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字的特点

虽然我们每天都要使用汉字，但要说清楚它的特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显现的，要说汉字的特点，就要与其他文字进行比较。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都是全民的书面交际工具，这是共性。但是，各种文字又有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文字的不同特点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是看文字符号所代表的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单位，二是看文字符号本身的性质。为什么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看呢？因为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研究一种文字自然要联系文字所代表的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和文字本身使用怎样的符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揭示一种文字的特点，也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出不同文字的特点。从这两个方面去看汉字，汉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字呢？

初始文字都是描绘言语内容的，用图形描摹事物的形态特征。每个图形表示一个词的意义。这时的文字虽然是符号，但是具有逼真的图画效果，因而是表形性质的。经化简字形，将线条变为笔画，使字形变得越来越不像该事物了，这时的文字就是表意的了。选用原有的记词义的符号来表示语音，于是描绘语言表现形式的表音文字便产生了。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中国方言众多，同一个汉字在不同方言中读音差异巨大，但其基本意思在不同的方言中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表意是汉字的本质属性。当然，所有的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也不例外。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异在于，拼音文字是通过语音为中介间接表意，而汉字可以通过字形或字形分析直接表意，同时也具有语音中介的表意渠道。

1. 语素—音节文字

不同的文字所表示的语言单位不一定相同。例如英文、俄文都是记录音位（音素）的文字，日文假名是记录音节的文字。而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语素也叫词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例如“中国”这个词，写下来是两个字，这两个字代表了汉语里两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语素。由于汉字记录语素、代表语素，汉字也就有了所谓“字义”，显然，这字义是语素义。需要解释的是，为了便于说明汉字的表义特点，这里我们借用了西方语言学中“语素”的概念，但汉字并不完全等同于语素。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居多，在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一个汉字就相当于一个语素；但汉语里还存在大量的单音节词，一个汉字就表示一个词，这时汉字所谓的语素义就是词义了。换句话说，汉字既可能对应于“morpheme”，也可能对应于“word”。

汉字代表语素是汉字区别于表音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表音文字所记录的不是语素，而是纯粹的语音单位。例如记录英语的拉丁字母，除有形有音外，它不表义，它只代表音素，作为记录英语的文字符号，它仅仅是表示一定语音的字母。根据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单位来看，记录语素的是语素文字，记录音节的是音节文字，记录音素的是音素文字。汉字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所以汉字也被称为表意文字。汉字是这种文字的代表。对比“mountain-ゃま-山”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各自特点：英文字母记录的是音素，8个字母一共记录了2个音节；日语2个假名记录了2个音节，每个假名分别表示一个音节（ya，ma），但没有意义，所以日语假名是音节文字；而汉字“山”既记录了“shān”这个音节，也有意义。

据尹斌庸（1984）统计，在4213个常用汉字中，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的占87.5%，一个字代表几个语素的（多音字）占12.2%。大部分汉字是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也由于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汉字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可以概括为语素—音节文字。

汉字也记录少量非语素的音节，但在常用字中数量很少，仅占0.3%左右。如“葡”、“萄”、“枇”、“杷”等。这些音只有“pú”、“táo”、“pí”、“pā”等语音，而不独立表义（这类词多为音译外来词）。但汉字所记的这类音节，并不同于音节文字中的文字符号。因为音节文字中的文字符号是专门用来记录语言中的音节的，如日文的假名“ま”是记录音节的，而汉语中的这类音节仅仅是某个多音节语素中的具体音节，它们只有处在“葡萄”、“枇杷”等多音节语素中才具有代表音节的作用，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字形上往往还有标义的成分，如“葡萄”二字所从的“艹”，“枇杷”二字所从的“木”，标志着“葡萄”、“枇杷”的种概念范畴，这种情况是音节文字不可能有的。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要了解汉字为什么有这样的根本特点，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汉语的特点。

上古汉语通常是用一个音节对应地表示一个词，自然地，当汉字被创造出来时，一个词就用一个汉字来表示。这种单音节词的构成和发展有两种基本方式：通过词义的引申而生成新词，通过音节中音素的变化生成新词；前者叫做词义构词，后者叫做音变构词。

