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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与私法往往有互相重叠交错之处，因二者规范之对象，均为所得与财产。私法乃在规范所得与财产如何取得、转让、互易、管理、使用、收益、改良；私法就事实上物之支配借由法律行为赋予其法律效果。税法则就所得之取得，使用与财产之持有，国家就其中经济成果之一部分参与分配。
一、财产权保障作为协调规范
税法与私法对所得与财产，虽然观察角度不同，但具有相同规范准则。此一相同之准则，即在宪法规范下之现行法体系。所得与财产即宪法上之财产权。宪法规定财产权保障，此一规范具有法律之最高位阶性之拘束力，而同时为私法与税法之指导原理。国家财源因有税法规定，而有着落，此乃成为所得与财产得以私有使用收益之前提条件。盖国家因有税收，不必建立庞大的国有财产或国有企业体系，亦即不必自行拥有得以使用收益之财产权。私法则实现并具体化宪法上财产权保障。税法与私法，不论起源或成立依据上，均为具体化“宪法”第15条之财产权保障，故该条宪法规定系税法和民法之协调规范。
税法与宪法之财产权保障关系密切，此于今日已普遍获得承认。但宪法上财产权保障，非保障财产权之现状保持，而系对财产之使用、收益、处分自由权利，加以保障。私法财产权之所有权人所期待者，系对财产权之支配自由，得到宪法之保障，对金钱所有权，所有权人保有如何花费之自由决定权；对动产不动产，所有权人则享有自由使用之决定权。具有交易价值之财产，系受财产权保障之对象，同时也是课税对象。由于私有财产受到“宪法”保障，故汽车工人在汽车厂工作所取得之报酬，不论是薪水（金钱）或实物（汽车）；对汽车商而言，不论每交易百辆车抽取7辆，或抽取7%之货物税，亦不问其交易是买卖或交易。“宪法”第15条对以上各案例，均保障其处分自由与契约自由，同时适度地对财产权之增产或交易之增值，加以课税之干预。
台湾地区“宪法”第15条虽未如同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对所有权保障之后，同时直接附以有利公共利益的社会条款
，但“宪法”第22条则规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保障。”此虽仅言其他自由及权利，惟毋宁为列举之后之概括规定，其不能妨害公共利益者，自应包括第15条之财产权的行使，是以《民法》第184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此为“宪法”第22条之当然结果。故“宪法”第15条保障财产自由权的同时，课财产权予负担，二者同时表现在民法与税法，所根据者均为“宪法”第23条，人民之自由与权利，得因公共利益之必要而以法律限制之。对财产自由权加以限制之法律，可为税法，亦可为民法。民法对财产自由权加以具体化，同时亦加以若干限制。税法则为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而对私经济自发结果课以负担。对私有财产之收益与交易价值，国家借由税课加以分享，此乃私有财产秩序中不可避免之部分。因国家之财政需求需赖私有财产权人来分担，使国家无需自为经营财产，将税源——财产权长期保留在私人手中。其前提即为税法之存在，其存在使私有财产权保障得以实现。宪法上要求之所有权保障，进一步要求排除“所有权国家”
65，有收益能力及消费能力之财产权，应予“非国家化”，此乃国家社会二元化之结果。
私法自治下所有权自由原则与税捐负担并非对立物，而系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所必然的两个结果。
二、财产权自由之界限即为租税规划之界限
宪法将法律行为自由与课税对象之法律行为效果二者相连结，亦以“常规”之法律行为型态，结合法律行为之目的与法律为手段。手段为所有权人法律行为自由，目的为所有权之变动。税法所关心者为所有权变动，而赋予其税法上效果，但对宪法所保障之私有财产自由权，不加以限制。
