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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选择通过三部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章程》为线索来描述政治学专业设置从无到有的过程。章程，是组织或团体经特定的程序制定的关于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规范性文件。办学章程或者学校章程则是关于办学的基本思想、基本架构、基本运行等规则和设想的总纲性文件。在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动议产生后，清廷曾责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手先行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未办大学堂之前起草章程，显然这是一个总体规划。总理事务衙门大臣找到积极倡议办学的康有为起草，康有为又请出梁启超，梁启超起草后由总理衙门修改上奏。京师大学堂的历史上，先后有过三部章程即《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建立京师大学堂这件事或者说这一项事业非常重视。
这三部《章程》反映出的京师大学堂规划设计的不断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国对于近代高等教育的不断认识过程，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文本资料。这三个章程出台的背景、时间以及带来的结果，就成了我们今天观察京师大学堂时期政治学专业从蓝图到现实轨迹的一个重要窗口。不过《章程》只是重要的文本，在帝国时代，像《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样的文件，是要需要经过相关大臣和相关部门上奏和钦批的，因此会出现拟本、奏本与钦批本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章程》中提出的理想设计即便是御批了，往往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实现了的现实。所以，对这几部《章程》中出现的课程设计和学科建制，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被误认为是发生过的事实，甚至明明在《章程》中清楚地表明了这只是设计，目前没有条件实行，“俟预备科学生卒业之后再议”
，仍然有性急和粗心的研究者和读者把文本和设想当成现实来看，总有文章把1902年《章程》中的“政治科”和1904年《章程》中“政法科—政治学门”的设计，当成是1902年和1904年京师大学堂就已经有了政治学门的分科建制。所以，厘清这三个《章程》与实际政治学科建设的关系也非常必要。
现代学系是现代学科赖以生长的单位和依托。
追述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学系建立的渊源，肯定要追述到京师大学堂时期。但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政治学学科就开始设立了。在京师大学堂初建时，还没有任何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专业也没有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政治学教学单位。作为学系的政治学，究竟发端何处、肇始何时？它的前身或起源为何？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时的“仕学院”是北大政治学系的渊源；一个是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渊源。但是，这两种说法都不十分严谨。第一种说法没有了解京师大学堂初建时“仕学院”的真正情形；第二种说法则没有分清京师大学堂“仕学院”与“仕学馆”的区别。“仕学馆”的设置和称谓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招生设立速成科时才有的。史料显示，由于计划办学和实际办学的差别，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开学时，办学规模与第一部章程中的办学计划相比是大大压缩的，以至于都没有专业划分，整个大学堂实际只有一个“仕学院”。如果将初办时的仕学院认为是政治学系的前身，那么，后来的许多学科专业和学系（尤其是文史哲各专业和学系）都可以这样“认宗”，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就成了众多学科和学系的共同前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京师大学堂的第一部《章程》里根本没有仕学院的建制和计划，可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历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却是“仕学院”时期。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被称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部章程，这也是今天人们广泛引用的版本。本来新拟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是请张謇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但不知为什么这事没有下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定国是诏》颁布后，京师大学堂进展缓慢，皇帝便催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抓紧办理，他们就找到康有为帮忙起草。康有为当时正忙着为能觐见光绪皇帝而在赶写《各国政变考》，就转请梁启超参考英美和日本的大学制度起草个章程。据记载，梁启超起草的章程为八章52节。但7月2日，由总理衙门呈给皇帝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八章54节，显然经过了总理衙门的修改。修改的地方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和总教习的权责和人选，这一修改否定了康有为当总教习的可能。为此康有为愤而表示以后“誓不沾大学一差，以白其志。……”
照片4 1898年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原件
