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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这种书籍类型，自五代开创以来，一直受到读者与出版者的重视，延续至今，目前仍在大量编印，并向既专又博的方向发展，质量越来越好，价值也越来越高。在古今编辑的数千种丛书中，固然也有草率从事、编印粗滥、价值不高的丛书，但这不是主流，大部分丛书的印行，起到了延续古书生命、扩大善本流传的作用。现简述其功用与价值如下：
人们常说，文史研究者找到资料，等于研究工作完成了一半。一般的读者及藏书单位，也经常感到搜集资料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丛书编者汇聚经过选择的群书而加以印行，给读者与藏书单位带来的方便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
缪荃孙也说：“虽云有椠刻而书易传，然传书之功亦惟丛书为最大矣。”
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自己手头或所在单位图书馆中备有一套江苏广陵刻印社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则无用他求，就基本具备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近人刘承干曾辑刊过《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嘉业堂丛书》，对编辑丛书深有体会。他在《借月山房汇钞·序》中分析了丛书极便学者的原因：“盖士之有志于古者，恒患购求不易，无以增广其见闻，有丛书之荟萃，则得一书而诸类俱备，足以供我之探讨，较彼中郎閟枕，仅仅为中土《论衡》，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另一位编过多部大型丛书的出版家张元济，在《刊行四布丛刊启》中，对此阐述得更为清楚。他说：“求书者纵有晁（公武）、陈（振孙）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他们两位都说到了丛书汇聚，便于购求的作用。
而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曾出版古籍丛书43种，仅文学丛书就有《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集》、《唐人四集》、《百家词》、《宋诗钞补》、《元人十种诗》、《宋人小说》、《旧小说》、《元曲选》、《孤本元明杂剧》、《顾氏文房小说》等十多部。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编印这么多古籍丛书，是与它在张元济领导下，历数十年时间，费数十万元资金，建设起藏有丰富的善本古籍的书库涵芬楼是分不开的。即便如此，《四部丛刊》的汇聚，仍费了编者很多心血，经历了很多曲折。因为出版者为了抢救文化遗产，刻意挑选善本，努力使读者能看到宋元古书的原貌。如《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藏书外，还曾向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嘉业堂、乌程张氏适园、海盐张氏涉园、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无锡孙氏小绿天、闽县李氏观槿斋、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常熟铁网珊瑚人家，以及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公私藏书处商借。此外，张元济还于1928年赴日访书，又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内借摄了十多部宋、元、明善本，编入《四部丛刊》。所以《四部丛刊》中不少底本是一般人难以见到的一流善本。如赵岐注《孟子》，是陈宝琛从清宫借出摄影的，《白氏文集》是日本元和戊年（1618）那波道园活字本，宋本《论语注疏》、《太平御览》，元本《山谷外集诗注》是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摄影的。《四部丛刊》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我国文化事业有所发展、中小型图书馆相继创建之时，商务印书馆的举措，对这些图书馆及学人购书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古至今，求书都很难。访求学术价值高、传本稀少的古书就更难。唯求书之难，才显出丛书的汇聚之功。古代编刻丛书的多为藏书家，他们藏书的积聚，往往父子祖孙相继，经过数代人的不断购求、抄写，长期积累而成。民国时期，张静庐发起编纂《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由施蛰存主编，出了第一辑之后，就因底本难求，编不下去。施氏在借书碰壁之后，曾慨叹自己没有丰富的藏书，难以肩此重任，这部丛书终于半途而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随着《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以及大量文学古籍丛书的出版，为从事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通常都注意收藏这些大型丛书，读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图书资源。丛书的检索，可查《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82—1983年誊写胶印本）、《中国丛书广录》。
杨家骆在《中国古今著述名数之统计》
一文中，统计过中国历代见于著录的图书，至少在25万种以上，而现存仅19万种左右，其中被6000种丛书所收的达85000种。而这85000种有单行本传世的，只有15000种。赖丛书的刊刻而得以流传的图书达70000种之多。丛书在保存古文献方面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杨家骆谈道：
盖单行散刻，得之匪艰，失之亦易，丛书部帙浩繁，关怀既笃，庋藏遂谨，此丛书之足以保存著述者一也。零篇短简，单行则不成帙，合刻则可备数，则书不适于独行者，非丛刻无以图存，此丛书之足以保存著述者二也。翻刻图书流行不广者，既以僻而见弃；不合时好者，又以异而被摈；又若坊贾牟利，是丹非素，尤多遗珠之憾焉。丛书之刻，则或以地而举，或以时而举，或以人而举，或以类而举，标的既悬，摧残名著之虑，自可减免矣，此丛书之足以保存著述者三也。自明以来，刊印丛书，厥风丕炽，争奇斗妍，或夸其博而扩其量，或矜其精而美其质，于是网罗散佚，垂绝之绪赖以不堕者有焉；校理秘文，复出之本后来居上者有焉，此丛书之足以保存著述者四也。
大部分的丛书编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刻印濒临绝迹的古书。不仅古代丛书注意收稿本及抄本，近现代出版的丛书也有这种情况，如孙毓修等辑的《涵芬楼秘笈》收书51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依据明清稿本及旧抄本影印的。再如《四部丛刊三编》中收有抄本庄廷鑨《明史辑略》。清代文字狱明史案即为此书而起，当时该书被严令禁毁，幸被另一文字狱的蒙难者吕留良的后人冒死保存了下来，已是残本。原书湮没已久，至此才得以重现于世。宋代丛书《儒学警悟》所收汪应辰撰《石林燕语辨》一书，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未著录，明代《永乐大典》也未收，幸而保存于丛书，才得以传世。这些都是丛书保存古书的例证。
清末民初，从地下及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先秦及汉唐文献，经罗振玉和王国维的整理汇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续编》、《鸣沙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罗振玉所辑《鸣沙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内所收的书，有些是从海外访得，其中唐代写本即有《尚书》、《毛诗》、《汉书》、《庄子》、李善注《文选》残本等14种，价值甚高。
此外，一部分丛书在刻印之前，还经过校勘、鉴定、整理，从而提高了它们的质量。如明代陈继儒编印了《宝颜堂秘笈》，收书234种，他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抄，抄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即印，印后复校。”
