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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系统而完备且便于检索的资料，因为这是求全的总集的编纂目的之一。例如《全宋文·前言》明确指出：“编纂《全宋文》，旨在将所有流传至今的宋代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以外的韵文汇为一集，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较为完整而又易于检索的大型文献，手持一编，有宋三百余年的单篇文章，即可尽收眼底。”《全元戏曲·凡例一》亦称：“本书为元代戏曲总集，旨在汇集有元一代的戏曲作品，为读者提供完整的文本。内容包括现存的元代杂剧和南戏，为求全备，对说白不全的元刊本和残折残曲，均网罗摭拾。”
例如我们研究元代散曲，就找资料而言，即有三种比较大的困难：“第一，现存的曲集，无论是元人别集或元、明选本，其中都有一些罕见的本子，有几种还是海内孤本，想要找到这些书，不是很容易的。第二，元代的散曲作家，有别集流传下来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张可久、汤式四人，其余作家的作品，都是零碎地分散在若干种曲选、曲谱、词集以及不属于词曲类的书里面。想要知道元代都有哪些散曲作家，每位散曲作家各写过哪些作品，这也不是很容易的。尤其元代散曲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一般比较少，即使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往往也未必有几十首曲子，研究这些作家，更有看到他们现存全部作品的必要。第三，元曲是一种通俗文学，曲集的精刊本和精抄本比较少，如果不经过一番整理和校勘，读起来往往很不方便。”
而隋树森的《全元散曲》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编者从一百多种曲别集、曲选、曲谱、词集、笔记一类的书中，将散漫难稽的元代散曲搜寻出来，经过认真地校勘，再以作家的时代先后为序编排起来。还在每首曲子的末尾，不仅注出它最早见于何书，并且把其他选有这首曲子的书名，也不厌其详地一一写出，读者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复检原书。
如果你想成为研究散曲的专家，还可以看一看《全明散曲》与《全清散曲》。谢伯阳在《全清散曲·前言》中谈了他们收集资料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他与凌景埏先后花了42年时间。他说：“清代散曲专集不多，必须花费较大的精力从事辑佚工作。我们主要是从清人的诗文词集、小说、戏剧、弹词、笔记、曲谱、曲话、曲选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中进行搜辑。”“为了做好增辑佚曲的工作，除了充分利用南京图书馆的大量藏书之外，我曾多次去北京和上海，以及苏州、杭州、福州、济南、广州、成都、重庆、武汉等地访书。在各地图书馆同志的协助下，获得了一些罕见的资料，其中有极为珍贵的海内孤本。”他于1961年12月致信赵景深说：“清人散曲搜集难得材料的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花时间和精力。不管在南京的或是在外地的，有一个情况是相同的，那就是：日坐书城，一本一页地翻阅清人的集子。也许在那些‘沙漠’中寻找了几天而一无所得，在那种情景下，每每是踏着沉重的步子，垂头丧气地走回去；若是有点滴的收获，其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言宣的。”
如果我们现在从事散曲研究，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总集而坐享其成，从而避免了数十年的跋涉之苦与翻检之劳。
有些课题涉及面广，你必须在总集中寻找材料。譬如我们写过一篇《简谈宋诗的议论》，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当时主要是从《宋诗钞》、《宋诗钞补》、《唐宋诗举要》、钱锺书《宋诗选注》中寻找资料的，这些资料是很难从其他文献类型中获得的。
选本也有资料检索价值。譬如有位学生写了篇月亮意象分析的文章，就自己记忆所及的资料来展开论述，这当然是不够的，有一本《中国历代咏月诗词全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如果以此为据，效果自然会好得多。
求全的总集，其编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存文献。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称其“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草创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遗补阙，抽换之、整齐之、画一之。”该书在搜残存佚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工夫，使人们在一部书中可以看到唐以前所有现存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史论、子书的辑佚资料。
今人编辑总集，当然也旨在保存文献，如《全宋诗·凡例一》云：“本书汇集有宋一代诗歌，长篇短制，细大不捐，断章残句，在所必录。以人系诗，以诗存人，旨在保存一代文献。”《全元戏曲·前言》也说：“六七百年来，由于资料难以搜集齐全，元代的杂剧、南戏一直没有结成总集，这不利于一代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郑振铎为首的一批学者，致力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使分散各地的戏曲资料汇总一处，过去难得一见的本子不再为少数藏书家所独有，实为戏曲界一大盛事。……为保存一代文献计，我们在前人辛勤劳作基础上，编辑《全元戏曲》，以期使这份文学遗产更好地代代相传。”
首先是一些编辑较早的总集在保存文献方面成绩突出。譬如《玉台新咏》，正如刘跃进所说：“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比如吴声歌和西曲歌，还有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多赖《玉台新咏》的收录而保存下来。比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等就仅见于本集。”
