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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往往是近代作家最初发表作品的园地，某一作家怎样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四海，他的作品怎样从初露头角到成为传世名作，报刊上常常留下他前进的脚印。所以无论是研究作家还是作品，都不可不到报刊上找资料。报刊上的文学史料，还有新发现的古代文学史料及其介绍，文学理论的探讨和论争的记录，文学作品的目录及其他资料，对文学图书的评论及文学图书的出版广告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以来，大部分文学史料是发表于报刊上的。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阿英编选了《史料·索引卷》，其中有一章《杂志编目》，介绍1917—1927年间全国出版的文学期刊。阿英在该卷的序中说：“有了这样一个编目，再加有出版期的注明，则一路看来，便从题目上也可见当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好象是在读一部有系统的文学史书。……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编目是非常重要，而况这些杂志已难于寻觅了。”
这里，阿英明确指出了文学期刊篇目的史料价值。同时，他又说这些期刊在当时已难于寻觅，何况现在。
报刊上的文学史料，有的已经编为索引，可以按图索骥，但难免有疏漏。上海图书馆编，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选辑1857—1913年间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刊物，汇录其全部篇目，使这些期刊的内容得到全面反映，所有资料都能被人所知，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使用价值。报刊上的文学史料是很丰富的，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近代报刊诞生不久，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19世纪末出现文学报刊以来，就更是如此。这一期间的文学史，主要是通过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来展现其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的。报刊上的文学史料，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第一手资料。这期间的作家，大部分作品首先载于报刊上，然后再单独或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在重新发表或出版时，往往都进行了修改，例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原载《新小说》，仅45回，后来由广智书局出单行本，变成了108回。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经过修改的本子与最初发表于报刊上的作品已经产生了版本的差异。如果研究该作品最初所产生的实际社会影响，当然应当利用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而不能利用经过修改的本子。当然经过修改的本子也有史料价值，如果我们将一部作品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该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变化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文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问题是近代报刊由于距今时间久远，难以寻觅，且不便翻阅，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不少出版单位出了影印本。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文艺出版社专门成立了一个现代文学馆，收集30年代文学报刊，整理后分批影印。从1958年开始，到1963年，印出《北斗》、《前哨》等41种，后来受到干扰停下了。1978年拨乱反正后，影印旧报刊的工作更大规模地进行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了《语丝》，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了《小说月报》，上海图书馆影印了《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晨报副刊》，上海书店影印了《太白》、《莽原》、《创造周报》、《文艺阵地》、《现代》等，旧期刊大量影印后，对于研究工作者就方便多了。
因为报刊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如果编辑总集或者别集，当然需要在报刊上搜集资料。譬如阿英编辑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等五种，由中华书局于1957—1960年出齐，每集都将分散的文艺作品，按诗歌、小说、戏曲、说唱、战纪、事略、散文等类分卷编排。这些文艺作品大多选自报刊。
近代作家的全集出得很少。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貌似全集，实际还差得很远。例如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饮冰室诗话》，在《合集》中就没有收全，而且遗漏很多。最近已有同志在进行汇辑。据估计，梁氏著作约有一千万字，有很大一部分载于海内外报刊上，若出新的梁启超全集，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报刊中搜求遗文。
再如，鲁迅的作品，是近现代作家中搜集得最齐全的一位，而我们也有时会在某报刊上发现鲁迅的遗文。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意外地发现了鲁迅少年时期的一件逸事。1899年12月19日《游戏报》公布征诗得奖名单中，周树人的名字列在前10名中。
这一材料的发现对了解鲁迅早年的文学活动是有帮助的。
再就是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作家的传记资料，如秋瑾遇难后，《神州女报》在1907年12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徐自华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自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等。这对我们了解近代女作家秋瑾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近代作家李伯元的生平资料，可以说是比较多的，首先有同时代作家吴趼人为他写的传记。吴趼人写的传记中，一一列出李伯元一生所写的小说，其中有一篇《中国现在记》。阿英写《晚清小说史》，谈到李伯元所写小说，未将《中国现在记》列进去，“原因是从各种载籍上，无法获得李伯元曾经作过这部小说的旁证，颇疑是吴趼人误记”，后来又找到了证据，他说：“很意外的，我最近却发现了李伯元的这部书，原来是发表在当时日报上的，其时为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
王俊年编《吴趼人年谱》，深感资料不足。因此，曾三次赴吴的老家广东省佛山市进行调查，函询有关人士，但连吴的出生年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吴的出生年还是从《月月小说》第四号刊登的吴趼人《都中寻先兄墓不得》诗序：“岁丙寅，沃尧坠地”，及《月月小说》第五号上的《恭贺新禧》诗序：“同治丙寅，为吾生之第一年”，这两处记载是确定吴趼人出生时间最原始的资料。至于吴氏的作品，他办文艺小报、文艺杂志等主要活动，则更需通过报刊来挖掘史料了。
