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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三面有丛山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可以叫做北京小平原，因为其形势犹如海湾，所以又叫做“北京湾”。北京城址距离西山最近，正当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背脊，地形由西山山麓向东逐渐倾斜（图1），同时京西山地又是华北降水量最多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北京地下水的储量相当丰富，凿井汲水，问题不大。但城郊附近，除有少数泉流分布外，更无天然大河或湖泊可资利用。因此在北京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实际需要的增加，地上水的来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初是为了灌溉用水，曾不得不开凿人工渠道，从永定河引水东下，用力虽大，效果却很难持久。其次，当北京开始形成为封建时期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之后，为了营建宫苑、点缀市容，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凿运河、运输漕粮，历代都城的建设者，也曾多方设计，开发水源，在企图打破自然条件的这一限制上，表现了高度的智慧与技术，但仍然没有得到最有效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建立为人民的首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建设时期。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的首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它不但具有雄伟壮丽的市容，从而在体形上来反映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更重要的乃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首都还一定要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从而在本质上把一个一向是消费的城市改造为一个强大的生产中心。为了胜利实现我们首都的建设计划，如何解决水源的问题，又以新的意义和要求，提到日程上来。为了美化我们的首都，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为了改善环境卫生，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为了开辟运河便利交通，我们需要充足的水源；最后，为了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我们更是需要充足的水源。水源的缺乏，确曾是北京城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自然条件上的极大限制，但是在今天，我们却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来打破这个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地理环境，为首都的建设开辟广阔的道路。为此，有必要把过去长时期内随着北京都市的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开辟水源的工作，作一总结性的检查，并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图1北京附近地形及其剖面图
（根据前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剖面图垂直比例为水平比例的20倍）
早在第三世纪中叶魏蜀吴三国分立的时代，就在今日北京，亦即当时的蓟城附近，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灌溉工事。主持这个工事的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他负有领导军事防守北边的责任
，历史记载说：
靖以为经常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渠陵大遏水，灌溉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
这是说：他为了军事目的，屯田守边，因而在蓟城附近，修筑灌溉工事，开辟稻田，很有成效。
这里应加说明的是刘靖在蓟城屯田守边，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首先，蓟城在防守北边的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方的游牧部族只有经过这里，才能比较容易的侵入华北大平原。因此，对华北大平原上的汉族来说，蓟城也正是必守必防之地。
其次，东汉末年，地方势力割据混战的结果，民散田荒，军队乏食，曹操曾在他所统治的区域内，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刘靖之父刘馥，受操命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实行屯田，大兴地方水利，很有成绩。
当时屯田制度既广被推行，刘靖的父亲又是实行屯田、开发水利卓著成效的人，这也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他出任镇北将军来到幽州之后，也就在蓟城附近推行起屯田制度来。
