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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者的角度来看，别集可以分为官编、自编与他人编等几种情况。
官编别集通常属于政治行为，表现了统治者对作者的一种政治态度。如魏明帝为他的叔叔曹植编集。《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唐玄宗也为上官婉儿编过别集。上官婉儿为西台侍郎上官仪之孙女，上官仪谋废武则天被诛，上官婉儿配入掖庭。《新唐书·后妃传上》称其“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中宗朝，“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词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临淄王兵起被诛，“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不少别集都是作者自己编纂而成的，首先是参加科举考试行卷的需要。“唐举子先投所业于公卿之门，谓之行卷。”
如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
再如皮日休《文薮序》:“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
自编别集也是交游的需要，如刘禹锡《刘氏集略说》:“子婿博陵崔氏关言曰：‘某也，向游京师，伟人多问丈人新书几何，且欲取去。而某应曰无有，辄愧起于颜间。今当复西，期有以弭愧者。’由是删取四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非敢行乎远也。”
有的作者自编别集是为了传世，白居易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他在贬官江州时，曾将自己的诗编成15卷，还写了首题为《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中戏赠元九李二十》的诗记述了这件事：“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会昌五年（845），也即白居易逝世前一年，他又将自己的作品作了最后的结集，并写了一篇《白氏集后记》作了交代：“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藏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
许浑也曾自编别集，并且惠及子孙。大中四年（850），许浑《乌丝栏诗自序》云：“编集新旧五百篇，置于几案间”, “聊用自适，非求知之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二《还扬州许书记家集》诗云：“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欢娱。遂求家集恣吟讽，海波干处堆珊瑚。”题下注：“许浑孙，进家集得官。”许浑大中末（857—859）卒。至宋太宗时已百余年。经五代兵燹之后，许浑家集在进献朝廷之后尚有备本可供借阅，当是后人刻意保存的结果。
有亲戚编的，如杜牧《樊川文集》就是由他的外孙甥裴延翰编辑而成的。裴氏在《樊川文集序》中谈到杜牧曾要他代为编集，并亲自对自己的文章做过筛选，将不满意的烧掉了。裴序接着说：“延翰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涂稿醉墨，硕夥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签目，比较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
有朋友编的，如柳宗元的集子。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隽少检获讪，出牧邵州，又谪佐永州，居十年，诏出征，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某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
有门人编的，如宋师道的集子为其门人彭城魏衍所编。集前有衍记，称以甲乙丙稿合而较之，得诗465篇，分为6卷；文140篇，分为14卷；诗话、诗丛则各自为集云云。
有学者编的，一般都作了辑佚、校勘、注释等工作，如鲁迅所校之《嵇康集》，其序云：
嵇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至于椠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余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
可见鲁迅对《嵇康集》的版本源流及优劣研究得清清楚楚，最后选择时代最早的吴宽抄校本作为底本，又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等刻本以及《文选》、《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总集、类书相校，故有较高的价值。
后人加工过的本子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汇编前人有关的资料，以免读者翻检之劳。就以陶渊明的集子为例，“大致说来，梁以前是陶集的传写时期，宋以前是补辑时期，两宋为校订付刻时期，南宋及元为注释时期，明朝为评选时期，清朝为汇集和考订时期”
。清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以宋李公焕、汤汉、明何孟春三家注本为主，兼采各本参校异同，加以详注，并辑有各家叙录、版本异同、历代各家评论及年谱考异等，以资读者参考。
有出版机构编的，其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古代书坊，以赢利为目的，往往偷工减料，名声不好，如清杭世骏说：“古集皆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东坡七集》、《栾城四集》、《山谷内外集》，明人妄行改窜，第曰《东坡》、《栾城》、《山谷集》而已。《朱子集》多至三百余卷，明人止四十卷。李纲《梁溪集》，多至百三十余卷，《建炎进退志》及《时政记》附焉，闽中改刻，题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后互易，古人之面目尽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