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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租税国家，以国家社会二元化为前提。在法律性质上，国家虽与社团、公司、政党等同为法人组织，但却有别于其他团体者，在于国家赋予其自身对“征税”与“立法”的垄断权。
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提供安全与公正，故首须建立起无对价之租税体系，
以取得财源；然后再建立起法律体系，以规范及保障人民的资源分配及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拥有以公权力行使作为后盾的课税权；但课税的对象（所得、财产、营业、消费等），其处分权则归诸民间社会，使个人或团体得以自寻目标、自我决定、自由发展、自我负责。
国家者，虽论者观点各异，纵有承认其具有目的理性者，但对其目的之达成，国民并不当然负有法律上义务，不论文化传承、经济成长、社会责任或忠恕爱人等，均仅属道德伦理领域之要求。因此纳税义务人或企业所为之租税规划，完全无须顾及整体财政需求或国家当前政策，而有权针对如何减少租税负担而设计规划。
盖个人对私经济的自由性与积极性，系作为租税国家之前提要件，国家一面对此加以保障，一面借此取得税收以推展国家任务。因此，国民不但在私法上有权安排其所得与财产，在税法上亦有权借此法律上规划，以减少纳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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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此属“合法节税”之行为。
国家须先“取之于民”，而后才能“用之于民”。
因此宪法首先须对经济基本体制决断是否生产工具要收归国有，由国家自己经营（此即“所有权国家”），或仅分享其私经济收益（此即“租税国家”）；此为私有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之抉择。
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租税国家。
宪法借由基本权及法治国原理所保障之私有经济体制，其存在有赖国家财政需求由税收供应，不必牺牲经济自由，故纳税义务为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体制之代价。
可是另一方面，租税之征收，其本身即隐含扼杀个人自由之危险，20世纪末各国租税负担急遽上升。私人或企业的任何经济决策，税赋之考量均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宪法所保障之一切经济自由，如将租税效果纳入计算后，则均不免逊色，盖公权力借由税课行为而无孔不入，成为法治国家不设防之侧翼。
如不实时加以防阻，则宪法所保障之自由与权利，亦终将失其意义。此种情形，对不以收入为目的之公课最为显著。盖公权力借由管制诱导性公课为工具，往往得以间接达到限制经济自由的目的。
反之，纳税人滥用经济自由以减免租税负担，在私法当事人间并无显失均衡之虞，公权力自不宜轻言介入干涉当事人的私法关系。但在税法，由于租税系无对待给付的法定债之关系，租税负担之正当性，只能从负担的平等性得之。
由于税法对法律事实之评价，多由可税性——亦即由负担能力加以考量，故对租税规避行为应不容其得逞，否则“量能课税”的要求即流于空谈，甚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亦将因此受到扭曲。鉴于企业规模日益扩展，跨国公司、国际交易盛行，脱法避税之安排层出不穷，面对此种时代之挑战，宪法理应作出响应。因为租税负担应如何分配之事，不仅是立法多数抉择之问题，而是由宪法所描绘整个税制之价值体系问题。
税法不能单单视为宪法之具体化与适用，解决税法学上所有重要问题之钥匙是无法从宪法学者手中取走。
但在我们回到宪法讨论之前，先回顾税法与民法分分合合之历史，以有助我们对问题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