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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米歇尔是个盗车老手。这天他守候在马赛港停车 场，盗走了美国游客的一辆“奥茨莫比牌”轿车。
米歇尔驾车飞驰在马赛通往巴黎的7号公路上。他口叼香烟，左手把住方向盘，右手玩弄一支左轮手枪，不时用枪朝迎面驶来的车辆瞄准作射击状。途中轿车抛锚，米歇尔下车修理。正在此时，有个巡警骑摩托车赶上来。米歇尔未等巡警盘问，开枪击倒了他，随即弃车而逃。
两天后，身无分文的米歇尔出现在巴黎。他在一家酒吧骗了杯啤酒，接着跑到他认识的一个姑娘家里，乘她换衣服当口，偷走了她钱包里几张钞票。在凯旋门附近的大街上，米歇尔找到女友帕特莉霞。她是个美国姑娘，正在沿街兜售《纽约先驱论坛报》。米歇尔缠住她，要她陪自己前往罗马。帕特莉霞一口拒绝，因为她打算报考巴黎大学。两人分手后，米歇尔从报亭买了份当天的报纸，见第三版上有条醒目标题：“侦察破案神速，警察局已查明7号公路杀人凶手！”
米歇尔来到美洲旅行社，向同伙托尔马绍夫索讨一笔欠款。托尔马绍夫给了他一张支票，米歇尔必须再去找另一个叫贝鲁蒂的，由他到银行兑换现钱。米歇尔离开时，同两个便衣警探擦肩而过。
米歇尔在街头转悠。有家电影院正在上映好莱坞明星汉弗莱·鲍嘉主演的新片，米歇尔在影院门口欣赏海报，出神地望着他所崇拜的鲍嘉的头像。当晚，米歇尔约帕特莉霞外出用餐。半路上，他找借口独自溜进一家咖啡店，在盥洗间抢走了一个男子的钱包。米歇尔暗自庆幸请客吃饭的钱有了着落，不料帕特莉霞吞吞吐吐，提出要赴另一个约会。米歇尔闷闷不乐地开车送帕特莉霞去快餐厅，自己躲在餐厅门口窥视。当他目睹帕特莉霞同一个美国男人热吻时，又恼怒又沮丧。
第二天清晨，帕特莉霞回到住所，不禁大吃一惊，米歇尔竟躺在她床上睡觉！帕特莉霞非常生气，与他发生口角。米歇尔用双手掐住帕特莉霞的脖子，一定要她笑一笑。她挣扎一番后笑了一声，随手回敬他一个耳光。米歇尔衣袋里掉出一件东西，帕特莉霞捡起一看，是一个陌生人的护照，米歇尔解释这护照是他异母兄弟的。过后，米歇尔不停地拨电话，急于要同贝鲁蒂取得联系。帕特莉霞问：“米歇尔，我很想弄清楚你藏在外表下的真心是什么？我害怕，因为我希望你爱我。”米歇尔避而不答。帕特莉霞念福克纳的小说：“ 听，最后一句真美，‘在忧愁和虚无之间，我选择忧愁’。你选择什么呢？”米歇尔说：“我选择虚无。要么统统归我，要么一无所有。”两人厮混了一通。时近正午，帕特莉霞要米歇尔陪她去买裙子，米歇尔依在她胸前说：“我累了，我快死了……”
米歇尔借口去车库取车，让帕特莉霞留在露天咖啡吧。他跑到另一条街上窃得一辆“福特牌”白色敞篷赛车，开着这车送帕特莉霞去时装店。他买了张《法兰西晚报》，报上登出米歇尔的大幅照片，配有粗体黑字“7号公路的杀人凶手尚未归案”。路边有个抽烟斗的男人也在读报，他似乎注意到了米歇尔，尽管米歇尔戴着墨镜，鸭舌帽压得低低的。
米歇尔驱车将帕特莉霞送到奥利机场，讲定半小时后来接她。帕特莉霞是受《纽约先驱论坛报》委托，来此出席记者招待会的，采访对象是一名来巴黎访问的小说家。机场平台上挤满了各家报社的记者和摄影师，谈锋甚健的小说家一口气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几十个问题，话题涉及文学、爱情、灵魂、女人、音乐等等。与此同时，米歇尔开着“福特牌”赛车来到汽车黑市交易点。经讨价还价，以80万法郎成交，但买主不肯付现款，并以米歇尔被通缉的处境作为要挟。米歇尔无奈之下去打电话，这回终于得到确切消息：贝鲁蒂将在4点整抵达。趁米歇尔打电话时，买主故意损坏汽车引擎，被米歇尔揪住暴打一顿。
米歇尔拦了一辆出租车，与帕特莉霞赶往接头地点，结果迟了5分钟，贝鲁蒂刚刚离去。米歇尔将怨气发泄在司机身上，他叫司机把车停在一幢大楼前等候，径自带着帕特莉霞从一条暗道溜走，赖掉了这笔车费。帕特莉霞回到报社办事处，准备整理采访记录。这时，警长来了，向帕特莉霞了解米歇尔的情况。帕特莉霞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三个星期前我们才认识。他到巴黎来找一个欠他钱的人，我说不准。”警长递给她一张纸条：“如果你再见到他，就拨这个电话号码。”帕特莉霞离开时，发觉自己已被警察盯梢，便向等候在马路对面的米歇尔悄悄作了个手势。于是，帕特莉霞在前边走，警察居中，米歇尔尾随其后。经过一家电影院时，帕特莉霞快步入内，穿过漆黑的放映大厅，绕到厕所里跳窗而逃。米歇尔接应她，两人甩脱盯梢的警察，又去另一家电影院看好莱坞电影消磨时光。入夜，米歇尔又偷了辆敞篷车，带帕特莉霞一同去找贝鲁蒂。他嫌这辆车不漂亮，指使帕特莉霞在停车场偷换另一辆“卡迪勒克牌”豪华车。他们乘坐这辆车驶上林荫大道，终于在露天咖啡吧找到了贝鲁蒂。贝鲁蒂一口答应明天替米歇尔去银行兑现支票，又介绍他俩去一个瑞典女人家过夜。
