其中仕学馆录取了36名，此外还有直隶、奉天、贵州、山东等省选送学生若干。11月25日，再次考试，两馆录取90名，其中仕学馆录取57名。1903年仕学馆录取78名。

仕学馆的课程设置，自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考虑到仕学馆的学生是“仕途之人入馆肆业，自当舍工艺而趋重政法” ，所以政治学反倒是仕学馆的必修课。速成科的仕学馆课表显示，这套课程与京师大学堂刚建立时的仕学院相比，明显的少了儒家经典的经科内容，但仍然还是一个通识类的基础课，并没有形成专业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课程所占课时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每个学年都有每周4个学时政治学的课程安排 。如果不学外语，则还要在理财、交涉、法律、政治四门课中再加1小时。

说明：1学时即1小时，不习外国文者，于理财、交涉、法律、政治四门各加课一小时。表格中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表格由作者自制。

从课程内容可以看出，仕学馆的课程突出体现了以政法为主导的设置思路，主课主要是经济、法律、政治三门。当时世界法学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是大陆派和英美派，大陆派国家的代表是德、法等国，英美派国家的代表是英、美二国。大陆派的学校通常将法律、政治、经济三门包括在一个学院内，对法学意义的理解宽泛，较为重视法典制度，有理想的公正意义在内。而英美派受到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的影响，是以纯法律研究机关的方式来研究法律。 仕学馆的课程设置很显然承袭了大陆派法学的传统，而追其根源是由于日本曾经将法国的专科学校作为模仿对象，其后又学习德国“国家大学”的组织形式。中国仿效日本，自然也就具有了大陆派法系的特点，这一点从高桥作卫对吴汝纶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出。 不仅如此，法律、政治等必修课程的教习都是日本人，上课时主要依靠助教进行翻译。 其中，日本法学博士严谷孙藏（いわや まごぞう)、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はっとりうのきち）任正教习；副日本法学士杉荣三郎（すぎ えいざぶろう）、日本理学士太田达人（おおたたつと）任副教习。除了上课以外，服部宇之吉还从日本代购大量的教学参考书以及杂志等，邮寄给大学堂。 可以说，从构想与创制、从课程到教员，各个方面都显示着日本对于仕学馆的影响。总体上，仕学馆的课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传统向现代、中学向西学的过渡特征。在以西方法政知识为主的体系框架中，交织熔融着中国固有的知识要素与内容。

速成科仕学馆设置了如此多学时的政治学课程，也是后人多把速成科的仕学馆看作是政治学系前身的原因之一。不过，速成科仕学馆的政治学课程只是其十三门必修课程中的一门，仔细考察这三年政治学课程所讲授的具体内容，也主要以行政法、国法、民法、商法为主，因此，这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学学科的形成，仕学馆也还不具备政治学学系的意义。

3. 仕学馆毕业学员的职业生涯分析

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曾说：“这座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堂与那个必将把学校推广到大清国每一个城乡的复杂国民教育体制之间相去甚远。实际上，旧制度下的高官贵爵们仍对这种新式教育侧目而视。就像对待铁路那样，他们将它视为一种危险的尝试和祸根。” ，但实际上，官员进这所学校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作为京师大学堂最初设立的速成科机构之一的仕学馆，其教学构想基本效仿日本的“法政速成科”，目的是“人才速成”“冀收实效”，核心课程涉及政治学、法律学与经济学等内容，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在未来社会中的新鲜的知识。到此时为止，仕学馆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离“政治学”介入现实社会政治运行的应用目的是最接近的。这首先体现在官员学员个人升迁可能上。该馆的学员主要为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京员，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等，虽然进了仕学馆可能会影响科举功名，但是朝廷给了这些学员相应的奖励。所以，这种附带着激励机制的西学学习制度，在以另一种方式解构着旧有制度，回应与改变着本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着受训官员的趋新转变。

