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学界歧见纷纭，尚未形成共识。

卢梭曾慨叹：“文字不过是言语的再现，奇怪的是，人们热衷于确定印象而不是确定对象。”在文字的魔力之下，我们在言说时通常也会无意识地联想到文字的形象，文字留给我们的印象不知不觉地替代了所被言说的对象——语言符号本身。符号的双重性是人为的，书写符号来自于对人为约定的语言符号所进行的再次规约。对于汉语来说，汉字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远。

总的来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语言是无限的、开放的系统，文字是有限的、相对封闭的系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是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但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对语言产生反作用力。语言是通过声音来表达语义的，文字主要作用于视觉感知。对于汉字这种表意性的文字来说，对汉语的反作用力就显得特别突出。汉字最根本的性质是语素—音节文字，它基本上适应汉语语素单音节的特点。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各自发展途径不完全一致，汉字也存在不适应汉语的地方。

1. 字与词的关系

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词属于语言符号系统，字属于书写符号系统。索绪尔指出：“言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而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是“以字为词”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词基本上是单音节的，字与词在音节上是重合的；由于汉字是表意的，在语义上它们也是重合的。正如索绪尔在论述文字体系中的表意体系时所明确指出的：“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主张汉语“字本位”的学者认为“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字”不仅仅意味着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而且意味着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基本语言单位究竟是词还是字？汉语字词的纠葛扑朔迷离，需要我们做一番疏理的工作。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特别是记录汉语词汇的。词汇是无限的，而汉字是有限的、稳定的。中古以来，除了少量的化学元素用字，基本上没有增加新的汉字。

用有限的汉字来记录无限变化的词汇，解决的办法是用旧字排列组合成新词。汉字的单音节、表意性正好能方便地满足词汇变化的需要。汉字作为独立的形音义的结合体，使得它在构词上还具有非常便捷、灵活的特点。两个汉字只要意义上能搭配，语言习惯上也能认可，就可以以有限的汉字生成难以估量的丰富多彩的复音词。汉字在记录单音词时，表达的是一个成词语素；在记录合成词时，表达的可能是一个不成词语素。这充分体现出了汉字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我们在教学中经常做的词语接龙练习就是字词关系的生动体现。

相对而言，词汇是动的，文字是静的。但是动与静也可以转化。汉语词汇的发展也会推动汉字的变化。这体现在汉字读音的变化和字义的变化上。比如某个汉字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只有一种读音，为什么会变成多音字？为什么会出现文白异读的现象？这是词汇孳生、词义演变的结果。以“长”字为例，为什么有“cháng”、“zhǎng”两种读音？这个字的本音是“cháng”，甲骨文中“ ”是象形字，字形如同一个依杖的长发老人，突出的是长发，词义的发展线索为“头发长”→东西长（长矛、长城、长袍）→空间之长（长途、长跑、长空）→时间之长（长夜、长期、长久、长生不老）→抽象的长（长处、擅长、一技之长、取长补短）→长（cháng）是“生长（zhǎng）”的结果→生长（成长、长高、增长、拔苗助长）→生长在先的（年长、长辈、长者、家长、长老、师长）→排在首位的（长子、长女、长兄）→权威、负责人（长官、县长、部长、校长、首长、队长、班长、船长、厂长）。

语言的发展丰富了词汇，进一步推动了汉字的读音和字义的发展。有些字虽然古今都用，但意义不同：如“拜”，古为授予官职，今为行礼祝贺；“谢”，古为道歉，今为感谢。有些字音义都发生了变化，如“听”古读“yīn”是张口笑的样子，现读“tīng”是“聼”的简化字。当代的口语词，如“侃”，人们选用这个汉字来表达“侃大山”、“侃爷”、“侃才”、“侃价”以后，就赋予了汉字“侃”以新的字义。

但汉字反过来也在影响着词汇，汉字的表意性质不仅为词义的引申、词性的转移（虚化）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而且很多新词甚至不是来自语言，而是由字造成的。李如龙认为，词汇的孳生明显地分为文人的书面造词和大众的口语造词两大门类。例如与“爱”有关的“爱人儿”、“逗人爱”、“爱哭”、“爱唱歌”、“爱面子”应该是口语造词，“爱慕”、“爱恋”、“爱心”、“爱抚”可能是书面造词。单音词增加了新的义项，往往用语素合成的方式造出意义更加明确的双音词，这就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果汉字只能标音，书面造词是不可想像的。许多书面造词用开了，也逐渐进入了口语，例如“友爱”、“敬爱”、“情爱”、“心爱”、“至爱”、“仁爱”、“疼爱”。由汉字产生的新词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了，比如有人把“fans”翻译成“粉丝”，由于用了“丝”，便衍生出了“钢丝”（捧郭德刚的人）。

汉语中有大量的成语典故：“买椟还珠”、“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郢书燕说”……这些成语的形成，很难说来自口语，应当是文人进行的典故浓缩、文字组合，体现了以文字为中心的书面语特点。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中国文人历来热衷于作诗填词，几千年来乐此不疲。虽然迹近文字游戏，但通过文字的巧妙排列组合，创造了无数的新词佳句。