在瑞典女人家里，帕特莉霞心事重重。她主动告诉米歇尔：“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不爱一个人了？”次日一早，米歇尔要帕特莉霞上街去买报纸和牛奶。帕特莉霞走出房门，又返回身：“米歇尔，让我看看你。”米歇尔忙着给贝鲁蒂打电话，对她不加理会。神情沮丧的帕特莉霞跑到街上，走进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然后犹豫不决地打了个电话：“ 喂，警长吗？您找的小伙子……我看到他了。”
帕特莉霞带回报纸和牛奶，一头靠在米歇尔身上：“我刚给警察局打过电话，说你在这儿。”米歇尔惊呆了！几分钟前，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因为贝鲁蒂答应借辆车给他，这样他就能远走高飞去意大利了。帕特莉霞平静地说：“我一直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爱你？现在既然我对你这么狠，就证明我并不爱你。你赶紧逃吧！”米歇尔却说：“我不走，反正我完了，我还巴不得坐牢呢。”正说着，他听见贝鲁蒂驾车来到，转身冲出门去。
贝鲁蒂将一箱法郎交给米歇尔，米歇尔焦急地告诉他：“你赶快离开，警察5分钟后就到，那个美国小妞把我告了。”贝鲁蒂拉他上车一起逃命，米歇尔固执地说：“我不走，我活腻了……我已经精疲力尽，只想躺下睡觉。”
一辆黑色警车驶来，警长率部下围捕米歇尔。
米歇尔拾起贝鲁蒂扔给他的一支手枪，吃力地奔跑起来。
一声枪响！米歇尔腰部中弹。他捂住伤口，仍一颠一跛地沿街跑着，跑到大街尽头，也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刻，终于仰倒在人行横道线之间。米歇尔摘下墨镜，用力吸了最后一口烟，向帕特莉霞扮了个怪相，吐出最后一句话：“真可恶。”
“‘可恶’？”帕特莉霞反问自 己，“这是什么意思？”
法国是电影的故乡，也是电影史上许多重要流派和电影运动的发源地，如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30年代的诗意现实主义、50年代的“真实电影”等等。到了1959年5月，在第12届戛纳电影节上，几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新导演推出各自的处女作，一下子轰动整个国际影坛，其中有特吕弗的《四百下》、马赛尔的《黑人奥尔菲》、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等。经法国《快报》周刊大力宣传，一场被命名为“新浪潮”的电影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新浪潮”运动有力冲击了传统电影制片方式。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影响以及论资排辈的束缚，电影圈外的年轻人很难有机会执导影片。但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电影拍摄器材的改良与普及（如便携式摄影机和录音机、低照度感光胶片等），提供了小成本拍片的物质条件，由此降低了进入电影行业的门槛，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完全有可能从事独立制片。于是，一种个人化而非企业化的制片方式应运而生，正如法国电影界前辈梅尔维尔给“新浪潮”下的绝妙定义：“这是一种独具匠心的电影拍摄方法，在天然场景中拍摄，没有电影明星，绝少工作人员，影片没有发行方面的保障，不必授权认可，也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据不完全统计，在持续四年的“新浪潮”时期，至少有97名法国新导演拍出了各自的处女作。