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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晚期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起于宋神宗熙丰变法之后，终于北宋灭亡之前。在该领域，已有的研究重点是相当明显的：政治制度、党争及其反覆、腐败与亡国三个主题。从大的面貌上来说，多年前寺地遵指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偏颇与断裂
，至今还依稀可见。在笔者看来，除了政治制度，其他两个主题主要围绕权力斗争、利益攫取而展开。其最大的偏狭，乃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然而无论是揆以当代“政治科学”的基本关切（权力、合法性、主权、权威等），还是某些“政治哲学”流派的关怀（美德、公正等），“政治”所可能包含的内容是多层次、多样化的，这就衬托出以“权力斗争”或“利益争夺”为主线的政治史有待反思。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推进，就有赖于在研究视野、主题上超越上述狭隘性，即把党争、腐败等问题置于更具有分析性与包容性的视角之下。这是本书选择“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这两个视角的原因所在。本书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争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试图说明，政治分裂、腐败只是现象，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那么，什么是本书所谓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呢？
“政治体制”是为了强调政治制度与人的结合。本书虽然会探讨不少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但不以厘清制度本身为目的，而是试图呈现人的活动与制度架构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体制。钱穆在谈“如何研究政治史”时说，“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
。所谓当时之史事，即人的活动。十余年前，邓小南师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特别强调从“关系”着眼，既有人与制度的关系，也有制度本身的关系，从而加深对于“政治机制”的整体认识
。这正是本书所努力追求的。另外，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专门的表述，从中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导者、参与者、政治原则、多项行政制度等的综合工程，不会有人误解为只是行政制度改革。
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主要限于中枢体制——君主、宰执为主要活动者。以君主为中心者，本书将主要论及垂帘、御笔、应奉；以宰执为中心者，主要涉及三省、平章军国（重）事、公相。当然，“体制”一词本身就强调整体性与关联性，以上两个层次的问题并非孤立展开。
“政治文化”的定义，以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代表的美国“政治科学”派（行为主义）的说法最为有名（态度、信仰、情感），但从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数据搜集与分析）和对象（公民的政治参与）来说，这一传统并不很适用于中国古代。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法国的社会学传统或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就自然地适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
。实际上，被认为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之间，其异质性远远大于其同质性，或许能取得一致的就是认为“文化”是支配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
本书的“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理论或主张，通常是系统的、明确的，比如本书将特别探讨司马光的整体政治主张。二是政治理想与口号，如大有为、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等。相比理论或主张，这些理想、口号的笼罩面更广、支配力更强，但不同人、不同时的阐述、实践又大相径庭。有一种假设认为，利益及围绕利益的斗争，应该是政治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政治史不能纠缠于那些看似高远的政治口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利益之争固然是永恒的，但每个时代的政治史却都是独特的。将每个时代政治史区分开来的，正是那些政治口号——其实是每个时代独特的政治运作原则的反映。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说，一套新的政治词汇的出现及其为人所议论，正说明了一个社会开始自觉掌握一种新的政治概念；而政治的行动或规划，都不得不适应现有的词汇
。三是在上述主张、口号影响下的政治情绪或取向，如安静与有为、宽容与严酷等等。这三个层次不仅是一些政治的“原则”，也始终伴随着“实践”，尤其是后两个层次，无法脱离政治实践而孤立存在。故一言以蔽之，政治的原则、相应的政治实践，就是本书所主张的“政治文化”。
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正是神宗朝熙丰变法之后、北宋灭亡之前的时段。有关这一段的政治史，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处于一个传统与新态杂陈的状态。所谓传统，主要指传统的解释框架仍然在影响着多数实证研究。就政治体制而言，君权走向专制还是虚化始终是很多研究的终极关切；就政治演变而言，从新旧党的反覆倾轧走向徽宗朝的腐败与亡国是最为基本的理解线索。
所谓新态，指不少具体的研究正在逐渐地改变整体的理解。尤其是在党争、徽宗及其时代、宋代中枢体制这几点上，学界的进展最多。本书各章节在探讨具体问题时，都会提及相应的学术史，故以下仅对最近的总体趋向作概览式的观察。
首先，对于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新旧”之分裂为何会发生，或者为何“新法”会出现，建国以后主流的认识是阶级矛盾说，一度还流行儒法斗争说，但当下的学界更为重视熙丰变法的儒学复兴运动背景，认为变法的发生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这对于理解整个北宋后期政治史的“意识形态”背景
，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其次，对史料形成过程的探讨说明，自北宋至南宋长期的官、私历史编纂所塑造的图景颇有被扭曲之处
。这种扭曲，尤其体现在将北宋晚期塑造为一个君子小人之争的时代，而且以小人的获胜与王朝的崩溃为终局但不少研究表明，北宋晚期的新旧、邪正、君子小人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当时及事后的“话语”
。“朋党”或“党争”，无论是从所谓的“新党、旧党”之分，还是从各自的“内部”来看，实际阵线、结构都非常复杂，而且远非固定