这些学员在仕学馆毕业后的政治选择与职业生涯是评估和考察法政学科最初教育的一个角度。

需要说明的是仕学馆录取的学员人数与实际到馆学生数量并不一致。京师大学堂在1903年曾对速成科仕学馆全体学生进行过人员普查。 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仕学馆登记在册的学员只有78人，其中，译学馆拨入13人，旁听学生3人。从学生的具体信息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的年龄都集中在25到38岁之间，但也有17岁的袁励贤和50岁的崔汝翃。学员主要来自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坚持在馆内学习的学生不过33人，尚不足注册总人数的一半。未到馆的因由被明确标注为4类，即“考取而未入堂肄业”“因事已他就”“假归也”以及“已派遣出洋”，除了最后一条外，其余三个离馆原因是什么呢？因何如此多的学生以“告假”和“因事”为名不到馆肄业？所告之“假”与所因之“事”究竟为何？上海译书分局总办、时任京师大学堂执事的王仪通曾有文分析，大学堂与礼部的往来咨文也可窥之一二。王仪通说，仕学馆“于壬寅十一月十八日开，学生徒济济称盛，次年三月为癸卯会试，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 也就是说，“告假”和“因事”的主要原因实际都是为了癸卯年的科举考试，而这却符合大学堂规定的请假合理情由，“钦定大学堂章程第四章第六节，凡在堂肄业学生均准其照例应乡会试”，“今届癸卯年补行辛丑寅恩正兵科会试，兹据本大学堂仕学、师范馆学生，呈请给咨赴河南会试”，馆内为举人者因此“假归”。 其后乡试时，学员更是纷纷离馆，以求功名。对于速成科开办的初衷来说，这不啻为一种讽刺。在科举制度的冲击下，仕学馆似乎显得岌岌可危，即使学堂承诺学员毕业合格后予以举人、进士出身的奖励，但这也只是“相当于”，制度的改弦更张并不能立刻使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发生同步调的改变，其时，人们心中大多仍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速成科仕学馆的危机反映了一种制度转型时的困惑，即“学堂与科举能两存耶？”“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 身处于西学学堂，必然阻断士子读书进阶之通道，学堂因此也难以留住学生。因此，张之洞等干脆奏请“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 为了补救时艰，必须推广学校、学习西学，而要推广学校，就要先停科举。这一新制度的移植成为了倒逼科举改革或停罢的动因之一。

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仕学馆毕竟也按照计划办了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仕学馆的主课为“法政专科”， 课程内容多是针对实际事务的“切要”之学。课程学习的要求比师范馆、预备科都低，算学、物理、舆地、博物、外国文等属于等通有之课，要求“略习大概”就可以了。而属于“法政专科”特有的课程如理财、交涉、法律、政治等课程则作为最终毕业考试的核心内容，则要求认真学习。

1903年京师大学堂加设进士馆，目的与仕学馆相同，即“为了造就已仕人才”，所以在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京师大学堂索性就将仕学馆归并入进士馆，各学员以及听讲员一并移送。但事实上，由于李阁老胡同进士馆校舍局促，课程讲堂依然分别自成一馆，尤其是仕学馆的毕业考试是单独进行的。1906年春，毕业之期将至，大学堂奏禀学部，分内外二场对学员进行了考试。首先是外场，即在仕学馆本部举行，按所学科目分门试验，然后将功课分数，连同试卷、讲义、行检履历等册籍，咨送学部。随后由学部组织第二场，即内场考试，其又分为两场，首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二场以西学出题，政治、法律各一。 最终根据平日功课以及考试成绩综合评定，满80分以上列为最优等，满60分列为优等，满40分为中等。最终合计最优等1名，优等29名，中等4名，共34名。

按照设立仕学馆时的规定，这些仕学馆学员主修“法政专科”毕业后都会受到保举升官的待遇，“考列最优等者，各就原官优保升阶，并保送引见，候旨录用。其未经中式举人者，并准作为副榜。考列优等者，各就原官保奖升阶，分别京外分省分部，尽先前补用。自愿候选者，就其升阶保奖尽先前选用。其未经中式举人者，并准作为副榜。者列中等者，各就原官分别保奖，尽先补用”。

资料来源：根据《学部官报》本部章奏第70—73页内容制作。

这是“法政专科”学生从仕学馆毕业“获益”的最早明确记录。这33名学员，毕业时中国还是帝国时代，他们得到了升迁的可能“承诺”。很快，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了民国时代。曾经的法政专科教育对他们产生的“利好”影响这时就再次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新学知识尤其是政法知识使他们游刃有余地在两个时代中完成了精英身份转换。他们后来的政治选择和职业生涯，基本完成了仕学馆法政科塑造、培养新式经世致用人才的初衷 。