例如“道”，本义是路，后来有“道路”、“康庄大道”；由于路是通往不同方向的，于是“道”就有了“方向”义，如“志同道合”；再从方向又孳生出“道理、方法”的新义，如“得道多助”、“门道”、“医道”、“茶道”等；再进一步引申出“讲道理、述说、讲话”，如“一语道破”、“道谢”、“道歉”、“道白”等。这种演变就是词义构词，在发展过程中，读音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这个读音所表示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音异义”现象。

音变构词的例子如“卷”，本读去声，意思是可以卷起和展开的书画，如“书卷”、“手卷”、“手不释卷”、“长卷”。后来用做动词（写做“捲”，简化后恢复为“卷”），表示把东西裹成圆筒形，如“卷帘”、“卷行李”、“卷铺盖”、“卷烟”，这时就用改变读音声调为上声以示区别。

同音异义的现象无疑会给交际带来麻烦，那么，为什么异义还要保持同音？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有限，而语素的数量远远大于音节的数量。现代汉语只有约400个不同的音节，假定每个音节都有有效的四声，总量不过1600个不同声调的音节，实际上有字的音节只有1300多个。上古音节数要多于现代汉语的音节，据王力的研究，汉语上古音系统，声母有32个，韵部系统有29韵，加上平上去入四声，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有3712个音节。但表语素的汉字数量要比音节数量大十倍以上，再加上语素的读音又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音节上，因此，就造成了有些音节拥有特别多的同音字。

汉字适应汉语同音语素多的特点。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同音现象很多，产生了在书面上区别同音语素的需要。汉字用不同形体的方块字记录同音语素，使它们在书面上有了区别，便利了交际。如“工”、“公”、“宫”、“恭”、“弓”、“攻”念起来一样，写下来却形体各异。这些字不论单独使用，还是和别的字组合在一起，都不会受到同音的干扰而产生歧义。这在区别语素义方面很有利，特别是对于以目治为主的文言文更方便。

古人分化相关同音词的方法相当巧妙。例如，“采”字，上边是一个表示手向下的“爪”字，下边是表示草木的“木”字，会意为采摘果实的动作。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踩”（用脚踏及对象）、“睬”（目光看及对象）等字。

当然，要解决音节不足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多音节词。用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来表示一个词，就可以大大缓解同音词过多的问题。汉语发展到中古以后，双音节词语渐渐多起来了，但汉字的“语素—音节文字”的根本特点一直延续下来，没有改变。

2. 数量繁多但高频字集中

拼音文字记录音素，一般只有几十个字母（英文26个，俄文33个，日文假名46个），汉字是语素文字，数量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种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568字。1999年通过专家鉴定的北京国安咨询设备公司的汉字字库，收入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这是目前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全的汉字字库。

汉字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了表现新的事物，语言也在发展，9万汉字的背后是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由于我国文字积淀的历史长，这些字就构成了汉字库的主体。在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出现了大批的异体字和不规范字，就像孔乙己曾经坚持“回”字有四种写法一样，汉字中的异体字是汉字家族日益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汉字文化圈国家创造的汉字，比如韩国、日本等国家过去使用的都是汉字，后来又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造了一些新的字，前者还是汉字字系，也会被收到汉字字库里来。现在的字库整理，一般还会把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的汉字收录入内。这些字属于国际标准的字符集汉字，也是数目庞大的汉字字库的一部分。

汉字的总量虽大，但其中90%以上都是极为罕用的或已经废弃不用的字，而活跃在出版物和媒体上、有生命力的汉字数量非常有限。高频字非常集中，通用字和常用字的数量只有数千。1988年国家语委等单位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其覆盖率达99.999%以上。同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3500，分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常用字覆盖率达97.97%，次常用字的覆盖率达1.51%，二者合计覆盖率达99.48%。根据《现代汉语频率字典》的统计，前100个最常用字的覆盖率为47.34%，前1000个最常用字的覆盖率为91.36%。一个人如果掌握3000个高频汉字，他阅读一般书报时不认识的字还不到1%。

