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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
本章作为开篇第一章，主要是对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整体介绍，使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理论框架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本章特别强调对方法论的理解，强调掌握正确的方法对农村金融研究的重要性。
内容概要
本章第一节首先从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角度，论述了资金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有序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阐明了研究农村金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节探讨了农村金融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基本范畴，并着重探讨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意义；本章的主体部分是第三节，详尽讨论了农村金融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说明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方法、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以及社会调查方法、制度分析和比较经济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的意义和具体应用；最后一节介绍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以使读者对全书的基本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市场中所有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和技术等）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和经济效率的源泉。资金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其配置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率。在农村经济领域，由于其经济主体资金存量的有限性和信息不充分等原因，资金的有效动员和合理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也就凸显出各种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正式金融机构和非正式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如果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有效且有序地运转，农村的资金流动就会得到保障，从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就能获得较大的金融支持；反之，如果农村金融机构缺乏效率，而且违背正常的运作规则，则不仅会使农村的信贷关系发生扭曲，而且会扰乱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给农村经济增长带来消极的后果。一个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较好地动员农村地区的储蓄，较好地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农户或者农村企业的融资要求，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转型极为重要。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合理流动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之前，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劳动力、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并不受市场信号的指引，而是按照计划部门的指令进行配置，这就导致农村经济长期缺乏增长的动力。而在这之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成功背后的基本逻辑，仍旧遵循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实现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使各要素获得更多的自由流动的权利。这使得农村地区大大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生产力，并为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村经济领域的初始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为其他部门的制度变迁提供巨大的农业剩余，从而也就不可能保障整体制度变迁的顺利进展并支撑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然而，近些年的农村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的状态，改革初期所产生的能量已经释放殆尽，农村经济领域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的探讨，尽管经济学家们各持己见，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承认，在我国农村地区，生产要素有序而合理的流动还难以保障，在当前的制度安排框架里，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和资金流动还不顺畅，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D.盖尔·约翰逊，2004）。在各种要素难以按照市场原则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则难以保证，从而经济增长就缺乏动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原理。可见，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金的流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这表明，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重要性。“十一五”规划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在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如规划中指出，应“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就强调了土地等要素流动的重要性。再比如，规划中指出“要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积极开拓农村市场”，这就是强调了农村中正常的商品流动的重要性。规划中还指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这是强调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重要性。“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我们论述过的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关于资源有效配置和要素合理流动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劳动力、土地和商品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外，实际上，农村资金的流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这应该说为我国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和运行状况制约了农村资金的流动，未能对农村储蓄实施有效的动员和合理的配置，反而使大量农村金融剩余流出农村领域，导致农村经济中出现所谓“系统性负投资”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从农村地区撤出，邮政储蓄体系又吸走了大量的农村储蓄，农村信用社运转效率低下且商业化倾向日益清晰，这些因素导致农村金融体系根本无法担当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使命。离开农村金融的全面改革，“新农村建设”是难以想象的。