仕学馆毕业后有一些人先直接赴日本留学后回国工作。留学日本的志向很大程度上反应出仕学馆制度移植的痕迹，因其主要模仿日本学制而来，所以学员继续求学选择日本，在知识体系与制度衔接上都更为自然和顺畅。仕学馆学员毕业后除了赴日本之外，其余依然按照清廷安排延续着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者分部补用，或者以知州、知府、知县等身份分省补用。辛亥革命后，依旧置身仕途的他们由于其西学和法政背景与专长，开始有了新的行政职务称谓和安排，成为新的政治变革后所需要的新的精英。最优等生朱麟藻 在清末仕学馆毕业丁忧结束后曾任兵部主事员外郎，兵学馆教员、教务长，在辛亥革命后则担任军法司司法官，蒙藏事务处副科长，大理院书记官，司法部佥事等职。优等生徐承锦 毕业后先是留部补用员外郎，后任户部主事，民国建立后则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司法部秘书，肃政厅肃政史，平政院评事等。优等生徐焕 在清末历充四川法政学堂教员，学部司员，广东、广西、福建视学官，中央教育会会员等，民国后则任总检察厅检察官。唐宗愈 回国后先调东三省补用道，后任奉天法政学堂总教习、奉天大清银行会办、江宁大清银行总办、江皖赈务会办。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奉天都督府参事。1914年在北京执行律师业务，1915年6月，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黑龙江劝业银行督办、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等，1917年任法律编查会会员。梁载熊也在归国后担任奉天法政学堂教务长，积极培养新式法政人才。沈家彝，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先任清政府工部郎中、大理院推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29年1月，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长，上海中国公学法律系教授，后又任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任司法院大法官等。朱献文也是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历任翰林院院检讨，修订法律馆协修。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院参事、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国民政府司法部司长。范熙壬，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先任咨政院速记学堂教务长、湖北都督府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又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周玉柄，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后，历任黑龙江巡抚署秘书，黑龙江、嫩江知府，海伦府知府等。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任黑龙江高等审判厅斤长、吉林政务厅厅长、吉林教育厅厅长，吉林自来水局总办、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等。

无论是先留学后回国就职，还是一直在国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比较从容地接受了时代之变，在辛亥革命前后并轨“新”“旧”两种职业选择。这样看似顺畅的身份转换与“新”“旧”职务并轨，也说明辛亥革命后推翻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政体形式虽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精英代际更替，相当一部分精英是通过内在转变完成的。哪些精英能在新的政体内继续留用，转变为新体制内的精英，除了政治上的站队从而被新体制接纳外，其所具有新的体制新的国家所需要的管理技能和专业知识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经受过法政专门知识学习和训，接触过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知识的人，拥有这一心理优势和专业优势，这从他们在中华民国所任职务大多与法政相关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法律知识也让他们可能成为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变革的更为积极的力量。如曾经身为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的周玉柄 在清末就积极推动宪政运动；徐象先 作为孙中山的积极支持与拥护者，积极参加议会活动数次当选国会议员。当1913年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时，他严正声讨袁世凯“今非法解散国会，是破坏约法也”。李文权在民国也积极参与政党政治活动，曾担任中华民国进步党评议员。

仕学馆毕业学员在入馆时很多人经过了不同层级的科举或者有了不同品级的官位，年纪约30岁左右，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按说其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已经相对成型，但事实说明这些人通过学习还是能够接受西方法政思想观念与知识技艺，重新审视甚至改变旧有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当然，“新”与“旧”在他们身上是纠结的，他们一方面在沿袭中求稳定，一方面在变动中求适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推翻体制的主导力量，但他们能在进入民国以后较快实现角色的转变，适应新的官僚体制与职业需求，也是仕学馆“法政专科”的教育成果。在政治学成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和学科之前，先以实践性入世性的品格昭示于人了。

（三）进士馆的增设与“从政之选”的办学取向

在中国的科举制度中，“进士”意味着通过了最后一级或者最高一级朝廷考试，也是科举系列中的最高出身，在庙堂河江湖都拥有自带光环的优越。被赋予进士，意味着读书人获得了科举制中的最高功名，也预示着通过考试授官，完成了从“士人”到“仕人”的转换。三甲进士作为官吏的基本来源和朝廷可资利用的核心人才，历来备受重视。但这一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通道，在清末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新式学堂、奖励出洋游学的新政中，不断遭受冲击，最终彻底废除。但政治和文化是具有惯性的，制度的改革也并不意味着短期内政治伦理和政治承诺的瞬时转变。在科举彻底废除之前，清廷对最后两科进士 依然信任和器重，希望“加意陶成，用资器使” ，通过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中加入“格致实学”的因素，变成新政人才，继续为朝廷和国家效力。这一重任又落到了京师大学堂肩上，这就是在速成科中加设进士馆，“凡一甲之授职修纂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署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 进行为官之前的新学尤其是法政方面的教育。