王兆鹏也谈到《花间集》在史料保存方面的价值：“五代时期，词体初兴，其中西蜀和南唐是当时两大创作中心。西蜀词作，幸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收录保存了包括晚唐温庭筠在内的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现今辑录五代西蜀词人的词作，主要是依靠《花间集》。而南唐词，因无类似选本选录，故今所传，远较西蜀为少。”
下面我们就以《文苑英华》为例作些分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唐代诗文作者300余人的作品集，存留至今的只有76家。而《文苑英华》成书时距唐亡只有80年，有许多书当时还在，宋初又先后平定了南唐、西蜀等国，尽得其藏书；凭借既多，搜采遂广，故《文苑英华》蕴藏的史料特别丰富。今就书中所录来看，有为他书所不载的，有为本集所遗漏的，也有名家别集久已亡佚而辑其佚书尚可存书的。像李商隐的《樊南甲乙集》早已失传，今本即由《文苑英华》录出。张说的《张燕公集》虽有传本，但只有25卷，较原本少5卷，可从《文苑英华》中补出遗漏的杂文61篇。此外，像许敬宗、李峤、崔融、李华、萧颖士、孙逖、符载、梁肃等人的诗文，皆可根据此书辑成专集。明、清两代所编的一些诗文总集，如《古诗纪》、《文纪》、《全唐诗》、《全唐文》等，大都取材于此书。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也可从这本书中采辑不少史料，书中的书、论、碑、志等保存的资料尤多。
此外，唐圭璋《全宋词》卷首《修订说明》中也指出：“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
还有一些按地域、题材收录的总集，由于事涉专门，许多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文献多赖之以存。如宋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2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录诗文，大都由搜岩剔薮而得之，故多出名人集本之外，为世所罕见。如大历浙东唱和五十余人，今录唐诗者或不能举其姓氏，实赖此以获传。其于唐宋太守题名壁记，皆全录原文，以资考证，裨益良多，其搜访之勤，可谓有功于文献”。例如天宝三载（744）贺知章归越，玄宗作诗送行，皇太子及百官均有和作，编为《送贺监归乡诗集》1卷。大历中鲍防、严维等40余人在越州唱和，编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2卷，这两部总集正是由于《会稽掇英总集》而得以基本保存。
宋董弅的《严陵集》9卷也值得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录诗文，唐以前人虽尚多习见，至于宋人诸作，自有专集者数人外，他如曹辅、吕希辅、陈瓘、朱彦、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张伯玉、钱勰、李昉、扈蒙、刘昌言、丁谓、范师道、张保雍、章岷、阮逸、关咏、李师中、庞籍、孙沔、王存、冯京、刁约、元绛、张景修、岑象求、邵亢、马存、陈轩、吴可几、叶斐恭、刘泾、贾青、王达、张绶、余辟、刁衎、倪天隐、周邦彦、罗汝楫、詹亢宗、陈公亮、钱闻诗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知其集者，藉弅是编，尚存梗概”。
编辑较晚的总集在史料保存方面也有成就。就拿《全唐诗》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秉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文中提到的“震亨书”指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 “内府所藏《全唐诗》”即季振宜的《唐诗》。而季振宜的《唐诗》则来自钱谦益，其《唐诗叙》云：“顾予是集窃有因矣。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已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一十六卷。”而钱谦益的书又源自明吴琯的《唐诗纪》。吴琯《唐诗纪·凡例》云：“是编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是编校订先主宋板诸书，以逮诸善本。有误斯考，可据则从，其疑乃阙，不敢臆断，以俟明者。”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之《全唐诗稿本》来看，所剪贴的书有明朱警刻《唐百家诗集》、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集》、黄省曾刻《唐诗二十六家集》、许自昌刻《晚唐十二家诗》、龚贤刻《中晚唐诗纪》，以至汲古阁众唐人集及其他明刻唐人总集、别集等。
这表明《全唐诗》虽然是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但是它所依据的材料却是明代以前的，颇有史料价值。试举一例，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云：
御定《全唐诗》的初唐、盛唐部分基础较好，例如其中《高适集》，可以说是现存《高常侍集》中最好的一种本子。用这个本子和其他本子比较，御定《全唐诗》本多出佚诗四首，其中《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一首，有诗四句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可证此诗并非赝作；《玉真公主歌》二首，见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七言卷四；《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皤皤河滨叟”一首，见《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二，当可信据；但这些诗篇在其他本子中都散佚了。御定《全唐诗》中还保存着很多高诗原注，可作知人论世之助。
有些编辑稍晚的总集在保存地方文献方面的价值也值得重视，如清沈季友编的《携李诗系》4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编辑嘉兴一郡之诗，自汉晋以迄本朝，凡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土著、流寓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而以仙鬼、题咏、谣谚附焉。姓氏之下，又各为小传，略叙梗概，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亦间加附注，以备考据。”残章剩句，搜访靡遗，一乡文献，亦有借以足征焉。