据文献记载，刘靖在这一次的屯田工事中，曾因疏凿渠道，开辟水田，而使灌溉面积达到二千顷。其后十多年，又经过后人进一步的发展，灌溉面积竟增加至“万有余顷”。
这一具体数字虽可怀疑，但广大灌溉区的存在却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一广大灌溉区如何取得足够的水源，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有一项极其重要的资料，就是当时详载刘靖及其继承者兴修蓟城水利的石刻碑文（简称刘靖碑），全部被保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根据刘靖碑及时代稍后之《水经注》中有关的记载，并参考今日地形，大约可以推求当时蓟城的城址所在以及附近河流的分布与地方名称，略如图2,
这是与今日情况迥不相同的（比较图1）。
图2 第三世纪蓟城附近河流复原图（底图用今日地形，以下各幅同）
碑文还记述到刘靖曾“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这是说他确实是在经过实地勘查之后，才决定分漯水（今永定河）之流，从而在梁山（今石景山）以南，傍河筑坝，障水东下，名为戾陵遏（堰）。自戾陵遏以下所凿引水渠道，命名为车箱渠。
车箱渠下游与高梁河上源相连接，
并利用高梁河作为灌溉干渠（参看图3）。
高梁河原是蓟城郊外的一条小河，水量有限，车箱渠的开凿，分漯水以入高梁河，并就高梁河沿岸实行灌溉，可说是事半而功倍了。而且戾陵遏的地点与车箱渠的位置也都选择得十分得当。梁山以上岸高水深，由于当时工程技术的限制，无法分水东下，同时车箱渠的开凿也恰好是沿着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背脊，自西而东，与地形的自然陂度，正相符合。这都足见当时勘测的精细，设计的周详，绝不是贸然用事的。这是公元250年（魏齐王芳嘉平二年）的事，去今已经整整1750年了。到了公元262年（魏元帝景元三年），樊晨重修戾陵遏，并广开引水沟渠，扩大灌溉面积，刘靖碑记道：
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迳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
其下又进一步描写平地开渠引水灌溉的盛况说：
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纵使文人的描写有几分夸张，当时水利之溥也是可以想见的。这里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樊晨重修戾陵遏之后，又如何把河水经过车箱渠引向蓟城西北以灌溉昌平渔阳潞县一带的农田，关于这一点，史文全无记载，当时的旧迹至今也已湮废，不可复寻。现在只是根据地形加以推测，或许今日坝河河床，即是当时灌溉干渠的遗迹。总结以上讨论作第三世纪中叶蓟城附近戾陵遏——车箱渠灌溉干渠意想图（图3），如果这幅意想图去事实还不远，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第三世纪中叶，人为的沟渠，就已经穿行蓟城附近把东西相去约有四十公里的两条大河——漯水（永定河）与潞水（白河）——连接起来了，这一事实对于后来解决北京水源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图3 戾陵遏——车箱渠灌溉干渠意想图
不过，这次大规模的灌溉工事，并未能继续很久，除去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外，从引水工事本身来说，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永定河流量极不稳定，每逢夏季，洪水暴涨，拦水大坝，常为所毁。同时车箱渠陂度过陡，也很容易导致水灾，例如刘靖碑就有如下的记载：
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 〔戾陵〕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坏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车箱渠，所在漫溢。
此后又经过一度修治，
历史记载也就再无下文了。
自从戾陵遏的灌溉工事创立以后，一直到金朝初年在这里（蓟）建都为止，前后九百年间，蓟城附近，
只有一次较大规模的灌溉，见于记载，这就是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幽州刺史斛律羡，曾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也很有成效。
但这在增辟水源的问题上，关系不大，此处可以从略。但是一旦到了金朝建都之后，对于水源的要求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十世纪初叶以后，北京逐步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最初是辽朝于公元938年（辽太宗会同元年）在这里建立陪都，号曰南京，
但是并没有把南京作为真正的统治中心。到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才真正在这里建都，改称中都。
此后，元明清三个朝代，也都相继建都于此，其间虽有暂时的中断，但在北京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金中都城是因袭辽城旧址而扩建的
，元朝初年另筑新城，叫做大都。明朝初年再加改造，正式命名北京，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内城。中叶以后更筑外城，最后完成了今日北京内外城凸字形的轮廓。清朝一代完全因袭明城，没有改变（图4）。
图4 金元明北京城址变迁示意图