可见其校订态度极为严谨。卢文弨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家，他辑印的《抱经堂丛书》中有11种汉唐著作，曾亲手校勘整理。近人傅增湘在《抱经堂汇刻书·序》中，称其“每刻一书，必搜罗诸本，反复钩稽，扞格之词莫不通，晦僻之义莫不显，而书之规模雅饬，亦出一时善工，较诸趋步宋椠，其神采各不相掩，是此书之奄有诸家之长，而无其短”。鲍廷博编《知不足斋丛书》，聘请卢文弨、顾广圻、吴翌凤、朱文藻等校勘名家经手，质量也是非常高的。王鸣盛在《知不足斋丛书·序》中，称美鲍氏“其为人淹雅多通，而精于鉴别，所藏书皆珍抄旧刻，手自校对，实事求是，正定可传”。黄丕烈编印的《士礼居丛书》，也经过精校精刻。黄氏曾延请顾广圻等为其校书，他本人也是著名的校勘家。例如，战国时赵国说赵太后的左师触龙，传本《战国策》多作触詟，而《史记》载此人名为触龙，历代学者为此争执不下。元代的吴师道认为：“《说苑》：鲁哀公问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当作詟以别之。”黄丕烈明确指出：“吴说非也，当作龙。《古今人物表》中下云：‘左师触龙’即此。”又进一步判断《战国策》中的“詟”字是误合“龙言”二字之误，《史记》载“触龙言愿见”是正确的。黄氏这一论断，为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竹简所证实，可见黄氏的远见卓识。当然，经过他们校勘的古书，质量是比较好的。
再以史学丛书《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例，此书经过张元济的精心整理，质量与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相比，有很大提高。张舜徽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概括殿本的错误有讹、衍、缺、脱等，计有十种情况：复页、脱页、缺行、文字前后错乱、篇章前后错乱、将注文误作正文、注文缺脱、校语缺脱、任意改易原文、任意窜补原书。因此，张氏认为：“由此可以认识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所以可贵。我们称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道理便在这里。”
综上所述，经过校订整理的丛书，其书的质量是大大提高了。
我国书籍亡佚现象非常严重，宋人洪迈尝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
马端临也称：“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
诚如梁启超所说：“书籍递嬗散亡，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乎有辑佚之业。”
叶德辉认为最早的辑佚书源自北宋道士陈景元所书《相鹤经》，指出：
古书散佚，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世皆以为自宋王应麟辑《三家诗》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经籍志》、《唐书·艺文志》, 《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钞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而流俗误录著故相国舒王集中，且多舛误。今此本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殊可珍也。”据此，则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今陶九成《说郛》中尚有其书，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亦载有钞本。虽不知视真静书如何，要之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
宋代辑佚影响较大的要算王应麟集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而成的《诗考》,《四库全书总目》于该书提要云：“应麟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广讨，曰诗异字异义、曰逸诗，以缀其后。每条各著其所出。……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此外，王应麟还据《世说新语注》、《后汉书注》、《文选注》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辑存《庄子》佚文39条。
明代的辑佚工作朝前迈进了一步，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辑佚方面做出了成绩。明代著名的文献学家胡应麟曾说他“幼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其《序》说汉、魏、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今世有刻本者，仅《神异》、《述异》数家，余俱不行，乃其事大半具诸类书，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者也。第分门互列，得一还二，虽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扫杜门，无鼎臣野处之宾以遣余日，辄命颖生以类钞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不惟前哲流风藉以不泯，而遗编故帙亦因概见大都，遂统命之曰《百家异苑》”
。该书今不传，他还辑过干宝的《搜神记》, 《四库全书总目》于是书提要云：
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耶？’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
可见明代为异书做辑佚工作，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此外他还谈道：“张文潜《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仅十三，盖钞合类书以刻，非其旧也。”
看来他所藏的《柯山集》即使不是他辑的，也是别人辑的。明代还编有不少诗文总集，如冯惟纳《古诗纪》、梅鼎祚《历代文纪》、吴琯《唐诗纪》、《古今逸史》、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其中都包含着大量的辑佚工作，为清人的辑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清代的辑佚工作进入了高潮，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组织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大量佚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请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特别提到“臣在翰林，尝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盛”
。乾隆皇帝采纳了朱筠的建议，于次年二月初六日谕着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核《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总目》于《永乐大典》提要称：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时，据《永乐大典》“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显然，集部文献为此次辑佚工作的重点，大量宋元人诗文集被辑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
古代亡佚的图书，经过后人辑录，绝大部分都被编入丛书得以刊行流传。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汇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马国翰、王仁俊等所辑，汇为《玉函山房辑佚书》及其续编。专门收辑佚书的丛书还有王谟的《汉魏遗钞》、黄奭的《汉学堂丛书》等。丛书中所收辑佚书约两千种，可以说，辑佚的古书基本上都保存在丛书里了。孙启治、陈建华编有《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为我们利用这些辑佚书创造了条件。
清代在古典文学史料的辑佚工作方面成就也非常突出，先后编出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全五代诗》、《辽文存》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大量的辑佚工作，为我们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