即使现代编的总集在文献保存方面也有价值。例如梅英编的《血光集》，内江仰风书局1938年铅印本，编者在《前置词》中说：“篇篇伟大的史诗材料，结果没人取拾，任它化为烟云，任它长埋秋草，儿女泪、英雄血，怎辜负得了这破碎的山河，寂对着烽烟的故国？! ”由此可见作者编辑此书，目的就是为了保存抗战史诗，其中收录了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长征》：
雄军不畏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参差翻细浪，乌梁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迫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万重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如果将其与现在流行的版本加以比较，就会发现8句诗中有5句作了改动，而且改动了11个字。从中可见毛泽东诗词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提高的过程。
编选本不可避免地要体现编者的文学主张，因此编选本实际上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清初的徐增就说过：“其选唐诗者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
正如鲁迅所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
程千帆也说过：“选学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一种独特的形式，它不但凸现出作者的手眼，也凸现出选者的手眼，以及这手眼中体现的历史眼光。”
所以我们通过选本能够清晰地看出编者的文学主张。如《四库全书总目》于《御选唐诗》提要云：
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时撰录，无不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就具有鲜明的收录标准，他在《文选序》中指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指出：“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藻翰’，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
郭绍虞等为上面所引《文选序》中的那几句话作了解释：
事出于沉思二句——上句的事，承上文的“序述”而言，下句的义，承上文的“赞论”而言。意谓史传中的“赞论”和“序述”部分，也有沉思和藻翰，故可作为文学作品来选录。沉思，指作者深刻的艺术构思。藻翰，指表现于作品的辞采之美。二句互文见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史传中的“赞论”和“序述”部分，也不是不可以选，但是必须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要求。
利用总集来表现自己文学主张的突出例子是宋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编者从道学家的观点出发，以防淫正俗反对浮华冶荡之弊为宗旨，选择标准主于论理而非论文，以至不近人情，很难为读者所接受。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在《崇古文诀》的提要中所指出的那样：“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饮食惟取御饥，菽黍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论不为不正，而其说终不能行于天下。”
现代学者更加自觉地利用编辑选本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如胡适在《词选·自序》中说：“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他认为词的历史经历了三个大时期：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第三时期自清初至今日（162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他指出：“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他进而总结出一条文学发展的规律：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学作品。文人的掺进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形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有些总集的文学主张，还要通过具体分析，方能较为准确地判断。譬如《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流传非常广的选本。编者蘅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题辞》中称该书“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唐圭璋谈了不同看法：“《唐诗三百首》家弦户诵，取得保身、上进，所以大声疾呼，痛斥弊政的就不敢选。我小时看过《唐宋诗醇》，也是歌功颂德，平正通达，消灭反抗意志，巩固政治权势。”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唐诗三百首》的收录范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那些注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及其作品都没有收，如李绅、李贺、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等。其次，收了那些毫无诗意的反映统治阶级政治活动的诗，如唐玄宗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一些应制诗，一些描写大臣上朝的诗。第三，收了某位诗人的一些诗，而不收他的另一些诗。如收了杜甫诗38首，但是没有“三吏”、“三别”。收了白居易诗6首，但是没有一首讽喻诗、新乐府。收了杜荀鹤的《春宫怨》，但是不收他的《山中寡妇》。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总集中看出当时的文学风尚。读了梁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我们就会了解到当时君臣皆沉溺于描写艳情的宫体诗。唐刘肃云：“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玉台新咏》除当时的宫体诗外，还兼收历代的言情之作，这种诗风一直延续到唐初。