北京建都之后，历金元明清四朝，城址虽有迁移，对于增辟水源却存在着共同的要求。首先是为了配合都市设计、辟治苑林，不得不寻求水源；其次为了开凿河道、运输漕粮，更不得不寻求水源。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封建大帝国的统治中心的要求，而农田的灌溉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这其间水源开发的经过，极其复杂，有分别讨论的必要。
1．宫苑流水的导引
金中都城是在北京早期的城址上所建立起来的最为壮丽的一座大城，
1150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动工扩建，在扩建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是都城以内开辟宫廷苑林的用水。在我国的城市建筑史上，历代封建帝都的设计，宫苑布置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宫苑必须具有美丽的风景，而构成美丽风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水。例如在汉唐长安与隋唐洛阳城的设计中，都曾大量引用流水点缀宫苑，其中尤以唐长安城最为典型。在封建帝都的设计上宫苑流水的导引既已成为一种传统，因而被导引的水流也就逐渐获得了固定的名称，如金水河太液池一类名称不但见于元明以来的北京城，而且见于古代帝王的都城。
金朝的统治者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部族，事事仿效汉族制度，都城的设计也不例外。
当时为了解决宫苑用水，就在扩建旧城时，把原在西郊一条名叫洗马沟的小河，有计划地圈入城内，并且流贯皇城西部，造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苑林区，名叫同乐园，又称西华潭或鱼藻池，也就是中都城中的太液池。
下游流经皇城南面正门（宣阳门）前龙津桥下，斜穿出城，流为南护城河（参看图5）。南护城河西段，别有水源，出中都城西南近郊流泉，
傍中都南墙东注，即今凉水河之上源。
洗马沟的上源，古称西湖，《水经注》中有很好的一段描写说：
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
这里所说“侧城南门东注”者，所指是北魏时蓟城的南门，至金则已包在中都城内。洗马沟的上源既然早已成为蓟城西郊的一个名胜，那么它的下游被圈入宫苑也是很自然的。其后元朝改建大都城，这一带地方又成郊外，演变至今，虽已历六百余年，但是旧日河湖痕迹，也还依稀可见。以地理位置推求，古时西湖即是今之莲花池，由莲花池东南流之小河，即是古之洗马沟，不过其下游已被导入今日外城西护城河，
与今日之凉水河不复相通。今环城铁路广安门车站以西有一带浅湖，当即金皇城内之西华潭遗迹。为易于了解起见，作今昔比较图如下（图5）。
图5 金中都城宫苑水道及其遗迹意想图
2．近郊运河的开凿
宫苑用水，数量有限，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为了开凿运河，如何寻求水源，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首都运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敛全国农田赋税中一部分食粮，集中到都城，用以供应封建帝王的挥霍及其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的开支，这就叫做漕运。其次才是各种货物的运输，主要也是供给都城的消费。金朝在中国的统治虽只限于淮河秦岭以北的部分地区，但还是想尽了办法把华北大平原北部的粮食，经由今卫河、滏阳、滹沱、子牙、大清诸河，汇集到当时的海滨，然后再遵白河（当时称潞水），逆流而上，输送到通州。
每年漕粮的数字，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不由水运，实在很难完成运输的任务。沿途漕河都是利用天然河道，只是从通州西至中都，约二十五公里，不得不开凿人工运河。中都城平均海拔高出通州约二十公尺（图1），因此、潞河之水不能西引，必须在中都城一端寻找水源，才能顺地形高下流至通州以接潞水。但是中都附近缺乏足够的水源，这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根据前人开凿车箱渠的经验，中都以西的卢沟河（古漯水金称卢沟河）虽然可以导引，但是由于工程技术的限制，却也有很大困难，而且容易导致水灾。金初可能是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因此在最初并没有引用卢沟河水，只是引用高梁河水，凿渠东下，直至通州，注入潞水。但是高梁河原是一条小河，水量有限，不得不增补水源。大约就在这时开始考虑到高梁河上源西北大约七八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平地崛起，山麓有泉，潴为小湖。湖西一公里半又有玉泉山诸泉，其下游一支，亦来相汇。元时这座小山叫做甕山，就是今日的万寿山；山麓小湖，叫做甕山泊，就是今日昆明湖的前身。
以地形推测，那时小湖的下游，当有一条小河，径向东北，合今万泉庄北来之水，流注清河。这条小河与高梁河上源之间，有一带高地，可以叫做“海淀台地”,
地形微微隆起，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一小分水岭。或许就在这时第一次用人工打开了这个小分水岭，导引小湖之水，转而南流（图6），合高梁河，同注于运河，以至通州。但是由于地形比降甚大，因此沿河设闸八座，以节流水，因此又称闸河。
此外，也可能即在这同一时期，高梁河上游另分一支，经由人工开凿之引水渠，注入中都城之北护城河，
然后把北护城河稍须向东引长，以与闸河相接。这样，通州粮船，便可直达城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高梁河的下游，从此断流（图7）。
