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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学
具体知识是有血有肉、丰满和具有活力的，其越具体，假定条件就越高，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知识的有效性就越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真正受欢迎的学者，就必须使具体和抽象达到平衡。
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同老师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光华的商学研究在国内商学院中是比较好的，主要分两种类型：
学者的研究灵感创意来自于学术文献。研究上产生的数据一般是统计资料，使用的方法多数是基于数学和计量统计方面的分析、逻辑处理，研究成果一般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当然，学术期刊的读者也是学者，这就使得学术知识的生产、消费、传播都是在学者圈子里循环。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学者的研究灵感和研究课题来自于企业第一线。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学术上还没有很好地解释或者有解释但不够充分，这时，我们就要设计合适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通常采取案例的研究方法居多。
仔细调查研究不同的起因及不同的处理方式。企业家们不同的处理方法导致不同的结果；处理方法方式的选择跟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外部环境、组织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梳理，能得出一些具有一定否定意义的结论。
反过来，还要与企业的决策者进行交流、互动，看哪些是能在实践中行得通的，哪些需要修正和调整。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了真正的互动。我们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管理知识的发现者。当然，很多有价值的管理知识也不一定是学者生产出来的，很多源自于一线的企业家们。
企业家们面临不同挑战时，便会探索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我们将之收集、整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最终再传递到实践中。
商业知识互动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生产、消费的循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一种知识研究对社会、企业管理、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较小。因为第一种知识研究解决商业问题时只是一种抽象型的描述，而第二种是比较具体性的描述，有其具体规律性可循。
知识抽象程度越高，适用范围越广。比如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讲都是对的，但是具体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时候“不为”、做什么样的“为”，还必须根据特定的情形来做选择。学者研究、传递的知识高度抽象，虽适用范围很广，但对企业管理者来说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给企业决策者带来的实际价值也是很有限的。
具体知识是有血有肉、丰满和具有活力的，其越具体，假定条件就越高，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知识的有效性就越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真正受欢迎的学者，就必须使具体和抽象达到平衡。
如果知识生产过程源于抽象，便无法将之结合进现实，最终必会归于抽象。如果知识的生产过程源于具体，也即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得出来的理论或规律，同时，又知道该理论或规律所适用的环境、条件、对象、结构，这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虽是抽象，但它却可以回到具体之中，能够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回到具体，对企业家具有较大价值。
战略管理课程旨在提升战略决策者的战略思维能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仅希望传递管理知识，还希望能做到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美国学者曾做过一项研究，一个管理人员对问题的感知与反应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1）事件感知。事件感知会导致应急行动的反应性行动。假如在公司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把问题当做独立、孤立的事件，我们直接地就会做出反应来。这种感知叫做事件感知，它会导致反应性行动。
（2）模式感知。模式感知会导致适应性行动。当我们注意到事件与以往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感知就上升到一个模式，我们便会根据该模式做出一定的反应。这种感知叫模式感知，行动叫做适应性行动。
（3）系统感知。系统感知导致创造性行动。我们不但要注意事件本身，还要注意到事件与以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并能从更广泛的范围分析导致该事件产生的真正根源，最后根据根源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感知是系统感知，行动是创造性行动。
管理者对问题的感知与反应方式，决定着行为习惯和模式，以及对企业遇到重要问题的处理方法模式。一般来说，事件感知行动和模式感知行动可以消除症状，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系统感知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商学院的责任不仅在于传递管理知识，更要教授学生思维方式。
光华管理学院曾经有过几次教学交流，其中一次交流会题目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优秀的管理人员要改变思维方式，在理性的分析和商业直觉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其中，直觉和理性分析都非常重要，不难理解，每天都有无数的机会从我们面前经过，有的人能注意到而有的人却不能注意到。就是说，机会的感知可以靠直觉，但是机会的评价必须要理性。
提高学生思维完整性和动态性的研究要从多方面入手。战略决策者思考问题时，要构建一个整体框架，然后再深入其中，将大格局想清楚，接着便可进行细节性考虑。某些决策者错误地用局部视觉对总体结论做出判断，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存在很大的问题。