根据2006年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绿皮书统计：最常用的581个汉字就能覆盖全部媒体语料的80%，934个汉字就覆盖了全部语料的90%，2314个汉字的覆盖率达到99%。当然如果掌握了581个汉字，就可以认识媒体上80%的汉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了581个汉字就能读懂80%的内容。不过，这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习汉语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难。

现代汉语用字也符合这一规律。据统计，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全书138330字，只用了3039个不同的汉字；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7360字，只用了2413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1—5卷）全书90万字，只用了3136个不同的汉字。可见，使用频率高的常用字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是我们开展汉字教学时应该关注的重点。即使是中国古籍中的煌煌巨著十三经（《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每一部用字都不超过3000，总共也不过用了6544个不同的字。

1992年国家汉办有关部门根据对外汉语教学与测试的需要，又进一步制定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大纲》，其中《汉字大纲》共收常用字2905个，分为甲级字800个，乙级字804个，丙级字601个，丁级字700个。这4级共2905字是学习者在华学习四年应掌握的汉字总量。

作家韩少功对汉语和英语的字词量做过一个对比，他说：“大家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韩少功，2006）当然，认识汉字并不等于就认识了由汉字组成的词语，比如认识了“小”、“两”、“口”三个字，并不一定就能理解“小两口”的意思，但多数词语意义都和汉字的意义有关联。不难通过构词法以及联想、猜测来理解。

3. 结构复杂，信息量大

汉字的构字零件，可分为笔画、部件、整字三级。一个汉字，不论有多少笔画、多少部件，都要均衡地分布在方方正正的框架里，不能超越，形成整整齐齐、有棱有角的方块字。相比之下，英文、俄文等拼音文字的书写单位是字母，字母按照分词连写的规则依次排列，呈线形分布，结构简单，易写易读。而方块形汉字是二维的平面文字，笔画组合形式非常丰富。举例来说，两横两竖四个笔画，如果做线性排列，只可能有“— —∣∣”、“—∣—∣”等6种组合形式，如果仅两个笔画双向二维组合则可以有“十”、“×”、“∟”、“∠”、“∧”、“∨”、“丅”、“丄”、“丆”、“乁”、“亻”等难以计数的组合形式。汉字以平面作为信息分布形式，字形结构非常复杂。

面比线贮存的信息要多得多。汉字作为二维展开的平面性的方块形的文字，集形、音、义于一体，小小方块负载着多种信息，一个汉字简直就是一个“魔块”、一个“集成电路”。“哭”字就像是两只哭肿的眼睛，还在掉泪；“笑”字正表现了一副笑眯眯的表情；一见“忐忑”，我们就感到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安；“囹圄”二字又让人体会到与外界隔绝的囚禁滋味。汉字以形声字为主体，形声字是表意兼表音的，不仅含有字义的信息、字音的信息，甚至还含有历史文化的信息。汉字的视觉分辨率高于拼音文字是显而易见的，这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

精通英、汉双语的语言大家赵元任说：“至于文字的传递，中国文字啊，有两幅度的变化；外国文字虽然每个字母可以算是两幅度的形状，可是主要的字的结构还是一个一个字母，一条线排下去，一连串的是一幅度的。那么在这个上头啊，除掉刚才说的学习上的困难之外，在已经学会了以后，就有些方便的地方。比方我可以说我对于读英文跟读中文差不多一样熟吧，可是我在书里头找一个东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为中文的这个字跟那个字实在不同，你翻翻，翻到了，那个字就好像对着你瞪着眼儿，就看见了。英文字都是那26个字母颠来倒去的，即使拼起来还是缺乏个性一点儿，难找一点儿。”黄典诚也说：“应当承认汉字的学习比汉语拼音难；但辨认起来，汉字要比汉语拼音容易得多。”

据实验研究分析，决定阅读速度的因素包括：（1）文字的信息储藏量：一个字、词中所蕴含的信息量；（2）文字的视觉分辨率：由笔画、组合方式、密集程度决定；（3）文字占空间的大小：篇幅影响视幅，视幅越宽阅读速度越高；（4）文字和语言感知单位的一致程度：认知需要一致，视觉与听觉一致。因此，我们说汉字的识别和阅读速度要优于拼音文字，是可信的。