图6 金甕山泊水道变迁图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的就是中都城的东北郊外，相去约二三公里，原有一片低洼地带，为高梁河水所灌注，形成一片浅湖，后经人工改造，遂成为近郊一风景区。公元1179年（金世宗大定十九年）起，金朝的统治者在这里营建大宁离宫，
扩大湖泊面积，并以濬湖之土，筑为琼华岛，
这就是今日北京城内北海公园的前身。大宁宫的营建和日后元朝大都城的奠址大有关系，下文再讲。
金初导西北诸泉东南流注高梁河，是北京近郊河流水系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终因流量有限，闸河难免浅滞。
由通州至中都，虽只四五十里，船行动须十余日，
有时且不得不兼用陆輓。
由于上述原因，故金朝一代又有重开卢沟河水源的意见。《金史·河渠志》曰：
世宗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民夫……。
时值山东岁饥，议而未行。转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
这就是后日所谓金口河。但是动工的结果，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原因，《金史·河渠志》也说得十分明白：
……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到了最后，卢沟河水既不可用，旧闸河又不畅通，结果只好依靠陆运。
所以终金一代，运河水源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综合以上讨论，草拟中都近郊河渠水道图（图7）。
1．新城的奠址与水道的关系
公元1215年（蒙古太祖十年）蒙古人攻破中都，皇城宫阙，为兵火所毁。
此后又半世纪，忽必烈即帝位后，才决定从蒙古高原上迁都到这里，并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外，另筑新城，这就是大都城。
大都城的建筑说明了北京的城址已经从莲花池的下游转移到高梁河上来。这一转移，为宫苑给水获得了更为良好的条件。远在十二世纪后半，金朝的统治者已经利用高梁河水所灌注的一片湖泊作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大宁离宫，已如上述，现在忽必烈又选择了大宁离宫作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崭新的大都城。大宁离宫中这一片湖泊，可能就在这时又经过进一步的开挑，逐渐接近了今日北海与中海的形势，
并且获得了太液池的名称。大都城的宫殿，就分布在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周围绕以萧墙，这就是旧日所谓皇城。皇城以外，再建大城，从此高梁河的中游就圈入了城中。
图7 金中都城近郊河渠水道图
还在金朝初年，今日万寿山山麓的流泉，兼有玉泉山诸泉下游的一支，就已经被导入高梁河的上源，流入闸河，已见上文。现在这条水道仍被保留下来，专作漕粮的运输，这在下文还要细讲，此不多赘。这里应当说明的就是皇城以内太液池的水源，如何解决。本来这也是高梁河所灌注，不过现在这一片湖泊已在宫禁之内，给水的情形也就与前不同了。根据所获得的一些片段记载，可以推断从大都初建时起，玉泉山诸泉之水就经过专辟的渠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引入城中，
流注宫苑，注入太液池，其下游绕出宫禁前方以与运河相会，名曰金水河。现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前有“外金水河”，即是旧制的蜕余。但是金水河上游入城之道，湮废已久，故迹难寻，现在只有玉泉山前一段，尚保留有“金河”的名称，其下游在昆明湖以南，已与长河（玉河）汇流（见图11）。但在元朝，金水河一直是独流入城，不得与他水相混。在遇有其他水道的地方，都要架槽引水，横过其上，名为“跨河跳槽”
，而且“金水河濯手有禁”
，悬为明令。这一切都在说明从元朝初年起，玉泉山诸泉之水，已为皇家宫苑所独专。
2．新水源的开发与旧闸河的改造
大都宫苑用水的问题既已交代清楚，其次就应该来研究运河水源的问题了。
忽必烈灭了南宋，占领了全中国，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了金朝，而大都城对于漕粮的依赖，也已数倍于中都。元朝不但积极开辟南北大运河，而且还大力发展海运。无论河运或海运的漕粮，都是先到通州，再转输京师。
还在大都未建之前，当时杰出的水利工程家郭守敬，就曾建议引用玉泉山水以通漕：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公〔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钱六万缗。
但是这个计划，未得实现，因为五年以后新建大都城，玉泉山水已专为宫苑之用。因此，要想引水济漕，还必须另寻水源。
在水源未得解决之前，从通州到大都的漕粮，只好陆运，但是劳费甚大，郭守敬说每年僦车费达六万缗，《元史》本传也曾记道：
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
因此，恢复河运，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一直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才又第二次建议，另用昌平白浮泉水，引入旧闸河以济漕运，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甕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流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不但说明了引水的来源和经过的路线（图8），而且说明了建立水闸和设置斗门的作用。这样的水闸和斗门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船闸，既可节水，又便于行舟，这是很可注意的。