（一）私法作为租税规划之界限
租税规划的第一个界限，即私法及与其相关之行政法上，对所有权自由所为之限制。私法具体化宪法上财产权自由，对私法自治之行为偏好亦加以限制，例如物权行为、亲属继承行为或公司类型组织、票据行为，均受法定原则拘束，所有权自由因此受有限制；行政法上更进一步限制土地房屋所有者之自由，例如建筑法、都市计划法、营业法规。除以上限制外，所有权得依其偏好自由行使，此偏好当然亦包括减轻纳税负担之意愿在内。例如地方税，如各地方有不同的课税对象、税率或税捐优惠措施，企业家在选择营业所在地时，自可将租税效果考虑在内，而为合法之租税规划，在私法上亦有权选择有利其租税负担之法律行为或事实。在考虑事实与法律行为选择上，纳税义务人的主观动机并非税法所关怀的对象，国家亦无法期待纳税义务人在动机上培养多纳税意愿，又基于财产权自由之保障，亦不能追问行为之动机。
（二）租税之法律安排作为财产之法律安排
立法者赋予纳税义务人私法与行政法上行为处分权，并以纳税义务限制其财产权自由，同时纳税义务人亦有权回避课税要件之适用；但立法者并未对纳税义务人恣意所选择之法律型态，脱离常规而仍应赋予其所意欲发生之租税效果。财产权人借由私法之形式变更财产状态（所得发生、使用、财产之持有），但未导致财产发生事实上变更，此系利用财产权自由之行使，非变动对财产之支配权，而是用以规避租税者，自非税法得以承认。
财产权人由于对现行税法之理解，在其边际案件尽可能寻求最大可能之租税节省，此并非租税规避，因其财产权变动并非税法所掌握者。权利滥用问题，关键在于与事实不相一致之法律外型，而课税要件中关系重大者，不能完全根据私法型态，而须按经济现实加以考察。因此，滥用私法上形成权利的问题，并非是私法上财产权人行使财产权自由问题，而是在税法实务上，当事人采用私法上法律事实当作课税之表征，此一税法上重要结果，应如何加以推估之证据评价问题。在常规之法律事实选择，依常规结果予以评价；对非常规交易而以规避租税为主要目的者，则应就事实加以认定，或依常规予以推估课税，而不拘泥于私法上标志。
（三）平等原则在财产权法上之阐明
宪法上财产权保障，用以协调税法与民法，对滥用法律型态者，亦有历史之依据。按纳税义务既属无对价给付，其正当性取决于吾人相信，与吾人纳税能力相当者，亦负担相同之税负，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同之地位。税法应受宪法财产权保障与限制拘束，即为负担平等原则之具体化。
宪法对民法与税法要求置于统一之法秩序之下，而以财产权保障在民法与税法有不同之评价，宪法赋予私法具体化财产权自由之实现；所期待于税法者，则对财产权之收益，按其负担能力，平等地由国家分享，此种私法与税法间之区别，在税法解释时，自应要求作合宪解释之管制。
固然平等原则之适用，仍无法避免过度税课之危险，盖立法上无法对税课之上限加以定义。由于宪法所保障之财产权，将财产所有权保留于私人手中（私有财产权体制），仅对其收益部分，国家借税课而参与分配。换言之，须在租税客体之私用性与税源保持下
，始有课税之余地。“宪法”第15条财产权自由之保障，依第23条在公共利益所必要之范围内，得依法律限制之。故财产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上非神圣不可侵犯，而在社会福利国家理念之下，国家得基于“公共利益”，保有限制之权力
，在此种限制之社会立法下，财产权之自由使用负有社会义务（“宪法”第145条、《民法》第148条第1项参照），而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之进展，此种税法日益增加，同时纳税之义务亦随之加重。此种所有权所附带的社会义务，主要者即为纳税义务。税课阶段依财产权表现型态，及其所受宪法保障之程度不同，可区分为：财产权之取得、财产之持有、财产权之使用三阶段，相应于此三阶段而有所得税、财产税与消费税。