4. 构形构意具有理据性

成千上万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仔细分析这个系统，就可以发现汉字的构形构意方法充满了理性精神。古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所认识，并且把它用之于识字教学，称之为“六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时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到了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全面分析了小篆字系，在《说文解字·叙》为六书做出了明确的说明：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成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讲的是用汉字记录汉语的六种表词法，并非六种造字法。戴震提出“四体二用”说，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假借”和“转注”都没有造新字，只是用字的方法。我们从汉字记录汉语的全部方式来看，可以概括为四种方法：表形、表意、表音、音意兼表。

文字起源于图画。因此，汉字系统里最基本的构形方法是直观构形法。造字者通过视觉所观察到的对象直接用类似简笔图画的方式描绘出来，传统的“六书”理论称之为“象形”，这应当是最早出现的造字方法。用象形的方法所造的字，主要涉及人最容易直接感知到的事物，包括人体、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物体，如：日、月、山、水、鱼、鸟、口、目、木。

直观构形法体现的是文字创造者对于事物的观察结果，是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做法。世界上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在数量上是有限的，更多的事物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描画出来的。因此，发现、了解那些事物的特点，根据它们的特点来构造新的汉字，就体现了古人复杂的、抽象的思维能力。通过分析对象，找出对象的特点，然后在该对象所处的环境中寻找相关的条件作为参照，加以巧妙利用，从而造出新的汉字，这是分析构形法。传统“六书”理论称之为“指事”。比如“刃”字，就是在象形字表示刀口的部位加一个记号来引导读者注意刀口这个位置；“本”字，是在象形字“木”的下边根部位置加一个记号来表示树根。

大多数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特定部位加上一个符号来表示的，可以说指事字重在分析对象的特征以及对象和环境的关系。但更多的事物是彼此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古人进一步对两个或更多的事物的联系进行分析，把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提取出来，放在一起引起读者的思考和领会，用这种合成的办法造字，传统“六书”理论称之为“会意”，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有趣方法。例如表示“休息”这个词的“休”字，不是在家睡觉休息，而是在户外劳作、征战、狩猎时临时歇脚小憩，就选取了一个“人”字、一个“木”字，合成为“休”字，表示人在树荫下休息乘凉的情景，表达了“休息”这个抽象的概念。从《诗经》的句子“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周南·汉广》）可以得到印证。又如“鸣”字，在“鸟”字的旁边加一个“口”字，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鸟鸣啾啾。

以上三种造字方法，象形字是用表形的方法来记录语言，指事字和会意字是用表意的方法来记录语言。它们都没有考虑语音，其语音的指派可能具有任意性。

因为所有象形、指事、会意字的读音的指定并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规律性的联系。这些字的理据性主要体现在意义的关联上。

借用已有汉字的读音来记录语言，这种方法称为假借，假借字是运用了表音的方法。例如“其”字，从甲骨文字形来看，是一个竹子编的簸箕的形状，本来是一个象形字，表示簸箕。后来借用做助词和代词，如“其人其事”、“其中”、“尤其”、“极其”、“各得其所”、“至其时”、“其名为鲲”。而且一借不还，以至需要另造“箕”字表示其本义。假借字是借用已有汉字的语音，没有新造汉字，不能算是造字方法。

汉字要记录汉语，就不能忽略语音，文字必须和发音建立联系。古人又发明了用一个表示读音的汉字或符号加上一个表示义类的汉字或符号，这样新造的汉字利用原汉字的读音来标记新词的发音，利用原汉字的意义来标注新词的意义类群。新字由两个部分组成，通常一左一右两个偏旁，各司其职。表示读音（有的还兼表意义）的叫做声旁，表示义类的叫做形旁。这种音义兼顾的造字方法，在传统六书理论中称为“形声字”。

形声字兼顾了读音和意义，同时也从形式上体现和满足了汉语发展过程中通过引申生成新词的“词义构词”的需要，使字形、读音、意义真正融合到了一个符号上，因此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汉字造字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据清代学者统计，《说文解字》中，象形字只有364个，占3.89%；指事字125个，占1.34%；会意字1167个，占12.48%；而形声字有7697个，占82.3%。汉字发展到今天，形声字依然保持占总量80%以上的主导地位。

