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谈到语言或者语言翻译，便常听人讲起巴比伦通天塔的故事。据《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上帝造人时，人类讲着同一种语言。后来，人们为了显示人类的力量，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建造一座城塔。由于建造的高塔直指云霄，便被称为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可怕，于是运用法力将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以阻止其互相沟通。语言成为交际的障碍，这是上帝怕人类的合力而采用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希望人类掉进语言陷阱，不同民族各执一词，各执一念，从而产生出争论，出现了分歧，相互借鉴与取长补短的优势因语言而丧失殆尽。人类的思维、人类的创造力便因语言而受到极大的局限。
而翻译作为中介手段，搭建起语言沟通的桥梁，成为操不同的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的工具。翻译也是“重建巴比伦通天塔”的工程，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障碍，再现人类的合力，其重要性、实用性便可见一斑。语言艺术不像肢体艺术，自“巴比伦塔的倒塌”后便具有了一定的、独特的地域性。正是它的地域性，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带来困难，语言成为造成彼此间误解的最大的诱因。
纵观中华历史，早期的《周礼》和《礼记》两书里就有关于周王朝的翻译官职的记载。（马祖毅，1998：2）。总体上讲，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上可分为五大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王秉钦，2004：4）
佛经翻译起于东汉恒帝末年，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盛极于唐朝，式微于北宋，销迹于元朝。翻译佛经的人物总体分为两类：一、西方来华的僧侣；二、西行求法取经的中国僧侣。他们因受到语言特点的限制和佛学发展的影响，而持不同的翻译观点。直译和意译之争便因此而起，形成流派，争执至今。自“译界开创二杰”安世高
、支谦
后，道安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表明译文文本要符合汉语的规范，主张对译文文本的主观介入，从而推动了翻译理论与实践。鸠摩罗什
讲究“以信为本”的翻译思想，强调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的意境。彦琮
主张直译：“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换言之，他为追求“信”，宁可译文不“顺”，也不得靠技巧为求“顺”而少“信”。玄奘
一生译著颇丰，影响也更大。他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力挺将直译与意译完美结合起来，在译文中既讲究道安派直译之“忠实”，又兼取鸠摩罗什等人意译之“美雅”，从而将翻译理论与实践推到新的高度。
科学翻译时代，始于明清之际的徐光启、李之藻。他们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沙勿略合作，译出了涉及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的书籍。西学翻译在清末民初推向高潮。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办新学堂、派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翻译学家，设译书局、传播西方科学、沟通中西文化，又为翻译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马建忠、梁启超、严复等代表人物的出现，为形成传统的翻译思想奠定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尤数严复，他的译著涉猎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社会学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八大名译著”。除了这些译著之外，如今仍让人念念不忘的，便是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他能够在二百年前就提出了这字斟句酌的三字真言，并且历久不衰，足见其见的之深远。
“五四”新文学时期不仅是传统翻译思想的转折，而且还造就出一代翻译宗师。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朱光潜、艾思奇等，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巨匠，他们不仅是一流的翻译家，而且更是翻译事业的捍卫者，他们一扫过去翻译界那种良莠不齐、无标准无原则的译风，培养出一代卓有成就的翻译大家，如朱生豪、傅雷、曹靖华等。新中国时期的翻译，更是人才辈出，成就斐然。
两三千年的历史、多少世纪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积累了无穷宝藏，为翻译的实践沉淀了丰富的经验。翻译是一门科学，目的在于追求先进科学与文化，在于突破语言障碍、扩大交流。掌握翻译学，就掌握了开启世界门户的钥匙。戏言之，掌握了翻译学，连上帝也会害怕。否则，他为何要搞塌“巴比伦通天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