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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简单概括是，比较政治学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而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这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虽然是他国，但出发点是本国，即为了本国的需要；为此，本国政治经验就应该优先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这一点必须得到明确，否者就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变成了为方法论而方法论的最终没有任何智识贡献的游戏。如果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对此就不会有任何疑问。国内比较政治学起步晚，且起始于美国政治学方法论泛滥之际，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美国式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而不去反思美国比较政治学方法论之上后者背后的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的政治背景即意识形态战争问题。
其次，没有“比较”就没有比较政治学，因此比较政治学本身就具有了“比较方法”的蕴含了，或者说比较政治学就是以“比较方法”为学科禀赋。也就是说，尽管比较政治学本身具有方法论特性，但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如个案研究、统计分析，最终都是为了“比较”，因此其核心方法则是“比较方法”。
第三，国别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但是如果仅有国别研究的经验基础而无通过“国家比较”而形成的概念、理论和话语，则是有“器”而无“道”，器物层面的研究充其量可以用来制定双边政策而很难拥有国际话语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只有具备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才最需要比较政治学学，一个小国如科威特、瑞士再富裕也不可能拥有、其实也不需要什么话语权，只有大国才需要话语权，也才可能拥有话语权。
因为学科落后，经济上已经崛起的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话语权，因而必然是思想的落后。这且不说。比较政治学的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相关学科的滞后和发展瓶颈，因为比较政治学是相关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交集点和知识增长点。西方人把政治学细分为政治学理论（含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问题、政策科学（公共管理）等分支学科。就分支学科的关系而言，
1）本国政治和政策科学都是比较政治下的学科，如前，本国政治经验是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基础，政策科学比如比较福政策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比较公共政策研究。
2）就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关系而言，按照王缉思教授的看法，其实不存在什么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都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而在我看来，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的区分只不过是表述的不同而已。中国崛起是鲜活的世界政治话题，中国是怎么崛起的？本源自然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机制所致，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话题而已，一个崛起后的中国在世界上怎么办的问题。
3）比较政治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学的一般性理论比如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与专制、乃至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脉络，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产物；同样，更多的比较经验研究也会纠偏或者丰富政治学理论和命题，比如俄国-中国等后来国家的建国历程是不同于早发国家的政党主导型，这显然不是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能够解释的；再如两党制比多党制稳定这样的命题也并不靠谱，不少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比两党制更好，等等。
4）更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学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先验”的吗？即使是先验的，也是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
他们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是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莫名其妙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这里的现实或历史就是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
5）另一方面，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知道，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笔下的二元化结构即政治-社会，今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化结构。这就是说，“利维坦”不但是政治的国家的，还有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考虑到这样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古典思想本身，还是基于文本解读而发展处来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或者新共和主义等思潮，我们都需要更谨慎对待，因为很多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人性的古典命题都没有考虑到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或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社会”。在我看来，没有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引介与诠释阶段。要真正复兴国内的政治学理论，回到源头，即一开始比较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就不分家的传统，或许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好的路径。这也是美国政治学者David Apter所呼吁的。
简单地回顾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大家应该相信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不但是学习，而且是直接拿来，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就是“拿来主义”。在赵鼎新教授看来，中国社会科学量化方法发展过快甚至已经到来泛滥程度，其中一个原因是留学归国学者的不加甄别的拿来主义。了解世界、学习、借鉴都是必要的，但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本国中心主义”性质决定了，他国的比较政治学只能用于学习和借鉴，而不能搞“拿来主义”。至少我辈不能再停留在“拿来主义”层次，从研究方法到研究主题（即研究议程），都不能跟着美国比较政治学跑，不能随便把美国政治学中的一个“人物”当做学科发展的“地标”。对此，那些最了解美国社会科学性质的学者是有反思意识的，比如不满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代化—民主化研究范式和主题，徐湘林教授建构了比较政治学的“国家治理”研究范式。
同时，我也认为，看似繁荣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其实已经是“丰裕中的贫困”，即这20年来科学很发达学术杂志很繁荣但启人心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
看来，建构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必要且恰逢其时。本文中我们首先评论基本上能够整体上反映研究状况的国外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在了解、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试图建构出一套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以及与之适应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人士都知道，所谓国外比较政治学主要是“美国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林林总总，要进行全面而周到的评介很困难，但中译本也不少，而且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而做出总体性评价。扼要地说，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经历了
从西方发展主义到非西方发展理论
，而且从研究方法到研究主题大多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首先需要排除的是，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属于一般性的政治理论流派介绍。
西方发展主义系列 。对美国比较政治学影响最大、甚至至今依然有一定影响的教科书无疑是阿尔蒙德领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美国第1版1974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其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其实，不应该仅限于这本书。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在三个时代有三个连续性的升级版。
1.0版 是阿尔蒙德领导的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下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组织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59年，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它是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集体的“理性财富”。不得不让人感怀的是，一个极具个人主义文化的美国，七、八个人之间居然有那么密切的合作，而且很快就搞出了支配美国乃至全球比较政治学20多年的体系——当然有帕森斯的结构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为前提和基础，其中的奥秘就是战后美国学者的强烈使命感——配合美国政府打赢冷战。
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阿尔蒙德首先阐述“政治结构的普遍性”和“政治功能的普遍性”，由此便是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党沟通和政策与法律制定为主要功能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统一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指引下，世界上不同地区政治的介绍均严格按照5个部分构成：背景—变化的过程—政治集团和政治功能—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政治整合。
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一个自称多元主义文化的美国居然搞出一个统一范式下的地区政治的统一的研究变量模型。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前面简单提及的意识形态，还有就是二战后刚刚勃兴的行为主义的志趣就是建构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这只是开始，用于研究发展中的范式因为具有一般性，就拓展为全球政治研究模型，这就是比较政治学的2.0版。
2．0版 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是将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范式更加抽象化和一般化，用来分析所有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与政策过程，并将政治文化纳入结构-功能主义之中，其功能变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作为政治体系功能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作为政治过程功能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以及作为政策制定功能的政策产品和政策反馈。如前，2.0版本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认识比较政治学有着窗口性和决定性影响。