六书中还有一类“转注”字，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它是汉字记录汉语同义词时采用的一种特殊方法——为了说明同义关系而采用同一个部首。例如“父”、“爸”、“爹”三字，都在“父”部，意义相同，可以互相转注（互训）。

5. 凝聚历史文化，形成书法艺术

汉字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用汉字书写的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浩如烟海。共同的书面语、共同的汉字文化，增强了各方言区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维系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有力纽带。而且汉字的结构方式体现了汉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意识，汉字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书法艺术、篆刻艺术，更使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美学享受。

汉字诞生于中华文明，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汉字出现以后，又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汉字文化几乎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领域。何九盈等认为，一般说来，汉字和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1）从汉字的历史出发，通过探讨汉字系统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考察汉字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关系。

（2）从汉字的流行地域出发，通过探讨汉字的流传、应用、兴废、改造等情况，考察汉字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关系。

（3）从汉字的性质和功能出发，考察与汉字有关的语言、思维、心理以及文学等方面的关系。

（4）从汉字的存在方式出发，考察与汉字有关的科学发明、生产技术，以及书写技巧、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

我们在汉字教学中可以从汉字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和汉字应用中所产生的文化来向学习者揭示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我们先来看汉字形体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以“取妻婚嫁”等字为例：

《诗经·幽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取妻”今天写做“娶妻”，古时为什么用“取”字？“取”字的甲骨文写法是，左边是“耳”，右边的“又”表示手。古代打仗捕杀战俘或打猎捕获野兽时割取左耳作为计功凭证。《说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取妻，就意味着妻子如同战利品一样为主人所有。所以，娶妻的“娶”字，上边的“取”字既是音符，又兼意符。再看“妻”字，古文写做“ ”，形象地表现了一只手抓住一个女子的头发的情景，这个女子头发上有装饰品，表示已经成年。同样，结婚的“婚”字，右边的“昏”字也是音符兼意符的，古代就用“昏”字。《仪礼·士昏礼》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为什么要用昏暗的“昏”字表示结婚呢？因为在原始社会，男子是趁着昏暗（黑夜）来抢婚的。到了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子女婚姻，新郎仍要熬到“洞房花烛夜”，才能看见新娘的庐山真面目。“嫁”，《说文》：“嫁，女适人也。”这个形声字中的声符“家”也有示源功能，表示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到夫家成家的过程。《方言一》：“嫁，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白虎通》说：“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除此之外，大量的汉字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文化现象。

提及由汉字应用所塑造的文化现象，人们首先可能会想到书法。汉字的笔画、部件平面错综排列，这是汉字的书写可以成为一种独特书法艺术的基础。

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具备了艺术气质。战国简牍、石刻、汉碑，魏晋写经与刻石……书法艺术不断发扬光大。文字与书法实际上构成了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复合体。汉魏时书法理论已经成形，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书法大师——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出现标志着书法艺术走向完全自觉。

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书画同出一源，书家与画家齐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诗、书（书法）、印（篆刻）、画是相互联系、难分轩轾的艺术作品。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祖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发展紧密相连。书法艺术不仅是文人的标志、仕途的阶梯，也成为世人尊崇的技艺。书法与功名利禄的紧密联系，使得书法也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教授的“六艺”之一就是书法。在科举时代，书法的作用更加重要。由于全社会普遍以书艺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社会地位，所以就形成了从蒙童到皇帝无不重视书法、尊重书法家的社会风气。一般有学问的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一个造诣精深的书法家，往往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一个人的心理意念和思想品格，总不免要形诸其所书写的文字，正如唐代大书家柳公权所说的“心正则笔正”。所谓“书为心画，字如其人”，字迹的优劣成了品藻人物的标准：“于是人们从苍劲朴质的颜字中看到了颜鲁公的忠烈坚贞，从柔美圆滑的赵字中窥见了赵孟頫的卑怯奴颜。”这种“以字取人”的认识也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现象。

