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社会治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人类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物化了的成果。人类历史上一切令人陶醉或扼腕叹息的事件，大都是关于社会治理或与社会治理有关的历史事件。在当代，可以说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凡是涉及人类历史及社会的宏观思考，都倾向于生成社会治理的理论或实践方案。我把这本文集命名为“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是要表达作者学习和研究的旨趣：在思考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不囿于具体的学科，而是在整个人类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去动态地把握人类社会在管理上的现实以及走向。

这本文集由五组文章组成，记录的是作者的学习历程，是读书、读现实、读历史的一些心得体会。

前四组文章是我近些年来学习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心得。我个人学习这门学科是比较晚的，直到1995年才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工作。到了行政学系的前两年还沉溺于哲学思考而未得解脱。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尝试着读一些行政管理专业的书籍。读书的时候，逐渐有了一些体会，就记了下来，并成文发表。中国人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将近四十岁才开始行政管理学方面的学习，相信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不过，作为一个“教书匠”，如若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而把书教好，并培养一些专门从事行政学研究的人才，也就是大幸事了。所以，我所写的东西，是出于为学生提出一些学习和研究行政学的建议的目的，是一些我认为可以尝试的学习和研究方向。如果能够从我所写之中进一步发现值得研究的课题的话，这些东西的价值就被提升了。

我经常同我的学生们说，学习和做学问都应力戒三种倾向：一是“空洞化”；二是庸俗化；三是“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空洞化”是第·1·一要戒的，脱离现实、好高骛远、耽于空论，实际上是危害极大的。我们读书做学问，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而进行思考，力求沿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向去作出努力。从实际出发和思考现实与媚俗并不是一回事，反而恰恰要表现的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精神，不人云亦云，更不去投任何人之所好，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提出自己的见解，哪怕自己的见解是错误的，也要通过自己的认识提高去加以改正。近些年来，在我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力戒的。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在有些人那里，言必称西方，似乎只要是西方人说出来的，就是经典的真理，而中国人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他要么一无所知，要么知道了也不屑提起。而另一些人则对着干，似乎西方的一切都一无是处，只有中国古代的才具有永恒价值。

就整个学术界来说，也存在同样的氛围，杂志发文章总要要求文章中有一些引文注释之类的东西，似乎只有这样才合乎所谓学术规范，而引文注释之类的东西又尽可能是从外国来的。这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些作者为了迎合这种要求，哪怕是自己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也要到外国的书上去找几段文字嵌进去。实际上，我们看到，许多文章中所引所注的属于那些不咸不淡的话，并不是能够完整反映一种观点或思想的段落。近些年来，常常听人说起学术规范，说实在的，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学术规范”是何意，如果说学术规范就是要有引文注释的话，那么审视历史上留传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本经典能够合乎学术规范。我们今天提学术规范，是不是表明我们这个时代决不允许生产一些能够传给后人的经典呢？

其次，我认为做学问要力求做到“三视”：第一，要有“大视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可能都是具体的，而且更多的是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应就事论事，而应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的背景或大的系统内去认识，力求对它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在把握其性质方面前进一步，也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路径。第二，要有“新视角”。有了“新视角”才会有新发现，思维也与物体的运动一样，会有惯性，我们之所以看不到新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往往都是受到既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做学问，即做研究工作是一项创新性的活动，只有拥有“新视角”，才能为自己发现需要研究的课题，才能提出新见解。第三，要有“高视点”。“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只是诗的意境，也是做学问的境界，当然，“登高”是不容易的，但在做学·2·问的时候要拥有这种追求，特别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更应有这种追求。现时的学术氛围要求人们务实，这是对的，但务实决不是一定要做关注琐屑小事的猥琐学者，更不要将此名之为所谓“实证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什么问题，也无论它有多大多小，都要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去认识、去把握。最为根本的是从实际出发，时时关注现实和思考现实，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我们所应关注的首先是中国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的：就中国自身而言，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从全球范围来看，又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这种双重转型就是一个最大的现实，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的。此外，中国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个现实，要认识到古代的学说是无法解决这个现实中的问题的，西方国家的理论也不是从这类现实中产生出来的，不会适用于对这个现实的理解，更不能解决这个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径。立足于现实和关注现实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现实，也就是说，不应只看到现实中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面，而是要拥有一种总体性观照现实的理论追求，要努力去把握现实的本质和历史走向。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努力追求的。这本文集的前四组文章，都是带着这一愿望写成的，虽然存在着“学艺不精”的问题，但毕竟有了这种追求。

我乐意提起的是第五组文章，这是一组探讨和谐社会哲学基础的文章。其中，前四篇文章是为写作学位论文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极其初级的“产品”，虽然这四篇文章都相继得以发表，但纯粹是习作性质的。这四篇习作，记录了我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在读博士期间，我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边读边做笔记，然后整理成文。直到今天，我一直采用这一学习方法，虽然在电子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学习方法可能过笨，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是不愿放弃的。回顾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之所以能够在探讨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方面谋篇成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四篇文章反映出来的准备工作，而且有一些文字是直接被吸收到论文中去了。

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经历了“价值论”研究、“主体性”研究、“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世界历史理论”研究·3·四场学术运动。作者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曾推测，中国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研究的热潮。但是，没有发生。这是有着客观原因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时出现社会实践主题滥呈杂陈的情况，而且，由于各种各样难以名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冲击，一度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陷入低潮。这样一来，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受到中断是难免的。所以，作者所推测的，或者说从学术发展的逻辑来看，应当发生的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问题研究热潮没有发生。

然而，社会主义实践以自身的逻辑走向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这无疑会要求人们去思考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但是，当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之后，有些人到中国古代哲学中去寻找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这样做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我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文明成就，它是与社会的等级结构以及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它的终极价值目标中，是要追求等级秩序的和谐。这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差距是很远的，而且，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原理也无法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构起指导作用。

我个人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中，还是应当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发现哲学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理论的研究，去发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如果舍此而求其他，不仅理论研究会走一些弯路，学术方向还会在盲目前行一个时期再来加以校准，而且，也可能会对中国的实践造成误导。在中国学术界，一些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学者们不满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泛滥，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这是可贵的，却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对理论的选择，当前中国社会不仅处于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而且还需要与世界一道解决后工业化的课题。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只有开放的理论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思想理论体系都存在着开放性不足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一个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的总体性哲学，是最具有开放性的哲学理论。而且，从总体性哲学中可以直接导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原理。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发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另一个·4·是以总体性观念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反映在社会行动方案中，前者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导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它的总体性学说却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试图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中的这一方面，而且卢卡奇等人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尚处于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时期，也由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垄断了话语权，甚至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压抑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因而使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这方面的内容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可以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由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受到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也相应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对于学术研究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历程之后，终于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上去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考虑，我把探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文章也收录到这个集子中来。

张康之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