3.0版 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是对广泛批评回应的产物，即阿尔蒙德等人主编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英文2006年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不同于2.0版的是，3.0版除了坚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外，还将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功能变量用于分析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然分析这些国家的结构已经不再像1.0版本那样死板，不再存在“变量模型”。我对3.0版本的印象是，与其说是教科书，不如说是比较政治学手册了，因为没有一所大学能在在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能够讲授完这本无所不包的比较政治。
1.0版和2.0版是上世纪50~70年代无可替代的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应该被称为“阿尔蒙德时期”，也是典型的“西方发展主义”时期。所谓西方发展主义，即按照西方的道路、西方的模式，发展到来民主，带来阿尔蒙德所说的7中功能。在发展主义的鼓励下，上个世纪60年代有几百位美国大学生走向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求“发展”和阿尔蒙德所说的7种功能，结果不但没有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是看到了因为按照美国模式所导致的政治灾难，以及各种传统与现代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于是他们又开始批判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展理论，并提出种种替代范式。对阿尔蒙德的发展主义的有力批判可以概括为：
1） 有种族中心主义，所依据的美国和欧洲样板往往不适用于第三世界。
2）把所有国家捆绑在一起，而不顾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3）主张所有的好事情（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一起发生；事实上经济和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往往打破政治稳定；
4）过分强调分析的整洁性，无视阶级冲突和过渡阶段发生革命与内战的可能性；
5）无视跨国的宗教组织、全球市场的力量、多国合作、外国使节和国际信贷机构等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
6）歪曲了传统制度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让位或者消失，而是更具有适应性调整；
7）无视早发达国家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后者在发展的条件、速度、顺序和阶段等各方面各不相同，有很大的伸缩性；
8）其推理逻辑和方法论，特别是那些模式变量和他的功能方法都有结构性缺陷；
9）常常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实际伤害，比如在越南，在新制度建立之前就摧毁了它们传统的秩序结构；
10）与以创建稳健的、友好的、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的美国对外政策牢牢捆在一起，这妨碍它成为一种有用的严肃的比较政治学方法；
11）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导致战争和越南政治的美国化，以此宣示了发展主义研究方式的破产。
这些都是极为有力的批评，在1970~1980年代，发展主义方法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统合主义、比较政治经济学、官僚威权主义等范式。第三波民主化让发展主义得以新生，所以才有3.0版本。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言，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化在赋予普遍性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本土性，因为语言霸权和技术的方便，反而使很多国家更强化保护本民族的政治意识。因而，在普遍性价值扩张之时，文明的冲突也更加严重，这种世界政治现象本身也昭示了世界政治多元主义的现实，以及“非西方发展理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作为一套政策分析工具，发展主义的典范即结构—功能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一道，还是有其应有的价值。
非西方发展理论系列 。在批判西方发展主义的过程中，一系列新方法取而代之，并运用于非西方国家研究。这个过程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但是大规模的成就则是20年后的事。在教科书编写上，非西方发展理论教科书的代表人物算是维亚尔达了，和阿尔蒙德的系列教科书一样，维亚尔达也主编了非西方发展理论的系列教材，其中皆有专门的方法论，也有非西方发展理论的非西方国家研究，它们分别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和《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
维亚尔达主编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
如其书名，意味着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多元化的方向。维亚尔达首先回顾并批判了比较政治学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比如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众多方法论的兴起和运用，并因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孤岛”，比如统合主义、依附理论、国家与社会研究途径、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公共政策、非西方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新制度主义。维亚尔达“理论孤岛”现象本身是好事，即研究路径需要多元化；但呼吁“在群岛间铺设道路”，讲究理论的通融与融合性运用，比如统合主义、国家-社会关系与新制度主义之间的融合。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研究途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同的研究议程自然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同时，单一方法或途径的有限性意味着，理论流派之间必须具有通融性，从而达到人们近来提倡更多的方法论的“折中主义”。
维亚尔达主编的《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是专们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本土模式：东亚、印度、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伊斯兰、东欧、俄罗斯与中亚。无疑，文化主义对于研究这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很重要，或者说地区研究的文化主义路径才使得地区研究上升为“本土模式”，比如东亚政治中的儒家传统、印度的政党化种姓制度、拉丁美洲的统合主义传统、中东的伊斯兰主义，等等。但是，“本土模式”也是发生在全球化时代，因而这些具有本土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中也难免受西方政治的影响，比如法治、人权、民主、平等等，无不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所以，如其书名，这本教科书客观地描述了“地区模式和全球趋势”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也矛盾重重。如前，在全球化民主化的双重冲击下，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和本土政治模式意识反而有可能更加强烈，比如中国提出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可以视为文化自觉和本土模式意识。
威亚尔达著的教科书《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算是其多元主义方法论的体现了。本书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比较政治研究（第2章）到美国发展主义时期（阿尔蒙德时期，第3章），以及诸多方法论诸如统合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新制度主义等对发展主义的挑战（第5章），同时少不了专门的政治文化介绍（第4章）——因为任何多元主义方法都会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只有文化才更显得发展方式上的区别，在本书的最后讲到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上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第10章）；第二部分则是当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即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问题（第6章）；第三部分则是发展中国家（第7章）和发达国家（第8章）的一般性概念和发展过程的介绍，并简单地指出比较政治学的前沿问题诸如女权主义、毒品、移民、环境污染（第9章）。
我认为，威亚尔达旗帜鲜明地提出方法论多元主义显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上的新进展，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范式能够解释所有的重大问题，或者说任何重大问题都不是单一的方法论能够解释得了的，因此如果能够做到在多元方法论中“折中主义”即混合运用诸种方法而解释某一问题，固然是最理想的。这是值得鼓励的一种方向。
但是，鼓吹多元方法论的威亚尔达也不可能置身于环境之外，面对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威权国家的转型，在其独著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吗？》，似乎又在肯定其曾强烈质疑和批判过的发展主义，在发展主义范式下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民主化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主张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如威亚尔达这样的学者，到最后也脱离不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议程即民主化。我们知道，民主化还是现代化下的一个概念，因此同属发展主义范畴。这样，曾强烈质疑发展主义的维亚尔达最终又回到发展主义，只不过随着非西方国家研究的丰富，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并没有像其前辈那样乐观。他是批判性地看待民主化转型，第一，其他国家的民主是可以用来分析的非可以促进的，否则就忽视了民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极度困难的过程；第二，民主化转型是单向度的目的论，但没有看到这一进程中会有停止、中断、甚至逆转；第三，民主化转型是一种普世性价值，认为民主就和经济发展一样同样重要，忽视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对民主认识和路径差异。第四，很多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是诸种政体的不规则的混合、重叠和交叉，其中民主的、威权主义的或统合主义的都有。
方法论运用型
。所谓方法论运用型就是总结相关方法论在特定议程上的研究成就，以便为后来者提供研究路径和捷径。属于这一类的教科书有3本，首先是《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
有美国比较政治文献精选读本甚至把它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现代经典。
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是：先是对“三大主义”（即理性选择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方法论做系统的梳理，然后专门介绍每一个方法论所适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回顾该方法论在特定研究对象上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相当于文献综述但不至于此，指出各种路径的局限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比如，在“国家”研究问题，概述整理了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系统论主导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近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各自贡献，并认为贡献最大的还是结构主义的，因为历史社会学大家们诸如《社会权力的起源》的作者曼、摩尔、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等，都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虽然是“三大主义”教科书，但各部分的作者并没有将各种方法论之间做简单的对立和区隔，比如理性选择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之间的混合是理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方法论【第7章】，社会运动研究也离不开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之间的混合【第6章】。
