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翦伯赞说：“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资料，尽人皆知。”
显然，别集是文学研究最直接、最主要的资料。
我们研究一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当然要以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为依据，惟其如此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深刻的结论。而求全的别集的任务就是系统而完备地收录某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因此可为人们研究某个作家提供比较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例如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柳宗元集》是由吴文治等校点的，有《正集》45卷、《外集》2卷以及《外集补遗》。这个集子收入了现存柳宗元的全部诗文。校点者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作为《正集》的底本，吴文治在书末《校点后记》中指出：“百家注本是现存柳集宋刻本中时代较早而又较为完整的本子。”“百家注本的注文比较详细，而且在注文中保留了原注释者的姓氏，便于读者研究。”此外百家注本在注释中还保存了前人对柳文的训诂、考证。由于百家注本无《外集》，校点者以五百家注文津阁本的《外集》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重新编成《外集》。集末还附有《辨伪杂录》，这样就为我们研究柳宗元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史料。
又如白居易，我们在一些选本中读到《观刈麦》、《长恨歌》、《琵琶行》、《缭绫》、《李夫人》等诗，可能会觉得白居易对妇女是很同情的，但是我们将白居易的别集通读一遍就会改变这种看法。有不少官妓与家妓为白居易服务，在白居易看来，这些妓女就如同供人玩耍的鹦鹉一样。试读他的《鹦鹉》诗：
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嘴渐红。
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
人怜巧语心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
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
他对妓女也竭尽享乐之能事，而当他年老体弱，头白齿落，无力尽情享受后，便将妓女们卖掉，甚至连他最喜欢的樊素也不留。文人狎妓是唐代社会风气，我们不必对白居易苛求，不过我们也不应无视这种社会风气，而把白居易当成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正如汪辟疆评论《白香山集》所说：“选本多不能见其真面目，故全集必读也。”
这一点是由别集的体例决定的，因为除文学作品外，别集还收作者的其他著作。例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刻《文山先生全集》20卷，其卷一、二为诗并附乐府，卷三为对策、封事、内制，卷四为表笺、申省状，卷五至八为书启，卷九为记、序，卷十为跋、赞、铭、辞、说，卷十一为讲义、行实、墓志铭、祭文、祝文，卷十二为乐语、上梁文、公牍、文判，卷十三为《指南录》，卷十四为《指南后录》，卷十五为《吟啸集》，卷十六为《集杜诗》，卷十七为《纪年录》，卷十八为《拾遗》、《遗墨》，卷十九、二十为附录。文天祥所撰各体论说文、传记文、公文反映了文天祥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交往，为我们研究文天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纪年录》实际上是文天祥年谱，《录》前小序云：“正文乃公狱中手书。附归全文集注，杂取宋礼部侍郎邓光荐中甫所撰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管发《国实》，至元间经进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庆安刊行伯颜丞相《平宋录》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老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
显然，此《录》对于我们了解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文学作品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作家的生平资料与创作背景资料。胡适在研究《儒林外史》时，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吴敬梓诗文集全集，后面还附有他儿子的诗。他害怕失传，便重印了几千册。胡适在《重印〈文木山房集〉序》中说：“这部《文木山房集》保存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例如《减字木兰花》词八首，可以考见他三十岁以前的历史；如《移家赋》可以看见他的家世和他对于乡里的感情；如关于博学鸿词考试的几首诗可以考见他对于此举的意见。我们拿这些材料来和《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比较印证，很可以想象敏轩先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
了解创作背景资料，也应当重视别集。譬如我们要了解李清照，当然要看相关资料，如：陈祖美著《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褚斌杰等《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于中航著《李清照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但是特别应当看李清照本人的别集，从《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等词中可知李清照少女时代除读书、写字、绘画、谈琴、赋诗、填词外，还喜欢斗草、打秋千，而且还特别喜欢到户外划船，常流连忘返。从《金石录后序》可知，她18岁嫁给赵明诚后，两人都喜欢搜集、鉴赏文物、字画、图书，生活很美满等等。这些创作背景材料，对我们深入理解李清照的作品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国古代单篇文学理论著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诗歌，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有书信，如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有序跋，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有论说，如杨万里的《诗论》、焦循的《文说》。试举二例，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云：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元好问《中州集·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还专门谈到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如何？先生尝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这首绝句采用比较的方法，极其鲜明地道出了两位诗人的风格。再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他的诗学主张，如谈写诗目的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论诗歌的抒情特点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花身、实义。”还有谈诗歌写作方法特点的、总结诗人的生活经历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及诗歌的压韵、修改、传播等，可见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文艺理论是极其重要的。