农村金融的改革涉及正式金融体系和非正式金融体系两个层面。对于正式金融体系而言，目前在农村金融领域中堪称正式金融体系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关于农村信用社性质和改革目标的争论由来已久，各地应该按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等具体情况确定改革方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明显加大，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原有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了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重新构建了农村金融的框架体系，使一些地区的农村正式金融组织焕发出蓬勃生机。国家的资金支持与农村信用社自身的体制改革相结合，使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和资产状况大为改观。对于非正式金融体系而言，目前中央已经改变了以往彻底取缔和完全抑制的政策，在肯定非正式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户生产经营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正在采取措施对农村非正式金融体系进行规范化监督和管理，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一带已经开始卓有成效的小额信贷试点。这些情况都表明，农村金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期，这必将对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农村金融学是一门以农村各类经济主体资金借贷行为和各类金融组织资金运作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全面探讨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工具的社会科学学科。在这个定义中，所谓“农村各类经济主体”，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和农户，也包括农村各类中小企业组织以及各类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和合作组织，而且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转型，农村的中小企业、基层行政组织以及各类专业性的合作组织（如各种生产性、技术性或流通性的专业协会）的资金运营规模迅速提升，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定义中的“各类金融组织”，不仅包括正式金融组织，还包括非正式金融组织。其中正式金融组织是指那些获得国家正式金融业务许可并受到国家金融法规监管的金融组织，包括各类国家正式承认的商业性金融组织、政策性金融组织和合作性金融组织；非正式金融组织是指那些未获得国家正式金融业务许可并且未受到国家金融法规监管，因而其经营处于地下状态的金融组织，包括各种抬会、农村基金会、地下钱庄等，我们一般也称为民间金融组织。
就农村金融学的研究范畴而言，其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农村金融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可能脱离对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农村金融学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参见图1-1）。具体而言，农村金融学着重于农村社区中的农民和农户的行为研究。由于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农村社区的农民和农户的行为具有其他经济行为主体不具备的特征，其储蓄和投资行为不可能运用一般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去理解和解释。同时，在探讨农村金融学的时候，我们将特别关注农村金融组织（包括正式金融组织和非正式金融组织）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给农村经济主体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农民和农户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农村金融组织的运作模式，同时农村金融组织的运营也给农村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比如，就农民的信用意识和契约观念而言，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的信用观念很强，其信用行为受到农村社区的公众舆论的强大影响和约束；而在农村经济转型时期，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和传统群体结构变化导致农民的信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因此，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如何正确地运用传统文化下的信用资源，如何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挖掘农民内在的信用传统并培育新的市场经济下的信用意识，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在农民与农村金融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在多次的动态博弈中，农民和农村金融组织同时积累了大量关于信用的知识，这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非常重要。
图1-1 农村金融学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在本书中，我们对农村金融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资金借贷关系和资本流动规律。尽管在某些部分我们也讨论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状况，但是我们主要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来揭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规律。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其中所涉及的命题与探讨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发展很不一样，其分析范式和研究视角有很大的区别。发达国家城乡二元格局不明显，城市和乡村基本融为一体；同时，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育比较完善，市场机制运作比较规范，因此，即使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一般金融市场没有大的区别。发达国家的农场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所遵循的基本市场准则与一个典型的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的国家，农村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区别很大，农户和农民的经济行为很难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概括，这是本书在很多地方都特别强调的一点。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处在一种非常不成熟的状态，这种不成熟也就意味着其农村金融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和潜力。这种制度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农村经济主体的不断变化给农村金融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就中国农村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乡镇企业（或者称为农村中小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其融资行为对农村金融组织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运行机制的变化。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作为农村经济主体的农民和农户的投资和借贷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的市场化经营和合作经营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经济形态，也就必然引起农村金融组织发生相应的革新。其次是农村和城市关系的变化给农村金融改革带来新的机遇。城市和乡村的传统二元格局正在慢慢被消解，农村经济主体与城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城市和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行为互相影响。在一些城乡结合的地区，这种状况尤其明显，城市和农村的金融机构互相渗透，进行良性的竞争和合作，这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是农村经济本身的转型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的转型，使得农村的金融需求空前巨大，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为发生变化，促使其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以适应农业的转型。本书的所有理论探讨，都是着眼于农村经济中的经济转型和制度演进而展开的。
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早期的哲学家笛卡儿以及培根试图不仅研究一般的科学，而且要发现科学研究的总的方法，即解决认识论问题。