因而，“新浪潮”运动也被视为“发射台”，将一大批新人推上了从事电影制作事业的轨道。在创作实践中，这批新人新作并不雷同化，各人的风格技巧都与众不同。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唯一的共同愿望就是拍摄具有个人特点的影片。他们信奉“作家电影”的理论主张：“拍摄电影的人也就是作家，他用摄影机写作，就像作家用自来水笔写作一样。”
“新浪潮”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但人们公认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几个被称为“《电影手册》派”的年轻干将，尤其是《精疲力尽》的导演戈达尔。戈达尔生于1930年，在巴黎大学毕业之后由好友特吕弗(1932—1984)引荐进《电影手册》当了一名影评人，撰写过《走向政治电影》、《经典分镜头实例辩》、《蒙太奇，我的细致追求》等前卫性篇章。《电影手册》创刊于1951年4月，首任主编由法国著名电影学者巴赞担任，编辑部的学术空气很浓。戈达尔与同事常年泡在电影资料馆里，观摩了世界各国大量影片，对各种电影技巧烂熟于心，以至无师自通，萌发了改行当导演的雄心。戈达尔出手不凡，他拍的这部《精疲力尽》颇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
本片最初的脚本出自特吕弗之手，是依据1952年法国小报登载的一则社会新闻改编的，讲述一个名叫米歇尔的男子与美国女友在海滨度假，打死了一名警察，开着警车回老家看望病危的母亲，最后女友向警方告发了他。为帮助读者加深对本片的理解，有必要强调一下它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联。战后西方社会存在主义思潮风行，认为人生是荒谬的、痛苦的，鼓吹一种愤世嫉俗、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以此反抗现存社会制度与传统道德观念，对西方青年一代产生极大的影响。文学在这方面先行一步，除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亲自写过不少小说、戏剧之外，还相继涌现了英国“愤怒的青年”、美国“垮掉的一代”、日本“太阳族”等作家群，他们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创作了不少具有消极颓废倾向的小说与诗歌。到了戈达尔手上，存在主义的“叛逆英雄”开始从文学家的稿纸走进电影拷贝。法国评论家埃内贝勒指出：“戈达尔原是一个被他所厌恶的社会摈弃，因生活困难而起来反抗的资产阶级青年，因此他在初期作品里只是发出个人主义的绝望呐喊。”他认 为，“《精疲力尽》是一首对盲目行动的赞歌”。埃内贝勒这番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戈达尔对好莱坞犯罪片抱有浓厚兴趣，这种犯罪片（亦称强盗片、警匪片）通常以城市为背景，以犯罪者为主角，结尾宣扬恶有恶报。我国电影学者邵牧君指出，犯罪片的这一特点符合观众的社会心理，“他们喜欢看到不法之徒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哪怕是使用不法手段作出的反抗，而这类人最后不能幸存下来继续构成一种威胁平民安全的力量，这又使他们感到满意”。戈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好莱坞犯罪片样式，本片主角米歇尔是个盗车惯犯，戈达尔在片中表现其盗车行为多达四五次。同样是窃车行为，却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杰作《偷自行车的人》完全不同。米歇尔习惯偷盗名牌轿车，但显然缺乏具体动机，他既不是为生机所迫，也不是受犯罪集团驱使，他是为盗而盗。此种盲目行为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他无缘无故枪杀了一名交通巡警。