汉字的应用文化还有很多，如对联、诗词、熟语、拆字、顶针、游戏、谶语、符咒、避讳、文字狱、谜语、名号、招牌、广告等等。

对联不仅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还要词性相同，平仄相对。对联种类很多，如拆字联：“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相传为光绪口占上联，珍妃应答下联。如回文联：“我思君处君思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钟寺，寺钟大过人”。相传下联为纪晓岚所对。如双关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明末王夫之表明拒绝清朝的聘请，忠于明朝的对联）对联还包括春联、婚联、挽联、楹联等等。“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历久不衰，北京故宫楹联“龙游凤舞中天瑞，风和日朗大地春”意味隽永。

近体诗词讲究平仄、对仗、押韵等手法，形式严格，是汉语所独有的文学体裁。尤其是回文诗、连环诗、反复诗、嵌字诗等游戏之作，更是借助了汉字组词的灵活性。

回文就是把一句话倒过来念，也有含义。回文充分利用了汉字的方块字形，独立存在，互不牵连，完整表意，意合成文的特点。这也是古代诗人常用的一种修辞、写作手法。如唐代权德舆所撰《春日雪酬潘孟阳回文》：

酒杯春醉好，飞雪晚庭闲。久忆同前赏，中林对远山。

回读则为：

山远对林中，赏前同忆久。闲庭晚雪飞，好醉春杯酒。

苏轼也有传诵久远的佳作《题织锦图上回文》（三首），其一为：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逆读则为：

空阁绣帘疏映雨，暮城边雁远随人。桐枯半月低凉夜，草碧余花落晚春。

回文句如：

南海人寻人海南。

回文联如：

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帖翰林书。

风送香花红满地，雨滋春树碧连天。

香山碧云寺云碧山香，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拆字联如：

寸土为寺，寺旁言寺，诗曰：明月送僧归古寺；双木为林，林下示禁，禁云：斧斤以时入山林。

数字联如：

有三分水，二分竹，添一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大江。

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谐音双关联如：

昨夜敲棋寻子路，今朝对镜见颜回。

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须梅。（因何而得偶？有幸不须媒）

顶真接龙游戏。这是常见的游戏形式，利用汉字一字一形一语素的特点，形成了汉语特有的“顶真格”。如郑板桥的《祝陶公寿诗》：

奈何，奈何，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滂沱雨祝陶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

又如鼠年春节晚会上的成语接龙：

鼠目寸光，光照日月，月明星稀，稀稀落落，落落大方，方方面面，面目一新，新春佳节，节衣缩食，食古不化，化作仙人，人才辈出，出生入死，死里逃生，生龙活虎，虎狼之师，师出无名，名不副实，实心实意，意气风发，发扬光大，大方之家，家喻户晓，晓以大义，义不容辞，辞旧迎新。

以汉字为谜底或谜面的谜语是独特的汉字文字游戏。如：“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日）“三十上下模样，恰似花儿一样。”（卉）“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至）“清明节前后。”（晴，“清”、“明”二字分别“节除”前后部分）“皮。”（打太平天国名将一，石达开）“一边防洪，一边抗旱。”（汗）“新月一钩云脚下，残花两瓣马蹄前。”（熊）

人类社会自古及今都存在着“塔布”（taboo）现象——避讳，即对“神圣”的或“不洁”的人或事物的回避和不直接接触，这是先民对世界缺乏理解、恐惧超自然力量（鬼神等）惩罚的消极反应。自古及今，这种现象在汉字方面都有反映。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尊严，制定并推行各种“避讳”规定，形成了汉文化中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封建社会的避讳，主要是不得直书直呼当代君主及其尊长的名字，必须用各种方法回避。一是改名换字，汉明帝刘庄的“庄”字和先秦道家代表庄周的“庄”字一样，道家要给皇帝让路，当时庄周就改叫严周了。传说中月宫的仙女叫姮娥，而汉文帝名叫刘恒，“恒”、“姮”同音，连神仙都要改名为嫦娥，一直延用到今天。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忌说元朝，就把“元来”的“元”换用成同音的“原”，“原来”一直用到现在。二是改变读音，秦始皇姓嬴名政，于是当时“政”字便不能读去声，改读平声，连带同音的“正”也得改音，“正月”直到现在仍然还读如“征月”。《红楼梦》中也记载了林黛玉为避母亲曹敏的讳，遇到“敏”字就改读为“密”的故事。三是用缺笔改写的方式达到避讳的目的。孔子名丘，后人尊孔，为了避讳“丘”字，就故意少写丘字中间的一竖；丘姓的人为了避讳丘字就在右边加个耳朵，成为“邱”字了。