原则上，国家只对于私有财产权之收益的两种表现指针：所得与消费，加以课税，作为收益之参与分配；仅例外地对静态之财产权单纯持有，课以轻度之税（如地价税、房屋税）。按所有权社会化具体结果，包括对所有权人之自由加予法律限制，亦包括纳税义务人依自己意愿，进行非常规之财产安排，从而偏离社会对该类型，得依常规方式行使之纳税期待，故租税规避之一般防杜条款，乃税法之立法者，依该类型授权执法者就社会所期待之常规型态课税。但此种一般防杜条款，并非强制所有权人依社会标准而作为或不作为；毋宁仅于课税目的上，依社会期待之类型而课税。因此，对应有而未有之收益仍予课税（如地价税、房屋税亦不因未予使用收益，而异其税赋）；地下经济仍按实质课税；纳税义务人未尽协力义务
，得依查得资料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所得额。
此种类型化之授权，立法者有义务，对事实或推估之所有权状态，其主要特征及构成要件，予以明确定义。使纳税义务人安排其法律关系时，得以明了何者系常规交易，何者为应受社会期待或附社会义务之纳税要求。纳税义务人得以知悉其法律行为自由之范围，及其税赋安排之界限何在。故租税规避系权利滥用之行为，原不待法之明文，但仍以制订明确化之租税规避一般防杜条款为宜。至于重要而常发生之滥用私法自治之规避形态，诸如家族企业、关系企业、人头公司等等，仍须有特别法加以规范。
宪法之平等原则，一般均认为其内容系指相同者应予相同之待遇，不同者予以不同处置。惟世间事，诚如Radbruch所言：“完满无缺之平等，世间实无其事；平等只能从特定观点由不平等中抽离出来。无法如捡蛋般，一个个挑出来。”
73故吾人只能就上述命题加以修正，谓“平等者，主要之点相同者，予以相同待遇；主要之点不同者，依其不同程度，予以不同待遇。”“宪法”第7条所谓“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其不同不得视为主要之点。此一修正命题仍未臻确定，因其中包含四个未知数：（1）何者相同？（2）何者不同？（3）相同者如何相同处理？（4）不同者如何不同处置？故平等者（应予平等待遇），只能对现存差异
，视为非重要之点。依大法官会议释字第210号解释，以上四问题，应由立法者就法定要件特征指定，何者得以平等视之，何者不得，此等均为立法政策问题，属立法者之裁量权，而非司法者之裁量权，立法裁量权之界限。然而与宪法上价值观正义理念是否相符，量能课税即为此理念之表现。
惟正义与法安定性在个案中经常冲突，故个案中经常须加权衡，并非不正义，即予排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对平等原则发展出两种不同要求
：一般之平等要求，适用于经济社会领域，与财货之分配有关者，是否违反平等原则，端视是否经过权衡，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换言之排除专断恣意，正义在此领域，简化成权衡程序，立法者对某事予以不同待遇，其论证说理，断然不故事里，违反正义基本理念，即违反平等原则。另一种严格之平等要求，亦即少数人因政治压力，必须服从多数之政府，税法及社会福利法即其着例，应受严格平等原则之拘束，故是否违反平等原则，在税法上不能只经立法者曾加权衡即可，此不但是立法者之裁量权，更是司法者之裁量权，尤其是宪法法院之基本任务。
盖在经济社会领域，国家除保障基本安全外，应尽可能确保机会平等。其余则让个人自由发展，包括追求不同之利益，国家原则上无权对经济财加以平均分配。福利国家如以分配正义为名，欲在经济社会领域积极作为，则需有法律依据（法律保留），而此法律须具有特别高度之正义要求。此种应受正义要求高度之拘束，适用税法与社会福利法（移转支付），国家利用此一取一予以创造社会正义，此种法律应受到严格平等原则之审查。而租税规避行为，绝非一般人所误认之合法行为；租税规避之防杜为一重要之法律问题，而非单纯之违反道德行为。
亦为宪法面对时代挑战所应为之回应。