1903年，京师大学堂在西城李阁老胡同加设进士馆，开法政专科，次年上课。

1. 课程设置与授业方式

进士馆的课程设置，充分考虑了新进士的特点，即“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 ，以适合“从政之选”的科目安排出发。上课的时间也比仕学馆和师范馆的每星期36个钟点 少12个钟点，每天4个钟点，每星期24个钟点。

资料来源：表格内容来自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从《进士馆章程》规定的课表看，直接与政治法律相关的内容并不占绝对优势，令人意外的是军事内容的突出，此外还有许多新的管理类课程。章程强调“惟所列各学科，均系当官必须通晓之学，不能再减” 。

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进士馆开学上课，同时速成科之仕学馆因内容相近也被要求归并入进士馆，馆内各学员及听讲员也都悉数移送。 。进士馆学员主要为新科进士， 入学时曾有这样的规定：“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者，自揣精力不能入馆学习者，准其呈明改以知县分发各省补用，到本省仕学、课吏等馆学习。” 也就是说，三十五岁以下年轻的进士必须入馆学习，而年纪长者可以就地就近学习。入馆后学员被分做内外两班，内班为翰林中书，住馆肄业（住读）；外班为部曹 ，到馆听讲（走读）。既然学堂所学以未来职业所需为指向，进士馆的课程内容也主要围绕着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展开。同时还要学习兵政、体操；史学、地理、法律、教育、理财、东文、西文以及格致、算学、农学、工学、商学等课程。每日上课4个小时，三年毕业。课表显示所学门类众多，其实要求标准并不高。东文、西文、算学、体操为随意科目，是否学习听其自便。农、工、商、兵四科只需选修一到两科即可。其他科目也是“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 能做到入职后通达事理、遇事不茫然即可。可即使这样，如此多的课程设置也遭到进士馆学员反对，他们认为，既然“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于是一致奋力争取，最终导致物理化学等课从所学课目中撤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 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对进士馆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1906年7月并入进士馆之仕学馆学生毕业离馆。科举既停，不再开取进士，进士馆也再无生源可进，难以为继，名不副实。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学部变通进士馆原来的办学章程，将在馆部分学员直接资送日本游学，原有堂舍改设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即行结束。此时，馆中癸卯科（1903）进士应于当年毕业。甲辰科（1904）进士应于第二年毕业。 由于癸卯、甲辰进士毕业之期远近不同，因此，清廷做了区别对待。

首先，对于进士馆内甲辰科进士，其内班学员共计三十余名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资送入日本法政大学辅修科学习，其余外班即未住馆之学员送入日本法政大学第五班速成科。 派往日本虽然说是一时权宜之策，但也是多重考量之后的结果。日本距离近，靡费无多，风俗较近，文字易学，而且法政速成科不设复杂的考试程序，仅凭驻日公使的介绍信就可入学。 更重要的，进士馆法政科从创办之初就多是向日本学习的产物，无论从课程设置还是所学内容，都易于衔接 （出国后，由于情况变化，学员所入学校也或有变更，比如一些学员进入了陆军学校或者日本其它专科大学等）。两年后，也就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赴日本游学的甲辰科进士相继毕业，陆续返京后参加学部组织的考试，酌定分数后分别获得给奖升阶。

其次，对于进士馆内的癸卯科进士，因三年之毕业期已近，仍留馆中学习至毕业。但是由于甲辰进士分派留学后，馆内学员人数大减，学部计划馆舍改做它用，因此规定外班学员不必到馆听讲，而是只领取讲义，按时参加月考季考即可。 就这样一直维持到1906年底（光绪三十二年），留于国内的馆内进士学员也终于迎来了毕业考试。1907年1月20日—23日学员在进士馆讲堂会集，学部派员按照各学科分场发题考试，除了所习西学科目以外，并加试经史以觇根底。 考试结束后，阅卷拟定分数，同时与各学期分数平均计算，根据最终成绩核定癸卯科内班学员最优等三十八名，优等二十一名，中等十六名，下等二名；外班学员优等十一名，中等十七名， 同时公布分数清单，按照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励，或由学部派遣出洋游历。