该书对大量经典文献做了方法论脉络上的综述，没有先修课程基础和大量的阅读是很难理解这本书的，因此该教科书适用对象为研究生。
我认为，该书的最大贡献就是对既有经典文献的方法论回溯
。很多经典文献的形成并非一定具有某种明确的方法论，但是通过方法论脉络下的综述，强化方法论自觉意识，会使学生带着方法论意识去阅读经典文献，临摹经典作品，这样会大大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比如，哈佛大学的巴林顿@摩尔学派，
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奠基之作，在方法论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的非常娴熟但很难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有方法论关怀但又看不到方法论陈述，只有修炼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达的到的境界，可谓武林高手的无形胜有形，无招胜有招。也就是说，初出茅庐的学者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大隐隐于市”的境界的。但是，作为摩尔弟子的斯考切波以及作为斯考切波弟子的埃特曼为什么也能留下研究生必读的博士论文？
就在于有明确的方法论关怀，比如斯考切波的回归国家学派即强调国家自主性，从而在摩尔研究的基础上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而埃特曼的成果则得益于历史制度主义，比如路径依赖、时间性、关键时刻等关键概念。这也意味着，即使学养远不如摩尔那么高深，掌握了关键方法的初学者，也可能“走捷径”，也可能留下经典之作。历史社会学研究是这样，理性选择主义路径更是如此，比如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都是博士论文。
第二本是《比较政治学：理论、方法与案例》。严格说来，从阿尔蒙德的西方发展主义到威亚尔达的非西方发展理论，都是方法论性质，这是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其方法论背后是世界观，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也可以说是世界观型教科书。比较而言，这里所归类的“方法论运用型”教科书，虽然也蕴含着一定的世界观，但看上去似乎更着眼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非刻意的世界观传播。扎哈里亚迪斯的教科书基本上是文集性质的，即对各种方法论之下的代表论文进行汇编而供学生阅读，基本上是一篇方法论论文对照一篇研究论文，比如政治文化问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的复兴，接着就是一篇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的论文。这种体例的好处是让学生“边学边干”，比纯粹的方法论教科书有了更落地的感觉，也可以起到让学生临摹范文的作用。这种体例的问题在于，就是在政治文化方法论之下，研究成果如此丰富，一对一的介绍不足于让学生了解其他文化之下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另外，一篇方法论下一篇研究主题的安排有时会显得牵强，比如把“制度否决点”的论文归类为理性选择方法论似乎就值得讨论，否决点的出现很多时候是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所致，而不是个人或者集体偏好选择问题。
本书的研究主题太单一，基本上围绕民主化而展开，而这种做法又属于西方发展主义路子。能克服上述两本教科书的局限的是《比较政治：理性、文化与结构》。
第三本是Todd Landman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程与途径》，
从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本的主题，即方法与议程。本书的议程很简单，就是社会运动、民主和人权，其实议题就一个：民主。这也基本反映了西方政治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转向，即从现代化研究转向民主研究。有趣的是，本书主要集中于比较研究方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在社会运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比较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关于民主研究，系统介绍了众多国家间的民主比较、若干国家间的民主比较以及单一国家间的民主研究。这种议程介绍则体现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比较方法部分，作者系统介绍了如何进行国家比较，以及国家的选取与比较方法问题，其中讲到三种类型的国家比较研究：众多国家比较、若干国家比较以及单一国家比较。要学习比较研究方法，此书值得一读，或者说是比较政治学的比较方法教学部分的有用教材。
国别政治型 。国内翻译出版的国别政治型的比较政治教科书仅有迈耶等三人著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我给予它较高的评价。在内容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标签去区分国家类型，比如所谓的“工业民主国家”、“工业独裁和专政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但是沿着历史—文化脉络和政策过程对三类型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介绍，对本科生认知世界政治大有裨益。没有对各国政治的基本认知，方法论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因为方法论背后是世界观与认识论。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在美国很流行，基本假设是不存在稳定多数的共同福利，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本体论的方法论，是意识形态，试问美国很多人为什么不需要基本的医疗保障呢？必须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是最具政治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学科，但是一旦从历史—文化视野和政策过程角度去看问题，意识形态色彩就会被大大淡化。比如，关于法国政府与政治，讲到革命的遗产所塑造的“不稳定”是法国政治特有的特征；而法国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所造就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带来的 “僵持社会”中举步维艰的决策过程。这样，就在客观上破除了有了“民主”就是一好百好的迷信。
本教材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不同于先入为主的方法论教材，首先提供了学生看待比较政治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国家——有效政府——危机——文化——政策过程。具体而言，比较政治其实就是比较国家研究，而国家依赖于有效的政府（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必须是民主政治）；建立国家和有效政府是困难的，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即危机和文化上的影响与约束，而这些危机和文化同时又约束着政策过程。
我相信，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理解各国政治，比单纯的方法论教材收获更大。
问题导向型
。Patrick H. O’Neil and Ronald Rogowski编的《比较政治学文献精粹》
是一本典型的以关键词或问题为导向的教科书，依次为国家—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民主政体—非民主政体—发达的民主—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欠发展与新兴工业国家—政治暴力—全球化，其中每一个主题下的文献可谓经典之作，比如讲到国家问题就需要读马克斯@韦伯的《作为天职的政治》，讲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则必须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政治经济问题必须读斯密的《国富论》和诺斯的制度论，等等。
相对于国别政治型和方法论型，问题导向型教学和教科书的难度更高更大。这些问题都是从比较政治发展中抽象出来的，每个问题的下面或者背后都有无穷尽的基于若干国别知识问题，每个问题都是一门课程，而如果只集中于一个国家而谈所谓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其一般性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因此，问题导向型教科书作为比较政治学课程的若干参考书中的一种倒是有一定的助益，但作为主要教材则容易让学生“盲人摸象”甚至误导学生。或者说，这样的教科书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比较政治学关键词，适宜于用来研究而非教学。
简单的评论 。我认为，英语世界的代表性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有了中文版本，这里列举了10本左右。主题、风格和方法论如此多的教材版本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其实就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达。在列举过程中已经分别给予简单的评论，进一步的对它们进行总体评价很不容易，必然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会“冤枉好人”。尽管如此，总体评论性的工作依然是必要的。那么发达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到底有什么一般特征呢？
第一，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总体特征就是强烈的“国家使命感”。比较政治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则是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科兴起的直接背景，而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历史更是人所共知，为此，推广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就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不二选择，这一点尤其是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阿尔蒙德时期”尤为明显。在貌似多元主义化的今天，从研究主题到方法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美国性格”。
第二，研究主题上的“国家使命”。60多年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从50~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转移到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研究，而且民主化不过是现代化之下的子课题，因为现代化研究早就有发展带来民主的命题。戴维·E·阿普特(David E. Apter)指出，“民主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系统，对此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课题是：如何实现民主，如何维持民主，如何对民主进行调适，如何改善民主，如何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对民主的威胁等”。
现代化研究其实就是研究如何使其他国家更像美国，比如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7大功能；而民主化研究的核心就是其他国家有没有西式的党争民主。这样，问题就变得很有意思了，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他国、尤其是发展在国家如何“成为美国”，而美国自己以及西方国家的制度问题似乎不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点，尽管有比较福利制度的政治学研究。因此，在我看来，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不但要研究他国的问题，更应该面对自己的难题，比如资本权力主导政治权利而导致的国家治理难题。当然，这也可以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第三，方法论上的“国民性”。我认为，美国的“国民性”似乎由一对相互呼应的范畴构成：“救世”与个人主义。“救世”是基督教文化的遗产，而在美国体现为“例外论”，美国是上帝的宠儿。救世就要倡导普世价值，为此行为主义时期的一般理论大行其道，比较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就是结构功能主义，通过7大功能的建构看看其他国家如何更像美国。
美国在追求“救世”的同时，首先奉行的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即如何救自己的个人主义。这样，以个人主义为本体论的理性选择主义又大行其道。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理性选择主义（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著名命题是稳定多数的不可能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这样就不存在符合多数人的共同福利假设。果真如此吗？难道美国多数人不需要基本的医疗保障吗？就是这样一个有违基本事实的“定理”，在美国居然被奉为圭臬。
那么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救世”文化是什么关系？个人主义方法论可以演绎为一套一般性概念和理论，比如以偏好改变制度，这种理性选择主义在民主化研究中很有市场——虽然其智识贡献微不足道。