京师大学堂之名，其“京师”之意是开在首善，由中央举办；“大学堂”之意，则为区别中国现有学堂并体现仿照西方各国近代大学的初衷。也就是说，举办京师大学堂，办的是大学，是与世界各国大学培养和教育主体是本科大学生那样的大学。但是，由于中国兴办近代大学和兴办近代中学小学的“新学”事业，基本是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以后的同一个时期，所以，当时举办新式大学却没有足够的学成毕业的新式中学的学生作为大学的生源。1898年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总纲部分也明确承认这一现实：“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京师大学堂之学生，其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
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设想，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办法和设想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生”。
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要在开办大学堂同时，自己直接办小学堂、中学堂，然后待小学堂、中学堂的学生学成毕业成为大学堂的生源的意思了。甚至《京师大学堂章程》还为这种办学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即：大学堂要办师范学堂培养师资，而“西国师范学堂每与小学堂并立，即以小学堂生徒，命师范生教之”
，也就是说，办小学堂也是一举两得，还可以给师范生提供实习的机会。所以，“今拟择其年在十六以下十二以上者作为小学生，别立于小学堂中，使师范生得以有所考验，实一举两得之道。”
这个解决方案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比如陕西道御史吴鸿甲就几次上奏皇太后和皇帝，大学堂“顾名思义不应设小学堂在内”
，孙家鼐回复解释，“查上年军机大臣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奏定章程以各省之中学堂未能遍立、当于大学堂中并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并非降格相就”，并取得了皇帝的采信
。所谓大学堂中的中小学堂究竟办没办？是不是今天的附中附小的形式？我们可以在档案资料中找到相关的文字描述。比如在《京师大学堂规条》中确实有关于“小学生”的管理条文，
比如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礼部左侍郎许景澄在《奏覆大学堂功效折》中说到，“现计住堂肆业者仕学院学生27人、中学生151人、小学生17人、附课学生43人”，
共计238人。
京师大学堂最早的学生招收标准和学生性质，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定位和演变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其表述为“中学生”“小学生”而不是学校意义上的“中学堂”“小学堂”。第二要注意的是“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这三类学生到底是什么学生？按照第一部《章程》的设计方案，京师大学堂招收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逾旨所列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上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之愿入学堂肆业者”；第二类学生是“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肆业者”。
也就是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计划招收第一届学生，一是有特定地位背景的在职人员或世家子弟；二是已经中学毕业的应届或往届学生。从报名和录取情况看，符合这个条件的生源是缺乏的。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原本并无“仕学院”之建制，仕学院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既是不得已也是有意为之。孙家鼐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实际操办人和主持人，深谙中国国情，明白在刚刚兴办新式教育不久的中国，是找不到充足的符合攻读现代大学的在职人员和现代中学生的生源，况且京师大学堂的首要政治任务是为朝廷培养和训练一批接受西式教育能懂新政搞新政的官员，所以孙家鼐在皇帝钦批了《大学堂章程》的当天，就提出了重大的修改方案——“拟立仕学院”
，招收有功名的官员，而且成功说服了朝廷和同事，皇帝当天就批复：“孙家鼐奏筹班大学堂大概一折……与前奏拟定办法，间有变通之处，缕析条分尚属妥协。造端伊始，不妨博取众长，仍需折衷一是，即著孙家鼐按照所拟各节，认真办理，以专责成”
。他的修改方案还提出在京师大学堂以外的五城另建中学堂小学堂的建议也得到了奏准，“著五城御史，设法劝办与大学堂相辅而行，用副备人才之意”。
最终，在《章程》之外，在招生生源和教学计划匹配方面，实行了孙家鼐提出的“仕学院”的计划，即招收那些已经取得了进士、举人功名的在京七品以上官员。而中学堂、小学堂是在五城另建的。所以，在京师大学堂开办的第一个阶段（1898—1900），只设立了一个院即仕学院，但却真有三类学生即：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为什么已经在京城另设中小学堂了，在京师大学堂还会出现“中学生”“小学生”呢？这里的中小学堂和中小学生应该非一般中小学校意义上的。按照第一部章程的设计，京师大学堂设的小学堂招收的是16岁以下12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段应该还是孩子，但在所能看到的材料中，还没有见到有人回忆曾有一群孩子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材料。京师大学堂庶务提调（即总务管领）喻长霖的回忆说，其实并无中学堂和小学堂，只是把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非官员生称作“中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非官员生叫“小学生”，