米歇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考虑每一次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自己的生存也不大在乎，遭到警方追缉之后，尽管东躲西藏，累得精疲力尽，但当他获悉警察在5分钟后即将赶到时，并不惊慌失措，最终遭警察枪击伏尸街头。米歇尔那位美国女友帕特莉霞的行为也很反常，她给观众的印象一直是爱着米歇尔的，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突然心血来潮向警方打电话告密，随后她又马上告知米歇尔让他赶快逃跑。总之，这一对男女主角的所作所为是盲目冲动的、非理性的，他俩的生活准则恰是存在主义所倡导的，即过去之事不可解释，未来之事不必预测，只要兴之所至地抓住眼前这一刻得过且过。米歇尔与帕特莉霞的关系还显示出人与人是无法沟通的，这也是存在主义“他人是地狱”观念的印证。曾有法国影评人指出：“戈达尔的电影只有两个主题——死亡与爱的徒劳。”电影是认识大千世界的一扇窗口，就内容而言，《精疲力尽》并无积极的人生意义可言，但它不失为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西方现代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的典型文本。
戈达尔以《精疲力尽》一举成名,1960年获得第10届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西方评论家将一大串溢美之词加诸于他，如“所有改变60年代电影风貌的导演中，没有一个比戈达尔更具影响力。戈达尔不仅是60年代青年生活的最伟大记录者，他也是当今最令人目眩的电影技巧大师之一。”戈达尔开创了一种“破坏美学”，运用多种“破坏技巧”，力图打破僵化的电影文法，向“好莱坞美学帝国主义”发起挑战。他扬言说：“如果在制作革命题材的影片时，使用的是一张由反动分子设计的剪辑台，那就必然会有遗憾。”具体来看，这种破坏技巧有两条：一种是“跳格剪接”技巧，即镜头组接大幅度跳跃，最大限度地省略过程性内容。例如本片有个镜头表现米歇尔开车送帕特莉霞去买裙子，在下一个镜头里，身穿新衣裙的帕特莉霞不是从时装店而是从报社办事处走出，一瞬间就跳跃了两个时空，叙事节奏极为迅疾。这种“跳接”技巧大大扩充了一部影片的容量，在现代电影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另一种“破坏技巧”是指导演自我介入，戈达尔在这方面不惜耗费胶片，如《精疲力尽》中有一大段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某小说家答记者问（戈达尔本人客串那位小说家）的场景，他对10多个问题的应答旨在表明戈达尔自己的政治观点及生活趣味。这种做法带有主观随意性，使影片结构显得松散，对话过多。《精疲力尽》当初上映时，巴黎多家媒体纷纷造势，贬者戏称“那是不知如何剪辑的影评人制作的大杂烩”；褒者欢呼“这是另一个奥逊·威尔斯，电影革命开始了！”邵牧君剖析这种矛盾现象的动因：“由于现代主义的东西在西方往往被视为‘艺术’的象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愈是晦涩难懂或荒谬奇特，便愈受自命的‘真正的行家’的青睐，使它的名声大大超过了它在观众中的实际影响。”对戈达尔的作品，也可作如是观。戈达尔本人则说：“我希望可以拍摄一部正常的电影，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会。”我行我素之意溢于言表。
由于“新浪潮”电影一般匮乏制作资金，不可能也不屑于聘请名演员，大都起用新人担纲主演。其中有些人崭露头角，就此成为职业演员，如《精疲力尽》的男主演贝尔蒙多日后成为了法国最走红的四大男星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美国拍摄了一部依据戈达尔原作翻拍的《激情》，成为《精疲力尽》的美国版。
(李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