进士馆开办时间不长，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社会转折期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它具有官员培训机构的特征，其生存有赖于科举制为其输送源源不断的进士生源；另一方面，进士馆具有西学学堂性质，“进士回炉”这事本身其实预示着对科举制的某种“否定”。而这样的时代悖论与冲突不仅体现于进士馆本身，也显现在进士馆学员后来的职业走向和政治选择上。癸卯科进士学员因为没有整体出国，基本上是完整地在进士馆完成学业，是唯一一批留馆毕业学员，资料相对完整，我们可以追踪一下他们后来的去向，并以此验证进士馆法政科的培养目标实现的情况。

2. 进士馆学员的去向

与仕学馆的学员类似，唯一一届进士馆留馆毕业学员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本是科举体制下最为荣耀的一群——三甲进士本来可以直接授职为官，但新的时代到来之际，他们却被告知“皆当入学肄业” ，不领有卒业文凭不得为官。

回炉再造的进士馆的学员毕业之后，面临的是一个错综复杂、亦新亦旧的变革年代，在忧患与通达之间，他们究竟是退而安身立命还是进而匡扶大业？是以备国家时任，历经宦海浮沉还是淡然避世，怀抱儒家理想？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艰难抉择，让他们在历史的岔口踯躅徘徊。

按照最后毕业考核成绩，这批进士学员可分为三部分。

（1）第一部分是考列最优等的内班学员，共38名。按照“部属最优等保奖以原官遇缺即补，中书最优等者保以劳绩遇缺” 的规定，并参照他们原来的科举名次他们获得了不同的奖励。

资料：参见李硕、陈鹏：《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学员姓名及成绩参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69）》“引见进士馆毕业学员”；“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试成绩单”，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学部官报》第15期；进士名次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2—1328页。

（2）第二部分是考列优等者的内班学员共21名，按照进士馆奖励章程，“部属优等者保以尽先前补用，中书优等者保以本班尽先” 。

资料：参见李硕、陈鹏：《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学员姓名及成绩参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69）》，“引见进士馆毕业学员”；“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试成绩单”，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学部官报》第15期；进士名次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2—1328页。

（3）第三部分是内班学员考列中等者共有16名，“照散馆班次即用”，如果有自愿外派知县者也可赴地方任职 。

说明：参见李硕、陈鹏：《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学员姓名及成绩参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69）》“引见进士馆毕业学员”；“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试成绩单”，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学部官报》第15期；进士名次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2—1328页。

此外，还有内班下等学员二名，晋魁，毕业总平均分为59.29，曾尔斌，毕业总平均分为58.01。

上述进士馆这批毕业学员，在馆期间虽然被笼统以“癸卯进士”统称，但详考其出身，也并非悉数癸卯进士。这77人中除了3人资料暂缺外，其余74人中，属癸卯科进士的64人，此外还有戊戌科进士7名，乙未科进士3名。 这74人的籍贯信息显示，学员广布19省，但人数参差不一，其中，江苏学员数量最多，计11人；其次，河南、直隶和安徽也各有8人。此外，山东7人，广东6人，福建和湖北各5人，而其余省份为1人。

说明：依据上文总结、统计得出此表格中数据。

按照学部奏议的进士馆变通办法，癸卯科进士毕业后也可选择出洋游历。这77人中有13人在毕业考试合格之后，也先后踏上了游学之路，其中赴日本12人，赴美国1人。游历日本的有两个去向，一是在日本的各大学继续学习，主要集中于日本中央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业多为法律，如朱国桢、潘昌煦等。二是考察日本宪政。先后共有7人以考察为主要目的赴日，并在归国后将考察记录结集出版，如王寿彭写了《考察录》，马振宪写了《考察纪实》。留学美国的林步随，先是以“留学生监督”职位赴美，后来留学美国西北大学。

进士馆留馆毕业生在中华民国成立前的职业走向有资料可考的共计45人，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第一类，入仕为官。这部分人所占比例最多，约计总人数的五分之四强，其职务类型与仕学馆毕业生大多是从事与司法有关的职业不同，他们的进士“功名”和科举底色，决定了他们的职业多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协修等，如朱寿朋、马振宪、王震昌、赵东阶等。也有少数任职各部，如饶叔光为礼部员外郎等。赴任地方的有：陈善同曾任辽沈、新疆道监察御史；左霈曾任云南丽江府知府；吴璆任江宁提学史等。清廷认为进士馆所学科目用为地方行政官吏，更为相宜， 所以不少毕业学员得“以知县归部即选”。