汉字有时能改变已有词汇的读音。许嘉璐举过两个例子：“垃圾”从“le suo”变成“la圾”，就是因为“垃”字的“立”，让人产生的第一联想是“拉动”的“拉”，因为由“立”想到“位”和“拉”的频率最高。人们没念“位圾”，念了“la圾”，其中还有方言的影响。“阿姨”的“阿”本来读“e”，“阿姨”本来是吴方言的词，北京人一看写出来的是个“阿”，北京话读“a”，于是就变成了“āyí”，这个字拉动了语音的改变。

在外来语的引进方面，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中国人钟爱的是意译。很多词语都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发展演变过程。“术语民族化”优点是明显的。意译术语能跟本国词汇格式协调，容易学习，容易理解，容易记忆。汉语的词汇模式拒绝记忆不符合模式的多音节词。太长的音译词最后一个个都改成了意译。“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太长，不协调、不好记，最后意译为“民主”。汉语词汇中也保留了一些音节不长的音译外来词。音译外来词是借用汉字的读音来翻译的外文词语，由于每个汉字本身都有固定的含义，用几个汉字组合起来就可能产生某种联想义，汉语同音字音近字多，选用哪个字颇有讲究。有时候为了充分表现外来词语的身份，人们尽量选用不会产生某种联想的汉字组合，以避免望文生义，如，“SARS”译做“萨斯”，而不做“杀死”；“CLONE”译做“克隆”，而不做“刻龙”或“克聋”；“AIDS”当初曾译为“爱之病”、“爱滋病”，最后定名为“艾滋病”。更多的时候，为了兼顾外来词的含义，人们又有意选用能产生联想的汉字组合。例如出租汽车“TAXI”在粤语区音译为“的士”，在新加坡则改称“德士”，似乎开车的乘车的都是“有德之士”。这类兼译的佳作举不胜举：俱乐部、基因、幽浮、维他命、苦力、托福、乌托邦、汰渍、伟哥、脱口秀、可口可乐……在翻译地名、人名时，又尽量保持洋味，避免“汉化”。如把“Sydney”译为“悉尼”，一见便知是外国地名（港台译为“雪梨”，成了水果的名称了，不可取）；“Portugal”早年译成“葡萄牙”，曾很让中国人奇怪：葡萄怎么还长牙？翻译外国人的名字时，人们往往有意选取汉语的姓氏作为译名的第一个字，如：林肯、罗斯福、华盛顿、史迪威、杜威、马歇尔、丘吉尔、张伯伦、戴高乐、刘易斯。但为了体现外国人的身份，还是不刻意追求汉族姓氏为好，如：“里根”不译为“李根”，“克林顿”不译做“柯林顿”（台湾译法），“玛丽莲”不译成“马丽莲”。外来词的引进，既是语言的借用，也是一个由字造词的过程。音译外来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推敲用字的过程，而译名一旦确立，其中的汉字就会对词义发生作用。试比较名车“MERCEDES-BENZ”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地的不同译名：“奔驰”、“平治”、“宾士”，不同文字带给人的心理印象显然是不一样的。

汉字可以“望文生义”的特点也常常导致词语的误用，例如：

“七月流火”：《诗经·幽风·七月》的首句，七月流火，是指夏历七月里火星沉向西，天气逐渐转凉。现误用为形容天气炎热。

“差强人意”：大体上使人满意，还可以。多误解为不能使人满意。

“炙手可热”：形容人很有权势，含贬义。现媒体扩大其使用范围，形容一切“吃香”的事物，完全背离其本义。

“空穴来风”：空穴是来风的条件，既能来风，必有空穴，本意指传闻有一定根据。现多误用来表示毫无根据。

“大方之家”：大方：大道理。大方之家指懂得大道理的人，学识广博的人。语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跟花钱无关。

“万人空巷”：指大家都离开家从街巷里走出来，并非说街巷空空，人都待在家里。有苏轼诗为证：“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

“曾几何时”：为感叹某事物在不长的时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用“曾几何时”形容时间之快。现多误用为“曾经”。

“不孚众望”：未符合大家的期望，贬义。常被误解为“不负众望”。

“因人成事”：依靠别人把事情办好，只能表贬义或自谦。不能用于褒义。

“目无全牛”：出自《庖丁解牛》，指技艺十分纯熟。常被误解为没有全局观念。

“求全责备”：求、责：要求；全、备：完备，完美。对人对事物要求十全十美，毫无缺点。没有批评责备的意思。

“不足为训”：不值得作为准则，与教训无关。

“形影相吊”：吊：慰问。孤身一人，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形容无依无靠，非常孤单。

“望其项背”：能够望见别人的颈项和背脊，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只用否定形式。不少人用“只能望其项背”表示“赶不上”，错。

另外，“昨（明）日黄花”、“再接再励（厉）”、“融汇（会）贯通”、“按步（部）就班”、“怨天忧（尤）人”、“触手可及（唾手可得）”、“仪态万千（方）”、“望楼（洋）兴叹”……则是被人误写窜改的成语。

从汉字记录词汇的情况来分析，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一个汉字记录一个单音节的汉语词（同时也是成词词素）