这些文论资料一般都收在别集中，例如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在所采用的167种别集、3种总集的范围内，就有1652篇文学论文。再如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编写组编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细检其资料来源，主要出自别集。此外，我们从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所标的引文出处中，也可清晰地看出别集是历代文论最丰富、最可靠的来源。
人物传记资料多集中于史部，其实别集中的传记资料也十分丰富，例如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分为人物传记、史事典制、文艺杂撰三大部分。王重民、杨殿珣等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分为学术文、传记文、杂记文三大部分。可见传记资料在别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含有传记资料的体裁在别集中是多种多样的，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凡例》云：“本索引所搜文集中的资料，包括诏、制、诰、檄、赠序、寿序、书序、字序、荐状、题跋、事物记、颂说、哀辞、诔铭、祭文、祝词、谥议、家传、行述、行状、墓志、神道碑、年谱等二十多项。”诚如昌彼得所说：
夫文集中所载，悉叙当时事物，皆第一手资料。如文集中之家传、行状、墓表、志铭、神道碑等，悉原始传记资料，固不待言。即如制诰谥议，于研究其人之历史政绩，甚具价值；书序记跋，于研究其人之学术渊源，足备参考；他如寿序哀挽之文，虽不免藻饰文辞，艳称功业，语多浮夸，未尽事实，然亦有裨考证，可补史传之未备。例《宋史·刘恕传》，多据司马光《十国纪年序》；明修《元史》，于吴师道传，悉采黄溍《吴正传集序》之文。
我们要了解某人的传记资料，可直接从此人的诗文集中寻觅，还可查阅与此人有关的他人别集。例如清沈德潜的《沈归愚诗文全集》即收有他自撰的年谱，清李塨的《恕谷后集》即收有他自撰的《孝子恕谷墓志》。这些传记资料都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经历和思想。再如欲知宋王令的传记资料，我们可以从他的连襟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一找到《题王逢原讲孟子后》，从卷九七找到《王逢原墓志铭》。
由于集部传记文多为原始资料，故能补史部传记文之阙失。
后人编辑的别集，一般都会将与某位作家作品相关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为读者从事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例如清王琦注《李太白文集》即附录了序、志、碑、传12篇，时人及后人涉及李白的诗文80篇，丛说220则，宋人薛仲邕编集的《翰林李太白年谱》以及外记194则，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今人为前人编别集，附录的有关资料往往更加齐备。例如卞孝萱编的《郑板桥全集》，除郑板桥的诗文收集较全外，其“第三部分是抄录前人评述板桥的零散的旧作，按其内容，分类编排，供读者研究板桥生平、交游及创作（包括诗、词、书、画、篆刻等）之参考。评述他人而涉及板桥的资料，酌予采用。共分十七类：一、传记，二、家谱进士题名碑，三、题画像，四、方志，五、诗词书信，六、序跋，七、书目，八、诗选，九、词选，十、诗话，十一、词话，十二、联话，十三、板桥集评语，十四、书画评，十五、书画目，十六、笔记，十七、其他。每类资料，按性质、年代先后排列。重复的记载，采用时代较前，内容较详者。分歧的甚至相反的记载，以存异为主，不轻易舍弃。”编者还谈道：“本书经过多年准备，才公开发表。书名《郑板桥全集》，是企图为读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板桥，提供一份比较完整而可靠的资料，以省读者翻检、考证之劳。”
可见编者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达到了。
还有的别集不仅汇集了许多相关资料，编者还通过按语等形式谈了自己的看法，颇有参考价值。如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于《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后附录了14则参考资料，编者于其中10条参考资料后面都加了按语，如引《草堂诗余别录》:“韩偓诗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此词盖用其语点缀，结句尤为委屈精工，含蓄无穷之意焉，可谓女流之藻思者矣。”编者按曰：“韩偓诗第二句，据《香奁集》应是‘临明一阵寒’。此误引。”
所引资料对我们了解李清照诗词创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诗与词这两种体裁的不同特点都是大有好处的，从编者按语中，我们也会发现，后人在引用前人诗句时有时不够精确，并有加工的痕迹。
如前所说，别集所包含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的，不少诗文都记载和涉及了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制度和社会现象，当然不乏史料价值，而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更集中、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所以别集中容纳了各学科的资料，可供各学科的研究者利用。例如元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就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为我们研究耶律楚材和13世纪蒙古统治下我国北方和西北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耶律楚材旅居西域前后共19年（1218—1227），写了很多诗，也是我们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试看他于公元1235年在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写的《赠高善长一百韵》：
西域风光好，大率无蚕桑。家家种木绵，是为垄种羊。年年旱作魃，未识舞
鴹。决水溉田圃，无岁无丰穰。远近无饥人，四野栖余粮。是以农民家，处处皆池塘。飞泉绕曲水，水中斟流觞。早春而晚秋，河中类余杭。……
这是13世纪初河中地区的真实描绘，今天读来，犹令人神往。这里需要一提的是诗中所说到的“垄中羊”即“木绵”，这纠正了以前我国史籍中“地生羊”的错误说法。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说，“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其脐与地相连，割绝则死”云云，甚至晚于耶律楚材的常德使西域时，仍沿用这种说法（见刘郁《西使记》）。耶律楚材正确地指出了“垄中羊”其实就是棉花，当时称为“木绵”，数百年来关于“垄中羊”的疑团，至此释然。此外，该文集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其有关于西辽遗事的诗文，也是研究西辽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总之，别集为我们研究作家及其作品提供了系统而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要深入而细致地研究古代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利用他的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