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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虽然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但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特别体现在行政学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从一开始引进、介绍西方行政学理论时，就注重根据中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使之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行政实践，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许多成就得到了运用，功不可没。
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是在一个多维变动的社会背景下起步的：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当中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时候，正值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主题，人类需要共同探索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因此，中国的行政学研究需要与世界同步发展，时时追踪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可喜的，不仅大量翻译、引介了西方行政学研究成果，使中国的行政学者能够普遍了解国外行政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而且从我国的行政学研究的基本情况看，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成果，都能够自觉地以国外行政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为起点去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从而使中国的行政学研究能够面向世界，站在时代的前沿。
其次，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正处在自身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正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切社会变革都对政府提出新的要求，所有的问题都是全新的问题。对此，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发展的经验是无法一成不变地照搬到中国来的，它需要与中国行政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行政学研究面对这样的研究课题，不负时代的期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中国政府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使中国政府能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稳定、高效的领导地位，避免了一些后发展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无一例外地出现过的问题。特别是在解决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都走出了一条自己独有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与行政学的理论探索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行政学的理论探索，是不可想象实际决策部门总能做出正确决策的。
再次，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西方政府在整个近代的发展也主要是一个适应性发展的过程，着重于通过微观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加以解决之。所以，基本上不存在预成式的先期政府模式建构。也就是说，它是在适应性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今天这种样子的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不同于西方，因此，中国政府也不能够走一条适应性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中国政府必然属于一种引导型模式，它需要自觉地加以建构。适应性的政府发展是不需要过多的理论探讨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唯独行政学的理论建设是比较薄弱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引导型政府建构恰恰需要理论研究先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行政学者更多地关注理论研究，这是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在某种意义上，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属于行政哲学的范畴，在这些年中，我国关于行政学研究的大量成果都属于行政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中国行政学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它表明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发展道路。我们也需要看到，虽然中国的行政学发展有着浓重的行政哲学特色，但是，行政哲学的理念并没有被突出出来，行政学研究中的“行政哲学意识”还比较薄弱，行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哲学意蕴更多地包含在不自觉的理论建构中，这可能会成为中国行政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现在提出行政哲学研究的问题，自觉地在行政学研究中加强行政哲学意识，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在今后几年，应当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突破口，应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推动，通过这项研究，找到一条把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推向世界前列的捷径。
行政哲学研究的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行政哲学研究对于行政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行政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它注重方法和技术性的研究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方法和技术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仅仅服务于“近利”的目的，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指导意义就非常有限了。而且，一种政府模式一旦确立起来，就必然有着系统的整体性和行为的一致性，单纯注重方法和技术而放弃理论研究，与政府的整体性和行为一致性的需要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如果按照行政学的建言去做的话，就破坏了自身的整体性和行为的一致性；否则，行政学的研究就失去了自身的科学价值。对于一切科学门类来说，其系统性和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都只能存在于理论建构之中，行政学也不例外，而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又需要提升和归结到行政哲学的研究中。
行政学的研究虽然将其对象限定在政府的制度、体制、程序和活动范围之内，但是，行政学与许多其他具体学科不同，它需要从社会的大背景中来研究政府，时时从广泛的社会需求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政府。所以，如果缺乏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行政学的研究就必然会迷失方向。而这个宏观视野的确立必须依赖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是在西方行政学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前提下起步的，它有着吸收和借鉴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决定了中国的行政学不能把吸收和借鉴简单化，它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即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对西方行政学进行反思，吸取那些有价值的积极因素，扬弃那些无益的甚至有害的消极因素。这项批判性的反思工作，恰恰需要行政哲学研究来承担。当然，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表明，许多问题可以由发达国家率先做出研究，让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先行一步。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大国来说，被动地收获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地“赶超”发达国家。行政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只有率先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才能使“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可能。总之，中国的行政学需要有自己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建构如果没有行政哲学作为支撑点，那就只能是一个空想。
第二，行政哲学研究对于行政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