如：“人”、“心”、“手”、“口”、“山”、“水”、“大”、“新”、“跑”、“飞”、“今”、“美”等。这时，在人们的心理上字和词融为一体，二者的身份在语感上也重叠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古代汉语中占据优势，是产生“以字为词”语言观的重要原因。

（2）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非词词素

如“谦”、“弛”、“敏”、“兴”、“厉”、“睛”等，在古汉语中可以作为独立的词出现，这些汉字所记录的音节虽然承载了一定的意义内容，但在现实言语中一般不能独立运用，必须通过和别的词素相配合，才能构造为词。这种情况下，字在人们心理上所占的空间应当小于词。

（3）一个汉字记录一个基本不表义的汉语音节

单个汉字所记录的是一个没有承载意义内容的声音形式。严格地说，只有音没有义的成分不能算是语言成分。这样的成分必须与别的成分结合，并以结合之后的整体面貌作为语言单位出现，即作为词素进行构词。此时，汉字和语言单位的心理对应性消失，汉字在人们的心理上也成为单纯记音的符号，仅仅作为书写单位存在于视觉中。例如联绵词“参差”、“蹉跎”、“徘徊”等，摹声词“劈啪”、“哗啦”、“咕噜”等，纯音译的外来词“巧克力”、“沙发”、“克隆”等，这些音节单独存在时没有确切的意义，因此有时换用其他的汉字也没有影响，例如“劈啪”也可以写成“噼啪”，“三明治”也可以换成“三文治”，“斯大林”也曾写做“史太林”。

那么，在汉族人的语感中，字和词的地位如何呢？要问一句话里有多少个字，答案是清清楚楚、毫无异议的；但要问一句话里有多少个词，答案就可能莫衷一是、言人人殊了。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心脏起搏器”这样的结构算一个词还是三个词？答案就无法统一。再如古代“桌”就是一个词，“一桌一椅而已”。现代汉语中的“桌子”、“书桌”、“方桌”、“圆桌”、“会议桌”一般都认为是词，“大桌子”、“小桌子”呢？就有争议，在句子“给你那张大桌子，我要这张小桌子”中，好像也都是词，但也有人认为是词组或短语。“圆桌子”、“方桌子”好像也可以说，但“书桌子”、“办公桌子”就不能说。“打扫街道”、“扫马路”都能构成短语，“打扫街”就不像话。对于“印度野象”和“野印度象”（a wild Indian elephant）、“四川北路”和“北四川路”（North Sichuan Road）这两组词语，汉语选择了前者，尽管后者更具有理据性，为什么？因为汉语中字的组合还有节奏韵律方面的要求。用建立在印欧语分析基础上的语素组词的理论就不好解释，字、词、短语在汉语中也很难区分清楚。

汉族人的习惯，字不光是写的，有时也是说的。要人家说话说得慢一点，就说：“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面对敌人的种种严刑逼供，刘胡兰的回答只有‘不知道’三个字。”这里的“字”似乎都不能换成“词”。足见“字”和“词”的纠缠不清。前面提到汉语中有一部分词，尤其是书面语词，不是产生于言语，而是产生于文人笔下的汉字组合，比如“爱慕”、“仰慕”、“倾慕”、“敬慕”、“景慕”、“企慕”、“歆慕”多半是文人的选字组词。汉语中许多词都不是“天然的语言单位”，而是临时的字组。

但是并不等于说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感中没有词的地位，“我打算明晚请你们全家人到二楼的全聚德吃烤鸭”，在这样一句话中，要问其中有多少词，大多数人都会指出“我”、“打算”、“请”、“你们”、“到”、“全聚德”、“吃”、“烤鸭”这些词，但对“明晚”、“全家人”、“二楼”各算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可能会有争议。王立（2003）对1250名大中学生的字词认知差异进行了语感问卷调查，结论是：“汉语社团绝大多数成员的语言意识中已经存在着‘字’和‘词’的现成概念。尽管目前学界对汉语中是否存在‘词’这级结构单位尚存异议，但词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公众认可的词并不完全等同于学界从语法上界定的词，也不限于字典中的词条，倒与韵律单位音步比较接近。”可见，“字”和“词”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语感中都是存在的，而且由于“词”处在韵律、句法、语义的交汇点上，使得词的界定常常不容易实现。

从现代汉语的实际出发，可以看到现代汉语中既有“字”的固有概念，也有“词”的单位意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字”和“词”都是汉语的语言单位，换句话说，汉语既是“字本位”的，也是“词本位”的。

2. 汉字是否完全适应汉语

单音节的表意汉字适应了汉语的单音节语素为主的特点。据统计，在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整个语素量的95%。用单音节汉字来记录单音节的汉语语素顺应了汉语发展的要求，是汉字生命力极强的一个根本原因。古代汉语的词和语素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汉字记录汉语的词或语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汉字、音节、语素和词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六个音节用六个汉字来表示，记录了六个词或语素。汉字基本上适应汉语的语素单音节的特点，一字一音，形音义相结合。汉字作为独立的形音义结合体，在构词上还具有非常便捷、灵活的特点。两个汉字只要意义上能搭配，认知方面符合汉民族思维习惯，就可生成新词。已有的汉字灵活组合即可表达新事物新概念，不需要增加新的字形。汉字的表意特点能帮助理解复杂的词语，让中国普通百姓说出“高血压”、“肾结石”、“胃溃疡”、“冠心病”这些病名，轻而易举；但让欧美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这些专业术语，却是强人所难。中国人学英语，对于似曾相识的单词，读出来不难，但常常苦于忘记词义；外国人学汉字正相反，对于似曾相识的汉字，虽然忘记了读音，却往往还能猜出字义。