南宋书坊编过一本《草堂诗余》，该书在明代也非常流行。毛晋跋云：“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
此书为适应演唱需要而辑录的唱本，为便于演唱者选词，采取分类编排的方法，《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大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和花禽七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如“春景”下又分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等八类。此选本告诉我们，词是与歌妓密切相关的，它的生命力也与演唱密切相关。一旦脱离音乐，它的生命力也就减弱了。
选本也有利于我们全面地、历史地了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譬如唐代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是一部盛唐诗歌选本，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的《叙》中说：“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三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714，开元二年），终癸巳（753，天宝十三年）。纶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该集大致反映了时人对这些诗人的看法。譬如一提到王昌龄，人们就会想到他是七绝圣手，《河岳英灵集》选了他16首诗，其中七绝3首，七言歌行1首，其余全是五言古诗和五言乐府。“这个事实，大约说明了开元天宝年间，王昌龄的七绝并不像诗人去世后那样受人推崇，至少在殷璠眼里，王昌龄的所谓‘中兴高作’，主要是指五言古诗和五言乐府。”
总集也有开宗立派的作用，一个诗文派别往往通过一部总集相号召。清代桐城派古文之所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显然与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密切相关。它在付梓前，人们就已争相传抄；刊本问世后，更是广为传播，如清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古文辞类纂》在当时之所以盛行，固然如清吴启昌所说，其“所纂文辞，上自秦汉，下至于今，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
，更重要的是它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强调选文必须符合儒家思想，特别是要符合程（颢、颐）朱（熹）理学。正如清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所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大抵也是以韩、欧之文达程朱之理为准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宗旨鲜明的古文派别。
总集有的编纂较早，有的收集资料较全，有的经过精心整理，在文献考订方面自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现略述如下：
1．校勘
有些成书较早的总集，比较接近文献史料的原貌，因此为文献校勘提供了依据。钱谦益尝举一例：
《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多与今行椠本小异。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 “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并以《英华》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盖送行之诗，言其风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
选本之间，也可互校。如李清照的名篇《醉花阴》，最早选录此词的曾慥《乐府雅词》末句作“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而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则作“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显然“比”字义长，“人比黄花瘦”表明人比黄花更消瘦，而不是像花一样消瘦。今人选本大多采用“人比黄花瘦”，就是依据《全芳备祖》。
这个例子说明，有些学者与读者将“义长”也作为校勘的依据，可见读者接受诗歌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诗歌创作。
2．辨伪
文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作者与写作时间难以确定的现象，而一些编辑较早的总集也是辨伪的重要依据。如有首《盘中诗》，明冯惟讷的《诗纪》与明梅鼎祚的《汉魏八代诗乘》，皆认为它是傅玄所作，定为汉诗。而梁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卷九亦有此诗，定为苏伯玉妻作，故清纪容舒因而将它定为晋诗，他还作了说明：“按《沧浪诗话》，列《盘中诗》为一体。注曰：‘《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据此，则此诗出处以《玉台新咏》为最古。当时旧本亦必明署苏伯玉妻之名，故沧浪云尔。宋刻于题上误佚其名，因而目录失载，冯氏校本遂改题傅玄之诗，殊为疏舛。又此诗列傅玄、张载之间，其为晋人无疑。《诗纪》、《诗乘》并列之汉诗，亦未详所据。”