这样，虽然在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多元主义方法、尤其是“三大主义”，但最流行的还是理性选择主义。文化主义大家都是说说而已，做起来是很难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厚描述”（thick discription）的路径，做起来非常费时费力，比如有几个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出发？正是因为没有文化基础的中国政治研究难以上档次，靠写中国政治拿博士学位的David Lampton, HarryHarding, David Shamupo 等，都基本上放弃了中国政治研究，转而做中国外交研究。
与文化主义路径比较，宏观的历史结构主义路径的奉行者相对多一些，但没有经年的学术积累也是玩不转的，真正能玩这套理论的基本上都是历史社会学的大家们，比如前述的摩尔历史社会学学派。
这样，美国大多数学者也只好玩理性选择主义了，数据多，模型好做，文章好发，教授好当。 理性选择主义对人们就业和生计贡献率居功至伟 。结果，美国政治学、也是比较政治学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事实上存在理性选择主义的霸权地位，也可以认为是“一超多强”，即理性选择主义是超级大国，而其他方法论如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历史社会学等也很强。但是，相对于文化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我们认识我们身处其中并时刻约束着我们的社会结构贡献最小但却最流行，这难道不是政治学的悲哀？
第四，方法论至上性。既然比较政治学本身就是以比较方法而得以成立的学科，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方法论问题，没有方法论就没有比较政治学。这一点从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中得到应证，无论是西方发展主义还是非西方发展主义的教科书都是如此，更别说以“三大主义”为核心的教科书了。我们也常说，办事情首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方法与路径确实很重要。但是，无论方法论怎么重要，它都只不过是工具，方法论本身不是目的。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目的性很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目的性更鲜明，因此形式精致的方法论的背后是其鲜明的目的性，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否则我们就真的把政治学当成科学了。政治学研究要求方法论上的科学性，但政治学本身则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利益的学问，因此不能简单地科学主义方法论来理解政治学。要知道，“政治学”由两大部分构成，首先是“政治”，然后才是“学”。政治是什么？是常识，是根本性利益的分配与争夺，甚至攸关你死我活的利益，这些岂是一般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所能理解的？要理解这些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概还得借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比如泰国的周期性政治动荡，已经不是所谓的民主政治问题了，而是阶级政治了。“学”是什么？就是常说的“主义”和方法论。即使方法论很重要，也要首先弄清楚前提性问题即“政治”是什么，然后方法论才有用武之地。因此，比较政治学虽然是以方法而命名的学科，方法论至上主义是要不得的。再则，任何形式精美的方法论都只能回答有限的问题，不可能包治百病，因此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值得提倡。
从一开始，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政治研究都是针对当下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到了近代，无论是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其思想更是“问题导向”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的需要。只不过，“问题”变得更复杂了，“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即产生问题的环境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境；具体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常说的研究议程。有了语境和研究议程，就会有相应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语境——议程——方法”逻辑。
通过前面梳理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语境是很明显的，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就是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当时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即赢得冷战。有意思的是，美国比较政治学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语境——议程——方法”的逻辑去发展，而是语境之下的方法论优先主义，即我们事实上所看到的“语境——方法——议程”的逻辑。为什么会是这样？
比较政治学是以方法为特征的学科，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因此比较政治学就变成了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学科。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近代之前、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比较政治研究都是问题导向、问题优先主义的，比如白芝浩的《英国宪法》所产生的美国总统制与英国议会制之优越比较、戴雪之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之比较、威尔逊之国会政体之研究。
显然，方法论优先于问题研究，肯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语境。我们知道，自从帕森斯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美国化以后，助推行为主义浪潮的帕森斯等人就把建构能解释一切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和宏大理论就作为毕生追求，比如由帕森斯牵头的哈佛大学行为主义委员会。在这种背景下，标志着美国比较政治学新起点的1953年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包括当年的少壮派阿尔蒙德和研究生艾肯斯坦，无疑都把建构一般性理论当做毕生事业，结果阿尔蒙德在帕森斯结构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两年就搞出了结构—功能主义，
接着就组建比较政治委员会，不出几年又搞出影响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之久的前述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用结构—功能主义套用在所有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这是典型的方法论优先主义的“语境—方法—议程”逻辑。
方法论优先主义指导下的这套逻辑进而成为美国政治学的根深蒂固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传统。这是因为，既然教授们制造了这套经典，教学自然要奉行这套逻辑，相关的学术杂志也自然会跟进，而只有符合这些学术杂志讨论的文章才能发表，如此循环，形成了事实上的学术利益集团的内循环，即“教授与教学风格—特定讨论的学术杂志——教授升迁——学生培养。。。。。。”以至于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说，教授们告诉学生，接受了这套方法论训练就不要想成为思想者！
结构—功能主义虽然最终证明没有普世价值的功能，但好坏还讲究“结构”，既然是结构，不但有现实的或者美国的，还会有历史上的，因而沿着这套路径走下去的学者并不必然成为方法论至上主义者，因为一旦回到历史之中，很多结论和理论都需要被反思。
但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式微之时，理性选择主义适时产生并成为替代性方法论，结果“方法论优先主义”并没有因为行为主义的式微而减弱，反而得到强化。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几乎成为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专刊。就这样，方法论至上主义得到弘扬，学科看上去也红红火火，但代价是美国政治学的衰落，弄成学科繁荣而思想贫困的局面，以至于美国国会取消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治学科学预算。原因很简单，政治学本来是公共之学，是治国理政之道，结果变成了数学和符号游戏，公共之学最终变成了无用之学。美国国会的决定实在很无情，因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毕竟冤枉了很多有识之士，比如那些从事历史社会学、历史哲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学者。另外，美国国会也太实用主义，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还是理性选择主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和个人，而把社会和个人行为纳入政治学范畴，无疑是对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虽然代价很大，虽然最后也走过头了。看来，“过犹不及”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看上去很美的方法论。那么，美国政治学的经验与教训到底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第一，有必要回到近代的甚至古典的传统，那就是特定语境下的问题导向或问题优先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事实，方法论至上或者说方法论优先主义不是说绝对就没有好的产品，比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但是方法论优先主义基本上量化政治学模型，没有问题意识，即使是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领域，只要花几天的时间整理一下相关文献，弄个 假设 把概念可操化，然后专门的软件程序就完成任务了。可是，没有问题意识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肯怕连作者自己都不信。因此， 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方法是什么，应该是必须秉承的政治学传统 。如果坚持问题优先，不但要问他国的问题是什么，首先得问自己国家有什么问题并如何解决问题。如果变成了问题优先的比较政治研究，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传统就必须被修正，其国家使命感即如何使别国更像美国也会被动摇。二战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推广美国的制度和价值，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为了别人”的外倾型学科。
第二，问题导向下的方法论学科。方法优先主义虽然导致美国政治学的式微，但美国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浪潮毕竟有那么多极具智慧的群体的智识贡献，其方法论成果对于初学者的科学研究无疑有很大的“走捷径”的功效。如前，无论是量化的方法论如基于理性选族主义的研究，还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主义的研究，都会给初学者提供极大的帮助。但是，这种方法论重要性只能在有意义的问题之下得到展开。那么，有价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就取决于研究者所处和所关怀的语境了，不同语境下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对于身处美国的习惯于推广自己制度和价值观的这种语境的学者而言，别国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甚至唯一问题都是所谓的民主与民主化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言，自己的国家可能面临着比民主化更重要的治理问题。
沿着“语境—议程—方法”逻辑，即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而且方法论的重要性必须是在问题导向下得到证明，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体系、理论和问题和美国同行就可能会有较大的区别。
首先，历史语境 。与美国同行的“为了别人”的外倾型研究不同，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他国首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即如何建设自己国家的内倾型研究。“为了别人”的使命感最终可以不负责任，其实也没有能力负责任，因为一国的学者说到底管不了他国的事，尽管可以自由地言说，自由地指手画脚；“为了自己”的使命感则必须是负责任的。因此，语境下的导向不一样，学者的责任感与就不一样。