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虽然简洁灵活，却存在大量的同音语素。前面说过，汉语的音节数量有限，现代汉语普通话总共只有1300多个带调的音节，现代汉语通用字为7000个，平均每个声母、韵母相同的音节所分配的语素，大约有17个。即使分别标声调以后，平均每个声、韵、调完全相同的音节也有5个以上的不同语素。《现代汉语词典》中音节“yì”包括“亿”、“易”、“亦”、“益”、“翼”、“译”、“艺”、“役”、“议”、“异”、“意”、“义”、“屹”、“抑”、“逸”等93个语素（其中包括“易 1 ”、“易 2 ”等同形语素）。音同字不同，这些同音的语素通过不同形体的汉字可以加以区分。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汉字主要记录的是文言的书面语，因此汉字和文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全世界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文字的作用如此之大，识字成了受教育的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人把上学称为“识字”、“读书”。汉字的使用也多用于写作文言书面语，文人们的书面语追求的是古雅、简炼、深奥。这样就使得汉字和语言，特别是口语，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人们在认知汉字时，往往可以不依赖语音而只凭汉字的形体与意义和概念建立联系，即“以形载义”。语言学家认为，在人类语言发展史中，文字随语音而变化，即便是同一种语言由于时代的变迁或地域差异也会分化出不同的语音，这使得表音系统的文字在继承古语和克服地域发言差别方面远不及表意的汉字。朱德熙也认为：“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汉字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表意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如果当初先民使用表音文字来记录我们的汉语文化，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将很难直接读懂先辈们留下的著作。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16世纪和14世纪的事。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就更没法懂了。

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不同的人发同一个音甚至同一个人重复发同一个音，由于舌位的前后、高低、唇形的圆展、开口度的大小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等发音要素而难以控制，所以语音方面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加上时间和地域的因素，语音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听到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讲的话，必然会像听一种晦涩难懂的外语一样不知所云。而表意汉字记录汉语，虽然古今言语异声，汉语的语音系统从上古、中古直至近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汉字不受语音的羁绊，以形表义，基本保持了它的稳定性和承接性，字义变化较小而且有迹可循，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理解古代文化的内涵。由此可见，汉字是一种能“通古今”的文字。汉字还是一种超方言的“通四方”的文字，它可以使不同方言区的人通过汉字做媒介，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各方言区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在文化上凝聚在一起。

汉字的表意特点不仅可以灵活组词，也便于灵活构句。这种意合的手段，极大地简化了语法关系，能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丰富的内容。例如，动宾组合的基本用法是表示行为与直接对象的关系，如“读书”、“吃饭”，除此之外，还可以表示多种关系。行为和结果：“写文章”；行为和工具：“开刀”；行为和施事者：“住人”；行为和原因：“晕车”；行为和目的：“跑官”；行为和身份：“跑单帮”；行为和处所：“挑山工”；行为和方式：“吃小灶”；行为和缘起：“反贪”。英文、俄文若表示如此复杂的关系，则需借助名目繁多的语法手段和词形变化。

汉字是不是完全适应汉语呢？是否存在缺陷呢？汉字记录汉语也有不适应及不完善的一面，比如汉字和语素并不都是一对一的关系，许多常用字都是表示多个语素，也有几个汉字（异体字）表示同一个语素，有些口语词和方言词有音有义却没有特定的汉字来表示（如“tóu”衣服，“piā”的一声）。我们常说汉字一字一音，这是大致的情况，实际上汉字中也有比例不低的多音字，其中又分为多音多义字和多音同义字。在7000通用字的范围内，共有多音字625个，占总字数的8.9%；异读音705个，占本音数的10%。在2000个高频常用字的范围内，多音字有334个，占了16.7%。例如“行走”的“行”和“银行”的“行”，意思和读音都不同，应当用两个不同的汉字来区分，现在用同一个字形来记录不同的语素，容易产生混淆。汉字的形、音、量、序的规范化远未完成，繁简体两套系统不能一一对应，互相干扰的情况比较严重。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第一，由于字形不表示字音（形声字真正同音的是少数），也不能一见字形就知道字义，因此必须有人一个一个地教，不便于自学；由于一个语素一个字，字数非常多，分辨字形、记忆字音字义都很费劲；由于字形的构造多种多样，很难安排一个既明确而又简便的次序，不便于编词典、编索引。第二，音同字不同，便于辨别同音字，可也容易写白字。大多数错字是因为字音相同和相近而搞错的。第三，汉字能够通四方、通古今，是以脱离口语为代价的。汉字读音因地而异，不能用来做推广普通话的工具。白话和文言都用汉字写，容易产生不文不白、半文半白的文字。”