图8 元白浮泉渠道图
守敬这次建议不但实现了，而且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效果。1292年河道告成，粮船可从通州以南高丽庄经闸河径入都城，一直停泊在积水潭，史文有“舳舻蔽水”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为此，这条闸河被命名为“通惠”,
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图9）。
图9 元大都城通惠河源流图
但是通惠河的上源，自白浮泉以下以至甕山泊，这一段很难维持长久。原因是这一段引水渠道与西山大致平行，每当雨季，山洪暴发，引水渠道，必为所毁。元朝虽然设有专官修守，但由于工程技术的限制，也未能克服山洪的威胁。因此，终元一代，通惠河的运输，仍难免遭到水源不足的困难。
3．恢复旧水源的努力
最后还须讲到在大都尚未建成之前，因郭守敬的建议，还曾一度恢复了金口河，
主要的不是为济漕，而是为运送西山的木材与石料，以供应都城的建设。
但是后来因为水灾的威胁，又把它堵塞了。
到了元朝末叶，大概由于通惠河水源不畅，因此又有重开金口引浑河（即金之卢沟河）济漕的议论。首先是在1330年（文宗至顺元年）行都水监郭道寿有此主张，但是经过工部等负责部门实地勘查之后，以为不可，
未有动工。此后又十二年（1342、顺帝至正二年），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再度上疏，不但主张重开金口，而且建议自大都以下，别开新河，其言曰：
……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即潞水或运河〕，接引海漕，至大都城内输纳。
当时廷臣以为不可，但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坚持执行，两月工毕，结果用力虽大，却是徒劳无功，孛罗帖木儿与傅佐还因此得罪伏诛。关于其失败的情况，《元史·河渠志》有如下的记载：
……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重，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
这次开河虽不成功，却留下了一条显明的河床痕迹。在西郊，这就是石景山以东、八宝山以北的旱河，当地人民讹称为金钩河（应是金口河），这一段河道实际上就是古代车箱渠的延续。在东郊、从今外城东南角、经十里河至通州以南大高丽庄，也有旱河一道，在近高丽庄处，当地人民称之为萧太后河，
实际上也就是元朝末年所开金口新河的下游。只有中间一段，正当今日外城东部，由于明朝中叶以来民居市井日益繁盛，河道旧迹遂逐渐湮废。但是根据外城未筑以前（1553年以前）的明人记载，还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求出当时河道，乃是从今正阳门以东水关附近，转而南下，经由天坛以北三里河更东南行，由左安门东出城，以接十里河之旧河床。
明朝初年还曾利用过这条河流排泄过护城河内过涨之水。
以情理推测，这段河道在今正阳门水关以内，还应该向北延长约半公里余，以与通惠河相接。这样，按照当时的计划，就可使粮船直入京城（图9）。
在近郊水源的开发上，元朝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凡所经营，多是创举，小者如金水河的分流，运石大河的利用；大者如白浮泉的导引以及金口新河的开凿。无论成功或失败，总起来讲，在开发水源的努力上，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统治时期的最高峰。
1．明北京城的改造与水道的变迁
公元1368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明兵入大都，元亡。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大都改称北平。其后皇子朱棣受封为燕王，驻守北平。公元1402年（惠帝建文四年），朱棣兵破南京，夺得统治权，次年（1403年、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北京得名之始。1420年（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初既不建都北京，对于水源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在正式迁都之后，问题就又发生了。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即自1368至1420前后五十多年之间，北京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先是在明兵初入大都的时候，为易于防守起见，曾将大城北墙，南移二公里半，
到了1419年正式迁都之前，又把大城南墙向南扩展了半公里有余，也就是从现在东西长安街一条线上迁移到内城南墙的现址，但对河道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大城的改建而是皇城的改建。在明成祖建都之前，曾经大兴土木，修建北京宫阙，同时还把元朝的皇城（萧墙），向东西南三面，各自开拓了一些距离，
其结果，原来是绕经旧日皇城东北及正东一面的运河，竟被圈入城中，粮船从此就再没有入城的可能了。现在把元明两代城址变迁与河道之间的相对位置，作图以资比较（图10）。在这幅比较图中还应注意的，就是元朝从玉泉山独流入太液池的金水河已经废弃，
其来源专靠什刹海的分流。同时太液池加凿南海，遂有三海之称。从北海分流之水，绕经景山之西，注入紫禁城的护城河，并从护城河的西北隅引入紫禁城内，沿西墙而南，出太和门之前，转入护城河的东南隅，这叫做内金水河，以与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相对称。对紫禁城来说，内金水河的开凿，还不只是为了点缀宫廷，更重要的乃是为了排泄暴雨，并为扑救火灾供给水源。