官方表达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其实就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语境的最好描述。对自己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怀疑，一直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接受基于他国经验而产生的理论来衡量中国所产生的一个观念性后果，观念的改变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鲜有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是因为如此，包括中国政治学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是在比较研究、当然首先是研究中国自己的基础上而形成观念性的概念和理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特殊使命也是特殊契机，因为当中国成为世界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国强国而社会科学界依然在用拿来的概念、理论和观念来作为唯一标准而衡量中国时，中国将依然是一个错误的国家，这样的看法和结论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耻辱和历史性笑柄。因此，我说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过程比美国的同行更难，他们的任务只是“立”；而我们在证明自己的同时必须首先反思、批判和扬弃我们头脑中已经被灌输而且已经内化的观念，这是“破”。我们都知道，文化和观念的变迁比经济、政治、社会的变迁更有滞后性。当然，事实本身会改变很多固有的观念。因此，以观念改变观念是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做得好的事实，好的事实会自动性地调适人们的观念。“破”了之后并不必然有“立”，社会科学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比自然科学更难，自然科学可以模仿而无伤大雅，反正无非是硬建设，而社会科学模仿的结果是自欺欺人甚至是自废武功，把国家航向弄偏。
其次，体系与议程 。有了不同于美国同行的语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体系和议程也就自然不同于美国比较政治学，即我们不能跟在美国同行后面，不能亦步亦趋地把他们眼中的热点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我们常教导学生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如果没有语境意识，就很容易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结果问题意识本身就是虚假的。
如前，“为了别人”的美国比较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就是如何让其他国家现代化（1950s~1970s）和民主化(1980s~2010s)。比较而言，现代化研究的主题还比较靠谱，因为现代化说到底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尽管政治学家眼中的现代化就是亨廷顿所说的世俗化、专门化、大众参与这三项简单指标。而民主化则只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大众参与方面，而政治制度是一套复杂的制度矩阵，有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府-企业关系、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的关系，多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民主化”怎么能代表一个国家发展的全部呢？正是因为把民主化当做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结果第三波民主化的很多国家出现了民主回潮甚至政治衰败，出现了有民主而无治理的普遍的世界政治现象。因此，可以绝对肯定地断言，“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是民主理论本身的失败。
那么，我们自己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在文化共同体意义上很古老，但在现代国家意义上不过一个世纪。因此，“国家建设”就是以上尚未完成的进行中的主题。我们常说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乃至国家转型，其实都意味着是进行时的“国家建设”。“国家建设”无疑是多维度的，比如前面所说的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与市场关系等，在中国自然少不了党政关系和多民族关系。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多维度的关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结构性变量，从而便于我们的研究。
如果说“国家建设”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一个整体性的躯体，那么“政治制度”就是躯体中的骨骼和躯干，这也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政治学而言，“国家建设”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其骨骼问题。这样，国家建设之下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自然的逻辑延伸。
与规范性政治学的制度、法律研究相比较，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大进步就是政治过程研究，而政治过程的核心就是政策过程，而政策过程就事关治理。如果说政治制度是国家建设这个躯体的骨骼，政策过程和治理就是这个躯体内流行的血液。正常流动的血液是整个躯体的生命线，再发达的骨骼和躯体如果得了败血症或者血脉不通常，都会伤及骨骼乃至整个躯体。
这样，中国语境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与问题是：“比较国家建设（躯体 ）——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血脉）”。 这几大议程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建设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首要问题，没有基本的安全、秩序与福利，就没有人们共同赖于生存的政治共同体；而抽象的国家所以是人们需要和寄托之地，是政治制度这架骨骼的支撑；政治制度不是用来看的，而是拿来用的，即为了制造公共产品；而好的公共政策和治理又必然会强化既有的政治制度，进而加强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
再次，理论与方法 。不同的议程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可用于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选择主义很难用于国家建设研究；反之亦然，特别适用于国家建设的文化主义路径和历史社会学，有时不是分析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好工具。相反，如果采用方法论优先主义，比如掌握特定的、或者特别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比如量化分析方法，就可能只是用研究非常有限的主题，而不能从全局和系统的角度看待国家发展这个比较政治学的宏大而且离不开的研究主题。
如前，我们的比较政治学的体系就是“比较国家建设—比较政治制度——比较公共政策”，不同的研究议程带来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难用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而适用在所有研究议程之上。
“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一个好概念，那么它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认为传统政治学关于国家的4要素或者3要素之说依然管用，即国家是依靠武力维持特定疆域之上的主权政府和人民的存续。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即武力和疆域作为前提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国家说到底就是关于官民关系（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而国家建设就是关于如何搭建和理顺官民关系，即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问题，当然公民权利也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概念，从过去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拓展到各种身份的承认的权利，比如女权主义运动、种族运动等等。国内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这一含义和建构中的紧张关系，已经有了清晰的路线图性的认识。
1.1 “结构论” 。官的权力由秩序性权力（迈克尔@曼称之为基础性权力）、具体的行政权力构成，因此我们讲到国家权力时首先是权威与秩序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传统政治学上一般用“政体”来表述，即什么集团和阶级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而统治国家，这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体观，亚里士多德谈到政体时自然包括三权这样的政权安排，而“政权安排”就是我们常见的行政体制或者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分解开来，至少由作为权威与秩序象征的国家权力和作为官僚制的行政权力。
作为主权性质的国家权力具有最高性、普遍性和强制性，即普遍的强制力，其与行政权力是什么关系呢？普遍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能否有自主性——即能否超越社会集团和行政部门集团的制约而独立地形成自己意志的能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密切，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国家自主性很难得到贯彻而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国家能力。
这样，作为国家存在前提的秩序与权威与行政权力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权力。
国家从社会中来，而国家要有基本安全和国内秩序首先得有税来养活军队和强力部门，这样，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会分化为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和国家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近代以前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事实上变成了“国家—资本—社会”的三元关系。其中，国家与资本是什么样的关系，取决于国家是保护产权还是遏制产权。保护产权的国家最终培育了有效的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脱离社会并宰制社会、甚至绑架国家权力的资本权力，但是没有强大的资本权力的国家又是羸弱不堪的。就这样，资本权力事实上又成为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一种结构性权力。对于这一点，比较政治经济学家林德布诺姆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没有资本权力一席之地的自由民主理论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国家如果在健全的基础性权力基础上富裕起来了即也有了强大的资本权力，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健康了，就正常了，因为还存在这个疆域内的居民公民的福利问题即所谓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有了基础性权力以及供养基础性权力的资本权力的国家并不必然是稳定的，大多数人可能依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为此，“公民权利”就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历史必然，即必须给予基本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学谈到公民权利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指公民的政治权利即民主权利，但是社会学家T.马歇尔告诉我们，公民资格是由公民个人的基础性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自由、司法保护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社会保障为核心）这三大结构性权利构成，而且不同国家如英国在不同的长周期历史中实现着不同类型的公民权利，没有一步到位的公民权利。
这样，现代国家建设事实上如何搭建结构性权力（权利）以及如何理顺国家基础性权力（权威-秩序、行政权力）、资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所说的国家建设的“结构论”。
1.2 “时序论”。 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有了上述的三大结构性权力和三大结构性权利，但是国家之间的治理水平的差异为什么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和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印度、墨西哥、菲律宾、乌克兰、泰国等国家都有基础性权力、资本权力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但是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差距甚大，以至于反过来又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的正常运转，乌克兰、泰国都处于政治动荡之中，而且这种动荡具有周期性和难以治理性。其中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政治文化问题、历史遗产问题、财富观问题，等等。但从比较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后发国家的“学习”能力出了问题，导致权力之间、权利之间以及权力—权利之间的先后次序出了问题，最终才酿成难以逆转的国家治理结构难题。国家建设就像累积木，先放哪一块后放哪一块，以及什么颜色的积木，都是有讲究的，否则要么难以累出想要的积木图形，要么因为颜色不协调而很难看。