第二类，办教育。这几乎是从政以外的最多职业选择。这与仕学馆毕业学员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虽然设馆授徒也是历来中国士子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他们此时的办教育是在中国新式学堂勃发生长之际。所以他们以进士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生之身，以“新学”与“实务”为要旨的积极办学就具有了不同以前的意义。如范之杰曾任山东高等学堂校长；潘鸿鼎（潘光旦之父）办宝山绘丈学堂，积极培养土地清丈人才；王寿彭创立湖北师范学堂，首创预算制度，其后又改组创设了山东大学。

辛亥革命不仅是时代的转折，也给这个时代的个体带来了命运转折。从民国后职业可考的36人的履历来看，其政治选择和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在革命后，有一些人实际上内心是抗拒这个结果的，在帝制崩塌、军阀并起后，他们在现实中失去精神依附，就转而隐居乡里，于内心的理想世界避世求安，如陈云诰、张恕琳、赵东阶、吴功溥四人，就归乡不仕，或讲学授徒或卖字鬻文。还有落入“君臣父子”之窠臼无法自拔的，如胡嗣瑗，为了实现其“忠君之志”，参与张勋复辟，追随溥仪前往东北，并任伪满洲国政府秘书长。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对于一些已经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并经过“进士”这样的功名地位作为强化剂的成年人来说，曾经三年的法政新学教育，作为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显得太短暂和太晚了，并不足以颠覆或重塑他们的价值信念和品德，在这点上，他们与前边提及的大多数仕学馆学员不同。如果适应近代社会分工，这些人的职业就有了多元选择，可以在从政、当律师、搞教育、做企业的尝试中找到新的栖身之所，完成传统士大夫阶层向现代官僚的过渡征。

进士馆毕业学员与仕学馆毕业学员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还在于，日后从事学术的比例明显提高，这与进士馆学员在入馆之前就都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并通过了“验收”（成为进士）有关。他们当中，有创立法政学校的夏寿康；曾任燕京、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的潘昌煦；辞官执教清华的尚秉和等等。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曾言，“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他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进士馆以法政为主要内容的新学培训，造成了仕学馆、进士馆学员这一群精英成为新旧时代交替中的“过渡性精英”，为近代化培养了潜在的力量。其法政科的课程体系、学科体系也是过渡性的，并没有完成政治学学科学术的现代诞生。

3. 京师法政学堂与京师大学堂的政法—法政科

速成科一度存在着仕学馆、师范馆、进士馆三馆并存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并不长，1904年仕学馆归并进士馆，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这是师范科从京师大学堂独立出去成为京师师范学堂的前奏），同年还开始正式招收预科。

进士馆课程设置的初衷是对新科进士进行以法政知识内容为主的西学培训，这与当时全面铺开的新政需要相关，这几乎也是时人的共识。1905年底科举制的废除，永久地结束了进士身份的给予和获得。这样一来，刚刚开办一年多的进士馆，其存续就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局面。晚清翰林院侍讲恽毓鼎 在科举制废除这天的日记这样写到:“悲哉，悲哉！废科举，立学堂，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南皮、长沙二张矣。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可是，第二天他在日记却迅速写下了这样的决定：“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命宝惠（即他的长子）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一切琐琐异同可置之”。 不考科举了，就去学政法——这成为当时很多人认同的一条出路。可见进士和进士馆可以不复存在，但政法或者法政之学在科举取消以后却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进士馆学员当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宿，外班走读）。如前所述，针对科举制取消以后最后入馆的癸卯甲辰班学员的前途发展问题京师大学堂向学部做了一个变通计划的奏报。1906年得到学部奏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进士馆的甲辰科学员全部公费送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补修科或者速成科学习，学满毕业之后按照清朝现行规定考核奖励使用。这一举措最终得到了落实。1908年，朝廷降谕为进士馆游学归来的学员给奖，除授予最优秀的学员以翰林院编修等衔外，还分别赏赐了103个学生以“农科进士”和“农科举人”“法政科进士”和“法政科举人”“工科进士”和“工科举人”等这样奇怪的“双轨制”学位。