此外，用汉字来翻译外来词语时也有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音译外来语，很多外来语的读音用汉语可以发出来，但没有合适的汉字来准确表音。像英文的“key”、“king”就很难选择合适的标音字。这是因为汉字出现后，汉语的语音系统逐渐简化，很多汉字之外的音都消失了。这一点可以从上古音系比中古音系繁复、中古音系又比现代音系繁复上可以得到验证。这既是汉语自身的演变，也是汉字对汉语语音系统影响的表现。

总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它与作为记录对象的汉语中的语素和词处于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中。正如张联荣所说：“其中矛盾的一面，如果概括成一句话来说，就是汉字的繁衍与汉语中词的滋生并不是一种同步关系（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种同步关系），其后果是当我们在确认词的同一性时，汉字既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干扰；在我们认定词的同一性时，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汉字字形，另一方面又需要透过字形这层纱幕去看一看幕后的内容。”

3. 汉字的修辞功能

任何文字都具有一定的形态，可以借用来描摹事物的形态或说明一定的道理，如英文的T-shirt，U-turn（掉头），Xing（crossing交叉路，横穿）、W底形态、日K线（均为股价轨迹形状）等。汉字源于图画象形文字，后来发展成语素音节文字，字形多样，数量繁多，字形修辞的能力和形式远远超过表音的字母文字。汉语文字字形修辞的方式，概括起来，大致包括直接利用汉字形态、利用汉字的拆分组合、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利用汉字的变形以及其他特殊方式等。

（1）直接利用汉字的形态

人们在交际中常用汉字的字形来描画事物的形态。如：

只见队伍“一”字儿排开。

他在床上躺成个“大”字。

他紧皱着眉头，眉宇间拧成了一个“川”字。

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

“八”字还没一撇呢。

马走“日”，象飞“田”。

凝固成词汇的如：一字巾、一字长蛇阵、八字胡、八字脚、八字眉、十字路口、丁字街、丁字尺、丁字钢、人字梁、人字呢、口字形、弓字形、米字格、回宫格、井字形、之字路、工字钢、工字楼、工字轨、品字式、王字花纹、亚字栏杆、申字形高架路、国字脸……都是以字拟形。

有一部分汉字是从古代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如“山”、“门”、“马”、“牛”、“羊”、“象”、“燕”、“鱼”、“车”、“舟”、“网”、“人”、“口”、“耳”、“目”……人们常常借用它们的原始字形来创造书法绘画作品、进行艺术装饰、开展汉字教学、比喻事物形态。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论及过“文辞的形貌”，指出：“我们修辞对于文辞的形貌也还仍然有所讲究，也还以变化文辞的形貌来增强读者的注意力。”的确如此，“凹凸不平”、“忐忑不安”、“高高矗立”就比“高低不平”、“慌乱不安”、“高高耸立”给人的印象生动。同样，“淚珠兒點點滴滴濕透了羅衫”这句话用繁体字来写就比用简体字写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原因就在于字形修辞带来的视觉效果。

在《醒世恒言·郝大郎遗恨鸳鸯绦》中，有这样的描写：（空照）却早已立起身来，大卿上前拥抱，先做了个“吕”字。用“吕”字来代指接吻，既形象又含蓄。

（2）利用汉字的拆分组合

这是最能体现汉字修辞特点的方式。利用汉字的部件拆分组合来说明某种道理，很早就出现了。在《春秋》中就有“止戈为武，皿虫为蛊”，“十四人心为德”等；《后汉书》析货泉为“白水真人”；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大量使用拆字释义释音的办法，如“讫，止也，从言乞声”，“夜，从夕亦省声”，“美，甘也，从羊从大”。徐铉校曰：“羊大则美。”

拆字，也叫测字。隋代叫“破字”，宋代叫“相字”。它是通过加减字的笔画，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加以穿凿附会，用以推算吉凶，多属迷信或趣味游戏。常被文人所采用，通常的手法是“作者离之，读者合之”。如：

两宋之交的谢石以相字为业，言人祸福，无不奇中。一日，宋高宗微服私访谢石，以足在地上写了个“一”字，谢石略思之，云“土”上加“一”乃是“王”字，先生必非庶人。帝又写“問”字，令其相之，笔体两侧具外倾，石大惊失色曰：“左看是君字，右看是君字，必是主上，遂下拜。”帝再以“春”字试之，石奏曰：“秦头太重，压日无光。”秦头暗指秦桧，帝闻之默然无语。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肆虐，有民谣《怨歌》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合为“董”字，“十日卜”合为“卓”字。今人介绍姓氏，仍多用“言午许”、“口天吴”、“古月胡”、“木子李”、“弓长张”、“耳东陈”之类拆字法来描述汉字。

《朝野佥载》记有姓名戏谑的故事，侍郎狄仁杰，嘲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傍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

类似的还有关于崇祯皇帝之死的传说，李自成军进逼京师，崇祯帝朱由俭乔装出宫，经一测字摊前，欲闻吉凶，随口说了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出头了。”朱大惊失色，连忙分辨：“我说的是‘有’字。”测字先生说：“更坏了，大明已去了一半。”朱越发慌乱，更正：“我说的是‘酉’字。”测字先生说：“哎呀！至尊者斩首截足。”朱由俭自认天意难违，不久便自缢煤山。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中，都有不少拆字释义的修辞运用。