这既是为与仕学生相区别，更是出于管理的需要。余音在《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一书中曾写到，京师大学堂第一任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回忆说，“大学堂本部，分仕学、中学、小学三个部分，但这里的中小学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小学有所不同……官至七品的举人和进士即为仕学院学生，无官职，但在20岁以上的即为中学生；无官职，20岁以下的通称为小学生”
。特别是这三类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安排都完全一样的这一点，更能说明在大学堂里并无实质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循级而生”的体制，他们都是按照“中学西学”学习时间“时刻各半”的课时安排，根据学习进阶水平（溥通学、专门学）分为“头班”和“二班”两班
。这种局面其实持续的时间也很短，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暂停，1902年复校后，在京师“五城另建中学堂小学堂”的计划也同时实行，复校后的京师大学堂亦再无所谓“小学生”。
总之，京师大学堂的第一部章程，有两个版本，一是康梁起草，一是总理衙门修改后奏拟并得到御批京师大学堂章程。但是，关于仕学院的设置并不在章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在阅读和分析《章程》时，区分文本与真相、设计与现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原则，在涉及京师大学堂的课程时尤为重要。
1898年《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起草者（实际主要是梁启超）参考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学体制，根据当时有限的条件做了一些变通后，对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做了初步的规划：
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溥”通“普”），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
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并习，其功课书悉各该本国原本。
高等算学第十六，高等格致学第十七，高等政治学第十八（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第十九（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第二十，矿学第二十一，工程学第二十二，商学第二十三，兵学第二十四，卫生学第二十五（医学归此门）。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
这套课程还不是完全建立在现代分科基础上的专业教学体系的，更像是加入了西学的一种“通识教育”规划。这个教学规划包括了基础课10门，专业课10门，外语课5门，共25门，是一个“大杂烩”式的的课程安排。所有学生都需要共同学习的10门必修基础课，实际上包括了10个学科领域，比较接近今天中国大学的公共必修课；而每个学生都要自选1门外语课作为外语必修课，体现了清廷和京师大学堂对于西学以及与西方交往能力培养的极度重视（对年纪大些的学生有所通融
）；专业课列出了10门（“专门学”），但学生只需从中选择1—2门。如果“专门学”所列10门只是课程，从大学分科教育的要求来说，在公共必修基础课后只选择1到2门的专业课显得薄弱；如果这10门是专业方向，那么，那么在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专业下应该还有一套支持专业的系列课程。目前没有发现支撑专业的具体课程，而且基础课（溥通学）的10门显然只是课程名称，按逻辑，与基础课呈并列关系同样层级的序数的专门学，应该也是课程。显然这是一套基于快速培养人才目标设计的课程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政治学在这个课程体系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作为公共必修基础课出现的“初级政治学”（章程中为“溥通学”）；一次是作为专业课（章程中称“专门学”）出现的“高等政治学”。可以推测当时对属于经世致用之学的政治学的极端重视。第二，在专业课“高等政治学”出现时，后面有一个“法律学归此门”的注解。这又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一个表述，此门是否就是后来所说的“政治学门”呢？
是不是1902年就有了学系的概念了呢？通盘考察1898—1900年的课程设置，这时的“门”与后来依托于学科的独立机构和建制的学系是不同的，应该还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门类而已。第三，可以看到，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开始，法律学就常和政治学共属一个大的学科门类，从此，开始了北京大学学科史上政治学与法律学在“政法科”“法政科”“法科”辖下不断缠绕、反复的历史。
这个共开列了25门课程的教学规划课程体系是否如约施行了是个更重要问题。仕学院只存在了一年多，学生人数从130多人最多就增至218人，分为七堂授课，这样的学生规模和授课规模是否已经能够按照“基础课10门，专业课10门，外语课5门”的25门课程的计划执行了呢？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的课程表这一类材料证实，也没有教师开课名单来供我们根据教师开课状况反推课程体系。京师大学堂第一阶段（1898—1900）的原始材料一直是缺失的，现在比较多的课程资料主要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到1912年的。1900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九）管学大臣许景澄有一个回复皇帝询问京师大学堂开办后的情形的复折，说“大学创办仅及年余，现分教经史、政治、舆地、算学、格致、化学、英法德俄日各国文字等科，宽以时日，必能成材”
，如果管学大臣不是仅仅让皇帝高兴而“谎报军情”的话，从这个回奏看，京师大学堂仕学院时期的教学方向基本是章程所计划的，但是否在仕学院时期就能开出“初级政治学”和“高级政治学”这样的课程并且能做出专业上的区分还是很可疑的。