一门成熟的学科，首先必须具备成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古人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两个世纪的演变历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规范和系统的方法。尤其是作为现代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确已为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整套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分析方法。根据钱颖一的概括，这个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1）视角（perspective），如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学基本假定；（2）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即为研究真实世界而提供的非真实的高度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即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钱颖一，2002）。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确实为研究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提供了比较好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凭借这些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研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些基本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经济研究方法，在分析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时候，应该特别注重观察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背后所给定的约束条件，注重观察不同经济现象背后特殊的制度环境、历史情境和文化因素，切不可完全照搬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把主流的经济学思潮不加批判地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事实证明，这种不理会经济现象背后的特殊约束条件和制度环境而照搬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囫囵吞枣”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荒谬的。
农村金融学在经济学中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分支，尽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和范式都可以在农村金融学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比如供求分析方法、成本—收益比较方法，以及更为现代的博弈论方法等），但是在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时候，却需要对现代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条件加以特别的注意。比如在分析小农经济下的农户借贷行为时，简单地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是不明智的。因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在一个规范的、成熟的市场中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成熟市场的存在以及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价格的指示有效地配置资源，是现代经济学分析的一个不言自明的潜在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下是不存在的，小农经济下不存在成熟的市场形态，农户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不能用一般成熟市场经济下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来描述和分析农户，同时农户的雇佣行为也难以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主的雇佣行为。
在分析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决定时，一般的现代利率决定理论（如市场分割理论、首选栖息地理论和可贷资金理论等）只是我们的参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但绝不可以照搬现有的理论。尤其在分析民间金融的利率决定和高利贷的利率问题时，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和群体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寻求答案，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条。
谈到研究方法，我们需要厘清几个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研究方法不是空疏的“屠龙术”式的学问，而应该是实际应用于研究中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国内很多著作在开篇谈到方法时，总要给自己冠以“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头衔，似乎只要盖上这顶帽子，就变得满篇真理无可指摘，而实际上往往著作的实际情形与其宣示的所谓方法不甚相符，这种学风十分有害。本书在谈到研究方法时，注重方法在农村金融研究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和实际效果，强调研究方法应为研究服务，而不是为方法而方法。
第二，研究方法不能拘泥于一家一派，而应该广收博取、融汇百家、为我所用。只有综合性地运用各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从多个维度认识事物，从而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是十分正常的。作为研究者，应该审慎地考察各个不同学派的观点背后的假定条件和特殊立论背景，从而采纳其中合理的成分，融汇到自己的理论中来。举例来说，就农村研究而言，当我们在考察农户和农民的行为的时候，至少会面临三个不同的学派，即强调农户利润最大化理性行为的“理性小农”派、强调农户寻求生存的稳定性和小农经济中的互惠关系的“道义小农”派，以及强调研究农村中的阶级构成和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实际上，这三个学派各有侧重点，其观察农村经济的视角和参照系不同，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又是可以互补和融合的。不加分析地拘泥于一家之言，会严重地妨碍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第三，研究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研究领域和视野的变化、研究对象的历史演进，研究方法也应该随之变化，以适应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情境。这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当我们研究传统经济形态下的小农行为时，一般不能采用成熟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厂商理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但当我们研究农业经济极为发达条件下的经营性农场的经济行为时，现代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就基本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同样，小农经济下的借贷关系和现代大农业条件下的金融支持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应该采用不同的范式来研究。在农村金融的研究中，有关数理经济学或者博弈论方法等，都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纳。
第四，研究方法应注重不同学科的方法的融合与交叉，在科学研究交叉性和多元性日益增强的今天，研究方法也应该作相应的有机的融会贯通，单一地拘泥于某一学科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也是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的。农村金融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眼界开阔，注意汲取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并融会贯通。比如，农村金融学的研究涉及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农户行为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广泛使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农村金融的研究中还会用到大量经济史和金融史的知识，历史视角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在以上基本理念指导下，我们可以对农村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研究农村金融学同研究一切社会科学一样，会面临逻辑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一般而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关系问题。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要落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并非易事。