《红楼梦》第五回判词中有大量的析字手法，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句，就是把孙绍祖的“孫”字析为子、系二字，加以影射。又有王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凡鸟”合为“鳳”字。甲戌本、戚序本在“一从二令三人木”句下，有小字批注曰：“拆字法。”是指贾琏对王熙凤态度的三种变化——即先是言听计从（“一从”），后是“冷”落（“二令”），最后是“休”弃（“三人木”）。

《儒林外史》中有张俊民道：“胡子老倌，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胡子道：“我哪个要你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有两处提到测字，其一为：某人一次丢失了一位丫环，去测字，抽了个“捌”字，测字先生测解道：挡住右边，是个“拐”字，显然丫环已被人所拐；挡住左边，则是个“别”，故知已被“拐”到别家了。

权臣和珅新修了一所府第，请纪晓岚题一匾额。纪晓岚提笔给他题了“竹苞”二字，说是“竹苞松茂”之意。和珅高兴地把它悬在正厅，乾隆皇帝见了，对和珅说：“卿被纪晓岚捉弄了！把‘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变成‘个个草包’四个字吗？”和珅哭笑不得。

李汝珍《镜花缘》有“北名酉水，西名巴刀，东名才贝，南名无火”的隐语，这是离合“酒色财气”四字。

现代中国人仍然喜爱做拆字释义的游戏，据中国新闻网全国两会报道（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发展“和谐社会”，作家张贤亮委员对“和谐社会”做了妙趣横生的解释：“‘和’右边是‘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人人都可以说话。”引起全场会心的大笑。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见联欢会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十分钟”一项，竺可桢在“训话”时说：“训字从言从川，信口开河也。”众人哄堂大笑。

高仕錤更名为“高士其”时曾解释道：“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贪钱。”

鲁迅的《且介亭文集》（半租界），老舍的名字舒舍予，都用了拆字手法。在北京三里河有一家饭馆就叫“鱼羊为鲜酒店”。

析字释义更多地用在对联、谜语、歇后语等方面。比如下列拆字佳联，就留传较广：

閒看门中月，思耕心上田。

鸿是江边鸟，蚕为天下虫。

日在西，月在东，天上生成明字；女居左，子居右，世间配就好人。

品泉三口白水，岩树对木山石。

张长弓，骑奇马，单戈作战；嫁家女，孕乃子，生男曰甥。

妙人儿倪家少女，大言者诸葛一人。

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冻雨洒窗，东二点，西三点；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氷凉酒，一点、二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萬头。

白水泉边女子好，少女为妙；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是柴。

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相传是皇帝和妃子的对吟。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狐联”，记载了二美女挑逗焦生的拆字联，极富趣味：

戊戌同体，腹中只欠一点；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

据传苏小妹跟佛印开玩笑，说了上联：“人曾是僧，人弗能成佛。”佛印一听，也反戏她一联：“女卑为婢，女又可为奴。”

或入園中，推出老袁还我國；余行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这副对联表现了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祸国殃民的忧愤之情。

政从正出，财自才来。

这是某财政局的春联，也用了拆字的修辞方法。

在字谜方面，拆字谜佳作多如烟海：

人有它大，天没有它大。（一）

有一半，有一半，又有一半。（朋友）

乘人不备。（乖）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至）

明月半露云脚下，残花并落马蹄前。（熊）

美人一去添心病。（恙）

女真入居中原，宋分南北。（案）

游子方离母牵挂。（海）

明月当空人尽仰。（昂）

十分辛苦，十分收成。（菩）

园中花，化为灰，夕阳一点已西坠。相思泪，心已醉，空听马蹄归。秋日残红萤火飞。（蘇）

尾生死前犹念伊。（一）（生尾部死上部都是一字，犹念伊谐还念一）

春雨连绵妻独宿。（一）（春去日去夫而剩一字）

歇后语中有些是利用了拆字的手法，如：

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吧。

王字少一横——有点土。

自大一点——念个臭。

兔字少一点——免了吧。

老字蹶屁股——考起来了。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杨修和曹操的两则小故事，都与析字有关，并巧妙地借助了文字与实物的结合：曹操在门上写“活”字，被杨修猜中为“阔”字，知道曹操嫌门造得太宽；曹操在一盒酪上写“合”字，又被杨修识破，拆做“一人（吃）一口”。

拆字组字也用在酒令、隐语等文字游戏中。一次，叶瑞邀杨慎、临安知府和钦差大臣等宴饮。为助酒兴，杨慎以水字旁行一酒令云：“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了溪边水，加鸟便成雞。得势猫儿雄似虎，退毛鸾凤不如鸡。”酒令要求离合三字，并一韵到底，最后说一句成语或谚语，最末一字必须是第四句组合之字，难度很大。吟不出者罚酒。临安知府马上吟道：“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便是欺。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叶瑞吟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湘边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民间把88岁称为“米寿”，108岁称为“茶寿”，同样是借用汉字的拆分组合。