因此，国家建设存在一种规律性的“时序论”，即在特定的时间内先搭建哪一种结构性权力（权利）对于国家建设的成败和国家治理的成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英美的时序是先依次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和资本权力，再依次是公民个人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韩国等后来居上者的权力结构时序和英美一样，但公民权利上则依次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建设也很成功；国家建设出问题的后发国家则是印度、菲律宾等，结构性权力（权利）之间搭错车，时间上失序，比如都是在没有有力的行政权力的前提下有力提前到来的公民政治权利，结果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得不到很到保障，进而羁绊了这些国家的整体性治理和发展。
把“结构论”和“时序论”结合起来，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结构-时序论” 。这样的理论是在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而来，但是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既有成果。比如，现代化研究最重视求异，而本文的“结构-时序论”则求同，即寻求早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国家建设的共性或者一般性规律。
1.3 方法论 。在“结构—时序论”的理论框架下，用什么方法去解释具体的国家建设呢？国家建设的结构论很好理解，比较难研究的是“时序论”。但是，前述的方法论重要性论述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定性的历史方法，只要掌握其核心概念和方法，并非没有“走捷径”的可能，比如斯考切波和埃特曼的博士论文。
1.3.1 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制度主义 。比较政治发展即比较国家建设研究首先离不开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一般不认为是一种理论，充其量是一个工具性的比较方法。但是，自从历史制度主义诞生以后，嵌入了历史制度主义关键词的比较历史分析应该说已经是一套理论方法了。其关键词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自我强化（self-enforcement）、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和时间性(timing)，这些概念都很重要，可谓一套由概念而组成的“变量模型”，这些分析性概念之间相互强化。比如，我们前面提及基础性权力、资本权力以及公民权利之间的三种组合类型以及其不同的国家建设后果，都是这些“变量模型”的分析结果。当然，说起来这些概念很简单，而要很要地运用这些概念去分析，则必须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全面的把握，否则就变成了概念堆砌而得不出有价值的结果。
1.3.2 政治文化路径 。只要是比较研究政治发展，就离不开分析对象的文化、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韦伯开创了观念分析路径，二战后公民文化概念又开始流行，后来则是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和英格尔哈特的公民价值观表达，这些都是量化政治学的产物，对我们认识政治变迁至关重要。但是，我依然认为，还是那些最古老的概念比如基于国民性、民族性之上的“民情”（托克维尔的概念，mouers）对于型构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态起决定性作用。在托克维尔那里，“民情”相当于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美国的民情大概是他所说的公共精神、自治和法治等。民情难以复制，因为它来自各国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民情不一样，看上去具有同一性的现代性政治比如民主，民主政治的质量与民主治理水平也千差万别。比如，“强公民性”的意大利北部和“弱公民性”的意大利南部使得都是民主政治的意大利事实上是典型的“一国两制”，北部治理的好，而南部则是无效治理；而这种差异其实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残酷之所在。同样，基于碎片化族群社会的碎片化政党政治的印度，这样的民情必然是难以逆转的无效治理。在菲律宾，民主政治强化的是难以改变的封建世袭制社会结构。因此，搞的轰轰烈烈的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调查的是认为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民主以及何时能实现民主，但是实现了的民主却因为古老文化的特殊性而使得世界依然不是那么的同一性。
总之，离开了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和政治文化路径，国家建设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较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典型的教训就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同样，今天的很多的量化模型也很难适用于这样的大课题。此外，由于国家建设是处理结构性问题，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必然涉及阶级关系的调整，因此，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认识国家建设并非没有助益。不仅如此，公民权利拓展到各种身份承认时，政治生活就由解放政治变成了生活政治，各种社会运动适时产生，由此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运动理论。从传统的阶级分析到兴起的社会运动理论，都说明国家建设是一个进行时，各国所处阶段不一样而已。
政治制度是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而产生的、并且是国家所以是国家的结构性框架；国家建设的路径不一样，政治制度本身就有很大区别并且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建设次序也就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划分为很多种类，就政治影响力而言，目前，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西式代议制民主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两大类。那么，到底什么是政治制度呢？
“政治制度”是一个包含政体、制度安排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总体性概念。政体是一个传统的宏观概念，包括谁统治以及围绕统治权而进行的政权的安排，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基本定义。制度安排是一个中观性概念，是国家建设过程中政体派生出来的组织制度，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利益集团制度、民间组织等等一系列制度组合。政治运行机制则是一个具有微观特征的概念，特指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以及部门文化所积累而成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比如中国政治运行中的“文件制度”、政策大检查制度。政治运行机制是最难进行比较研究的，不深入各国历史与文化，就很难看出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别说中国与美国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天壤之别，欧美之间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大相径庭。因此，这里的“政治制度”主要讲的是政体和制度安排问题。客观地说，即便是制度安排，因为涉及的维度太多，也不适合做一般性的比较研究；但是，也只有深入到制度安排层次，政体研究才不至于太空洞，像传统的规范性政体理论那样。
如果回到祖师爷亚里士多德以及传统政治学对于政体的定义，今天流行的政体分类法都不能成立，比如流行的“民主—非民主”或“民主—专制”二分法下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威权主义以及威权主义之下的所谓的柔性威权主义、分权威权主义等等，我们将会看到，二分法政体观只不过将政体中的一个要素突出出来而定位一个政体的性质，这显然是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传统，也和传统政体理论相去甚远。
根据亚里士多德，政体就是围绕统治权而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安排（即组织机构）。
这个概念事实上包括了我们常说的国体和政体，国体讲的是政权的阶级属性，政体讲的是政权的组织方式。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政体本身就是统治权的属性问题，他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和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其中每一种正宗政体之下又有变态政体，而每一种变态政体下又有若干亚种。
亚里士多德把他当时面对的如此简单的“城邦”划分为如此复杂的政体，在萨拜英看来，后来所谓的政治科学主义者的科学性都无法与亚里士多德媲美。不是吗，亚里士多德把简单透明的城邦结构进行如此复杂的政体划分，而现代国家如此复杂的难以把握的政治结构却被简单地分类为“民主—非民主”，这样的政治学还是学问吗？如果称得上学问，充其量是“政治的”即意识形态的学问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或客观事实的学问。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明确这一点。
两千年来，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传统在理论上一直居统治地位，除去马克斯@韦伯用他的克里斯马型、传统型和法理型进行并不成功的挑战之外。到近代，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分别演化为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君主制、洛克等一大帮人坚持的贵族制、卢梭—马克思为代表的民主制。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 “谁统治”都一直是政体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
之后，比如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如何统治”成为政体理论的一个当务之急。在英国，洛克主张的是贵族阶级统治下的议会主权，这个旨在保护财产权的制度被历史证明特别有利于资产阶级成长和壮大，因此100年后便成为欧陆国家的样板，为此孟德斯鸠无比羡慕地按照英国政制描绘了其理想的政治蓝图—三权分立，即后来作为美国政体指南的《论法的精神》。但是，美国建国之父们并不是那么的教条主义，除了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而设计自己的政体，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把当时他们眼中最大规模的“新大陆”组织在一起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教条，比如美国人导师孟德斯鸠也说共和国只适宜于小型国家，而当时的13个州远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的多。怎么办？除了继承三权分立思想外，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联邦制”被创造性地发明出来，而之前的13个州是充其量属于“邦联”性质。这样，横向机构中的三权分立和纵向权力关系中的“联邦制”，都是“政权的安排”意义上的政体理论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权的安排”，而它们都被“复合共和制”概念所概括。
到了19世纪末，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长达两个世纪、甚至时间更久的政治社会动态之后，资产阶级政权最终以比较稳定的状态生存下来，当然真正的稳定还是20世纪中叶以后即二战以后。在统治权稳定以后， “三权”在各国是怎么 运行的？于是，作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开始了 ，其中白芝浩在《英国宪法》比较了英美的行政体制，得出了今天意义上的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概念，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政治学家威尔逊却在当时把美国的政体成为“国会政体”而非总统制政体。无论如何，行政体制中的议会制和总统制这些“政权的安排”都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政体理论意义上的概念。
由三权分立、联邦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关键词所构成的“政权的安排”，是 近代政体理论的第一个面向 ，用阶级分析的概念说也可以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政体论”，客观地说则属于政体的基本面即宪政层面。
近代政体理论的第二个面向， 是由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阶级所构成的被支配阶级所推动的政治社会运动之下的逐渐增加的选举权，其中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三个国际的国际工人运动最为有名。在英国，1832年第一次宪政改革而使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后，1867年第二次宪政改革、1884年第三次宪政改革渐渐的使工人阶级和农民获得选举权，1918年最终有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欧陆国家和美国的普选权，都是被支配阶级（包括少数族裔）政治斗争的结果。选举权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制”。