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流派，不同流派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这个命题的回答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史上，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米塞斯系统”强调演绎和逻辑推理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而摒弃经验研究。门格尔把确立他所说的“严格的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任务，而这种规律并不需要经验事实来确认或否认。他当然承认经验事实的一般化的存在，但对这种一般化并没有什么兴趣。门格尔的观点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立场，即确信我们对实体的了解使我们能借助于演绎法得出“严格的规律”（他把价值规律作为这种规律的一个例证）。就探索这种规律而言，门格尔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米塞斯是门格尔方法论的继承者。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应该是完全正确的人类行动知识体系，经济理论命题与经验事实不符，不能说明经济理论本身是不正确的。米塞斯把经济学的规律理解为普遍有效的命题，这些命题由人类的理性和逻辑来保证其正确性和必然性。对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主观愿望，这样他就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论证了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在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里，体现人类理性的经济学理论所起的作用正像康德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和范畴等先验形式所起的作用一样。米塞斯把经济学理论看成是由人们的理性先验地推导出来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根本拒绝使用任何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有一种康德主义认识论的意味。米塞斯（2001）说：
“我们对既定条件下我们行动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理智。行动、节约、偏好、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此同时存在的所有事情构成了人类行动的体系——我们对行动的这些基本范畴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我们不用任何经验而先验地从内心中领悟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领悟逻辑学和数学真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自己去理解这一切的话，经验也不能使他理解这些事。”
应该说，米塞斯对先验的理性的强调，其哲学来源可追溯到笛卡儿的“工具理性”。笛卡儿与培根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先验的理性的作用，强调人类的理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结果，而后者强调经验，强调从经验的观察和整理中获得知识；前者提出“我思故我在”，说明理性思维的重要性，而后者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人类的经验和历史对于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前者是理论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后者是描述科学的研究方法；前者使用演绎法，而后者使用归纳法。米塞斯的“人类行动科学”方法论也像笛卡儿的方法一样，试图寻求超越人类经验的一种先验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不依赖于人类的经验和历史事实的验证，而是取决于人类的理性思维，取决于一种逻辑演绎能力。这类似于哈耶克（2003）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提到的“选择的纯粹逻辑”。
显然，单纯强调“纯粹逻辑”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科学发现中，强调逻辑推演和先验理性的演绎法与强调经验研究和知识累积的归纳法同样重要。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就批评了这种单纯强调先验理性与逻辑推演的方法论：
“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杜林先生同样会把经济学归结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对这些人来说，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恩格斯，1972，第59页）
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纯粹先验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逻辑与历史、经验与先验的关系：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黑格尔的人。”（恩格斯，1972，第74页）
先验与经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强调先验与经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完全否定客观规律（或者说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和某种超历史性：
“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恩格斯，1972，第78页）
在科学研究中单纯强调人类先验理性的作用的最大危险，是在运用人类理性的同时忘记了客观现实和人类真实历史的存在，从而导致一种理论创造中的“理性建构主义”——即试图单纯运用理性来建造一个人类的理想王国，也就是“乌托邦社会工程”。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批评了这种带有历史决定论意味的“整体性”和本质论的研究方法。“最后关系到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它把‘全体的’集合概念如此对待，似乎它们要比只是出于舒适理由而选择的对复杂的事实关系的缩略要来得正确得多。这一行为把集合体当做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方法论称作‘乌托邦社会工程’。”
实际上，经济学中充满了这种将过度抽象化的总体变量加以滥用的现象，如经济学中的各种对于人类行为的总体性的假说，带有某种普适的色彩。这种试图寻找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理念，从而忽视真实世界多样性与复杂联系的方法论倾向，使得那些所谓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最终走向了反面。米塞斯试图寻找的那种不受经验事实约束的超越真实世界和社会现象的纯粹理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经济学”，其实最终与历史决定论走到了一起。这种方法论妨碍了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主义的理解。
在研究农村金融学的过程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农村金融的发展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任何理解，都应该将逻辑推演与实际的历史过程结合起来考察，如此才能获得对农村金融的正确认识。在农村金融学领域的研究中，金融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在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重视经济史研究，这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加以特别强调的方法论。熊彼特将经济分析方法分为三部分，即经济史、统计和经济理论，而在这三部分中，他特别推崇经济史的作用：
“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学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
“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熊彼特，1996）
农村金融学的研究，特别是与农户/农民行为研究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研究相关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写作即受益于大量研究中国农业史和农村史的优秀成果，比如黄宗智先生关于近代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传统小农经济、许倬云先生关于汉代农业和中国精耕农业的形成、美国学者彭慕兰等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变迁与西方的比较研究等。