（3）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

汉字发展到后来，形声字已成为主体。形声字中的形旁多由象形字演变而来，依然具有一定的描摹事物形态的作用，尤其是把同旁字排列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视觉冲击的效果。古人早就发现了这种作用，例如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中，就有意地连用了大量的同旁字：

枞括根楠，梓械楩枫；苯蓴蓬茸；鱣鲤鱮鮦，鮪鲵鲿鲨；鼋鼍巨鳖；鹔鹴鸹鸨，鴐鹅鸿鹤；魑魅魍魉……

诚然，作为文学作品，这种一味堆砌的手法缺乏真情实感，并不成功。但这种都城、宫廷、苑囿的帝王生活题材，铺张扬厉的修辞手法，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政治道德教化的热衷以及追求淫辞丽句的审美情趣。同旁字的罗列的确有一种奇妙的视觉效果，正如鲁迅所云：“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

陈朝沈炯《和祭黄门口字咏》或许是同旁诗（也叫联边诗）的开创之作：

囂囂宮閣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诗意在于嘲讽衮衮诸公的昏庸无能：一个个高官显爵，据要路津，以“名器”自诩，谁知说起话来，却满口佶屈，不知所云。诗中四句二十字，用繁体字书写，竟有四十一个口字，表里相济，形象衬托出尸位素餐者“浑身是口说不清”的尊容，讽刺得辛辣而幽默。

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戏题》，每句都以同旁字排列，道出了士大夫的孤愤清贫：

逍遥近边道，憩息慰惫懑。晴晖时晦明，谑语谐谠论。草莱荒蒙茏，室屋壅尘坌。僮仆侍偪侧，泾渭清浊混。

在上下联中巧用同旁字，体现了汉字修辞的独特方式。例如：

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

这是一副有名的对联，上下联都用了“金木水火土”为偏旁。

这类对联还有不少，如：

泪滴汀江流满海，嗟叹嚎吻哽咽喉。

上联均用三点水，下联都是口字旁。

缔缘绾结红丝缕，纳采缠绵绿绮弦。

这是一副贺婚联，都用绞丝旁，据说出自张伯驹之手。

远近达道逍遥过，进退连还运遇通。

这是一副流传至今的车马店对联，全用走之，大大增加了视觉上的动感。同旁字联再如：

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游远，返迴达道逝逍遥。

冯二马，驯三马，冯驯五马诸候；伊有人，尹无人，伊尹一人元宰。

六木森森，桃李杏梅槐柳；一丝系系，绫罗绸缎绢纱。

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

利用汉字的声旁也能构成修辞手段，如标题“棒杀与捧杀”，还有一副漫画的标题为“博膊搏缚”，画了一人因赌博而输得赤膊，再搏斗抢劫，最后被缚入狱的过程。

（4）利用汉字的变形

把汉字的形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加以变形、夸张、扭曲，能产生象征、装饰的作用，如北京奥运会的“京”字形会徽设计和广东、四川等电视台的汉字变形台标。报载首届国际齐文化旅游节节徽正式“出炉”，变形汉字“齐”加古代蹴鞠的运动造型当选为节徽。大量的书法与绘画的结合作品书画体字，某些漫画作品等等，都利用汉字的变形。

汉字变形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也被古代文人创造性地使用着。比如苏轼的诗：

解读为：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售竹筇。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这类诗后来被称为“神智体”，作品不少。再如，圆日山高路口长，横云细雨断斜阳。扁舟横渡无人过，风卷残花半日香。同样利用变形的汉字直观生动地表现了诗意：

又如，服装品牌“派”与希腊字母π的巧妙结合、拍卖会标、“唯吾知足”的合文以及民间吉祥合体字“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等，都是汉字变形造就的趣味。

八大山人的签名也是汉字的变形合文，看起来既像“哭之”，又似“笑之”，也许这哭笑不得正是朱耷所追求的意境。

许多有意造就的汉字变形，也常常成为有趣的语料。这是广西阳朔的碧莲峰摩崖石刻是清代王元仁所作，远看像是一个字，据说细看能找出“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八个字。

（5）其他方式

汉字字形修辞还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如利用同形字、同音异形字、错别字、繁简字、倒写字、正反字等等。

在山海关孟姜女庙的一副楹联，相传是南宋状元王十朋所撰：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其中的同形字很多，分别代表了朝和潮、常和涨。正确的解读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目前商业广告和讽刺时文中大量采用的“换字修辞”，就是利用了同音异形字。广告语如“药材好，药才好”；“随心所浴”；“美味人生，鸡不可失”；“衣衣不舍”；“骑乐无穷”等等；讽刺时文如“检查宴收”；“提钱释放”；“攻官小姐”；“前腐后继”等等。还有一种暗换的修辞手法，即利用汉字的多义性，换义不换字。如“领导特‘色’”；“一次‘性’减价”。

