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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者，乃面对时代的挑战，所为之响应。
各国宪法中有关基本权规定，无非是对其不公不义之历史经验所为响应。以德国《基本法》为例，其基本权之规定乃基于纳粹时代经验所作之反应。德国《基本法》中其他规定，大多源于魏玛时代惨痛之民主经验。
至于各国宪法法院之判决，则不外对该时代之各种具体挑战一步一步地作出适当响应。是以吾人对宪法法院之判决，不宜单独观察，惟有按时间之前后，置之于历史间架中，透过时代精神处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之体会，
始能对其承继与开拓，得到更具体而真切的历史性理解。也只有从这个视角，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近年来的解释，才可看出从威权到民主的过渡时期，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困境，逐步作出响应与开展，逐渐形成“凡人民受公权力不法侵害者均应有法律救济途径原则”
、“公务员之基本权利保障原则”
以及建立合于“宪法”体制的“国会”制度
，凡此亦仅例示其一二而已。
新的时代面对着崭新的问题，崭新的挑战。旧的挑战，未必能完全渡过，但一个实质意义的“宪政国家”必须有能力响应新的挑战。今天我们所站历史的转折点有二，一为历年稳健政策下财政盈余，累积世界最多外汇存底的“债权国”，在最近几年内，即将急遽转换为债务缠身的“债务国”
；二为从“全国”一心一德追求经济成长的现代化过程，过渡到社会分配不均，亟须透过多元化重建再塑社会正义的艰苦历程。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此一一论述；但“宪法”须对这些挑战作出适当响应，由于“宪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限界，同时对不同法律期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本文即以租税规避现象，用以阐明此种功能，并期待大法官会议改制后，能面对时代新挑战，逐步作出具体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