此观点被后世所接受，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将该诗归入晋诗。
再如明人偶桓编的元诗《乾坤清气集》由于多见旧刻，对辨伪与校勘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云：“如《题金渊集》诗，《山村集》、《竹素山房集》皆作吾衍，此本作屠彝。《乌夜啼》、《将进酒》、《赵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作柯九思，此作雅琥，皆足以考异。其余字句互异诸集者，不一而足。甚如倪瓒《春日云林斋居》诗凡六韵六十字，而与本集相同者仅十七字，桓受知倪瓒最深，是必其手校定本，为编《云林集》者所未见矣。”
3．辑佚
总集也是辑佚的资料渊薮。例如《诗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通代诗歌总集，收录汉魏六朝至明初诗词逾五万首。作者未详，曾经《文渊阁书目》著录，从收录范围看，当是明初产物。残存抄本分订25册，藏国家图书馆。唐圭璋在编《全宋词》时曾利用过《诗渊》1—9册，其余未编目。孔凡礼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无意中发现了尚未编目的《诗渊》10—25册，从中辑得《全宋词》未收的430多首词，经过考校编为《全宋词补辑》，有中华书局1980年版，并收入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横排本《全宋词》。《诗渊》1984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2006年重印。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也从中辑得佚诗百余首。
关于李清照的作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漱玉词》一卷，并称“别本分五卷”。《宋史·艺文志》集类著录《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遗憾的是这些集子全都亡佚了。现在流行的集子中的词作基本上都是后人从《乐府雅词》、《梅苑》、《花草稡编》等宋明选本中辑出的。
4．考证
总集的编者一般都是专家学者，再加上他们能够占有丰富的资料，所以他们所写的解题、序言、校勘记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编者不仅集乐府诗之大成，而且还为每类乐府诗撰写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
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模拟聱牙之弊，诚乐府中第一善本。
试以《子夜歌》为例。其解题引《唐书·乐志》云：“《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说明了《子夜歌》出现的时代、作者、声调特点。复引《宋书·乐志》云：“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这段话告诉我们“子夜”不是作者名，而是通俗歌曲名。“鬼”说明作者与传播者为官宦家妇女，系城市居民。复引《乐府解题》云：“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这段话告诉我们《子夜歌》深受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和曲调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子夜歌》晋、宋、齐辞也就是民歌的后面还附有梁武帝、王金珠，唐王翰、崔国辅、薛耀、郭元振、李白、陆龟蒙的模拟之作。如果我们将文人的模拟之作与民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出现了变化。试以李白的《子夜吴歌》为例：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子夜歌》通常反映恋爱不自由，抒发女子一己之悲欢，李白诗却表现了战争给千家万户造成的苦难以及挥之不去的时代情绪。《子夜歌》的题材通常都比较狭窄，李白诗的题材则显得无边广阔。《子夜歌》的表现方法显得纤巧细腻，而李白诗则显得大气。《子夜歌》通常采用五言四句，而李白诗则变成了五言六句。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非常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而李白诗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
我们在谈总集的史料价值时，也应当分析它的缺点，以便更好地利用它。
1．重收、误收、漏收
（1）重收。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其著作权归于两位以上作者，编总集的人一时分辨不清只好重复收录在两位以上的作者名下，便出现了重收现象。许多总集都有这种现象，而以《全唐诗》最受关注。据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前言》统计，《全唐诗》有重出诗3167首，句153则。此外还有2838首乐府诗也重复收录了，当然这是由于编辑体例不善造成的，与上面提到的重收现象性质不同。我们在利用《全唐诗》时，要注意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全唐诗重篇索引》、《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做查重工作。
（2）误收。无意中收录了收录范围以外的作品。陈尚君著有《〈全唐诗〉误收诗考》，今将其小标题录之如下：一、唐以前作者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二、唐以前作者诗误归唐人名下而收入者；三、隋唐之际作者在隋代所作诗；四、宋及宋以后人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五、宋人姓名与唐人相同而误收其诗为唐人诗；六、宋初人误作唐末五代人收入者；七、由五代入宋者入宋后所作诗；八、宋及宋以后人诗误作唐五代人诗收入者；九、仙鬼之诗必出于宋以后人之手者；十、宋及宋以后人托名唐五代人（仙）所作诗。作者在《结语》中说：“通计全文，凡考及一百十五位作者，指出诗七百八十二首（其中重出九首）又五十三句，词三十四首。”