有意思的是，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民主制”是在第一个面向的制度结构下发生的，或者说第一个面向包容了第二个面向。显然，第一个面向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混合制性质的政体了，而第二个面向的“嵌入”更使得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最典型的复合共和制式的混合制了，但是，它们却都被统统说成是民主制或自由民主制的政体了，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民主制的面向彻底淹没了历史悠久的、事实上也起着第一位作用的混合制的面向。要知道，选举只是一种日常政治生活，而根本性的政治生活还是由来已久的由三权分立、联邦制、行政体制等所构成的宪政结构。用罗尔斯的话说，宪法政治决定着日常政治。
但是，今天流行的政体理论即所谓的民主—非民主，显然是以一种日常政治掩盖或代替了根本性的宪政结构即政体理论上的混合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二战即将结束时，当时世界上最智慧的一个人熊彼特就预言“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从1848年欧洲二月革命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年最流行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同义词。面对当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化或者说民主化，当中国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不证自明地就是民主国家的时候，美国人却需要、也必须证明自己是民主国家，于是便有了“熊彼特式民主”，把民主改造为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这是第一位的重要性，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第二位的事。美国社会科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把美国的政体说成是“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冷战结束以后，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之后，“民主=竞争性选举”便成为一种普遍价值。
可以说，民主—非民主二分法是以政体理论中的一个要素即竞争性选举而代替或淹没政体理论的复杂要素，是“冷战”时期因为政治挂帅而导致的政体理论上的大混乱、大扭曲和大错误。理论上的大错误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灾难，结果以“竞争性选举”为指标的很多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最终是国家分裂或无效治理，这就是我说的第三波甚至所谓的第四波民主化如“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是民主理论本身出了问题。和经济生活一样，政治生活也需要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但是，人们没有看到的是，萨托利所说的熊彼特的基于竞争性选举的“选举式民主”，其实是“党争民主”，西方国家的竞争性选举无不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但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到来是发生在既定的宪政结构或混合制结构之中，或者说是国家建设基本完成即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进行。而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国家认同还首先是一个问题，结果竞争性选举演变成党争，党争事实上又是不同宗教之间、种族之间、或贫富悬殊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的政治斗争，结果便是很多国家的分裂或者国家的周期性政治动荡而导致的无效治理。
通过对政体理论脉络的梳理，我们应该明白，政体不但是统治权问题，还是围绕统治权而建立的相应的“政权的安排”——在西方那里包括三权分立、行政体制、中央-地方关系、选举制度及其背后的政党制度。这样，政体事实上又等同于我们常用的“政治制度”一词。
到此为止，我们“重述”的政治制度还只是传统的法条性的、结构性、静态性的政体。即便是在静态的法条主义层面，政体的概念也应该被理解为权力关系的总和。由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政体概念从中央权力层面（三权分立、行政体制）拓展到中央-地方关系（单一制、联邦制），变成了权力关系的总和。
我们认为，即便如此，这样的政体理论也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自“资本主义”进场以后，国家结构即国家权力结构被根本地改变了，其中“资本权力”成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概念，否则仅以政治概念而讨论政治或看待政治与人性的关系，都只不过是隔靴搔痒。因此，如何把“资本权力”引进政体理论，正如当年的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等人把“社会”要素引入权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其实，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林德布罗姆早在30多年前就这样说，没有资本权力一席之地的自由民主理论（即政体——作者注）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政体理论需要被拓展的第一个面向。
政体理论需要拓展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社会关系。到了二战之后，国家或社会变得更还复杂，已经是各种权力关系构成的“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而不是简单的整体”，
其中离开社会组织就没有办法理解政治生活，社会自治或公民社会的有机治理就是一个与传统的代议制相平衡的概念。也就是说，传统的政体理论都是集中于“国家”，而二战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大转向是把“社会”嵌入权力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政体理论需要被拓展，需要像传统的理论拓展到行政体制和中央-地方关系一样，政体理论需要拓展到国家与社会关系。
传统的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政体理论既不能有效地解释资本权力主导的政治—市场关系，更不能解释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有机治理。
上面通过对政体理论的回溯以及反思而做的“政体重述”，事实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以政体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概念。如果说政体就是权力关系的总和而且西方各国基本上都是混合制，虽然侧重点有些差异比如行政权力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不同，但又存在很多共同性的要素，比如资本权力的重要性、权力制约、选举制，司法权的重要性，非政府组织的有机治理，等等。同样，非西式政治制度中也有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很多权力要素，很难就说它们就是“非民主的”或者用传统的标签比如威权主义可以概括的，因为那些被称为威权主义的国家同样有利益集团政治、有互联网参与、有地方分权、有社会协商、有立法--决策民主、有社团组织以及很多本土的而非西方的“原生态民主”（proto-democracy）比如与生俱来的“自由”，
这些因素当然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民主”的一面。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少不了“集中”且集中无处不在，因此一个恰切的概念“民主集中制”便是中国政体的最好写照，它不但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政权的组织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政体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制政体。在政体理论上，“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概念，我认为它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政体事实上都是混合制政体，这是符合现代国家结构的无比复杂性的基本特征的，不混合不足于有效地、合理地、良性地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不同的是，有些混合制需要更多的“国家性”而实现国家更好的治理，比如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甚至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有些混合制则需要更多的“民主性”而让社会活力和社会自主性更多而又不至于失序，比如俄罗斯这样的大型发展型国家。在承认差别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代议制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共性，那就是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资本权力都已经嵌入政治权力之中，利益政治无处不在，利益集团影响着政治决策过程。这是三十多年前林德布罗姆就已经发现的，他指出研究不同政治制度的议会、行政等都是在研究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则是权力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就这样，表面上看上去结构上有着很大不同的政治制度，因为市场关系或资本权力的嵌入以及其他共同性因素的存在，被称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又存在着类似甚至是共同的政治过程。大量的比较政治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致力于政治过程研究，比专注于传统的规范性和结构性概念的研究，无疑会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慧上的贡献。不仅如此，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的上述关系，还使得我们有可能寻求一种普遍性的“制度范式”，用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政治制度。
在政治过程意义上研究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客观性的载体或平台，平台之上是人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互动和博弈，人在政治过程上主要是通过“观念”表现出来，而利益其实就是“政策”，因而政治过程就是人、制度和政策之间的互动。这样，政治过程意义上的制度分析的主要变量便是观念、制度、政策，其中制度又分为政体性质的制度结构和中观性质的制度安排，政策表现为制度绩效。
制度变迁分为关键时刻和常规时期，其中常规时期的制度规则由关键时刻的制度变迁所塑造和约束。关键时刻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拐点或者转折点，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时期和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历史的拐点，当然一个国家的建设史上会有多次的拐点，从而使得一个国家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
在关键时刻，关键玩家（players）的观念很重要。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给各自的国家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其中的关键差别就在于各自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虽然思想观念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因子。
关键时刻的关键性观念决定了根本性的制度结构的性质、形态和运行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策绩效。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直接产生新的制度结构，第二即使在不改变制度结构的前提下也改变了制度结构的运行方式和制度绩效。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新观念既改变了制度结构也由此带来了新的制度绩效，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在不改变制度结构的前提下根本性概念了制度结构的运行方式并催生了新的制度安排、由此而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制度绩效。
常规时期的制度变迁就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没有重大观念转型下而发生的更多的是制度安排层面的按部就班的制度运行。能够改变制度结构的政治变迁并不常见，即使很多能称得上政治改革的重大改革一般也不会轻易地去改变其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可谓政在恒定，尤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样，初始的制度结构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制度结构具有命定式或一劳永逸的作用，有可能与时俱进而修补其中的不合时宜的部分，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观念的重大转型；如前，在观念发生重大转型的情况下，同样的制度结构最终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绩效。