农村金融学涉及大量有关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内容，而农业、农民和农村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演进的研究对象，如果不对其历史演进过程做彻底的梳理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就很难理解当前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在农村金融学中，每一个看似细微的话题都有可能引出大量带有深厚历史背景和悠久历史积淀的问题，而只有将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和来龙去脉加以科学分析，才能够对该领域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比如，关于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高利贷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农村民间借贷的地位问题等，都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悠远的历史框架内才能得到正确的阐释。只是注重短期的分析，是不会获得科学的结论的。因此，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注重逻辑分析和历史探讨的统一、注重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统一不是一个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其实际的方法论意义的。
研究农村金融学，首要的问题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而要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不能仅仅凭借逻辑上的理性推演，而要更依靠历史的经验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和参考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的时候，如果不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及其结构特征，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农民会选择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而拒斥另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金融机构在农村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有些金融机构却负债累累乃至倒闭。笔者在农村金融领域从事多年研究的体会是，社会学在农村金融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社会学研究成果中获得的研究灵感，可能要比从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获得的还要多。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学者会对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理念一无所知
；也很难想象，我们会绕过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富有启发力和持久影响力的著作而得以了解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与特征。
另外，我国早期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著作甚至至今仍然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及其变迁有极大的帮助。
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社会学方法获得广泛的运用。其中最主要的社会学方法是社区研究、社会调查，也就是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对所要研究的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实地调研、田野考察应该成为一切社会科学普遍适用的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遗憾的是，经济学在迅速发展它的逻辑分析工具和数学描述语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优秀的传统。经济学仅仅依赖那些来自统计年鉴的总量数据进行数理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建模，而忽视了研究者直接从真实世界获得鲜活的理论灵感和真实的数据。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誉。现在，应该是经济学向社会学学习，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相融合的时候了。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门主要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正在重新描绘，从而为全面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
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农户的借贷行为及其社会行为等研究资料的获得，仅仅依赖官方统计数据和现有研究成果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应该尽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调研。笔者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多次调研，感到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如果没有那些感性的亲身参与式的实地考察，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当然，实地调查不仅是感性认识的获得途径，还是获得第一手科学数据的重要方法。
社会研究的一些基本方式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都可以用到。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有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具备某些基本的元素或特定的语言，构成了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区别于其他社会研究的明显特征。同时，每一种方式都可以独立地运用于一项具体社会研究的全部过程。各种研究方式的差异如下：（1）基本要素构成不同。调查研究的基本要素包括抽样、问卷、统计分析、相关关系等；实验研究的基本要素包括操纵与控制、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刺激、因果关系等；实地研究的基本要素包括参与观察、研究者的角色、投入理解、扎根理论等；而文献研究的基本要素则包括内容分析、编码与解码、二次分析、现有统计分析等。（2）方法论倾向不同。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倾向；而以实地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式，则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倾向。（3）研究目的不同。调查研究最常被用于描述一个大的、总体的状况，以及探讨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实验研究主要被用于探索和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地研究更多是在深入理解社会现实，以及在提炼和建构理论方面发挥作用；而文献研究常被用于帮助研究者去探讨那些既不会引起研究对象的任何反应，又是任何其他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风笑天，2001，第7—9页）。可以说，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用途，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而不要局限于某一种方式（参见表1-1）。
表1-1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简介
资料来源：风笑天（2001），第7—9页。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方法论是居于统帅地位的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不同的方法论观点不仅影响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同时更直接影响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例如，具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研究者通常采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献研究的方式，以凸显研究的规范性、精确性和客观性。从建立研究假设、变量操作、数据资料收集、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直到结果的解释和假设的检验，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尽可能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而具有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则更经常地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以及定性的文献研究的方式，以凸显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和主观性，在研究思路上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的主观体悟，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的参与和对情景的分析（风笑天，2001，第7—9页）。