。既然如此，研究者必须最大限度地跳出历史书写的塑造，去寻找北宋晚期政治的实际逻辑。
再者，就徽宗及其时代而言，近十年来出现了多部论文集或专著
，加上大量的论文，正在改变北宋政治史研究后不如前的不均衡局面。这些研究观点各异，但新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一是大大拓展了材料面以及研究课题，尤其是将图像等视觉材料纳入了视野。二是能从更为理性、冷静的立场评判徽宗朝的政策、政治，不再满足于贴黑暗、腐败之类全盘否定的标签。三是从各自的立场注意到了从神宗到徽宗朝政治史的连续性，徽宗朝不再被视为一个孤立的腐朽时代。
最后，关于宋代的中枢体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最可注意者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早期强调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到如今将两者视为同一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
。二是在密集的反思之后
，“运作”成为中枢体制研究的主要关切，而作为政治运作产物的“公文”也成为热门的分析对象
。总体而言，大概现在很少有学者会满足于以剪裁、重现志书、政书的内容为制度史研究的目标。
本书就是在上述趋势的基础上展开的。不过，虽然学界对于新旧、邪正、君子小人这样的二分法有了足够的警惕，但对于神宗去世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演变脉络，又很难进行超越新旧党争的理解。再者，学界虽然注意到了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连续性，但又很难避免从靖康之难倒推北宋后期逐步沉沦的过程（即“辉格式”的历史解释），或者完全将北宋的崩溃视为偶然，从而将徽宗时代理想化。复次，在中枢体制的研究上，如何超越君相权力大小论的思路，也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具体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的同时，总体的认识框架也亟待再探索。
本书试图重新梳理北宋后期纷繁的政治演变过程，在框架上则强调当时政治自身的逻辑。而要理解这一逻辑，首先就必须从政治文化入手，即要深切体会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他们的实践之间的分合。本书的论述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试图说明其多层次（君主、士大夫、统治成效）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本书认为，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重视所谓自身的逻辑，还应立足于当时政治体制独特的展开方式去理解时人的政治选择与相互关系。本书试图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在君主权力大小测定之外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方式。
哲宗、徽宗两朝政治史由元祐（1085-1094）高氏垂帘、绍符（1094-1100）哲宗亲政、徽宗统治（1100-1125）三个时期构成的。
本书第一、第二章主要涉及高氏垂帘时期。第一章“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分疏了所谓元祐政治路线的内涵，也是元祐政治的起点。本章首先分析了神宗去世后不同人的立场，指出了为什么全面罢废熙丰新法在当时是“少数派”的主张，却成为朝廷的选择。其次，本章详细剖析了司马光的政治设想，以说明元祐之政在“破”熙丰之政外，还有“立”的一面，有自己的蓝图。最后，本章分析了熙宁、元丰、元祐三个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动，特别强调了元祐“垂帘体制”下差等有序的权力格局对于“元祐更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主要分析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首先探讨了为什么元祐前期“党争”层出不穷，即诸多元祐朋党主要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集团，而是多存在于议论之中，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求之反映。其次，本章解释了为什么经历了元祐八年之后，“绍述”得以迅速实施。原因就在于元祐政治路线在后期逐渐显露的危机：力主有为、反对权宜的主流政治文化暗潮涌动，而作为非常之制的“垂帘体制”则日益面临崩解的危险。
第三章“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从君主与士大夫两个角度探讨了哲宗亲政时期北宋政治文化的质变——士大夫政治的失败。首先，从君主的角度，北宋中后期的“致君尧舜”本质上强调君主作为一个政治、道德、秩序符号的非人格化，但随着哲宗的成年、亲政，形势剧变，这一理想宣告失败。其次，从士大夫的角度，本章从哲宗亲政后对士大夫的“文字”审查为切入点，分析了“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异化。
第四、五、六章都涉及徽宗朝政治史，基本的关切是：徽宗究竟如何超越父兄之治？本书从统治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第四章“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从权力实际操控与象征两个层次探讨了徽宗朝的君主角色。就实际操控层面而言，徽宗朝通过长期的实践，找到了一种妥善使用并控制蔡京的方式——公相制度。从象征的层面而言，本章重新探讨了徽宗朝的御笔、御笔手诏，认为御笔、御笔手诏的关键变化在于呈现的方式，而非流程——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御笔”的存在，从而展现徽宗君临天下的政治姿态，塑造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五章“徽宗朝的‘应奉’”。一是讨论了徽宗朝所谓“应奉御前”的缘起与实质，即主要是应付东京城庞大的土木工程与礼乐制作，而非应徽宗个人私奉。也分析了常被视为徽宗享乐借口的“丰亨豫大”这一政治口号的意义，即宣扬由理想的君主、大臣、统治成效所构成的“圣治”。二是探讨了“应奉”财政体系逐渐独立的过程，即它如何与当时的“经制东南”一起成为一种新的财赋征调方式，也为南宋重建提供了重要财政基础。
第六章“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分析了徽宗朝对自身的历史定位。一是分析了“道家者流”，即方士、道士在徽宗朝政治中为何兴盛——既有宫廷政治的需要，更是营造“圣君”的需要。在君主的形象、自我定位上，徽宗通过宗教手段超越了神宗、哲宗，达到了“神性君主”的全新境地。二是探讨了徽宗朝创造性的祥瑞体系，即其日常性与当代性，从而展现、营造王朝的“圣治”。本章也可视为对北宋晚期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回答：儒学复兴运动所追求的三代之治——即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的“全书结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北宋后期政治演变的总观察，二是从技术与观念两个层次对帝制政治中“君主权力”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