从南海分流之水，穿过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经天安门前、在御河桥附近注入运河，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外金水河。这种情况，经过清朝相沿至今，没有改变。
此外，元朝由丽正门（南面正门）左东南流的运河，因明城南墙外移的结果，也被包入城中，遂渐湮废。今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原当运河北岸，因此亦成由西北斜向东南的形势。不久以前还存在的内城东南隅的泡子河，则是旧日运河的残迹。
图10 元明城址变迁与河道相对位置比较图
2．明北京城水源的枯竭
明朝北京城内的河道不但有了改变，近郊的水源也与元朝大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白浮断流，
水源枯竭，金水河上游因此弃而不用，玉泉山水汇注西湖景（或称西湖，即元甕山泊）后，由白浮下游旧道入德胜门水关，至什刹海，一支经西不压桥流注三海，一支经后门桥流为通惠河。这样，明朝北京城的宫苑给水，与城郊运河同出一源，并合为一流，这与金元情况，迥不相同，却为后日相沿，再无改变，一直到今天。
早在1407年（永乐五年），北京尚未正式建都之前，当事者曾奏请疏濬白浮渠道，
可见元时旧迹尚未全湮。不过当时引水的目的，不在漕运，而是为了利用通惠河运输建筑木材。因为当时北京为了准备建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所需大木，多半采自长江上游，经过南北大运河，浮运到京，
此外别无更为便捷的来路。
北京正式建都之后，才又发生漕运的问题。但是由于水源的枯竭，通惠河不能行舟，而且日就湮塞。因此，从通州以南张家湾运河码头到京师，主要全靠陆运，所费不赀。
一直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7）才又有重濬通惠河的建议。1470年（成化六年）漕运总兵都督杨茂上疏说：
……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闸尚存，永乐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
转年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经过实地勘查之后，认为白浮泉水既不可引，运河一段也已圈在皇城之中，粮船不能进城，建议专用玉泉山诸泉之水，以为通惠河（当时亦称大通河）之上源，并利用城濠通漕，以便近仓交纳。
1479年（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再议疏濬通惠河。
众议所归，遂即动工，转年告成。但因水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宪宗实录》所记如下：
……八月浚通惠河，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津河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觔，闸板椿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炭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漕舟稍通，都人聚观。是河之源，在元时引昌平县之三泉，俱不深广，今三泉俱有故难引，独引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按另半入太液池〕，河制窄狭，漕舟首尾相衔，仅数十艘而已。舟无停泊处，河多沙，水易淤，不踰二载，而浅涩如旧，舟不复通。
此后，正德年间（1506—1521），又两次挑濬，亦未成功。
最后，1527年（嘉靖六年）巡仓御史吴仲又请重濬通惠河，经户部侍郎王軏等会勘结果，建议通惠河不自张家湾而别由通州城北入白河。转年完工，
这就是今日通州城北的运河故道。实际上，这次疏濬通惠河，也只是开挑了局部河道，对于全河的通航，并没有很大帮助。
终明一代，屡次疏濬通惠河，屡次失败，最后产生了一种消极看法，以为天然地势所限，非人力所能为功，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桂萼的奏议，可为代表：
盖京师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桥下视通州，势若建瓴，而强为之，未免有害，非徒无益而已。
这是典型的失败论者。通惠河地形比降较大，这是事实，但明人疏濬不能成功，主要的还是因为水源的缺乏。不从开源着想，只从疏导下游用力，不能奏效，原是理所当然的。
3．清北京城近郊水源的整理
清北京城的渠道，大体沿用明旧，问题所在，仍以如何运输漕粮为最重要。康熙年间（1162—1722）仍利用通惠河，并疏濬东护城河，引东便门外大通桥下运艘，直达朝阳门与东直门
，但水源不足也还是可以想像的。特别是这时城西北郊海淀一带，皇家及贵族园林，如畅春园、圆明园等先后并起，导引流泉，濬治湖泊，成了一时风气（参看图11）。水的来源，除去万泉庄北流之水而外，也还要依赖玉泉山与西湖的水源