行政学虽然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它依然是非常年轻的，行政学的边缘性、交叉性等这些学科幼年时期的特征还非常明显。当然，全部现代科学发展史都证明，一门有着广泛社会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科学，必然是开放的科学，需要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就。但是，对其他学科的吸收和借鉴不仅不会强化学科自身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反而会使学科更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而且，如果一门学科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的话，它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科学成就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不足。行政学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积极的方面表现在实用性较强，而消极的方面恰恰反映在学科建设不足，直到今天，行政学还很难说有着自己的独立学科体系，学科的边界往往是不清的，往往很难分辨出应当从哪些学科当中汲取哪些有价值的科学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直到今天，行政学一直还是一个学科“拼盘”，是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的“杂陈”，这对于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有效汲取其他学科研究成就的障碍。所以，行政学的当前任务是需要实现自身整合，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框架。这样一来，就突出了行政哲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只有行政哲学研究，才成解决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
第三，行政哲学研究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实践的意义。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和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及其历史，中国政府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解决的问题大都具有特殊性。抽象地看，西方行政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是很科学的，但是，一旦移入中国实际，总会有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来引领；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如果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更多地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特别是行政哲学研究的支持。没有从哲学层面所做出的行政学研究，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对政府的特殊需求，就会被湮没在形式化的技术理性之中，最终有可能把中国政府引向与中国实际相脱离的境地。行政哲学研究是一项直指社会管理实质性存在的研究，它有利于在一些实质性的领域和问题上厘清思路，特别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制度基础建设、价值选择、行为模式选择等重大问题上，为政府提供理论依据。
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许多层面，具体的理论研究适应范围是有限的，而且具体的理论研究如果没有更高、更大范围的理论研究的指导，也极易误入歧途。这种情况在行政学研究的论述领域就会表现为歧见过重，各自表述，不及他人。进而，失去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科学研究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争论，但争论应当主要在一些较高的理论研究层面，涉及到具体的理论研究，歧见越少，对实践的价值就越大。行政学应当遵循科学研究的这一基本规律，应当开辟行政哲学研究这一领域，让更多的争论在行政哲学这一层面上得到解决，使具体的理论研究较少地陷入莫衷一是的境地。只有这样，行政学的具体性理论研究才能更多地对中国政府的行政实践有着指导意义。
行政哲学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它并不着力于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建构，它是作为一门应用哲学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行政哲学在本质上是行政学，只是在形式上才可以被看作为哲学，是关于公共行政的哲学，是较高层次的行政学理论和学科。从一般性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到行政哲学，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行政哲学从一般哲学那里撷取的是基本观点和方法，思考的是行政管理的具体问题，所要概括和总结的是行政管理的规律，所要确定的是公共行政的性质，所要分析的是行政行为体系的构成和目标指向，所要解决的是公共行政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问题，所要塑造的是政府职能模式。行政哲学把行政方法和技术层面的问题留给具体的行政学科，把原则和标准的确立留给自己。
作为一门应用哲学，行政哲学反对按照一般哲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从哲学发展史的情况来看，人类早期的哲学主要解决的是本体论的问题；进入近代社会，哲学的发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价值论的研究被突出到中心位置。哲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被包容到某一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可能会在一个平面上展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在哲学家那里，这几乎是所有哲学体系建构的“套路”，尽管不同的哲学体系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所有的哲学家都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展开自己的哲学论述。然而，对于应用哲学来说，如果也按照这个“套路”来展开自己的叙述的话，就会给人一种“画马不成反类犬”的感觉。而且，我们可以设想出这样一种结果，写一本行政哲学的书，如果在电脑里把所有“行政”二字替换成“科技”，只要几分钟的功夫，又会出现一本科技哲学的书。其实，这本书既不是行政哲学也不是科技哲学，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行政哲学所要面对的是公共行政的实际，是对公共行政体系的实实在在的解读。一句话，行政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行政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理论内核上来自于一般哲学，但在具体研究的问题上，在叙述逻辑和方式上，都不同于一般哲学和其他门类的应用哲学，是不可以改装为其他任何一种应用哲学的。
行政哲学又是哲学，即行政的哲学，它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在公共行政的领域和行政活动的范围内，却不用自己的研究取代具体的科学分析。任何时候，哲学的科学性都只是理论的科学性，而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科学性，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总是基本的、宏观的、实质性价值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微观的、直接的、具体的、操作性的问题，如果行政哲学希望在操作性的层面上发表意见，立即就会面对无知的尴尬局面。比如，行政哲学能够对政府模式和制度设计发表意见，但对于办公室管理可能会一筹莫展；行政哲学家可能会根据信息社会的特征对电子政府的建设提供战略性的方案，但对如何使用电脑却可能一窍不通……
行政学的学科体系是由若干个分支学科构成的，行政哲学是行政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行政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那些所有行政学的分支学科面对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某一具体的行政学分支学科所独有的特殊问题。同时，如果行政学的每一个分支学科又都不得不对那些行政学各学科共同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话，那么，只能证明行政哲学研究的“失职”。由此看来，行政哲学是整个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基础性最强的分支学科。从西方行政学发展史来看，在行政学研究中，有些学科具有明显的政治学取向，有些学科则是持有社会学取向，有些学科是心理学取向，有些学科则是属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更多的学科所拥有的是管理学取向，最让人费解的是作为行政学中的工具性学科——“公共政策科学”，往往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哲学问题……行政学学科的这些怪现象，都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行政哲学研究的结果。所以，行政哲学研究需要自己的明确任务和学科边界，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整个行政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有着优厚的行政哲学研究资源，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哲学文化传统，有着现实的人文环境，而且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在中国从事行政学研究的学者们，年龄稍长的一代，大都是在普及哲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对于较为年轻、富于创造性的一代来说，也大都有着哲学专业训练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熟知西方科学和文化，而且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体察中国社会的需要，对中国社会应当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政府，也有着真诚的愿望。有这样一支行政学研究队伍，相信中国的行政哲学研究能够迅速结出丰硕的果实，从而傲立于世界行政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