美国一个政治学家曾说：一旦形成某一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一个人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你将某一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所有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向你表达敌意。企业家亦不例外，尤其是很不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往往高度自信，感知到一个商业机会可行性，便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行”上，从而排斥掉自己“不行”的内容。这时，企业家极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错误的选择。
在教学中，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分析问题上，例如“怎么形成战略思维的整体框架”。分析问题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从以前的个性、感性、激进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系统、动态、清晰、完整的思维方式。
当然，长久以来形成的旧有的行为习惯必不能很快改掉。一般情况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老师都喜欢反应快的学生，但是，反应快的学生往往是在局部施展并做出判断，他们未必适合做战略决策者。战略决策者不仅要有洞察力，还要将形成判断之前的关键要素思考清楚。信息不完整会导致人对事物判断不清楚，但是作为战略决策者，应该超越这一层面，知道考虑什么问题，知道误差会出现在哪里，风险出现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战略思维习惯与人们在旧有教育下形成的习惯存在很大区别，因此，转变行为习惯的难度就非常大。
人的思维方式很难改变，但不是不可以改变。从心理学角度讲，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内控型的人，一种是外控型的人。外控型相信命运都是天定，由环境决定，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一切。另外一种则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人经过一定的努力不但可以改变环境，还可以改变自己。那么，内控型人的思维方式转变起来就相对容易，外控型的人转变起来相对要难。
我对职业生涯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做学者做教授。
早在2000年给EMBA同学上课时，其中一个是诺基亚班，另外一个是西门子班。当时还只是光华的博士后，年龄和资历都不足以让学生感到钦佩，遇到来自于同学的挑战和问题便比较多，但非常喜欢那一阶段。
比如说我们讨论某些问题时，就有同学告诉我说，讲课内容与他过去有过的体验不同，甚至是与他的体验完全相反，接着，我们就会讨论产生这种对相同问题具有不同理解的根源所在。
有时，学生在课堂上会直接站起来，谈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种来自于学生的挑战，让我真正认识到来自于同学不同的经验和认识的合理性，让作为教授的自己换一个视角对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重新进行审视。这对知识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换一个视角去考察同一问题，便会引出新的研究，使人去寻求新的研究课题。因此，对自己而言，其便具有提升自我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独立董事也是研究企业的一个节点，但是光华规定不能超过两家。这种直接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跟企业经营层的沟通和交流也使自己很有感触，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自己能对商学院理论在具体环境的应用有更直接、更切身的感受。
教学中，并非同学提问就能马上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有些问题甚至经过仔细思考后，也不一定能得到答案。
作为一名老师，要明白遇到不同的意见、观点或者经验，要充分尊重并认真思考和研究。来自企业家的经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学者必须迅速判断出该经验成立的前提和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组织环境、什么样的任务结构是有效的。如果换一个条件、换一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时，知识的边界便得到全面拓展。
同时，还要换一个视角对问题进行思考：经验适用的环境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环境下经验是对的？在条件和环境变了的情况下，经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在这一具体条件下，该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当环境改变或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时，就需要做出调整，进行换位思考。
当碰到一些范围大，甚至超出原有已知边界的问题时，解决问题时就需要采取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拿学者的架子、拿长辈的架子。这时，要将问题本身纳入到课程来，进一步调整和消化事情的假定条件，而且还能够把别的总结和事情本身所具备的环境条件告诉学生，以便让他们具有更广泛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于同学的问题，一般我们都不会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告诉他们影响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以及一个解决问题的地图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如影响目标的环境因素、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客户最核心的需求和关键地方。其实，我们只需把这些问题讨论完之后，基本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另外，我不会轻易建议一个同学必须怎样做，不直接给出某一种战略，而是把整个战略思考的思维全过程展示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去感悟。因为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最全面，要比短时间内交流的内容多得多。如果只是基于简单交流中提供的不全面的信息内容，就帮助他做出决策，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个保持持续成功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养：
随着财富的积累，思考问题的方式、关注的责任对象都要不断发展，否则就会遇到问题。
视野要开阔，但是同时也要很专注。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任何领域都需要持续培养和提升能力。因此，企业要能在某一业务领域里持续深入下去，企业在该业务领域里的专注到了一定深度，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发展和培育出来独有的核心能力。