对汉字的过分崇拜与迷信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对亵渎文字者的严厉惩罚，这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个侧面。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历代常有文字狱发生。最为著名的一桩，就是清朝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的查嗣庭案。查嗣庭原为礼部侍郎，任江西正主考时出了一道八股文试题，叫做“维民所止”，这句古诗本出自《诗经·商颂·玄鸟》。《诗经》是封建时代的“四书五经”之一，从那里面出题，应该是很保险的。不料却有人告发，说“维”、“止”影射“雍正”无头。于是皇帝大怒，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查嗣庭逮捕入狱，妻子儿女充军为奴。查嗣庭惨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由于他是浙江人，雍正皇帝还下令停止该省的科举考试若干年，殃及乡人。康、雍、乾三代，文字狱愈演愈烈，多达百余起，历时百余年。

源远流长的中华姓氏反映了宗族血缘关系的深入人心。而“名”字则用于“吐情自纪”，以别于他人。尽管名、字、号是个人的标记符号、个人的特称，但通过汉字体现出来则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一个人（也包括企业商号）的名字与个人的荣辱、事业、思想、感情、品质、追求、希冀等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感到似乎能从姓名、字号中获得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所以取名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无不反复推敲、深思熟虑。在大多数国人的意念中，似乎名字包含或预示人生命运的诸多信息，是沟通天地万物的枢纽，体现着人与自然血肉契合的意志，而方块汉字的神奇造型和丰富文化意蕴应该是这种心理产生的物质基础，并为此提供了广阔的创造演绎空间。民间更是广泛流传姓名之学和通过姓名测命数的迷信。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曾为自己取名为“曌”，她创造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日月当空”。著名文学家老舍的名字叫舒舍予，“舍”、“予”就是“舒”字的分解。鲁迅先生的一本杂文集名叫《且介亭杂文》，“且”、“介”二字取的是“租界”二字的一半。这些都是利用汉字形体制造的趣味。

中文的商号店名和胜地的匾额题辞，或重吉祥、高雅，或示训诫、教化，如“全聚德”、“六必居”、“同仁堂”、“荣宝斋”，故宫里的“正大光明”，衙门里的“明镜高悬”，寺院里的“大雄宝殿”，医院里的“妙手回春”等匾额，多由名人题写，书法精妙，令人过目难忘。

汉字的书写方式还促进了“文房四宝”的发展，它们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时期（420年—589年），因为中国古代文人要经常使用毛笔、墨、宣纸、砚台，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文房四宝”在南唐时指诸葛笔、徽州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婺源龙尾砚。明清以来“文房四宝”指湖笔（浙江省湖州）、徽墨（安徽省徽州）、宣纸（安徽省宣州）、端砚（广东省肇庆，古称端州），它们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是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艺术品。

正如苏新春（2006）所说：“汉字就是这样，它早已超越了记载口头语言的纯书面符号的范围，而成为汉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一种样式。它融入到民族的文化生活中，承载着汉民族的精神娱乐、文化传递、消遣休闲的方式与内容。”汉字的蕴含文化与应用文化还有许多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叙述。在汉字教学的一定阶段，适当地讲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加深对汉字的认识。

以上我们讲到了汉字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从不同角度来看，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优点和缺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共生的。比如说：汉字符号繁多是特点，作为优点来说是分辨性好，一个语素一个汉字，作为缺点来说是难学难记。汉字形声字多是特点，作为优点来说是强调形旁声旁有示义示音功能，有规律性，作为缺点是形旁声旁的示义示音功能很弱，且例外多。方块汉字结构复杂是特点，作为优点来说是便于视读，并且形成了书法艺术，作为缺点来说是难于书写，难于安排字序，检索困难。 h5CIp14YJvEudnVR3P8jVEze+scT6Rk+IlsBISs91GJK3qYMuSCZGFYeke4RG5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