可见误收现象也比较严重、比较复杂，我们在使用总集时也是需要留心的。
（3）漏收。属于收录范围之内的作品而没有被收录称为漏收。求全是目标，全往往是相对的。就拿《全唐诗》来说，就在中华书局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补辑的诗收入《全唐诗外编》之后不久，刘修业又将新发现的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遗稿加以整理，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上，其中有52首为《全唐诗外编》所未收。包括李翔《涉道诗》28首、敦煌人作品《敦煌廿咏》21首和咏敦煌诗3首。此后陈尚君之《全唐诗续拾》又辑得诗4463首又1199句，受中华书局委托，将《全唐诗外编》与《全唐诗续拾》合编成《全唐诗补编》, “共收诗6327首又1505句，作者1600多人，其中新见作者900多人。收诗数约相当于《全唐诗》已收作者的七分之一，新见作者约相当于《全唐诗》已收作者的三分之一”
。《全唐诗》的补辑工作尚未结束，陈尚君还谈到可以从敦煌文献、《道藏》、禅宗僧人之对句、域外图书、尚未寓目的古籍善本中去寻觅。
2．对所选作品作删、增、改
（1）删。如《文选》卷四十《奏弹刘整》李善注云：“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足见李氏所补都是昭明删去的。我们必须连注一同看，才能弄明白它的内容。又如卷三三《九章·涉江》, 《文选》删“乱曰”以下53字。近人钱锺书指出：
古人之选本精审者，亦每削改篇什。如姚铉《唐文粹》选曹邺《读李斯传诗》, “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尽矣”；吕祖谦《皇朝文鉴》选谢逸《闺恨诗》, “亦止六语，削去曼语，一归之正”，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一亟称“此亦编辑文字之一法”；观《沧浪诗话·考证》叹服苏轼之删削柳宗元诗，又自言欲删削谢脁诗，“俾得浑然”，则严羽苟操选政，亦必点篡前人篇什矣。余所睹明、清名选，如李攀龙《诗删》、陈子龙等《皇明诗选》、沈德潜《别裁》三种、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王闿运《湘绮楼词选》之类，胥奋笔无所顾忌。
（2）增。如《文选》卷一《西都赋》，较《汉书》多“众流之隈，湃流其西”8字。同卷《东都赋》后的诗，较《汉书》多“嘉祥阜兮集皇都”7字。卷四一司马迁《报任安书》较《汉书》多“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12字。卷四五东方朔《答客难》，较《汉书》多“天下无害灾”等27字。
（3）改。如朱彝尊谈到《文选》将各类古词改为五言诗的情况：“《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以《玉台新咏》勘之，其第十五首《西门行》，古词也。古词：‘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词‘贪财爱惜费’, 《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古词：‘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 《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剪裁长短句作五言诗，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选楼中学士之手。”
《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玉台新咏》卷一选此诗，也删去了“宁不知”三字，变杂言诗为齐言诗。因为政治原因而改动原文，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缪荃孙云：“如《全唐文》、《全唐诗》、《全唐诗选》，不必搀改。凡官本书，空白填足，胡、虏均改他字，万不可据。”
3．对辑佚资料编排失当
辑佚资料编排失当也应注意，《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这方面的缺点是有代表性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
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务得贪多，失于限断，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有本系经说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录《春秋阴阳》，刘向、刘歆集录《洪范》、《五行传》之类是也。有本系史类而入之集者，如诸葛亮集录《心书》，萧子云集录《净住子》是也。有牴牾显然而不辨者，如张衡集录《周天大象赋》，称魏武黄星之类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断者，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语，遂以《三国志》注绍册乌桓单于文，录之琳集是也。有伪妄无稽而滥收者，如东方朔集录《真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觉者，如庾信集录杨炯文二篇之类是也。有采摭未尽者，如束晰集所录《饼赋》，寥寥数语，不知祝穆《事文类聚》所载尚多之类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钟会集《成侯命妇传》, 《三国志》注截载两处，遂分其首尾各为一篇之类是也。
4．未注出处，或注明出处有误
胡适指出：“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大唐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
周勋初还具体分析了《全唐诗》不注明资料来源的原因：“季振宜《全唐诗》的校勘有的附有说明，注明原出处，如《河岳英灵》作某、《文苑英华》作某之类，信而有征，是很好的体例，但御定《全唐诗》中却常是给删去了。大约这些翰林官们怕麻烦，嫌工作量大，不愿一一复核原书，但若照抄季书则又怕出现以讹传讹的笑话，于是他们把出处删去，改成‘一作某’等提法。这样，他们的工作确是省便多了，但读者如要寻根究底，可也难核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