时代变化很快，企业家必须对核心东西有所关注，如周围的环境。不仅来自于竞争对手，还可能来自于宏观和重大政策的变化，包括全球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如果没有开放的视野，就没有广阔范围的专注，比如说经济危机。如果企业家能够提前一个月预见的话，那他就能在各方面及时做出处理，在现金方面及时做出安排，将损失降到最低。
另外，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颠覆企业生存的基础，比如说数码成像技术对原来的彩色胶卷技术的替代。一项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出现了，即便原来的彩色胶卷感光材料技术是所向披靡、独一无二的，当新的革命技术出现时，原来那些技术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企业既要专注，又要关注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宏观政策的变化、经济形势的变化、技术层次的变化，这对一个企业至关重要。
战略课程最核心的问题是决定做什么，换一种角度就是决定不做什么。这是被同学问得最多的问题。那么，作为老师，我要做的就是必须要专业、敬业、认真。
内部的管理和控制问题，这个权力怎么安排？组织机构怎么调整？控制和信任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是与同学交流得比较多的。
要掌握知识的结构。是否对专业研究的知识非常熟悉和了解，对专业知识有没有真正读透了、弄懂了，这对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商学院真正的教授，讲的知识在抽象程度方面也许很高，但同时也必须能够还原到具体的情境！
同时又不能使它成为高度扩散化的，如果你讲一些高度抽象的，又无法跟企业的具体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同学们也没有兴趣和热情。知识的生产必须跟学生的需求有密切关系。
谁创造了管理知识？这一问题非常具有争议。我本科是学药物合成的，学习的是新的化工产品，是能够创造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人，就不能说自己创造了生命科学知识的，只能说是发现了以往没有被人发现的知识。同理，研究天文学的人，就不能说创造了天文学知识或天文学规律，只是说发现了某些规律及现象。
原始的商业知识是企业家创造的，学者、教授只是发现了企业家的创造，然后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之提炼出来，从而形成了理论。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可能是学者直接创造的，但他的创造不可能是无本之源，一定也是源自于商业实践。因此，我们认为是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发现、创造了管理知识。
在管理知识的创造过程中，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不一样，拥有的知识优势在某些不同的方面也不一样。
作为学者，也许有很多横向的比较，所以在某些方面具有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企业家有着经验和实践上的优势。因此，EMBA的教学和学习，本质上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相互平等的交流过程。
EMBA的教学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就是说，它能够深化在管理实践中有过体验和经历的人，而不能让没有这方面经验和经历的人变成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EMBA可以让具有管理潜质和管理实践经验的人思维更完整、更清晰、更科学；提高自我认知；提升领导能力增进；明白某一领导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什么情况下是无效的，懂得做出合适的调整；改进其沟通方式，提高判断能力。EMBA不能让没有决策经验和能力、没有领导能力的人，变得有领导的经验和领导能力。
心态放平衡，心智放开，保持一颗开放的心，这样学习东西便会很快，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反过来，心态不开放，不善于沟通，觉得自己经历的事情、自己掌握的知识才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他的学习便起不到良好的效果，不会有较大的收获。
带着问题读EMBA的人，善于跟老师进行沟通和分享，便会学到真知识。进一步讲，如果他除了善于跟老师沟通，还善于跟同学沟通和分享，那他的收获还会再大一些。EMBA阶段的学习，是学生与课程老师交流的一个过程。这一交流过程能起什么作用呢？一个作用我们叫补充作用，老师讲一些新的理论、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来补充学生知识和经验的不足；二是验证作用，验证学生以往实践中的体验和认识；第三个作用是修正作用，就是改变学生的思维方法和习惯，能够修正他们以前错误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学习者要有学习的心态：一方面高度自信，另一方面又虚怀若谷。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头脑中的东西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他就会固守在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不会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在课堂上，这种人不会获得什么收获，他可能会觉得老师讲的都无用，因为它有可能与自己的想象或经验不相符合。
高度自信就是做决策时要敢做决断，敢于推动，敢于坚持，有非常强的行动力和意志力。虚怀若谷则意味着能够意识到现有东西，并能不断地从变化的环境中汲取有价值的知识营养，还要能够容忍、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不是陶醉于别人的赞誉或恭维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会因为别人的攻击而失去理性，也不会陶醉于别人的恭维，能够客观地、理性地看待自己，能够不断地从变化中吸取价值和营养。这两种心态是保持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
作者简介
刘 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
1985年于沈阳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英国SUSSEX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大学进行过合作研究和学术访问。主攻组织结构设计、企业生命周期与管理、领导艺术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著作、译著四部。
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创新标兵、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二等奖等。
讲授课程：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