，因此，通惠河上游不只是来源未辟，而且是日益分流。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为了更进一步增辟西北郊的苑林，并积极解决济漕用水，遂在西北郊山麓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水源的工作。首先是利用甕山地形，建置苑林；其次，为增加苑林风景又把甕山南麓的西湖，大加开濬，加筑东堤，拦蓄玉泉山东流之水，形成一片水面汪洋。这起造苑林的甕山改名叫做万寿山；扩大了的湖泊，改名叫做昆明湖。这样，在方圆数公里之内，兼而有湖山之胜，形成了北京近郊一个著名的风景中心。同时这个湖泊，经过如此改造之后，坚固而高峻的东堤，起了拦水大坝的作用，使玉泉山东流之水，逐渐储满昆明湖中，从而提高了昆明湖的水位，并在湖的南端放水入长河的地方修建水闸，调节流量，有效地保证了通惠河上游的供水源源不绝，同时还可分一部分流水以便在海淀附近可以辟治更多的苑林。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之后，昆明湖表面上形成了一个优美的风景中心，而实际上却起了作为北京城水库的作用。在北京城都市发展过程里，为了解决水源问题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人工水库的设计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新的成就，标志着开辟水源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规模虽然不大，却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图11）。
还必须提到的：即在修筑昆明湖水库的同时，又把西山卧佛寺与碧云寺附近的流泉分别用石凿水槽导引至山下四王府以南广润庙的一个石砌的方池之内（庙即为引水石槽而建），然后再由方池引水东流，直达玉泉山，与山麓诸水合流，同注昆明湖。石槽相接，东西约长五公里。自广润庙以下，因地形逐渐降低，所以又把石槽修筑在一带长墙之上
，其下留置门道，以便南北行人。但是石渠傍山麓而行，很容易为山洪冲决，因此又开凿了排洪水道，从卧佛寺与碧云寺之间，疏泄山水，一支经广润庙东北行，由玉泉山北注入清河上游，名为东北泄水河。又一支经广润庙西，斜向东南，由钓鱼台前湖（古称玉渊潭），南下东转，注入西护城河，名为东南泄水河。自卧佛寺以下之引水石槽与自碧云寺以下之引水石槽，在未相会流之前，都分别架桥横渡东北与东南两泄水河，这就是所谓“跨河跳槽”之制。
这样，不只引水石槽得到保护，附近农田也避免了水灾的威胁（图11）。
图11 清中叶昆明湖及附近水道略图（淑春园故址即今北京大学校园之一部）
总之，清朝一代既没有重开金口以引永定河，也没有修筑长堤远导白浮泉，只是把近郊水源加以整理，并导引附近山泉，使涓滴之水，都为济漕通运之用。劳费不大，效果却很显著。
明清两朝对于北京近郊水源的开发，至此达于极点。
近百年来，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以及后来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北京城的水源不但没有新的整理，而且遭受了不断的破坏。
1860年（咸丰十年）及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外国侵略者的军队，两次进占北京城，杀烧掳掠，无所不为。同时还先后放火焚毁了圆明园和附近诸园，把清初二百年间大力经营的西郊苑林，化为一片废墟。大约就在这时，从西山卧佛寺与碧云寺引水到玉泉山的石渠，也被破坏。
乾隆时刚刚加以整理的近郊水源，很快就受到了摧残。尤其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社会经济起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收制度也不得不相应改变，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停漕改折。1900年南北漕粮完全停运，两千年来——特别是北京建都以来——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经济命脉而被逐步建立起来并完整化了的漕运制度，从此变成了历史上的陈迹。由此而引起的，在全国是南北大运河的废堕，在北京是地上水来源的日益枯竭。因为漕运制度一旦废除，近郊水道再无专人修守。从清朝末叶，中间经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一直到解放前夕，先后数十年间，城郊内外河道淤垫，闸坝废毁，堤岸坍塌，湖泊淤浅……北京城的日益没落，十分具体而显明地反映在城郊水道的破坏上。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得到根本改变。
在总结过去一千七百年间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水源开发的问题上，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加以讨论：（1）引用永定河的企图；（2）远导昌平白浮泉的尝试；（3）昆明湖水库的修筑。三者有先后相承的关系，这就是说：最初是企图引用永定河，永定河的引用既归失败，又尝试着从“北京湾”内昌平泉水的导引上想办法。最后昌平泉水的导引也遇到了困难，这才修筑了昆明湖水库。昆明湖水库的修筑，如在上文中所说，已经把开辟水源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初企图引用永定河是很自然的。永定河去城不远，地形又较城址为高，开渠引水，原是可以希望顺流而下的。但是永定河的流量极不稳定，充分反映了华北降雨量的特性，不只是年与年之间的变率很大，就是一年之间降雨量也常常是集中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因此永定河流量的变化，也正如奇峰突兀，来去无常。
洪水暴涨，可以泛滥为灾；偶遇天旱，又几乎是举足可涉。在这种情况下，开渠引水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要保证流量，就无法做到。加之永定河含沙量极大，虽黄河亦难与比拟。
因此开渠引水，渠道又极易为泥沙卵石所淤垫。