在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历史中，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分科分专业进行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意识和条件了呢？换句话说，基于近代学科分科的教学体系起源于何时呢？
近代学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代的学科分科制度，学科分科的一个重要依托便是大学学系的建立，基于分科治学的教研单位——学系的建立才将学科的划分的边界相对稳定地固定下来。
1899年御史吴鸿甲曾有奏本，指责大学堂的种种不是，其中有一条就是大学堂“学生功课不分难易，统以分数核等第”
，这一指责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没有专业划分、不是按照专业分科培养的大致情形。如前所述，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时期，所有学生研习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在传统经学之外，加学一门外语和若干西学课程。这显然是训练粗懂西方的新政干部人才的思路而不是培养近代专业科学人才的思路。
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在京师大学堂初期，除了修改了招生方向开设了仕学院之外，也没有严格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计划办学。他的办学思想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体框架下，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反映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上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分为六堂“课士”（“课士”指上课和考试），这六堂分别为“诗”“书”“易”“礼”“春”“秋”。
这里的“堂”到底是什么？是指专业还是指课堂？似乎兼而有之，这里“堂”首先是分班的概念，但结合当时社会上有人嘲笑京师大学堂“犹如国子监之旧制”的讥讽话语，京师大学堂以“诗书易礼春秋”命名的分堂，应该也是与授课内容，主要是经学有关，更多体现了办学取向和文化价值观（比如为什么不用“声光电气”“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命名？说明还是有文化价值观的因素的）。所以这产生了让后人想象的一个情景：京师大学堂开始时，一百多个学生，被编入名为“诗书易礼春秋”的6个班，上午学习传统经学，下午学习为包括格致、算术、化学、外语等在内的西学。这个场景其实说明了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并没有基于现代大学学科理念的专业划分、组织设置和管理意义上的教学单位。
这种情况在1899年的9月发生了一点变化。这也是与政治学系前身的出现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重要变化。京师大学堂的第二个学期，即1899年的秋季，有不少新学生陆续到校，人数达到218人
，学生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管学大臣的汇报是有强烈学习西学之愿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于是京师大学堂决定，按照课程和学习科目调整教学组织设置，开设史学、政治、舆地三个专门讲堂，以及格致化学讲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本讲堂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在《奏覆大学堂功效折》里说，“自上年八月（指1899年9月）以后，由经史常课学生内陆续拔入专门政治舆地等堂者计有四十二人，由算学拔入格致化学等堂者计有四十九人”
，喻长霖回忆也说，“乃拔其尤者，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中学小学合并，仕学院仍保留其名”
。这里的变化是：首先，在管学大臣许景澄的覆奏中，史学、政治、舆地叫做专门讲堂，其他各班只是一般讲堂。第二，这些新设“讲堂”都是以所学学科命名的，而不是“诗”“书”“易”“礼”“春”“秋”的传统经典作为象征；第三，专门讲堂是“拔其尤者”成立的，就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一些人去研读内容非常明确的特定的知识。这些新设讲堂是根据研习内容所设立的相对独立的教学专业“单位”，这是有了学科取向的萌芽。在另立讲堂同时，原来的经学六堂缩减为四堂，摒弃了“诗”“书”“易”“礼”“春”“秋”的命名，另名“立本”“求志”“敦行”“守约”四堂作为京师大学堂入门的经学讲堂，“学生录取入堂，先令研究经史。经史讲解明晰者再拔入政治、舆地等堂”
。
照片5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覆大学堂功效折》中提及开设政治专门讲堂
上述表明，从1899年秋季学期开始，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已经按照授业内容开设不同的讲堂，有了分专业授课和分类培养的意识。从初步分科授业、按所学专业建立教学单位这一角度考察，可以将1899年9月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看作是北京大学政治学最早的学科渊源和学系渊源。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经学中分离出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政治专门讲堂，反映了当时新政人才的急需。从技术层面看，这也可能是借鉴了日本的经验。1898年总理事务衙门在上奏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后，曾派章京顾肇新、徐承焜二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与日本公使（署理）林权助商讨大学堂事宜。林权助回答了二位章京所提的问题，其谈话要点被写成《日本使臣问答》。林权助向中国建议的第4点是“中国当前急需之三项人才为：政治、矿学与工程”。
总理事务衙门除将《日本使臣问答》上呈御览外，还抄录一份给了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孙家鼐在他的《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中多次引用这份文件，应该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