因为报刊中的文学史料比较分散，检索不宜，因此有人为我们做了史料汇编工作，如作家研究资料方面的《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作品研究方面的《〈老残游记〉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文学总集方面的《晚清文学丛钞》（含小说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传奇杂剧卷；说唱文学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域外文学译文卷；小说戏曲研究卷）；文论方面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等等，无不从报刊上网罗资料。
报刊是近现代文学理论发表的园地，也是各种不同意见进行探讨、论战的战场。新的文学理论正是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例如对小说、戏曲、民间说唱文学认识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古代封建社会，一贯视小说等文学体裁为“小道”，为君子所不齿。清末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认识渐起变化。当时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中的优秀部分，能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府腐败、提倡改革恶俗，对推进社会进步起了较好作用。对于应该怎样认识小说等作品的社会作用和意义，严复、夏曾佑首先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们在1897年天津《国闻报》《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中，说小说的作用在经史之上。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叙》,1903年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影响很大。商务印书馆于1903年创办《绣像小说》，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预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难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缪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其观点与严、梁完全一致。当时一些文学界新人，对这派的观点加以扩展和补充。如夏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三爱的《论戏曲》、松岑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夏穗卿的《小说原理》、天僇生的《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吴趼人的《说小说》等。这一批文章的发表，使这派观点在当时文坛上处于优势。从此小说不复被视为闲书和“诲淫诲盗”的坏书，而成为文学殿堂里光荣的一员。1907年《小说林》创刊，黄摩西写《小说林发刊词》、东海觉我写《小说林缘起》，他们对于小说的认识，较之梁启超等，就更为深刻而全面。《发刊词》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之与小说也，博弈视之，甚且鸩毒视之，言不耻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淫俗改良之旨。……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他认为：“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 “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不然的话，与哲学、科学有何区别？东海觉我在《缘起》里，还要求小说要有“满足美的欲望”，要有“具体理想”，要有“美的快感”，要有“形象”。总之，要“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悟人之理性”, “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这样的理解，比之过去，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东海觉我在《缘起》里，还批判了当时过分赞扬外国小说，否定中国的说部。这样的纠正是非常必要的。东海觉我后来又写了《小说小话》等，这些都是近代有关中国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它们最初都是登载在报刊上，由于报刊得到保存，这些文献才能保留下来。不仅小说，关于戏曲、民间说唱、诗文方面的文艺理论文章，亦主要发表在报刊上。
太平天国从起事到失败，时间很短，文学史料本来不多，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更不易保存下来。在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侯鲭新录》中却刊载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诗文和传、叙。
《歌谣周刊》第80号收录有《太平天国时代的民歌》、《逸经》杂志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刊载吴宗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歌》、伍承祖《咏述太平战役史诗50首》等，都保存了珍贵的太平天国时的文学史料。
维新运动、庚子事变是清末大事，对国家及民众影响很大，民间颇有反映这些事件的说唱文学。当时民间流行的说唱“时调”、“时调开篇”、“道情”，有演唱当时情况的：如外国入侵，政府文官只顾逃命，武将怕死撤退，洋兵奸淫抢掠，政府加捐加税，一切灾难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说唱文学作品叙述了当时人民深重的苦难，他们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在书籍中根本找不到，现在仅存的几篇，都是刊载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上的，虽然可能被编者进行过一定的加工，不是真正流行在民间的原始面目，但仍很有价值。其中如《送郎君》、《警世吴歌》、《时事曲》、《十二月太平年》、《小五更》、《四季相思》、《同胞歌》、《十送郎》、《从军行》、《叹中华》等，都是优秀的说唱文学作品。
卓越的女革命家秋瑾，又是一位革命诗人。据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说：“女士原作绝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志，惜随手散佚，不得见矣。”1960年出版的《秋瑾集·编例》说，该集所收文字，曾校核过《白话》、《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小说林》、《神州女报》等五种杂志，因为这五种杂志都曾经刊载过秋瑾的不少诗文。倪墨炎写的《秋瑾及〈歌两章〉》
，考证刊于1905年2月《东京留学界记实》第1期中的两首有曲有词的歌，是秋瑾的佚文。秋瑾身后，她的挚友徐寄尘、吴芝瑛等于1908年将她安葬在杭州西泠桥畔。后来被清政府发觉，派吏卒捣平坟墓和墓碑。1908年12月间，《申报》刊出署名侯保三写的《题秋瑾墓诗四首》，编者在诗后按语中说：“此诗投到，而秋娘之墓已于数日前毁平，此诚作者所不料及。”若非报纸刊登，此诗是不易保全的。关于纪念秋瑾的诗文，以秋瑾事迹为主题而编写的好几部传奇、杂剧，大都刊于《小说林》、《南社丛刻》等刊物上。《女报》1909年出的号外《越恨》，是秋瑾事件最完备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