政治过程中的人（观念）、制度与政策（利益）的互动模型如下：
国家建设依靠制度建设去支撑起来，而制度的好坏则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政策产品（制度绩效），因此比较政治研究必须研究动态的公共政策，这是本教科书体系的一个重点，因为西方人一般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比较政治发展（包括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制度两大块。
因为国家发展的阶段以及发展路径的差异，各个国家的公共政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美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或者说作为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问题便是福利政策或社会政策，福利政治学就很发达；同样，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经常遇到的一个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危机，这样克服经济危机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又是研究的一个亮点。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依然处于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政策，就需要去专门的进行比较研究，或者说“作为方法论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项公共政策课题；在此之下，各种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经济制度，或者说现代化经济道路，是公共政策；而正在兴起的初级阶段的福利制度也是重要的公共政策，等等。
一句话，公共政策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政策，各个国家因为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不同而使得公共政策的侧重点不同。
如果说“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研究是实体性质的，那么“公共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程序性质的或者说方法论性质的。所以这样说，因为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研究它们是什么，而公共政策则是因为指各种不同的政策，政策是什么并不重要或者说很容易理解，而难点或者说重点在于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公共政策过程。因此，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论属性就更重一些。
我认为，不论何种公共政策，都不过是三种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国家（中央政府）、支配性利益集团（部门机关和资本权力）、社会（被支配阶级、社会弱势群体和无组织群体）。当然，三者之间国家和支配性利益集团的关系最重要，因为“社会”往往是被代表者，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当“社会”这个大多数一旦不再沉默，以重要的角色而表现出来的时候，比如革命、抗争、政治运动，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出了问题，或者说国家建设或政治制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与支配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没处理好，结果表现为社会反抗国家，表现为传统上我们常说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其实，我们应该清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结果，而源头则在国家与支配阶级/支配性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诺斯所说的“国家悖论”即国家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与生俱来的张力，其实就是讲的国家与支配性选民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悖论”的鲜活例证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土地改革的失败而导致农民运动的燎燃之势。
这样，政策过程分析其实又是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或者说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通过一个又一个公共政策而体现出来，政策过程分析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性质、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优劣之所在。所以说，公共政策研究是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的“流动的血脉”。
如果把公共政策视为国家、支配性团体和社会（被支配性阶级）之间的利益互动和博弈的过程，那么相应的研究方法则分别为：专门讲国家与资本集团关系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专门论述国家-社会关系类型的统合主义（国家统合主义与社会统合主义）。当然，作为一般性的政策分析模型，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并非没有借鉴之处，只不过这些似乎已经是知识论的“过去时”了，为此也不再在教科书中专门介绍了。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公共政策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型。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其说是一个流派，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方法，其与回归国家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一些关键变量具有高度的重合关系，或者说比较政治经济学是最具有统合力的方法论。。
回归国家学派的资源：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 。1970年年代开始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对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中心主义的反动和补救。我们知道，由传统的国家权力研究下沉为社会权利研究，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一大转向，成果累累，其代表性的范式成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结构功能主义——它也可以当做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但是，社会中心主义泛滥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对西方国家国家建历史的自我遗忘，结果导致“没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难题。受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普朗查斯的影响，斯考切波、皮特@伊文斯等人“国家自主性”这个分析性概念嵌入历史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分析。
“国家自主性”概念意味着，虽然来自社会的国家必然要受社会的而影响和制约，但作为一个利益存在的国家自身并不必然总是社会的工具和个阶级政治斗争的舞台，国家本身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为了安全等利益而形成超越于社会的政治意志并有能力将之付诸现实。因此，讲到“国家自主性”，又离不开“国家能力”这个分析性概念。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并不必然有国家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源：“国家悖论” 。因为国家来自社会，国家自主性必然又是相对的。这样，为了更好地认识、解剖国家，需要引入诺斯的“国家悖论”概念，这个概念讲的是国家自主性最终有没有或者说国家自主性的实现程度。
理性选择主义的资源：分利集团 。政治经济学讲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关国家的概念属于政治的，而经济的则指分利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机构性利益集团，即那些因享有法定权力的部门通过法律制定和政策制定而将部门权利法律化和制度化；二是公司型利益集团，即那些在经济生活居主宰和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组织，它们事实上履行着公共权力职能，并且有能力俘获国家和政府，有能力把国家变成俘获型国家或勾结型国家，从而即绑架国家，又鱼利百姓。
有了“国家悖论”、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分利集团（资本权力）这4个概念，公共政策分析不但是具体的案例解剖了，而且会把政策分析与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样在三维度之下认识公共政策，无疑使得公共政策的比较性更鲜明，对政策本身的认识也更深刻。
“统合主义”是一个被找回来的概念，因为其被认为曾经导致法西斯主义而在二战以后的30年内被选择性遗忘。被找回来的统合主义主要指国家统合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居主导地位，国家决定着利益集团的数量与活动形式，利益集团寻求与国家的合作。这样的国家统合主义是南欧、拉丁美洲的特有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
与国家主导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相对应，多元主义的英美则是社会统合主义（更正确的是社会合作主义）。国家是多元社会博弈的舞台，社会组织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无所谓谁更重要。
中国比较政治学要做的任务之一就是摆脱美国比较政治学给我们留下的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这个并不美好的“传统”，为此我们就需要把比较政治学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更重要的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本国目的性意味着，比较政治研究的体系要与本国的国家建设阶段相适应——“为了自己”这样的目的性并不必然具有强制的意识形态性。祛魅与建设这双重使命决定了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必然不同于流行的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为此我们建构了“比较国家建设——比较政治制度——比较公共政策”这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可以说，在研究议程上，具有分层的综合性，三大议程具有逻辑上的递进性和相互强化、相互解释的互动性。当然，这是一种入门性质的教学体系，研究者不可能研究所有议程，也只能根据研究志趣和读书积累情况而选择其中的议程。即便如此，这个体系告诉我们，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决不是要么现代化要么民主化这样的单一性的意识形态话题，无论是现代化还是民主化、尤其是民主化，只不过是国家建设的结构论中的一个要素，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制度，以单一的制度代替所有其他的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今天所看到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政治衰败或民主回潮。
在研究方法上，与研究议程相对应，我们竭力避免拿一种方法法解释所有重大议程的方法论至上主义。我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教科书的梳理整理发现，西方教科书基本上是没有议程的方法论介绍，学生拿着相关的方法论去找研究对象，这样可能在对研究对象的语境和议程本身并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而大发议论，事实上很多所谓的一线学者对中国政治、外交问题的相关研究就是如此。因此，本体系还是本着议程有限原则，不同的研究议程下具有不同的方法论。不仅如此，我们认为，没有解释一切问题的方法论，或者说任何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就需要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制度范式”都是典型的具有折中主义性质的方法论。
不但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很重要，如何比较即如何求同求异也很重要。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兴趣基本上都是求异，比较中找出差异，然后改造差异。但是，既然我们回到历史，回到事情本身之中，各个国家的国家建设难道就没有共同之处？毕竟，各个国家都是那些结构性要素构成的，这些就是“同”；而且这些要素的实现时序、次序也可能有相同的，这些也是“同”；更重要的是，政策过程比较研究会告诉我们，看上去南辕北辙的政治制度之间，其实政治过程差异没有那么大，反而存在很多的类似的政治。求同研究使得我们能够真正从人类文明史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和治国之道，在知识论上有助于破除过去很多规范性知识给我们编制的各种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