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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4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发表了《三门峡大坝命悬一线》的署名文章。文章就三门峡大坝兴建之前学者争议的问题在50年后确实发生的事实，对三门峡水库兴建的背景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本书以下拟结合该文对有关争议问题的分析，就三门峡水库决策的过程作一简要的介绍。
1．2003年对三门峡水库去留问题的讨论
2003年秋，陕西省渭河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而导致这一灾害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专家认为就是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三门峡水库。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以下简称郑州会议）。
在郑州会议上，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小浪底水库投入运行后，黄河下游“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日趋完善，对干流洪水的控制，由过去三门峡枢纽单库奋战，变成了三门峡与小浪底联合调控，小浪底水库成为直接控制下游洪水的重要枢纽。在此背景下，部分专家学者又一次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
郑州会议结束不到一周，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业内人士认为，北京会议将比郑州会议更能影响决策。
紧接着，10月31日，国内资深水利专家、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也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一个大坝的主要功能是防洪、防凌、蓄水、供水、发电，而其主要功能的丧失便意味着大坝的死亡。作为唯一一座曾作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很有可能同印着自己影像的第二版人民币五角钱一样无法避免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2．三门峡水库的建设背景
早在1949年8月，就有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为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意见的主要起草者王化云，后来成为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的一把手。
当时的水利部复勘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等方面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而到了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再次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但这个方案几经斟酌权衡之后，最终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而舍弃。为此，研究标的转为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
到1953年，邙山建库方案因“投资大，效益少”而被弃。三门峡方案在1953年年初由黄委会第三次提出。此时水利部已开出上游建库的条件：花钱、移民都不能太多，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移民不能超过5万人。三门峡水库计划因为“超标”再遭搁置。
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在对三门峡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作为结论，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科洛略夫认为：“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为此，他提出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方案。
1954年4月，黄委会着手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工程被确定为该规划的首期重点工程。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也在同年年底出台。
规划和报告载明：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为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为每秒8000立方米，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功于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发电、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前景，也令人惊喜。
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至此终于形成。
之后，我国倾全国之力，投资了9.42亿人民币修建该工程。
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虽然经全票通过，但同时也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
的反对。
规划报告在描绘光明前景的同时，也明言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60万移民的安置；二是，虽然规划中预留147亿立方米的库容来对付上游泥沙，但若无其他减沙措施，水库在25—30年后将被淤平。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主张三门峡水库应低于360—370米，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的作用”。之后，围绕枢纽是按“蓄水拦沙”还是“拦洪排沙”设计方案，又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争论。
对此，中方专家提出：可以通过上游水土保持的迅速生效来减少来沙，延长三门峡水库的使用年限。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以1954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提供的数据作出了说明：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而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来沙可减少100%。
多年之后反观历史，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大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近乎凭空出来两个数字。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被拦腰砍掉一半，修改为25%与50%。
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1957年，国家建委会同意了360米的方案，三门峡工程开始施工。
1．立项之初即遭陕西方面坚决反对
三门峡工程在立项之初就遭到了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规划阶段一波三折。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7年6月，在得知不同的意见后，周恩来总理批示水利部对相关意见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并无人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绝大多数人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会后，国务院将《报告》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了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数百万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现象，粮食因此年年减产。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
而据资料显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自1960年9月建成并开始蓄水，到1962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关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悬河，严重威胁着关中平原的安全。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又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2．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工程对上游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黄河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直至最近的郑州会议。
规划和设计的先天不足，迫使三门峡工程在投入运用不久就不得不进行二次改建，并三次改变运用方式。1964年12月决定在枢纽的左岸增加2条泄流排沙隧洞，将原建的5—8号4条发电钢管改为泄流排沙钢管，简称为“两洞四管”。1969年6月又决定实施第二次改建，挖开1—8号施工导流底孔，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1990年之后，又陆续打开了9—12号底孔。
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四十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全省连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涝成灾。据陕西省省委、省政府统计，陕西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然而有专家指出，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为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显然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
2003年11月12日，三门峡水电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有水利专家因今年渭河流域水患而怪罪我们后，渭河周围的领导们似乎也理直气壮起来，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门峡工程而后快。”他认为，治理黄河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逐级造水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水库本来就有沉积泥沙、减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门峡水库这些年对控制流量、减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前，三门峡以下流域是重灾区，拦坝后就基本没有大水灾了，而这个流域面积比渭河流域的面积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轻孰重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愤怒地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三门峡水电站的那位工作人员则认为，“不能把祸水都泼到三门峡的头上”。他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电视上报道的渭河水灾的镜头里，到处都是光山秃岭，连素称粮仓的关中平原也少见树木。渭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不仅加重了三门峡的泥沙淤积，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的河床，这样不发生水灾才怪！出了问题，不去查究源头深处的原因，却责怪也是受害者的下游，这不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吗？”
3．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从三门峡大坝立项到建成至今的数十年里，围绕大坝的利弊，各方一直争论不休。陕西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争，而三门峡水电站也居于同样的处境。
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对于水位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但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他无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左右，收入约为两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去了发电功能，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会缺乏经费来源，管理运作也将无以为继。
据该记者了解，现在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量远远超过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原来5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已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每年将近2亿元的收入是黄委会、三门峡水电站及其2500名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
4．对三门峡大坝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1）主要技术依靠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没有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依靠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以后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2）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
据报道，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还指责三门峡的蓄水位违背了“四省会议”所协议的蓄水位。其实，部门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是由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对部门利益的重视要远甚于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所导致的。
对此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退休专家温善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经常提意见说，有的部门本来行使的是国家职能，可一到了实际操作就出现很多企业行为，处处表现出赚钱的冲动。现在的很多规划都是‘吃饭规划’，而不是出于黄河的实际需要。20世纪50年代黄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够了，后来机械化了，反而成了2万人。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三门峡水电站现在修防将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够了。”
（3）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
虽然三门峡水库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一味地对其加以谴责是不理智的，同时，即使三门峡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所强调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犯错的问题。”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现在仍在争论当中。一派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库的水位是当前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
在我国的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这样，从工程设计到建设，从运行到管理，历经曲折，既有规划、决策的教训，也有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经验，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不时成为全国水利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4年1月14日，原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