在封建统治时期，既不具备根治永定河的社会条件，又受到了工程技术上的极大限制。因此，自古以来引用永定河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解放以来官厅水库的修建，已经开始了根治永定河的第一步，同时并在沿河流域开始广泛的水土保持工作，以防止土壤的侵蚀和泥沙的下行，这样就为解决首都用水创造了前提。现在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由永定河引水的初步设计，这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应该看作是一千七百年来企图从永定河引水以解决北京水源问题的继续努力，也是最后的胜利和成功。它将标志着首都地理环境的改造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是只靠永定河还不能全部解决未来首都的用水，元初郭守敬远从昌平引水的计划，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在郭守敬的引水计划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充分掌握了“北京湾”西部微小地形的变化，因此他并没有把昌平白浮泉的水自西北而东南沿一条直线引向大都，相反的他却首先把水引而向西，然后再沿西山山麓南转，经由甕山泊注入大都城，山麓诸泉以及南北沙河的上源，都被截流南下。当时所以绕行偌大一个圈子，完全是为了利用天然地形的陂度，因为白浮泉的海拔约六十公尺左右，仅仅高出大都城平均海拔十余公尺，如果由白浮泉采取直线引水向东南入大都，其间所经沙河与清河河谷的高度还都不足四十公尺，也就是说还在大都城的平均海拔以下，因此白浮泉水一旦引入沙河或清河，势必顺流东下，不可能再引入大都。郭守敬所采取的引水路线，虽然向西绕行了一个圈子，却正好保持了渠道陂度在海拔五十公尺以上的山麓地带逐渐下降的趋势，一直到入城之处，这才开始下降到海拔五十公尺以下。这条引水渠道在甕山泊以北，紧傍西山山麓南行，因为自此以东即是清河河谷的上游，其海拔高度皆在五十公尺以下，甕山泊本身也正好处于五十公尺等高线上，郭守敬远自昌平引水而一定要经过甕山，就是这个道理。
今后要从“北京湾”的北部引水入首都，其引水路线除非另有设计可以跨越沙河与清河的河谷外，还必须参考白浮堰的故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古人掌握微小地形的精确程度，不能不表示惊异。不过今后的引水，还不应当仅以白浮诸泉为限，凡是“北京湾”周边山麓的水流，无论巨细，都应当考虑在引水计划之中，其上源可以远达潮白河，同时还须结合水土保持工作，考虑在“北京湾”的北山与西山山麓，利用一切可能的地形，修筑谷坊水坝，拦蓄山洪，不仅为了保护引水渠道，同时也可以接济泉流。其中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修筑为小型水库，例如明陵盆地只要地下岩层不致漏水，就可以改造为一个理想的水库，其面积可大至十余倍于今日之昆明湖而仍不致浸及明十三陵。
这一水库不只是拦蓄山洪，而且有泉水灌注，
可以补给引水渠的流量，同时还将大为增加明陵区的风景，因此这是可以作为多目标的工程而进行设计的。总之，沿“北京湾”周边山麓导引水流的计划，六百六十多年以前郭守敬虽已开其端倪，但由于工程技术的限制，规模不大，而且未能持久。现在为了更进一步地供应首都未来的用水，除了永定河的水源而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开辟“北京湾”内的水源，这是大有前途的。为此有必要建议市政当局组织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参加综合考察队，沿“北京湾”的西部与北部山麓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搜集资料，作为具体设计的根据。
最后，关于昆明湖的修筑，前已指明这是北京历史地理上所出现的第一个人工水库，到现在仍然供应着城内湖泊的用水，对于美化首都的市容，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储量有限，水源也不充足，因此早已落后于飞跃发展中的首都用水的要求。现在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引用永定河的初步设计中，仍然考虑把昆明湖作为水库，使永定河的引水量经过长约十九公里的梯形渠道（包括一公里长的隧洞）首先注入昆明湖，然后再分别引入市区。
为此，昆明湖的进一步扩大以增加蓄水量是十分必要的，何况将来还要考虑从“北京湾”的北部继续引水，如果沙河与清河河谷无法径直跨越，那么昆明湖仍然是引水必经之路，它的扩大就更加必要。如果以上考虑得以逐步实现，今日昆明湖也必将大为改观，它引水的来源，西自永定河，东北自潮白河，中途包括“北京湾”西北部的一切泉流，总汇为一，这就足以保证未来首都地上水的来源，永无匮乏。
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其特征之一就是要全面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在北京，如何胜利解决水源问题，将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关键之一。莫斯科本来也是一个地上水源缺乏的城市，但是自从长达一百二十八公里的莫斯科运河开凿以来，伏尔加河上游的巨大水量已被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遥居大陆内地的莫斯科城，现在已是五海通航的港口，这是只有在人民世纪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苏联是人民中国前进的榜样，北京也必然要走上莫斯科已经走过的道路。在水源开发的问题上，恰好也是这样。
讨论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既终，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无比壮阔而美好的远景，正待我们逐步化为现实，这是一切参加建设首都的人们所应当感觉无限兴奋和引以为无尚光荣的。
1955年2月，燕南园
（原载195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