有意利用错字别字来取得某种修辞效果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几例：曲阜孔府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有两个错字：“富”字上面少一点，寓“富贵无头”，“章”字一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通天”，此联概括出千百年来“圣人家”的气派，出自清代文人纪晓岚之手。香烟广告“五叶神，危害少一点”。其中“害”字故意去掉了宝盖头上的一点。旧时考试，一考生引《尚书》中的“昧昧我思之”，误做“妹妹我思之”，考官不禁批道：“哥哥你错了。”还有一考生倚仗自己是大官的亲戚，在胡乱做答的考卷最后写道“我是中堂大人的亲妻”，考官看此人连“戚”字都不会写，也幽了一默，批了几个字“所以我不敢娶”，同样用了一个别字。报载一处“愉情乐园”有意将“愉”字左边一点写成一撇，成了一个介于“愉情”和“偷情”之间的字，引人遐想。台湾报纸曾登载了一条广告，将“洗、潤、護”三字合成一个怪字，标题是“哪有这个字”？借以反对洗发、润发、护发三合一的产品，推广其功能分开的产品。

有些因形近而无意造成的错别字，鲁鱼亥豕往往成为修辞趣谈。如某书中的“一夫一妻”印成了“一天一妻”，某报纸的旅游广告“兵马俑”印成了“兵马桶”，还有“一个品学兼忧的学生”之类。字迹残缺的霓虹灯广告常有出人意外的效果，“蛋糕店”变成了“虫糕店”，“烤鸭店”成了“烤鸟店”，令食客裹足；“售楼处”成了“售女处”，“宾馆”成了“兵馆”，观者不禁莞尔；“户籍科”成了“尸籍科”，“大众洗浴中心”的“众”、“心”二字一残一缺，成为“大人洗浴中”，简直匪夷所思。

利用错别字编的幽默笑话不胜枚举，如《父头和爷头》：木工老王买了一把斧头，回厂报销时，会计一看，发票上写的是“父头”，笑了起来：“快拿回去改改，营业员把名称写错了。”老王不识字，他把改后的发票拿回来，会计一看，大笑起来：“上一回把斧头写成父头，这一回升了格，又写成爷头了！”又如《别字》：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在黑板上写了“现在另售”四个字。旁边一顾客说：“同志，零售的‘零’，你写的是别字。”售货员瞪了顾客一眼说：“得了吧，‘别’字还有个立刀旁儿呢！”

汉字简化后，有些简化字身兼数职，即一个简化字等于几个繁体字：如“后”既指皇后又表後来；“钟”将鍾爱、鐘表合而为一；幹部、乾净、干戈均用“干”字。也有人想到利用这一现象来做文章，如有一种洗发水名叫“100年润发”，广告上有周润发为一位美女洗发的画面。这里巧用了简体字“发”，因为“发”字是“發”、“髮”两个繁体字的共同简化字形，这样“润发”就兼有周潤發和潤髮的双关含义。如果在使用繁体字的港台地区，两字就没办法取舍了。

倒写字最常见的是过年时门上倒贴的“福”字，寓含“福到（倒）”的意思。道教的符咒之一是以雄黄倒写蛇字，贴于壁上，谓之“驱五毒”。司马迁《史记》中《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就有许多倒写的名字，以表示此人被免职或病故等。

正反字属于变序词，如：牙刷——刷牙，奶牛——牛奶等；有些词颠倒后意思无大变化，如：讲演——演讲，积累——累积，代替——替代，觉察——察觉；也有的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故事——事故，上海——海上，前提——提前，气节——节气。报纸标题常用逆序词的修辞方式，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打假乎？假打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莫把外援变援外”；“厦大建大厦”；“南海人寻人海南”等，后者既是正反词又是回文句。这类修辞古今颇多，不再赘述。

人们利用两个汉字的形态差异，用拟人手法编写“汉字间的对话”，饶有趣味：

“亏”对“夸”说：兄弟，记住喽，要是有人夸你呀，你就准备吃大亏吧。

“外”对“处”说：要想不受处分，手就别伸那么长。

“尺”对“尽”说：姐姐，结果出来了。你怀的是双胞胎。

“日”对“曰”说：哟，我说朋友，几天不见，胖这么多？该减肥了。

“力”对“咖”说：兄弟，拎两口箱子去哪里啊？

“熊”对“能”说：哥们，穷成这样啦，四个熊掌全卖啦？

“女”对“始”说：哟，妹妹，真有眼光，几天不见就找个台商？

“闫”对“闩”说：兄弟，还是防盗门好哇，你瞧，三道锁！

“比”对“北”说：夫妻一场，何必闹离婚啊？

“丘”对“兵”说，战争多残酷，你看我的两条腿都炸飞了！

以文字形态为修辞手段，虽非汉语所独有，但汉字的字形修辞方式是最为丰富的，其中很多手段都是汉字所独具的。正如曹石珠（2004）所指出的：“汉字修辞却为汉语修辞提供了另一种物质形式——字形。字形作为修辞利用的材料，作为修辞的物质形式，出人意料地影响着汉语书面语，构成了一些为其他语言所不具有的特殊的修辞手段，甚至还构成了一些连汉语口语中也无法存在的汉字修辞手段。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语修辞的丰富性，也充分展示了汉字的奇异功能。” 243i6IwCduKASNrjmbNsM8EI67xd2HqlcN1bSgTNEaodj3F9IwfW/+MJCVNKS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