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都是可以应用的，而且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就实证主义方法而言，问卷调查、访问调查、观察调研、抽样方法、测量方法、统计分析方法以及比较新的计算机应用分析技术等都可以应用。
这些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是农村金融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比如要了解农村信用社的运作情况，我们可以采用问卷的方法，设计出一套比较简明而有效的问卷，对所在社区内的农民和农户进行调查，了解其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和贷款情况、农户参与农村信用社业务的情况，以及农村信用社对“三农”的支持情况。访问方法也很有效。我们可以访问一些比较典型的农村中小企业，了解它们对农村信用社信贷的看法；也可以访问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和管理者，了解农村信用社的运作过程和经营理念。至于统计分析等方法，更是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对农村信用社存款、贷款、不良贷款等指标的统计分析以及结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村信用社的基本业务状况和素质，判断农村信用社的竞争力。一些人文主义方法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也是有用的，尽管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一些对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的研究。比如，我们2005年夏天在山西调研农村信用社的时候就采取了参与观察的形式，参与了一个比较贫困的乡的信用社召集的全乡信用站员工会议。这个会议使我们了解了基层信用社和各个村的信用站的“站干”的日常业务情况。那些来自基层的鲜活经验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我们也对各村“站干”的生活有了感性的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深入分析农村金融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弥补我们单纯依赖文献的不足。从方法论到研究方式，再到研究的具体技术，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社会研究方法体系（参见图1-2）。这个体系对研究农村金融学而言有巨大的价值，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图1-2 社会研究方法体系
资料来源：风笑天（2001），第9页。
以上主要说明了社会学方法在农村金融学中的应用。同样，文化人类学在农村金融学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米塞斯语），而人类社会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个比较具有持久性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这种规范和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于文化的研究，农村金融学研究也是如此。当我们分析和考察一个村落和农民的借贷行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将这个村落里的农户和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去看待，更要将其看做一个巨大文化群体的一员来看待。农户和农民的借贷行为更多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这也决定了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信贷行为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场主的借贷行为不一样。文化人类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已经成为我们研究传统社会必须参考的经典资料，比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等著作也可以看成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读者可以发现，在本书中，对文化人类学的应用和强调是非常明显的，在分析农村金融中农户和农民的信用的时候，在分析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中的文化断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使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一个经济学家必须是一个眼界开阔的研究者，不能只是囿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对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和方法采取封闭的拒斥态度。
在经济学研究中，制度视角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发展最为迅猛同时也是对真实世界解释能力最强的经济学理论之一。现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都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与指引。这些规则有时候表现为比较清晰和刚性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有时候则表现为比较软性和含蓄的文化、风俗、潜规则以及习惯行为。不管是正规的法律制度还是非正规的习惯性约束，都可以统称为制度。正如制度经济学所一直强调的，制度的重要作用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帮助人们避免或缓和冲突，增进劳动和知识的分工，并促进经济繁荣。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以致连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完全依赖于正确的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基本人类价值。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中的各种交易行为是在一种“制度”真空和无交易成本的环境下进行的，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合理抽象，这种假定自然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这种假定却完全违背了真实世界中市场交易和各种非市场交易的本质。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判断，即制度在协调个人行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对制度的分析构成理解真实世界的基础。
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制度分析渗透于研究的全过程。在分析传统农业社会的借贷关系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维系传统农业社会借贷的制度基础。这些制度基础，基本上是一些不成文的、软性的、非正式的制度，表现为乡村中的宗法关系、亲缘关系、社区中的人际交往准则、传统道德观念以及乡规民约。只有理解了这些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我们才能理解农村的各种非正式金融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的内在原因。缺乏制度分析的视角，试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感到不得要领。制度分析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农村转型条件下的金融制度安排的基本趋势。举例来说，对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争论，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性质的分探讨，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在性质上与国际上标准的农村合作金融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为什么一种规范的合作金融在中国会演变成为一种不规范的合作金融形式？合作金融在中国“变质”的背后有什么制度层面的根源？实际上，农村合作金融在中国的“变质”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这些制度根源包括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特有的信用拓展机制、行政权力渗透下的合作金融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政府制度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的信用软约束倾向等。基于这样的分析，农村合作金融的未来改革就不应是僵硬地规定农村合作社的业务领域和职能，而是在制度安排上顺应其内在制度特征，将合作金融制度引导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农村商业银行或股份合作制的合作银行制度上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制度层面的分析确实会加深我们对农村金融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