正是在进士馆学员游学日本、进士馆停馆之前，京师大学堂与学部有了一次合作办学，这次办学为最后解决进士馆的出路做了铺垫。在进士馆学员被送到日本后，学部提出一个动议，“查进士馆甲辰内外班学员业经本部派遣赴日本游学，馆中讲堂尚有空闲之处，教习亦有闲暇之时，拟就该馆暂设政治理财讲习科”，“法政理财为从政必修之学，国家预备立宪需用此项人才尤为殷切，非及时讲习不足以应急需” 。经与京师大学堂商定，这个讲习科于1906年11月开班，期限是六个月，生源由学部从“各部院选择有根底自愿讲习之员”。学员定额80人，概不住宿，由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为学员“预备午餐，以免往返之劳”。除此之外，京师大学堂还提供教室和教员。讲习班的学习内容共8门课，包括法学通论、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理财通论等，每星期授课22小时。显然学部这是出于国家新政实际需求的考虑，也体现了学部与京师大学堂在办学上的灵活性。一个意外的结果是，以进士馆为基础的法政短期班的举办为进士馆尬尴地位的彻底解决指出了“方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进士馆的使命实际已经完成，加大新政所需要的法政人才培养的呼吁已经在社会上酝酿多时，京师以外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多所法政学校。自仕学馆并入进士馆以来，进士馆的研习内容早就渐渐以法政内容为主了 ，加上又有了开办法政短期专修班的经验。所以1907年进士馆正式改为京师法政学堂也是水到渠成了。进士馆的校舍，还有京师大学堂出面聘请的进士馆法政教习比如严谷孙藏、杉荣三郎和林棨等也大多转至京师法政学堂工作 。京师大学堂与京师法政学堂是两个学校，互不隶属，但在初期仍有着某种联系，主要是教员的交流使用。进士馆教习林棨，先是转任京师法政学堂的监督和教务长，在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后，又署京师大学堂法政科监督。

新成立的京师法政学堂与进士馆招收的学生对象和培养目的不同，是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学制为5年，其中预科2年，正科3年。正科分政治、法律2门，预科招收年在20岁—25岁，品行端正、体质坚实，有中学根柢者；正科招收预科毕业生及有相当学力者，均需考试入学。预科课程与中学略同，并设论理学、法学通论、理财原理、日语等。正科课程有人伦道德、皇朝掌故、大清律例、政法学、政法史、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理财学、社会学、外交史、统计学、民事刑事诉讼法、监狱学、财政学、中外法制史、日文、英文、体操等。另设有“别科”，招收成年在职人员，规定年35岁以上各部院人员及举贡生员，经考试入学进别科，3年毕业，课程与正科略同，但无英语。又设讲习科，招收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员，保送入学，授以政治、理财各门大要，1年半毕业。1910年12月（宣统二年十一月）改定章程，将正科延长为4年，分设政治、法律、经济3门。法律课程以中国法律为主，废止讲习科。民国成立后，京师法政学堂改名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京师法政学堂的独立建制彻底地结束了进士馆的使命。曾有学者认为进士馆的法政科从京师大学堂剥离出去，特别是进士馆的中籍和外籍法政教员几乎全部转入新成立的法政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法政学科的损失。但其实相对于京师大学堂举办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仕学馆和进士馆本就都算是京师大学堂的临时机构和附设机构，承担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高等教育，只不过其开设的一些课程和专业具有一定的学科开创意义。进士馆的结束是京师大学堂摆脱“速成科”教育向常设专业学科迈进、最终促成“分科大学”建立的重要契机。也就是说，进士馆这个带有培训性质的“干部政法学堂”，并不是京师大学堂所追求的学术型的法政科大学，它的剥离也许是一件好事。京师法政学堂的建立，剥离的实际上是京师大学堂的法政培训板块，这反倒使京师大学堂可以朝着更加专业化的、学术化的现代大学发展了，对京师大学堂基于本科教育和学术意义的政治学和法律学来说并没有影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就在京师法政学堂独立建校前后的时间里，京师大学堂正紧锣密鼓的准备申请和开办分科大学， 这其中就包括开办法政科大学。 AIaQG9UpvlR9hrMdc/JWu5S+Ufu9Akj6Z9E9PZG4iTIV7adz3HSdbgdz/aIUtb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