比较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较经济学是一门对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经济政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经济科学，其主旨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获得关于不同国家发展路径及其绩效判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刘伟、杨云龙，1990）。比较制度分析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做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绩效，这里的“制度”，其定义是十分宽泛的，即将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合同以及非正式的习俗文化等都包含在内（青木昌彦，2001；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从学科的角度来讲，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之比较制度分析要宽泛一些。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也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农村政策性金融等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了解这些金融组织形式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根源、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运作机制以及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比较分析带给我们更为广阔的分析视角，使我们得以发现和揭示农村金融制度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和效果，对我们理解农村金融极为重要。举例而言，关于农村小额信贷，有很多种不同的运作模式，这些成功的模式都是适应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的模式，只有在具体分析其存在的文化和组织基础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将其吸取到本国的小额信贷实践中来。脱离了比较分析，我们就很可能得到“南橘北枳”的结果。这就看出比较分析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探讨了农村金融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实际上，就像我们在书中强调的那样，研究方法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研究方法是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服务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而选择适合的方法。农村金融学研究往往要综合运用以上各种方法，将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经济史和金融史方法、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包括实地研究、调查研究等各种社会研究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比较经济学方法等融为一体，从而获得比较科学的可信的结论。成功的农村金融学研究，往往是理论研究和社会调研的完美结合，通过逻辑的推演获得理论，再通过社会调查来检验和充实理论结论，最后获得一个比较接近真实世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不光是农村金融学，任何社会科学几乎都要遵循这样的研究规律。
在本书中，农村金融学的基本框架由七篇构成。第一篇是总论部分，主要是介绍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框架，阐述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理论，并通过对农民、农户的借贷行为的分析和农村信贷的供求分析，为农村金融学研究奠定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第二篇是农村合作金融，在梳理合作制度和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各国合作金融制度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并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历史进程、当前争议和未来改革趋势进行了探讨。第三篇是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探讨了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方式以及绩效，探讨了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借贷的影响，并对未来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和设想。第四篇是农业政策性金融，该篇首先从理论上对政策性金融的存在理由进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并探讨了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一些典型国家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机制，对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提出了若干看法。第五篇是农村小额信贷，首先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基本概念和运作模式进行了概括，简要介绍了一些国家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战略举措和运行模式，其中关于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案例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比较鲜活的材料。第六篇是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学术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制度根源，介绍了一些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功经验，并针对中国乡镇企业融资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策略。本书比较完整地探讨了农村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但是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相信随着我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的农村金融学研究也会不断创新。第七篇是农产品期货市场，在介绍期货市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世界主要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运行模式，并对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术语
资源配置 要素流动 新农村建设 农村金融学 农村经济主体 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社会学方法 文化人类学方法 社会调查 制度分析比较经济学方法 综合分析
进一步思考与讨论
1．研究农村金融学对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2．理解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3．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4．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些研究对象与一般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有何区别？
5．理解农村金融组织中正式金融组织和非正式金融组织的作用。
6．理解社会学方法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的应用。
7．如何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贯彻“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原则？
8．比较经济学方法在农村金融学中起到什么作用？
9．谈谈你对农村金融学理论体系的理解。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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